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人与罗马时期犹太人的政治、宗教特征--以古犹太人钱币为中心的考察_耶路撒冷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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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6世纪起,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的影响下,一些西方学者为辨析国家起源中的神话成分,深化了对古代器物的研究,从而推动了历史学的一些辅助学科,如年代学、古文书学、碑铭学等的发展。①钱币学也在这一时期出现,但在此后很长时间内,古代钱币主要被收藏家青睐和把玩。19、20世纪,随着历史主义的兴起,钱币学作为古代史研究重要辅助学科的地位才得以确立。②21世纪,学界普遍认识到,图像作为历史证据的重要性日益突显,有的学者认为:“尽管文本也可以提供有价值的线索,但图像本身却是认识过去文化中的宗教和政治生活视觉表象之力量的最佳向导。”③钱币是图像的载体,其研究价值将进一步得到重视。

要了解从波斯统治晚期到巴尔·科赫巴起义——即从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2世纪前半叶——的犹太史,古代犹太钱币是重要的信息来源。自以色列建国以来,一系列考古发掘使新出土古币的数量急剧增多,这方面的研究已取得很大进展。④中国学者徐龙对古代犹太钱币做了全面系统地梳理。⑤本文拟通过探讨希腊化和罗马时期犹太钱币所体现的特点和模式,揭示这类史料对于了解犹太人政治和宗教生活的价值,分析这些犹太古币与集体记忆的关联。

一、哈斯蒙尼王朝和两次犹太起义时期的犹太钱币

从使用的语言来看,古代犹太钱币主要分为两种:一种为有希伯来文铭文或希伯来文、希腊文双语铭文的钱币;一种为只有希腊文铭文的钱币。前一种钱币又分布在四个不同的时期:(1)波斯统治末期,即公元前4世纪;(2)从约翰·胡肯奴一世到马他提亚·安提贡统治的哈斯蒙尼王朝时期,即公元前135年到公元前37年;(3)第一次犹太战争时期,即公元66年至73年;(4)公元132年至135年的巴尔·科赫巴起义时期。我们先来看前一种。由于其中第一个时期的钱币并非由犹太人制造,⑥下文的讨论将集中在后三个时期的钱币。

在希腊化时期,巴勒斯坦目睹了一个独立的犹太国家的兴衰,这在犹太史上只有大卫和所罗门的王国可以与之比拟。哈斯蒙尼家族的统治,其合法性最初来自他们领导犹太民众反抗希腊化君主的宗教迫害,但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军事领导权逐渐演变成了世袭君主制,该家族成员最终变得与他们所反抗的希腊化君主颇为类似。因此,犹地亚能在多大程度上被视为一个希腊化的国家?哈斯蒙尼王朝的统治又在多大程度上能被当作一种希腊化的王权?这一时期的犹太钱币为探讨这类问题提供了直观而独到的线索。

西洋古代世界的造币权往往与完全的政治自治联系密切。帝国的瓦解一般与各城市通过造币来纪念自己的新地位如影随形。亚历山大大帝死后,许多城市就开始发行钱币。同样,随着塞琉古王朝的衰落,东方的许多城市也纷纷在公元前2世纪30年代与公元前1世纪80年代之间造币。⑦《马加比传上》曾提到,塞琉古君主安条克七世曾将造币权授予哈斯蒙尼家族的西门。⑧西门的统治(前143/2—前135/4)是哈斯蒙尼家族统治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其犹太臣民为了感激他,做出决议,承认他是他们永久的大祭司、军事统帅和领袖。西门的权力由人民授予,而不需要外部势力的承认,这标志着哈斯蒙尼王朝有了明确的独立愿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决议被人民铭刻在铜板上,并挂在圣殿区内。⑨在显眼的公共建筑上以铭文赞颂恩主,这在希腊化世界的各城市中司空见惯。由此可见,哈斯蒙尼时期耶路撒冷的民众在公共事务方面带有希腊化的鲜明特征。此外,该铭文显示,西门也像其他希腊化君主那样用自己的钱维持军队和发放军饷,而人民“没有合法的权力废除这些决议中的任何一条,变更或者改变西门的任何一项命令,召集任何未经西门批准的全国会议”。尽管如此,西门仍然没有使用王的头衔。迄今也未发现他统治时期铸造的钱币,这是因为安条克七世后来又撤回了造币权。⑩但政治环境与造币之间可能的联系却由此显现出来:西门在政治上可能仍然依附于塞琉古王朝,至少塞琉古王朝是这么认为的。

