柳宗元书法造诣与承传论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造诣论文,书法论文,柳宗元论文,承传论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中唐文学家、思想家，也是颇有造诣的书法家。关于前者，人已熟知，相关论著亦已汗牛充栋；关于后者，却知者不多，更乏深入研究。考其原因，约有两端：一是子厚文名太高，书名或为之所掩；二是其书法作品罕有传世者，世人无由睹其真貌。缘此之故，遂致精光遮蔽，谭艺有阙。本文搜检史料、梳理脉络，拟在前人基础上，择其学书经历、书友交往、论书诗作、书法渊源与承传诸端稍予论略，以期书家子厚之风貌得以有所呈现。 一、子厚早年之“工书”与书法交往 子厚早年即嗜书、识书、工书，这在他涉及书法的为数不多的几篇文章中有所透露。如《报崔黯秀才书》云： 凡人好辞工书者，皆病癖也。吾不幸蚤得二病。①据此可知，他“工书”不仅“蚤”(按：即“早”)，而且非常痴迷，宛如“病癖”。早到什么时间呢？这由两则材料可以推知： 其一，《亡姊崔氏夫人墓志盖石文》谓：“夫人……善隶书，为雅琴，以自娱乐，隐而不耀。”②这里的崔氏夫人，即嫁给崔简、卒于贞元八年(792)的子厚长姊，其特长之一是擅长隶书。而子厚自幼即与其姊“居京城西田庐中”，在“太夫人教古赋十四首，皆讽传之”③的同时，无疑也会受到长姊的书法影响。因而，他对书法特别是隶书的爱好可能在少年时代就养成了。 其二，《与吕恭论墓中石书书》云：“仆蚤好观古书，家所蓄晋魏时尺牍甚具，又二十年来，遍观长安贵人好事者所蓄，殆无遗焉。以是善知书，虽未尝见名氏，亦望而识其时也。”④该文作于元和四年(809)，据其“二十年来”一语上推，二十年前为贞元五年(789)，其时子厚十七岁，初入科举之途，次年参加省试。如此看来，至迟在试进士之前，子厚即与书法结缘，不仅有家藏“甚具”的“晋魏时尺牍”朝夕相伴，而且“遍观长安贵人好事者所蓄”之书法藏品，以至“殆无遗焉”。大概正是这样一种长期的观摩、熏陶、习练、辨识，使得年轻的子厚既善书又“善知书”，即使不知作者姓名，亦可据字之形貌定其年代。 进一步看，《与吕恭论墓中石书书》针对吕恭托人送来的一方墓石拓片，辨析指出：“今视石文，署其年曰‘永嘉’，其书则今田野人所作也。虽支离其字，犹不能近古。为其‘永’字等颇效王氏变法，皆永嘉所未有。”⑤这里，子厚将一方被视为四百多年前之“石书”指认为“今田野人所作”的赝品，其依据之一，便是石书中“永”字乃王羲之变汉魏质朴古拙为自然流美书风后之产物，而非永嘉时期(307-312)所当有。这种判断，既需要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更需要“观干剑而后识器”的眼光。孙琮《山晓阁选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一谓：“子厚可为神鉴。”⑥焦循批《柳文》卷四亦云：“非见多不能辨识也，于此文知柳子辨古之识。”⑦凡此，均见出子厚于文史、书法方面久所蓄积的素养和功力。 子厚早年既已“工书”、“善知书”，则其在永贞元年(805)遭贬离开长安前必有相应之书法交往。如所熟知，刘禹锡作为其“二十年来万事同”⑧的挚友，早在贞元九年(793)即与子厚同榜进士，此后又同于贞元十九年(803)任职御史台，并于两年后的永贞元年一起参加了王叔文领导的革新运动，其间交往甚密。更重要的是，刘禹锡也喜书善书，并作《论书》一文，力驳“书足以记姓名而已”的观点，认为书居六艺之一，既宜求工，更宜求居上品⑨。《书史会要》卷五谓禹锡“工文章，善书”⑩；卢携《临池妙诀》载其与子厚同学书于皇甫阅，一为“及门”，一为“入室”(11)，可见二人书法同出一门，旨趣相合。刘禹锡有《谢柳子厚寄叠石砚》一诗，开篇即云：“常时同砚席，寄此感离群。”(12)所谓“同砚席”，或指其自贞元九年进士试以来之共同经历，或指二人同学书法于皇甫阅之往事；所谓“感离群”，当指二人因事分离，柳赠“叠石砚”予刘，以寄离思，并寓用功书法的劝勉之意。据《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考证，此诗为“贞元十五年或稍前作”，因“禹锡贞元十六年免父丧，入杜佑徐泗、扬州幕”；而自二人同登第后，“柳丁父忧，贞元十二年方应博学宏辞科，时刘又请告东归，故有‘离群’之叹”(13)。这就是说，此诗大抵作于贞元十二年至十五年(796-799)之间。倘此一系年无误，则柳、刘早在贞元前、中期二十余岁时，便已有了在书法上的交流、切磋和砥砺。 在现存极少的相关文献中，还有一条子厚与日本留学生橘逸势交流的记载值得重视(14)。据撰于日本仁安元年(1166)之《续群书类从·橘逸势传》载：橘逸势等人“留住唐国，历访名哲，受业学之。唐中文人呼为橘秀才”(15)。这里只说橘逸势在唐时“历访名哲”，未提及与子厚的交往；而据沈曾植《海日楼札丛》卷八《日本书法》引《杂家言》谓：“日本书法，始盛于天平之代，写经笔法有绝妙者。……释空海入唐留学，就韩方明受书法，尝奉宪宗勅补唐宫壁上字。所传执笔法腕法有：一，枕腕，小字用之；二，提腕，中字用之；三，悬腕，大字用之。橘逸势传笔法于柳宗元，唐人呼为橘秀才。”(16)这便具体涉及了空海、橘逸势的师法对象，即韩方明、柳宗元。 据考，空海、橘逸势等于日本桓武天皇延历二十三年(804)三月癸卯奉敕渡海赴唐，并于是年底到达长安。而这一年为唐德宗贞元二十年，其时子厚正任监察御史里行之职，应有充分条件与橘逸势相识并交往。至于空海受法之韩方明，为子厚同时人(17)，于书法理论特别是用笔之法颇有心得，曾撰《授笔要说》，自谓“昔岁学书，专求笔法。贞元十五年授(按：当为“受”)法于东海徐公
