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德国政治教育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国论文,战后论文,管理体制论文,运行机制论文,政治教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德国资产阶级政府有着丰富的社会治理和政治统治经验，政治文化建设和对公民的政治教育是其实现社会治理和政治统治的重要途径。研究表明，二战以后，联邦德国政府鉴于揭露并深刻反省纳粹统治这段黑暗的历史，帮助德国民众树立正确的“二战史观”的需要和建立、完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政体，实现地缘政治理想，推行欧洲一体化外交时取信于国际社会的需要，以及铲除政治极端主义，按照资产阶级的政治理念培养教育青年一代，增强民众参与政治合作的热情和能力的需要，把政治教育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精心布置，构建了比较完善的政治教育体系。[1]学校政治教育、校外政治教育、强有力的舆论导向和各种社会运作的手段，构成了德国政治教育的基本工作格局，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教育思想和模式。
在德国大学，政治教育多划属教育学学科领域，也有一些大学划属社会学、政治学，并没有专业方向，培养从事政治教育的专门人才。德国政府和议会也十分重视政治教育工作，有一支职业化队伍和专门的工作体系，这个体系包括学校政治教育、校外政治教育场所、社会舆论和各种社会运作的手段。这在西方发达国家是有鲜明特色的。
一、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及其分支机构
在德国政治教育体系中，成立于1952年的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及其在各州的分支机构是联邦德国政治教育的决策、组织、实施和管理机构。它的任务是通过政治教育途径“促进民众对政治事件真相的认识，强化民主意识，增强参与政治合作的准备”。围绕这些目标，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在德国联邦内政部的直接领导下履行其教育、科研和服务等职责。
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在1963年以前被称为“联邦服务中心”，这个名称是为了区别于魏玛时代的“帝国服务中心”。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魏玛政府为抵御英法对德国民众的政治宣传和鼓动，专门成立了“帝国前线服务中心”及“帝国后方服务中心”（类似的机构二战时也存在）。新政府于二战结束后接管了这两个中心，并由国民议会颁布了新中心的管理条例，新中心接受一个由联邦总理任命的15名代表组成的咨询委虽会的监督和指导。“联邦服务中心”自1952年开展工作，虽然在名称与职责上与魏玛时期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但在工作模式方面却截然不同，主要表现在它依据《基本法》履行自己的职责，并在各个联邦州都设立了分支机构。
直到1963年，鉴于“联邦服务中心”在过去的12年中的工作领域主要涉及政治科学和政治教学理论，以及联邦德国政府考虑到政治教育工作日益突出的重要性，新的名称“联邦政治教育中心”随即诞生，同时更名的还有各州的分支机构。在此后的岁月里，联邦政治教育中心顺应时代与国际国内大环境的发展变化，无论在机构设置还是在工作运行模式上都经历了多次变更。
现在的联邦政治教育中心是德国内政部的一个无法人资格的下属公共机构。它的一个主席和两个副主席由联邦内政部长提名，联邦总统任命。他们的工作对内务部长负责。同时，一个由22位议员组成的管理委员会监督联邦中心在工作中体现出的政治立场和工作效果。管理委员会的成员由议长根据各议会党团的建议任命。管理委员会的所有会议必须有联邦内政部长和代表参加。
联邦中心的工作还接受一个由10至12名学术专家或资深人士组成的咨询委员会的指导，他们都由内政部长任命。委员会成员均是在政治、经济、文学、哲学、新闻、历史、法律及社会等专业领域内的资深专家，多为大学教授。咨询委员会可以从其成员中选出一位主席和一名代表，并可颁布自己的议事规程，但需要获得联邦内政部长的批准。咨询委员会成员任期为4年，可连选连任。咨询委员会每年至少召开两次研讨会，分析商讨政治教育工作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并提出指导性建议。
联邦政治教育中心主席为最高领导，全面负责中心的日常工作。中心下设行政管理部、专业部及六个工作组。
此外，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在全国16个州均设立了分支机构，这些分支机构或称州政治教育中心。
德国是一个实行联邦制的国家，组成联邦的各个成员即州在属于整个国家的同时，还拥有各自的主权和管辖权。各州在不违背基本法的前提下，享有较为广泛的自由。在这样的前提下，各州政治教育中心在监督管理模式和机构设置上并不尽相同，各州依自己的实际情况而定，联邦中心对此并不干涉。此外，德国的联邦制是一种合作性的联邦制，联邦与州在分权的基础上均信守忠于合作和相互信任的原则，联邦与州不仅在政治上保持高度的一致性，而且有密切的联系。基于此，联邦政治教育中心与各州政治教育中心之间的关系体现出很强的合作性质。联邦中心强调各州中心是它的“独立的州一级政治教育姐妹机构”。它们每年举行两次联邦中心及各州中心领导人会议，就政治教育工作重大问题进行协商。
二、其他政治教育机构
德国的政治教育是建立在非常广泛的社会合作基础之上的。政府设立或鼓励设立各种政治教育机构，由这些机构来进行广泛的政治教育。据美国学者拉尔夫·佐尔的描述，“德国从事政治教育工作的机构名册足有五百多页。”[2]这些社会机构和团体大致可分为三类：政治基金会、业余大学和“独立政治教育机构”。
政治基金会是一种专门面向成人的政治教育机构。这样的政治基金会在德国共有5个。这些政治基金会在政治上支持各自的党派，但在组织上没有隶属关系。活动经费来自于国家预算（每年约为6亿马克，各基金会份额取决于各政党在议会中所占有的席位），是相对独立的学术、咨询和政治教育机构。“业余大学”又称为“成人教育中心”，是另一种专门的成人政治教育机构。德国约有1050所业余大学及众多分校，几乎所有的村镇都有自己的“业余大学”。“业余大学”的创办者一般是乡、镇、县或注册协会，由州提供补贴。据统计，“仅1998年内业余大学就举办了482000多个讲座，参加者约640万人，将近300万人参加了大约76000个报告会。”[3]此外，德国还拥有为数众多的所谓独立政治教育机构或中心。通常，这些机构或中心附属于特定的团体如教会、工会和雇主会等，它们主要接受公共资金。