西门的儿子和继承人约翰·胡肯奴一世(前135/4—前104)是哈斯蒙尼家族第一位造币者。从钱币学的角度看,这应该是哈斯蒙尼王朝完全独立的开端。(11)在古代世界,一般通过发行银币宣告政治自治,但整个哈斯蒙尼王朝制造的钱币皆为铜质。这一方面与自希腊化时期以降只有雅典和罗得岛持续制造银币而其他城市基本上只制造铜币的大趋势相吻合;(12)另一方面也可能与犹地亚没有银矿有关。(13)

哈斯蒙尼王朝钱币上的希伯来文题铭用了古字体(palaeo-Hebrew script),这种字体流行于第一圣殿时期,到公元前2世纪时已极少使用。约翰·胡肯奴一世钱币上的希伯来文题铭为“约翰大祭司和犹太人会众”()。这个正式头衔表明,虽说约翰已经继承了类似于王的权力,并像其他希腊化君主那样把自己的名字放在钱币上,但他仍然自视为大祭司,而非王。马加比起义之前的犹太社会由祭司统治,在钱币上强调“大祭司”这个头衔,无疑是想传达这个信息:政权在起义之后没有改变,实现了延续。而大祭司并非独裁者,他与“犹太人会众”一起发行了钱币。“会众”()一词学界一般有两种理解:既可以指整个犹太社团——即全体犹太人民,又可以指民族议会——即当时希腊文文献中提到的“”和后世文献中所谓的犹太教公会(Sanhedrin)。(14)无论哪种理解,胡肯奴一世都可谓在苦心孤诣地强调他与他的人民不可分割。因此,其政权至少表面上显得不是君主制,而是双头制。

这种刻意回避王的称号并强调“犹太人会众”的做法,应该说有其深层原因。哈斯蒙尼家族取得大祭司一职以前,该职位一直由大卫王的祭司撒督的后代世袭。哈斯蒙尼家族虽然也出身于祭司阶层,但并不出自撒督这一支,所以他们出任大祭司不可避免地会让不少人觉得是僭越,没有合法性。与此同时,希伯来语圣经对于出自个人意志和伴随征服而来的王权持批判态度,认为这是对真正的统治者只能是上帝这一观念的僭越,故而臣服于国王难免带有偶像崇拜的嫌疑。(15)可能正是出于对这种双重僭越的忌惮,哈斯蒙尼王朝初期的统治者才避免使用王的头衔,并通过强调与人民的联系来弥补自己统治合法性的不足。耐人寻味的是,“大祭司”和“犹太人会众”的字样,自始至终贯穿在哈斯蒙尼王朝历代统治者所造钱币的希伯来文题铭中,这很可能说明该王朝对自己出身不正和圣经中否定王权这一观念一直心存芥蒂。