，十七年授法于清河崔公邈”(18)。则其传授笔法于空海，当属可信。另查《新日本书道史》、《中田勇次郎著作集》之《橘逸势》、《日本书道辞典》，均记述橘逸势向柳子厚学书事，后者更引《弘法大师书流系图》谓：“橘逸势受书法于柳宗元。”(19)尽管著者对其事之准确度未下定论，但在原始资料阙如的情况下，以上文献将橘逸势学书的对象指认为柳子厚而不是其他书家，似已透出通过先后传承而延续下来的历史信息。倘若据此作一依据尚不充分之推论，则认为橘逸势、空海在居留长安的一段时间里，曾分别向柳宗元、韩方明等学习书法，而且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似大抵可得其仿佛。据成书于阳成天皇元庆三年(879)的《日本文德天皇实录》卷一载：橘逸势“犹妙隶书，宫门榜题，手迹见在”(20)。这条史料，一方面说明橘逸势隶书精湛，曾题额宫门；另一方面，也与前述文献互为补充，为橘、柳二人在书法特别是隶书一体上的交流提供了旁证，为中日书法交流史留下一段佳话。 二、子厚南贬后之书法精进与柳刘论书诗 永贞元年(805)，子厚因参与革新遭失败，被贬永州，从此在远离京城的南荒之地谪居十年。这十年中，身在逆境的子厚于品尝痛苦之余，一方面发愤为文，写出了大量哲学、文学精品，另一方面，在“舍恐惧则闲无事”(21)的日子里，自然会在书法一途上用心用力，以求精进。 需要注意的是，子厚此期的书法取向又有变化，在工于隶书的同时，兼擅章草，并逐渐以此名家。据与子厚同时稍后的赵璘《因话录》载： 元和中，柳柳州书，后生多师效，就中尤长于章草，为时所宝。湖湘以南童稚悉学其书，颇有能者。(22)这里说的“元和中”，自然是指子厚遭贬后置身永、柳二州的十余年时间；“尤长于章草”，说明子厚书体多样，而于章草最为擅长。所谓“章草”，唐·张怀瓘《书断》谓其为“隶书之捷”(23)，即由隶书之简捷写法演变而成，存隶意而草化，虽草仍具法度，字字区别，不相勾连，运笔少顿挫而多圆转，是盛行于东汉魏晋间的一种书体。宋·黄伯思《东观余论》云：“章草惟汉魏西晋人最妙，至逸少变索靖法，稍以华胜……隋智永又变此法，至唐人绝罕为之，近世遂窈然无闻。盖去古既远，妙指弗传，几至于泯绝邪!”(24)由此可知，这一书体在唐代已不受人重视，书写者甚少。然而，对于“好观古书”、“家所蓄晋魏时尺牍甚具”而又“遍观长安贵人好事者所蓄”之书法藏品的子厚来说，取法先贤而不屑与俗俯仰，既是其独特心性所致，也与他早年即善隶书、具备写章草之基础有直接关系。因而，章草便成为他在谪居生活中自娱自乐、寄托心志的主要书体。又因子厚夙具书法功底，兼有过人的悟性，积以时日，锲而不舍，自然会于此体获得令人瞩目的成就。赵璘说他的章草“为时所宝”，以致“后生多师效”、“湖湘以南童稚悉学其书”，容或有夸大处，但作为当时人观察所得的现象，似不会距实过远。 与赵璘所说相印证的，是刘禹锡《答柳子厚书》中的一段话： 禹锡白：零陵守以函置足下书爰来，屑末三幅，小章书仅千言……余吟而绎之，顾其词甚约而味渊然以长。(25)此文作于元和三年(808)，其时谪居朗州的刘禹锡收到零陵刺史崔敏函，函中附寄子厚书信及两篇新作，故禹锡有此回复。从文中表述看，子厚此信是用“小章书”即章草写成的；信笺尺幅不大(“屑末”)，共三页，却多至千言(“仅”为“多”的意思，乃唐人习惯用法)。这里看似只是对事实的描述而无优劣评判，但稍加寻绎即可发现，其中寓有阅读者对书写者的敬佩之情。因为要在寥寥三页的窄小信笺上用章草写出千言，必字小而密，且须清晰流畅，颇为不易。而推测其实际情形，应是达到了赏心悦目之效果，否则，刘禹锡是不会在给书写者本人的信中专门提及信笺之大小、页数和字数的。同时，反复体悟“吟而绎之”、觉其“甚约而味渊然以长”数语，似可感觉到，其中说的不只是词意之味，也应包含书体之味。瞿蜕园笺注刘集指出：“文中‘小章书仅千言’合之外集卷七与宗元论书法诸篇，知禹锡深服其书法之精。”(26)可谓知言。 事实上，刘禹锡对子厚“书法之精”确是深有感触，并在不同场合多有表述。现存柳、刘集中，共存二人论书诗凡八首，其中柳五首，刘三首；柳为首唱，刘为赓和。约作于元和十一年(815)，时柳刺柳州，刘刺连州，盖为二人于迁谪逆境远途传递、借习书论书以慰羁思之作。下面试将此唱和之作分三组，先就与书法相关之诗意稍作梳理，后对其疑难问题进行讨论。 第一组：柳作《殷贤戏批书后寄刘连州并示孟仑二童》：“书成欲寄庾安西，纸背应劳手自题。闻道近来诸子弟，临池寻已厌家鸡。”(27)刘作《酬柳柳州家鸡之赠》：“日日临池弄小雏，还思写论付官奴。柳家新样元和脚，且尽姜芽敛手徒。”(28) 此二诗盖为刘家子弟孟、仑二童临池习书，已不满足于刘所传示之书法样式，而转学柳书，故柳有“厌家鸡”之戏，刘有“柳家新样”之答。具体来说，柳诗首尾二句皆用庾翼、王羲之事。据载：庾翼书法少时与王羲之齐名，王后大有长进，庾颇不忿，在寄人信中说：“小儿辈贱家鸡，皆学逸少书，须吾下，当比之。”(29)在此，子厚明以书法落败于王的安西将军庾翼比禹锡，暗以技巧略高一筹的王羲之自喻，借小儿“厌家鸡”之典，不无诙谐地开起了对方的玩笑。对子厚的书法优势，刘是承认的，所以在和诗中说自己虽日日督促小儿临池学书，但毕竟有“柳家新样”摆在那里，因而便尽付小儿(姜芽敛手徒)，听凭他们的选择了(30)。 第二组：柳作《重赠二首》，其一：“闻说将雏向墨池，刘家还有异同词。如今试遣隈墙问，已道世人那得知。”(31)其二：“世上悠悠不识真，姜芽尽是捧心人。若道柳家无子弟，往年何事乞西宾。”(32)刘作《答前篇》：“小儿弄笔不能嗔，涴壁书窗且赏勤。闻彼梦熊犹未兆，女中谁是卫夫人。”(33)《答后篇》：“昔日慵工记姓名，远劳辛苦写西京。近来渐有临池兴，为报元常欲抗行。”(34) 此组承前，诗意递进。柳之二诗先借汉代刘向、刘歆父子常意见不同、相互诘难，以及王献之对其父羲之书法未必服气、每存竞胜心理事(参见《汉书·刘歆传》、《晋书·王献之传》)，喻指禹锡父子问之书法取向亦不无差异，借以回应刘诗“柳家新样”之说。