这些机构和社团的共同任务就是对民众进行民主政治教育，使之具备参与政治的素质，并保持参与政治的热情。它们经常结合国内外的政治经济社会形势举办讲座、报告会，讲解国内和国际大事、法律知识等。例如，斯图加特工会联合会就为职工安排过有关北约和华约问题的报告会。曼纳斯曼钢铁公司培训中心除了进行有关新知识和新技术的继续培训外，还举办有关社会政治方面的讲习班，使职工开阔了政治视野，增强了政治观念。[4]
三、政治教育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通过以上介绍，德国政治教育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政府管理，议会监督和广泛协作的社会运行相结合。
根据基本法，德国实行议会内阁制。内阁总理是国家的政府首脑，他是内阁向联邦议院负责的唯一代表。以其为首的联邦政府是国家最高行政机关，主管国家的重要行政事务。联邦政府的行政机构主要由联邦政府各部和各部下设机构以及间接行政管理机构组成。联邦政治教育中心作为联邦政府内政部的下设机构，在内政部长的全面领导下开展工作。通过行政隶属关系，最终由联邦总理就政治教育职责向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联邦议院负责。
联邦议院通过其设立的管理委员会对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工作进行监督。一方面监督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在工作中的政治立场和“超党派原则”。所谓超党派原则是指政治教育中心的工作不能体现个别政党的意志，以防止违背基本法的民主和多元化根本原则。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超党派原则”实际上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能超越个别党派，却不能超越其资产阶级性质。另一方面，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的重大事务要接受管理委员会的监督。重大事务包括政治教育主题的确定、财政预算、工作计划和年度工作报告等，均不能违背管理委员会确立的方针政策。同时，管理委员会有最终决议权。
在这样的管理体制下，政治教育最终上升为国家意志，并体现出极强的阶级性。德国资产阶级政府根据自己的利益要求，利用政治教育的可控制性，通过它来确立、调整社会政治文化的内容和方向，并通过政治教育的反复作用而有效地向民众灌输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政治价值和信念，以控制被统治阶级的思想和心灵，维护既有的政治秩序。
联邦政治教育中心隶属德国联邦内政部，是“中央一级的联邦直接行政当局”。[5]它依法行使联邦政府赋予的行政权力，组织和管理德国政治教育事务。其担负的政治教育由此成为国家广泛的社会管理职能之一，成为其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样，政治教育以国家的名义，通过法律的形式实施，并以国家的强制力为保证，从而实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只不过，联邦政治教育中心更多采用行政指导的方式来对政治教育进行组织、管理。它主要运用规划、优惠政策以及财政补贴等手段促进政治教育的协调进行和发展，也就是采用间接的指导方式对其他政治教育承办机构进行干预，而不是直接行政命令。[6]联邦政治教育中心每年向300个成人政治教育机构和团体提供经济资助。这些资助的接受者必须是经由联邦政治教育中心承认的成人政治教育承担者。并且，接受资助的资格的获得有比较严格的限制和审查程序，这些政治教育机构或团体所举办的政治教育活动必须符合联邦政治教育中心所限定的主题和精神。
四、评价及借鉴
联邦政治教育中心作为德国政治教育的行政主管机构，使政治教育成为政府必须担负的一项职责（德国政府又称之为面对每位公民的“送达债务”，政治教育因此而成为一项公共义务），并在议会、政府的调控下，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从而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整整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联邦政治教育中心通过富有成效的政治教育途径，在促进国家政治安定、民族统一、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根本使命。德国政治教育的这种社会管理职能的有效行使，对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具一定的启发、借鉴意义。
首先，德国资产阶级在政治教育过程中强调各种宣传教育机构的相互配合、协调一致。他们把政治教育看作一个网络化、体系化的“立体工程”，并为之构建了纵横交错的政治教育网络。各种政治教育机构、学校、大众媒介构成这个网络的主要结点。他们在德国政府良好的社会运作手段的控制下，形成一股强有力的“合力”，使得其政治教育工作具有极强的渗透性。德国政府还利用其强大的经济、科技等社会实体性力量，积极为政治教育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他们在许多二战遗址上建立了大量纪念物、纪念馆以及博物馆、国家公园、展览馆等物质设施，这些物质设施无疑增加了政治教育的直观性和感染力，成为重要的辅助教育手段。
其次，德国政府和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对政治教育的目标、内容作出原则性的或明确的规定，指导各个机构的政治教育工作，还对各级政治教育机构进行引导、组织、管理和监督，以保证各机构相互配合、协调一致，保证政治教育目标、内容和措施等的落实。德国社会承担政治教育工作的机构种类繁多，除专门的政治教育机构如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及州政治教育中心、政治基金会、成人政治教育中心和独立政治教育机构外，各种注册协会、基金会、科研院所、博物馆、展览馆和社会团体等都被动员起来，与家庭、学校、社区和大众媒介一道建立起网络化的灌输渠道，以无孔不入的方式，在全社会营造了良好的政治教育环境，极大地增强了政治教育的有效性。我们可以借鉴德国政治教育经验，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如社区、各种社会团体和教育场馆、社会教育基地来直接或间接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由党和政府协调方方面面的社会关系，加大监管力度，动员所有的社会成员积极参与，营造广泛参与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