在钱币上将“大祭司”和“犹太人会众”并举,还可能是受了周围其他君主的影响。研究希腊化王权的学者常常注意到,希腊化国王是凭借征服取得王位的,一开始缺乏合法性,所以他们在决策时广泛地依赖同族的各类“朋友”,这是希腊化君主制的独特特征。此类朋友由国王亲自选出,选择标准是只问才能,而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和财富。在当时的人看来,他们“与其说是君主制固有的一个组成部分,倒不如说是一股自成一体的政治力量,与国王和军队一起支撑和维持着王国”。换言之,他们不仅仅是侍从,还是权力的分享者。但到了公元前2世纪,随着各王国取得王朝的形式,合法性的概念因王位继承而渐渐出现,“朋友”的性质也相应发生了转变,变得越来越依附于国王。(16)如前所述,钱币上的“会众”一词可以理解为犹太教公会。对这个机构的历史考察表明,它最初掌握在祭司手中,带有贵族特征。哈斯蒙尼家族取代旧的祭司家族上台后,并未废止这个机构,但其社会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以法利赛派为代表的文士阶层在公会中的比例越来越高。(17)与祭司不同,文士能取得突出的社会地位,靠的不是出身,而是对犹太教知识的掌握。就此而言,文士和“朋友”没什么不同。尽管相关原始史料颇为匮乏,但不妨推论:“大祭司”与“犹太人会众”之间的关系就仿佛希腊化君主与其“朋友”之间的关系,是颇有可能的。

胡肯奴一世的长子犹大·亚利多布一世(前104—前103)率先公开称王,(18)从此,哈斯蒙尼王朝正式采取了希腊化的统治形式。但他钱币上的希伯来文题铭仍然是“大祭司和犹太人会众”。

最早在钱币上称王的是胡肯奴一世的三子亚历山大·乔那伊(前103—前76年)。他造了大量钱币,并首次发行了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双语铭文的钱币,其上的希伯来文题铭为“约拿单王”(),(19)希腊文题铭为“属于亚历山大王”(ΒΑΣΙΛΕΩΣ ΑΛΕΞΑΝΔΡΟΥ)。他统治后期还发行过亚兰文(又译阿拉米文)和希腊文双语铭文的钱币,在钱币上使用亚兰文是不寻常的,可以视为例外。(20)希腊化君主制的另一个特征在于君主们致力于扩张领土和臣服其他民族。正是在亚历山大·乔那伊统治时期,哈斯蒙尼家族的对外扩张活动急剧增多,犹太国家的疆域空前膨胀。在南部,亚历山大·乔那伊占领了以土买,对当地居民强制推行犹太化政策;在北部,他的统治延伸到叙利亚的西流基;在西面,除亚实基伦外,他征服了从埃及边境到迦密山的所有沿海城市,正因如此,他的钱币上常带有希腊化世界很普遍的船锚图像,以显示犹太国家海上势力强大;在东面,约旦河以东的众多城市也落入他的治下,其中有不少是希腊文化的中心,这里的希腊臣民应该就是促使他发行双语钱币的重要动因。穷兵黩武,国库必然吃紧。上文已提到,哈斯蒙尼家族的钱币皆为铜质,但唯有亚历山大·乔那伊发行过一种罕见的铅币。钱币的成色、质量往往由国家的经济状况决定。质地粗糙的铅币出现在这一时期看来不是偶然的,应该是犹太国家频频发动对外战争的一种间接结果。(21)

如果说钱币上的铭文清楚地反映出哈斯蒙尼王朝的政权既体现了希腊化君主制的一些重要特点,又带有鲜明的犹太特征,那么,同样的观察也适用于钱币上的图案。这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希腊化时期钱币的一个主要革新之处在于引入了统治者的肖像,“以此显示对统一帝国的抗拒以及独立王权的宣告”。(22)然而,所有哈斯蒙尼王朝发行的钱币一律没有统治者的肖像,虽说有的采用了象征王权的符号,比如橄榄枝花冠和环以王冠的八芒星。(23)这显然表明,整个哈斯蒙尼家族的统治者都严格遵守犹太教禁止偶像崇拜的诫命。(24)