继则扳转话头，谓当世识真者少，流俗尽皆随人之后捧心效颦，有如姜芽小儿，无复新创。刘诗一方面道及教习儿辈之辛苦，需赏勤罚懒，常加督促，一方面承接柳诗“西宾”之事，言及往年自己学书慵惰，如项籍所谓“书足以记姓名而已”(《史记·项羽本纪》)，曾求子厚为书《西都赋》以示范；而今习书兴趣日增，故欲奋起直追。其中以“元常”即三国书法家钟繇比柳，借王羲之所谓“我书比钟繇当抗行”之典(35)，表达欲与子厚并驾齐驱之意。 第三组：柳作《叠前》：“小学新翻墨沼波，羡君琼树散枝柯。在家弄土唯娇女，空觉庭前鸟迹多。”(36)《叠后》：“事业无成耻艺成，南宫起草旧连名。劝君火急添功用，趁取当时二妙声。”(37) 这两首柳诗为二人论书诗的尾声，刘无和作，大概戏谑之意已尽，而柳诗观点又平正通达，刘遂无异议也。从前诗看，子厚夸赞刘家学书诸子如东晋谢家子侄之“芝兰玉树”(《世说新语·言语》)，以此表达歆羡；又巧借左思“吾家有娇女……握笔利彤管”(《娇女诗》)诗意，不无自得地告诉对方：自家“娇女”也常练字，有时在庭院地面上便画将起来。后诗则从正面立论：首句“事业无成耻艺成”，既包含因政治失败导致的失落之感，也不无因“艺成”而产生的对自己书法成就的肯定；次句追叙二人在朝共事、挥翰“起草”之经历；后两句劝告对方“火急”习练，尽快提高，以获取被古人艳称为“一台二妙”之卫瓘和索靖那样的声名(38)。 通过对以上三组诗意的简略梳理，我们大致可以看出这样几个要点： 其一，在离开长安、困居南荒的十余年中，柳、刘二人坚持书法习练，既教习子女，又以诗论书，由此见出他们对书法的爱好和重视。 其二，柳、刘主要习练之书体当为章草，这由柳诗标举之“二妙”可约略推知。据《晋书·卫瓘传》载：卫瓘“学问深博，明习文艺，与尚书郎敦煌索靖俱善草书，时人号为‘一台二妙’。汉末张芝亦善草书，论者谓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39)。既然柳以善草书知名的卫、索二人为追求目标，则其偏于章草一体，自不待言。 其三，通过长期习练，子厚的书法水平不仅有了长足升进，达到“艺成”之境，而且不满流俗，多有创新，以致被刘谓为“柳家新样元和脚”。同时，从二人诗中表述和流露的语气看，刘对柳之书法成就不无赞佩，而柳也无遑多让，言辞间充满自信。 那么，什么是“元和脚”呢？ 对此，古今学人似乎都未能给出一个准确答案，但其意大抵指元和年间书体的某种新变，则是无甚异议的。据《复斋漫录》载：“‘柳家新样元和脚’，人竟不晓。高子勉举以问山谷，山谷云：‘取其字制之新。昔元丰中，晁无咎作诗文极有声，陈无己戏之曰：“闻道新词能入样，湘州红缬鄂州花。”盖湘州缬、鄂州花也。则柳家新样元和脚者，其亦此类欤？’余顷见徐仙者，效山谷书，而无己以诗寄之曰：‘蓬莱仙子补天手，笔妙诗清万世功。肯学黄家元祐脚，信知人厄匪天穷。’则知山谷之言无可疑。最后见东坡《柳氏求笔迹》诗：‘君家自有元和手，莫厌家鸡更问人。’其理虽同，但‘手’字为异。”(40)据此可知，宋人理解的“元和脚”，即是“字制之新”，或即指新变后的“捺”之笔画，盖因此笔甚像一只脚也。而所以称“元和”，亦因其新颖之故，犹如当时流行诗体之称“元和体”。至于明人杨慎认为“元和脚”是指“字变新样而脚则元和也，脚盖悬针垂露之体耳”(41)，将此“脚”视为字中“竖”画之出锋(悬针)与不出锋(垂露)者，亦可聊备一说。当然，实际情况也可能正好相反，即字为旧体而“脚”则新样，故以“元和”冠名。 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元和脚”的发明者是谁？柳集旧注云：“柳公权，元和间有书名，‘元和脚’者，指公权也。”(42)这一说法对后世不无影响，以致一些学人常将柳公权与“元和脚”联在一起，甚至谓“柳家新样”指的是柳公权书法，“元和脚”是指柳宗元书法(43)。事实是否如此呢？答案应是否定的。因为首先，刘禹锡的《酬柳柳州家鸡之赠》是写给子厚的，联系前后诸诗看，都是围绕教习子弟及刘、柳二人关于书法的今昔因缘展开，其间有特定的话语情境，而与柳公权无干。其次，柳、刘二人与柳公权素乏交往。在现存柳集、刘集中，虽存有公权之兄柳公绰的若干信息，但找不到与公权相关的资料(44)。从其各自经历看，柳公权于元和三年(808)进士及第，其后或在朝为校书郎，或在北地幕府为僚佐，直到长庆年间(821-824)因受穆宗赏识才地位渐显，书名渐高；而柳子厚、刘禹锡二人于三年前的永贞元年即已被贬离京，长期外放，既乏与柳公权交集之机缘，也因地理上的南北悬隔，未必详悉其书法成就。因而，刘在写诗给子厚的时候，不大可能将小他数岁、素少联系且其时书名未彰的柳公权作为赞扬对象。清人何焯据《因话录》所载子厚、公权书法分别知名于元和、长庆之事认为：“是子厚先擅书名于元和之证。且未有乞书于子厚而反称公权者也。注非。”(45)瞿蜕园笺证刘集亦谓：“公权以元和三年第进士，恐名位尚未甚隆，禹锡之意仍当指宗元，未必指公权。宗元与公权虽同出西眷房(据世系表)，往还似少，行径亦殊，禹锡何至于宗元之前偏誉公权，喧宾夺主？”(46)仔细想来这些话不无道理，可以采信。其三，“柳家新样”与“元和脚”实为一体二名，前者是后者之说明，后者为前者之别称，其间不容割分。而且从刘诗所陈述的内容看，也丝毫找不到“柳家新样”指公权书法、“元和脚”指子厚书法的任何线索，因而，将“柳家新样元和脚”一分为二，恐怕是不合适的。 既然如上所析，所谓“元和脚”乃“柳家新样”之别称，而此“新样”又专指子厚之书体新变，则子厚在南贬之后，于书法诸体如隶、楷(见后文)特别是章草多所用力、避俗生新，并取得“为时所宝”的成就，便是大抵可以认定的了。子厚逝后，刘禹锡在悼念诗文中曾提及其书法造诣，并予以高度推赏。如《为鄂州李大夫祭柳员外文》：“箧盈草隶，架满文篇，钟索继美，班杨差肩。”(47)《伤愚溪三首》其二：“草圣数行留坏壁，木奴千树属邻家。”(48)前者是禹锡于元和十五年(820)代李程为子厚写的祭文，后者是禹锡于长庆二年(822)在夔州写的悼友之作，值得注意的是，诗中提及的子厚书法遗作，乃“箧盈”之“草隶”(章草即草隶之一种)，可见这是子厚晚年最常使用、也最具代表性的书体。而在评说时，或谓其足以继美魏晋大书法家钟繇、索靖，或借用三国书法家张芝之名号径谓其为“草圣”，如果排除友人间拔高、谀美的成分，这应是一个很高的评价了。 三、子厚的书法承传与多元取向 与任何知识、技能均须传授一样，书法之道尤赖口授手传，方能心领神会，鞭辟入里。对此，子厚有着非常明确的自觉意识。其《与李睦州论服气书》在回忆自己“幼时尝嗜音……及年少长，则嗜书”后，举例说道：“又见有学书者，亦不得硕师，独得国故书，伏而攻之……出曰：‘吾书之工，能为若是。’知书者又大笑曰：‘是形纵而理逆。’卒为天下弃，又大惭而归。”(49)这里极堪重视的一句话，即学书若不得名师良训，便会“形纵而理逆”——得其形而不得其理，甚至与书法的根本原则相悖。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即在于“无所师而徒状其文也。其所不可传者，卒不能得，故虽穷日夜，弊岁纪，愈远而不近也”(50)。这就是说，学书如无师承，便难以领悟到前辈书家长期积累的创作经验和不传之秘，其结果必然是费力越多，离所求目标越远。 考察子厚之习书经历，不仅早有师承，入其堂奥，而且还亲授弟子多人，其后多以书法名家。征之文献，最早记载其传承脉络的，当为中晚唐之际书法家卢携所著《临池妙诀》。该篇首序书法源流曰： 吴郡张旭言：自智永禅师过江，楷法随渡。永禅师乃羲、献之孙，得其家法，以授虞世南，虞传陆柬之，陆传子彦远。彦远仆之堂舅，以授余。不然何以知古人之词云尔。携案：永禅师从侄纂及孙涣皆善书，能继世。张怀瓘《书断》称上官仪师法虞公，过于纂矣，张志逊又纂之亚，是则非独专于陆也。王叔明《书后品》又云：虞、褚同师于史陵。陵盖隋人也。旭之传法，盖多其人，若韩太傅混、徐吏部浩、颜鲁公真卿、魏仲犀，又传蒋陆及从侄野奴二人。予所知者，又传清河崔邈，邈传褚长文、韩方明。徐吏部传之皇甫阅，阅以柳宗元员外为入室，刘尚书禹锡为及门者，言柳公常未许为伍。柳传方少卿直温，近代贺拔员外惎、寇司马璋、李中丞戎与方皆得名者。盖书非口传手授而云能知，未之见也。(51)这是一段着重于楷书源流的专论，先引盛唐大书法家张旭之言，从东晋王羲之后裔、南朝末智永禅师说起，经虞世南、陆柬之、陆彦远而至张旭，勾勒了一条由南朝至盛唐的书法传承线索。接着，卢携又据其闻见，补充陆氏父子外的另几位书家，并重点介绍张旭之后的书法传人，即韩滉、徐浩、颜真卿、魏仲犀、蒋陆、蒋野奴、崔邈、褚长文、韩方明等。其中自徐浩别分一支，其传承者则有皇甫阅乃至柳宗元、刘禹锡诸人，而柳、刘二人的书法老师，就是皇甫阅。 与《临池妙诀》可以互相补充的，是元人刘有定注郑杓之《衍极》。在叙述自智永禅师至张旭的书法线索后，刘注曰： 旭又得褚遂良余论，以授颜真卿、李阳冰、徐浩、韩滉、邬彤、魏仲犀、韦玩、崔邈等二十余人。释怀素闻于邬彤，柳公权亦得之，其流实出于永师也。徐浩传子
及皇甫阅，崔邈传褚长文。韩方明受法于
及邈。皇甫阅传柳宗元、刘禹锡、杨归厚；归厚传侄纬，纬传权审、张丛、崔宏裕。弘裕，禹锡外孙也。弘裕传卢潜，潜传颍，颍传崔纾。柳宗元传房直温。有刘埴者，亦得一鳞半甲。(52)这段话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盛、中唐一大批知名的书家包括颜真卿、李阳冰、徐浩、怀素、柳公权等，都与张旭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师承关系；二是皇甫阅除传授书法于柳、刘二人外，还传于杨归厚。归厚字贞一，工书善医，与柳、刘二人多有交往，情谊颇深(53)，而其最初源起，恐即与三人向皇甫阅学书有关；三是将卢、郑二文合观可知，子厚本人也传授、指导了一批弟子，其中除重点提及的房直温外，还有贺拔惎、寇璋、李戎及刘埴等人。查相关文献，仅知房直温善书，曾任少卿等职(54)；贺拔惎与白敏中为同年进士，官至员外郎，曾与崔文绰、寇璋“皆以鉴阅相寻，每称伏膺虞书”，并题写过白居易《重修香山寺》诗(55)；李戎曾为忻州刺史，“以草隶著称”(56)；用卢携的话说，此数人在当时“皆得名者”。至于有人认为“柳宗元在将笔法传于方直温等人的同时，还对同房‘族弟’、后来与颜真卿并称‘颜筋柳骨’的柳公权有过影响”(57)，恐怕与事实未必相符。因为上引材料只提及柳公权书法得之于邬彤，而与子厚及其所师法的皇甫阅并无关系，因而，将柳公权与柳子厚扯在一起，缺乏文献依据。此外，将柳公权视作子厚族弟，也是错误的。今柳集有《送澥序》，其中明言：“吾黜，而季父公绰更为刑部郎。”(58)又有《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59)，亦称曾为御史中丞、时任湖南观察使的柳公绰为叔父，则公绰为子厚族叔无疑；而公权乃公绰胞弟，其年龄虽小于子厚，但其身为族叔的辈分不会改变，如何反倒成了子厚“族弟”？实际上，真正受到子厚书法影响的族弟另有其人，那就是长期陪侍子厚左右、并“善操觚牍，得师法甚备”(60)的柳宗直。在《志从父弟宗直殡》中，子厚评其书法特点是“融液屈折，奇峭博丽”(61)，亦即于字体之曲折变换见其用墨之妙，于风格之峭拔奇丽显其笔法之美。后人认为此“八字尽笔法、墨法之邃”(62)；又谓：“‘得师法甚备’云者，师应即子厚自谓。”(63)由此可见子厚之书法理论水平、赏鉴水平，以及其对从弟的传授、指导之功。 依据上引二文献，我们大致了解了子厚的书法渊源及其先后承传。如果说，智永禅师、虞世南、褚遂良等是其远源的话，那么，其近源则是张旭、徐浩、皇甫阅。也就是说，皇甫阅是柳、刘、杨的书法老师，而徐浩、张旭则给予他们以间接影响。所以，下面不妨再看一下子厚书法老师和前辈们的情况。 关于皇甫阅其人，正史无传，其他文献也很少相关资料。今所知者，一是《宝刻丛编》卷七据《京兆金石录》记载的一篇《唐赠左仆射裴做碑》，上题“从侄次元撰，皇甫阅正书并篆”(64)，时间是建中二年(781)；二是1920年出土于洛阳龙门南郭家寨的《唐东都安国寺故临坛大德塔下铭》(简称《澄空塔铭》)，上题“安定梁宁撰，侄宣德郎前秘书省校书郎阅书”(65)，时间为贞元九年(793)八月。从塔铭拓片看，体为楷书，亦即《裴儆碑》所题之“正书”。其形体方正，笔画平顺而丰腴，唯字距、行距过密，略嫌拥挤，较之其师徐浩书体的清劲简约似有不及。 至于徐浩、张旭，书名自然较皇甫阅大许多，且正史均有传。《旧唐书》本传说徐浩“工草隶”、“楷隶”，朝廷“诏令多出于浩”(66)；《新唐书》本传则谓：“浩父峤之善书，以法授浩，益工。尝书四十二幅屏，八体皆备，草隶尤工，世状其法曰‘怒猊抉石，渴骥奔泉’云。”(67)曾有《论书》一篇传世。据其书于大历四年(769)之《大证禅师碑》(碑在河南登封嵩岳少林寺后)、建中二年(781)之《不空和尚碑》(今存西安碑林)看，皆为楷书，形体矫健，笔画瘦劲有力，颇具观赏性。此外，徐浩尚存书于天宝三载(744)的《嵩阳观圣德感应碑》(碑在河南登封嵩阳书院)，则为隶书，笔画稍细而均匀，布局疏朗而清丽，亦为书中上品。 与徐浩有所不同，张旭以狂草知名，为人洒落不羁，挥翰醉墨淋漓，素有“张颠”之称，世存不少关于他习草的资料和传说。然而，从其传世最可靠的墨迹《尚书省郎官石记序》看，则为楷书。其字方正圆润，端庄谨严，颇具法度，向为后人所重，以致苏轼曾发为“自古未有不善正书而工于草者”之叹(68)。 如此看来，作为子厚书法近源的三位前辈均有楷书传世，其中张旭草而兼楷，徐浩亦楷亦隶亦草，皇甫阅所可见者唯楷而已。那么，作为其弟子或隔代传人的子厚在受其隶、草影响的同时，自然亦当习练过楷书。实际上，据宋人尚能见到的子厚于元和五年(810)所书《南岳弥陀和尚碑》之字体而言，即为楷书。此碑于欧阳修《集古录跋尾》、赵明诚《金石录》皆有记载，后者所记尤为详细：“第一千七百三，《唐弥陀和尚碑》，柳宗元撰并正书。”(69)这里所谓“正书”，实即楷书之别名。又据范成大《骖鸾录》载其至南岳庙所见之《般舟和尚碑》，乃“子厚自书，亦有楷法”(70)。倘若以上记载不误，则子厚在工隶书、擅章草的同时，也在楷书上下过不少工夫，且用以撰写碑铭，从而表现出多元的书法取向。 此外，前引卢携《临池妙诀》还传递出一个重要信息，即“阅以柳宗元员外为入室，刘尚书禹锡为及门者，言柳公常未许为伍”(71)。这里所用二人官衔，柳为员外(即礼部员外郎)，刘为尚书(曾任屯田员外郎，隶属尚书省，故以代称)，故当指柳、刘尚在长安时事。这就是说，柳、刘师从皇甫阅至迟在其任朝官时即已开始，或者可以追溯到二人“常时同砚席”的贞元中前期。对二人书法水平之高下，皇甫阅的评价很明确，即子厚学艺深得师传，已然“入室”，而禹锡则仅为“及门”。有意思的是，卢携特别在此记下子厚“未许为伍”一笔，似已透露出青年子厚“俊杰廉悍”、“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之自负神态(72)，其中不乏耐人寻味之处。联系到前引柳诗“劝君火急添功用”之类的话，不难看出，柳、刘二人间书法水平的差距是一直存在的，而且这种差距，不只表现在章草上，也表现在楷书上。倘作一根据尚不足之推想，则前引刘诗所谓“柳家新样元和脚”，指的或许便是柳在楷书上的新变，而柳、刘在南荒用以教习子弟的，也应是楷书，盖因此体较便于儿童入门也。 子厚既受业于楷书之师，则必当对此一书体的相关理论有过接触和体悟。今柳集《外集·补遗》所载《永字八法颂》，似即为其承接前辈成果而又有所发展之一例。颂云： 侧不愧卧，勒常患平。努过直而力败，趯宜峻而势生。策仰收而暗揭，掠左出而锋轻。啄仓皇而疾罨，磔
趞以开撑。(73)元陶宗仪记此颂名曰《笔精赋》，其《书史会要》卷五谓：“柳宗元……少精敏绝伦，为文章雄深雅健，名盖一时。善书，尝作《笔精赋》，略曰：……此永字八法，足以尽书法之妙矣。”(74)这是最早将该文记在子厚名下的一篇文献。而据宋人陈思《书苑菁华》卷二○引唐韩方明《授笔要说》，则称自己于贞元十七年(801)受法于清河崔邈，邈自言传笔法于张旭长史，并谓：“世之所传，得长史法者，唯有得《永字八法》。”(75)宋·朱长文《墨池编》卷三亦载：“张长史传《永字八法》：‘侧不患平，勒不贵卧。努遇直而败力，趯当存而势生。策仰收而暗揭，掠左出以锋轻。啄仓皇而疾掩，磔
趞以开撑。’”(76)而清人冯武《书法正传》卷三在所录子厚《八法颂》前，还录有一篇《颜鲁公八法颂》，文字与前二者颇为不同：“侧蹲鸱而坠石，勒缓纵以藏机。努弯环而势曲，趯峻快以如锥。策依稀而似勒，掠髣髴以宜肥。啄腾凌而速进，磔抑惜以迟移。”(77)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三篇分系于不同人名下的同名颂文。其中柳、张二颂之文字虽较为接近，但亦不无差异。至于同系于子厚名下之文，冯武《书法正传》与陶宗仪《书史会要》、郑杓《衍极》所载也小有出入。此外，陈思《书苑菁华》卷二在论及“散水法”口诀时，曾谓：“柳宗元《笔精赋》云：‘水散幽纵，《黄庭》宗之’是也。”(78)则其所引《笔精赋》内容又与陶宗仪《书史会要》所载不同。 那么，面对上述关系错综、记载纷纭的史料，应如何判断其是非正误？笔者以为：由于相关早期文献的缺失，不少唐代书史真相已难以准确还原，但基本可以认定的是：其一，子厚曾作《笔精赋》一篇，其中既涉及永字八法，亦有关于散水法的论述，后人或将涉及八法者单独拈出，遂有《永字八法颂》的命名；其二，柳之《笔精赋》与张旭所传《永字八法》有承接关系，而与颜真卿《八法颂》显有区别，二者不可相混；其三，子厚对“永”字的写法素有研习和体悟，具备承接张说并进一步发展的条件。 考诸书史，“永”之一字最为特殊，盖因此字将汉字之点、横、竖、勾、撇、捺、折等笔画悉数囊括，练熟此字，即可奠定书法基础，故历来受人重视，相关之八法亦当起源甚早。陈思《书苑菁华》卷二引《禁经》谓：“八法起于隶字之始，自崔、张、锺、王传授，所用该于万字，墨道之最不可不明也。隋僧智永发其指趣，授于虞秘监世南，自兹传授，遂广彰焉。李阳冰云：昔逸少工书多载，十五年中，偏攻永字，以其备八法之势，能通一切字也。”(79)八法是否在“隶字之始”即已起源或可再议，但至王羲之(逸少)已“偏攻永字”，得其法理，却是大体可信的。此后，自王羲之“传授至于永禅师，而至张旭始宏八法，次演五势，更备九用”(80)，其法遂大备。据此而言，张旭于“八法”贡献最多，其始作《永字八法》也最有可能。 然而，《永字八法》由张旭始作，并不妨碍子厚在其基础上于所作《笔精赋》中抄录并予修订。依据大致有三： 其一，对照上引柳、张二文，用字虽大致相同，但其间仍存若干差异。如张之“侧不患平，勒不贵卧”，柳作“侧不愧卧，勒常患平”；张之“超当存而势生”，柳作“趯宜峻而势生”。其中或颠倒位置，或改易文字，均可见出不同的思考。因而，说柳赋是在张颂基础上的发展，并非无据。 其二，从前述书法渊源看，子厚师事之皇甫阅，原是受法于徐浩、张旭的，认真算起来，张旭实为子厚之师祖。作为再传弟子，子厚或由皇甫阅处传习八法，或直承前辈师尊之书法理论而稍加改易，以求一脉延续，光大师门，当在情理之中。清人冯武《书法正传》卷五指出：“此八句书家皆作柳宗元语，不知其本出于张旭也。盖宗元传八法于皇甫阅，阅传之徐浩，浩传之旭。古人授受渊源，毫发不乱如此。”(81)说的正是这种情况。 其三，子厚曾在前引《与吕恭论墓中石书书》中围绕伪石书之“永”字细加辨析，谓“‘永’字等颇效王氏变法，皆永嘉所未有”，可见他对“永”字颇为精熟，通晓其古今变化；加之他谪居永州十年，对地名中之“永”字必更有切身体悟，故闲暇之际，将前辈书家之《永字八法》拿来反复研探，续写翻新，未为不可。至于有论者据子厚《与吕恭论墓中石书书》得出“柳宗元鄙弃永字笔法之说，益可证此文非柳文”的结论(82)，恐难以服人。因为似乎恰恰相反，在柳《书》中，作者陈述的只是“永”字写法变化的一个事实，其间丝毫看不出“鄙弃”的意味，反倒因其对永嘉前后“永”字笔画变化之深透了解，更具备了续作《笔精赋》亦即俗传《永字八法颂》的条件。 综上所言，可以看出，在唐代书法发展史上，柳子厚作为一个中间环节，一方面上承张旭、徐浩、皇甫阅诸师，下传房直温、贺拔惎、寇璋、李戎、刘埴等弟子(包括其从弟柳宗直)，由此构成一条大致清晰的承传脉络；另一方面，在书法理论上，也借助其《笔精赋》，延续并一定程度上发展了张旭的观点，具有承上启下之地位。 子厚精敏博识，眼力甚高，不仅对魏晋以来之书法藏品多所观摩、品味，洞晓其发展变化，善辨其优劣真伪，而且通过长期习练，深知用墨、用笔之浓淡、轻重、曲折，故其评鉴书艺别具卓识，得“尽笔法、墨法之邃”；在实践中不满捧心效颦之世俗风习，而能以“识真”之胆气，勇于创新，至有“柳家新样元和脚”一体。需要指出的是，子厚特重师法传承，强调在传承中得其理，得其神髓，他所提出的因不得硕师致使“形纵而理逆”的观点，已接触到书法之形神、表里等核心问题，接触到由技进道的问题，虽仅寥寥数语，却吉光片羽，弥足珍贵。 就子厚的学书历程言，其早期习练之字体，大概主要是隶书和楷书，而到了后期亦即置身南荒之后，更多的精力则放在了章草一体，并取得了被“后生多师效”、“为时所宝”的成就。虽然如此，但其素所习练之隶、楷二体并未废弃，只是相比起章草来，使用的频率可能要少一些，知名度也要逊色一些而已。换言之，其章草更多地用于友朋间的往来书信及著述写作之中，而隶、楷可能多用于为人题字、撰碑等较正式的场合。前者相对私密，后者较为公开；前者多切于实用，后者则需应时随俗。前者因其私密性、实用性，可以随意挥洒，不拘格套，故最得子厚赏爱，也因习练、使用多而较易取得成就；后者则因其公开、应时之特点，有时不得不束敛个性，按部就班，因而似并非子厚之所长，也就难得有大的突破。不过，这里同样存在一个悖反现象：子厚所赏爱、用功的章草一体，因其私密性及身为“僇人”、长期投荒之特殊遭遇而受到传播时空的限制，故影响范围和仿效者多在“湖湘以南”；此后，随着书写者的亡故，其遗墨很快便荡然无存了。相比之下，反倒是那些以楷体等“正书”书写的碑铭，因刻于坚石、立于名所而得到稍长久一些的保存(83)。但这些书体，却未必能够代表子厚的真正水平。 那么，该如何评价柳子厚的书法造诣呢？欧阳修有言：“右《般舟和尚碑》，柳宗元撰并书。子厚所书碑世颇多有，书既非工，而字画多不同，疑喜子厚者窃借其名以为重。”(84)他认为子厚《般舟和尚碑》所书不工，字画也不尽一致，故评价不高；至于他怀疑为伪作，似有为子厚书法开脱之意，而实际情况恐未必如此(85)。与欧阳修观点相近，王观国亦谓：“观国尝于南岳山间见此子厚二碑，详观之，乃子厚南贬时书也。子厚书体格虽疏静，好藏锋，类崛笔书，然在唐未可以名家，故唐史及唐人文集未尝言其善书。大抵士人文章称著，则并其书亦为世所贵重。子厚尝以文称于朝矣，及其南贬也，湖湘以南士人慕其文章，又学其书，此古今之常态也。《因话录》谓柳氏有此二人，盖奖饰子厚之过耳。”(86)细味其言，体格“疏静，好藏锋，类崛笔书”是一意，“在唐未可以名家”、唐史等“未尝言其善书”是一意；南贬后士人“学其书”是一意，而学书因“慕其文章”又是一意。其间数度转折，似已将子厚排除于唐代一流名家之外。而对《因话录》将柳子厚与柳公权并列的做法，王亦不认可，谓其有过奖之嫌。实事求是地说，欧阳修、王观国等人都是一流的鉴赏家，又是亲眼见过子厚书法之人，排除因个人审美倾向导致的差异，其说法还是足资参考的。因为在名家如林的唐代书家中，子厚的楷书究竟能占据一个什么地位，我们实在难以必言。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欧阳修，还是王观国，所看到的毕竟只是子厚留存至宋的一、二碑文，仅凭此即遽下断语，恐有片面之嫌；更重要的是，他们据以评价的仅为子厚楷书，至于更能代表子厚书法水平的章草，唐以后之人恐怕是难以置喙的。换言之，只有亲眼见过子厚章草的同时代人的评价，才最具权威性。缘此之故，我们不能不将前述赵璘、刘禹锡等人的评说，作为综合判断柳子厚书法造诣的最终依据。 注释： ①②④⑤⑥⑦(27)(31)(32)(36)(37)(58)(59)尹占华、韩文奇：《柳宗元集校注》，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214页，第844页，第2074页，第2074页，第2078页，第2080页，第2862页，第2866页，第2867页，第2869页，第2871页，第1591页，第1676页。 ③柳宗元：《先太夫人河东县太君归袝志》，《柳宗元集校注》，第826页。 ⑧柳宗元：《重别梦得》，《柳宗元集校注》，第2806页。 ⑨(12)(25)(26)(28)(33)(34)(46)(47)(48)瞿蜕园笺证《刘禹锡集笺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537-538页，第1471页，第265-266页，第267页，第1421页，第1425页，第1426页，第1422页，第1535-1536页，第1011页。 ⑩(74)陶宗仪：《书史会要》，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三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版，第581页，第572页。 (11)(71)(75)(78)(79)(80)陈思：《书苑菁华》卷一九引，《中国书画全书》第三册，第98页，第98页，第104页，第12页，第13页，第104页。 (13)陶敏、陶红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12-13页。 (14)按：橘逸势，新、旧唐书《东夷传》及《册府元龟》、《文献通考》等皆作“橘免势”，而日本《文德实录》、《续群书类从》等文献均作“橘逸势”，今从之。 (15)《续群书类从》第八辑上《传部》卷一九一，续群书类从完成会编，1927年。 (16)(62)沈曾植：《海日楼札丛》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38页，第330页。 (17)现存韩方明资料甚少，除其自述贞元十五年、十七年受法于徐
、崔邈外，《集古录》尚载宝历元年(825)八月所立《唐新开隐山六洞记》为“唐都防御判官侍御史内供奉吴武陵撰，防御衙推韩方明八分书并篆额”(《宝刻丛编》卷一九引)，可知其卒年在子厚之后。 (18)《御定佩文斋书画谱》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参见平山观月《新日本书道史》，有朋堂1961年版，第282页；中田勇次郎《中田勇次郎著作集》第五卷，二玄社1985年版，第361页；小松茂美《日本书道辞典》，二玄社1987年版，第282页。 (20)藤原基经等纂《文德实录》，《增补六国史》卷八，朝日新闻社1940年版。 (21)柳宗元：《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柳宗元集校注》，第2070页。 (22)赵璘：《因话录》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84页。 (23)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七引，《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第82页。 (24)黄伯思：《论书八篇示苏显道》，《东观余论·法帖刊误》，《中国书画全书》第二册，第141页。 (29)《南齐书》卷三三《王僧虔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597页。又，《南史》卷二二《王昙首传附僧虔传》所载同。 (30)按：“尽”，全部付予之意；“姜芽敛手”，比喻儿童细嫩小手握笔状。孙月峰评点《柳柳州全集》卷四二云：“姜芽不得来历，疑即谓五指捉笔如姜芽状耳。”瞿蜕园解此句谓禹锡“不得不敛手矣”(瞿蜕园笺证《刘禹锡集笺证》，第1422页)，恐不确。 (35)《晋书》卷八○《王羲之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00页。 (38)(39)《晋书》卷三六《卫瓘传》，第1057页，第1057页。 (40)《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一一引，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77页。 (41)《艺林伐山》卷一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2)《柳河东集》卷四三，中国书店1991年版，第469页。 (43)参见朱关田《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73-184页。 (44)如柳集卷二四《送澥序》、《代柳公绰谢上任表》；刘集卷一七《举开州柳使君公绰自代状》，均与柳公绰有关。另据《金石录》卷一○，刘禹锡所撰《山南西道驿路记》、《唐赠太师崔陲碑》，均由柳公权正书。但此二碑分别立于开成四年(840)、会昌元年(841)，其时禹锡已入老境。故不能以此证明二人早年有交游。 (45)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三七，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68页。 (49)《柳宗元集校注》，第2114页。按：“年少长”，《校注》作“年已长”，据四库本《柳河东集》改。 (50)柳宗元：《与李睦州论服气书》，《柳宗元集校注》，第2114页。 (51)陈思《书苑菁华》卷一九、御定《佩文斋书画谱》卷三、倪涛《六艺之一录》卷二七六引，文字略同，唯陈书作《临妙诀》(《书苑菁华》卷十九引，《中国书画全书》第三册，第98页)。 (52)郑杓：《衍极》卷一《至朴篇》，《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年版，第409页。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一《传授笔法人名》云：“智永传之虞世南，世南传之欧阳询，询传之陆柬之，柬之传之侄彦远，彦远传之张旭，旭传之李阳冰，阳冰传徐浩、颜真卿、邬彤、韦玩、崔邈，凡二十有三人。文传终于此矣。”文字与此小异。 (53)今柳集尚存《奉酬杨侍郎丈因送八叔拾遗戏赠诏追南来诸宾二首》，刘集则存有《春日书怀寄东洛白二十二杨八二庶子》、《寄杨虢州》、《祭虢州杨庶子文》等。 (54)见《书史会要·补遗》。又，《册府元龟》卷一六二谓其于开成年间任职刑部郎中。 (55)分别见陶宗仪《古刻丛钞》引米芾《书史》、御定《佩文斋书画谱》卷二八引《金石略》。 (56)司空图：《书屏记》，祖保泉、陶礼天《司空表圣诗文集笺校》，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9页。 (57)蔡显良：《对唐代楷书笔法渊源与传承的再认识》，载《文艺研究》2011年第8期。蔡说显系源于朱关田《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所谓“柳公权书法乃出于柳氏家学”、“其书出自同房族兄柳完元”等说法，而未细核。 (60)(61)柳宗元：《志从父弟宗直殡》，《柳宗元集校注》，第820页，第820页。 (63)章土钊：《柳文指要》上《体要之部》卷一二《墓表志》，文汇出版社2007年版，第335页。 (64)陈思：《宝刻丛编》，《历代碑志丛书》第一册据十万卷楼刊本影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98页。 (65)参见高慎涛《〈唐东都安国寺故临坛大德塔下铭〉考释》，载《西夏研究》2015年第4期。 (66)《旧唐书》卷一三七《徐浩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759页。 (67)《新唐书》卷一六○《徐浩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966页。 (68)王鏊：《题张长史郎官厅壁记》引，《震泽集》卷三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9)金文明校证《金石录校证》卷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3页。 (70)范成大：《骖鸾录》，《范成大笔记六种》，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5页。 (72)韩愈：《柳子厚墓志铭》，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11页。 (73)《柳宗元集校注》外集《补遗》录自《全唐文》，第3398页。又，冯武《书法正传》卷三录柳宗元《八法颂》与此同，唯首句“愧卧”作“贵卧”。然冯氏于题下小注又谓：“或曰张旭传。” (76)朱长文：《墨池编》，《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第229页。 (77)(81)冯武：《书法正传》，《中国书画全书》第十四册，第13页，第24-25页。 (82)《柳宗元集校注》之《永字八法颂》下《辩证》，第3401页。 (83)柳子厚所存石刻文字，除宋人提及的《般舟和尚碑》等数篇外，还有传为柳作《龙城录》所载《罗池石刻》之残存拓片(又名《龙城石刻》、《剑铭碑》)。然古今学者多谓为伪作(参见陶敏《柳宗元〈龙城录〉真伪新考》，载《文学遗产》2005年第4期)，故本文暂不论列。 (84)欧阳修《唐柳宗元般舟和尚碑》，《集古録》跋尾卷八，《历代碑志丛书》第一册据槐庐丛书本影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4页。 (85)赵明诚、章士钊等均认定此碑为子厚所书。 (86)王观国：《柳子厚书》，《学林》卷七，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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