另一方面,他们在原本应该放置自己头像的那面采用了一些象征符号,其中有不少来自非犹太传统,最典型的是丰饶角(cornucopia)。这种装满水果和谷物的山羊角源自希腊神话,是象征大地丰产的女神德墨特尔的标志,被广泛运用于希腊罗马的祭祀和庆典,也频频出现在希腊罗马人的钱币上。从胡肯奴一世到哈斯蒙尼王朝最后一个统治者马他提亚·安提贡(前40—前37年),丰饶角反复出现在该王朝的钱币上。但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并不是对希腊罗马钱币的简单模仿,而是呈现出自己的特点,即在两只相对的丰饶角中间有一枚石榴。(25)摩西进入迦南之前,曾派探子去侦查,探子后来带回石榴以证明当地物产丰茂。(26)石榴因而在犹太传统中是丰产的象征。此外,祭司的圣袍上必须绣有石榴图案,(27)所以石榴还是哈斯蒙尼家族担任大祭司的象征。把丰饶角和石榴结合在一起,堪称将希腊风格和犹太特色完美融合起来。上述种种表明,哈斯蒙尼王朝既带有希腊化君主国的典型特征,又不失自己鲜明的犹太特色。

这种试图在异族文化和本族传统之间达成妥协的努力,却在罗马时期犹太人的两次起义期间铸造的钱币上消失了。犹太人此时臣服于罗马帝国,不再拥有政治独立。由于致力于推翻异族统治,两次起义期间的造币压倒性地强调了犹太民族传统。(28)

首先,就钱币的材质而言,两次起义都发行了银币。到罗马帝国时期,金币和银币的制造由帝国严格控制,擅自发行银币不啻是发表独立宣言。不仅如此,第一次犹太战争时期发行的银币纯度非常高,很可能表明起义军当时意识到自己正在开创一个新纪元。(29)

再次,从钱币使用的象征符号看,诸如丰饶角之类的非犹太符号不见了,典型的犹太符号则开始涌现。象征犹太人丁兴旺的石榴由一枚变成了三枚。有的犹太符号系首次在钱币上使用,比如卢拉夫束(lulav)。这是一种束着桃金娘叶和柳条的棕树枝(即椰枣树枝),犹太人会在住棚节期间挥舞它,以示在上帝面前欢乐。但在这一时期,挥舞卢拉夫束还带有欢庆胜利的意味。(31)这种鼓舞士气的动作对于犹太起义军的重要性,罗马人定然深有体会,哈德良皇帝在镇压巴尔·科赫巴起义后颁布了一系列针对犹太教的禁令,其中就包括禁止挥舞卢拉夫束。(32)此外,一些用于圣殿崇拜的礼器也出现在钱币上。第一次犹太战争的钱币上有俄梅珥杯(omer)和双耳瓶(amphora):俄梅珥指在犹太历尼散月(Nissan)第15日献给圣殿的初熟谷物;双耳瓶则是用来盛放圣殿崇拜所用的液体,即水、葡萄酒和橄榄油。巴尔·科赫巴起义的钱币上不仅有喇叭、瑟(nebel)、金诺尔琴(kinnor)、有把细嘴盖瓶(flagon),(33)更有圣殿本身——圣殿这时已被罗马人摧毁。将这些符号和铭文结合起来,便清楚地显示出犹太起义军已下定决心,他们要代表犹太民众去争取自由,拯救、重建圣殿并复兴其崇拜。

最后,也是最特别之处在于,巴尔·科赫巴起义期间所发行的钱币全部是利用罗马帝国的钱币重新加工而成。作为古代帝国进行政治宣传的“大众传媒”,罗马钱币上有皇帝的肖像。但人像违反了犹太教禁止崇拜偶像的诫命,于是,起义军用锉刀和锤子抹掉皇帝的头像,再打上犹太象征符号和起义口号,从而将这些异族钱币变成了自己的宣传工具。在传世的一枚银币上(见图1),(34)仍残留着拉丁铭文“IMP TIT-AVG PM”(即“皇帝提图斯……奥古斯都,祖国之父”),并仍可清晰辨识出罗马皇帝提图斯的头像。使用现成的钱币固然与起义期间的资源紧张有关,但犹太起义军却将这种不利因素巧加利用,以一种名副其实的压倒性方式显示了他们渴望自由的民族情绪。

二、希律王朝时期的犹太钱币

仅有希腊文铭文的犹太钱币则出现在大希律及其后代统治的时期,即公元前37年到公元95/96年。希律家族是仰仗罗马的支持而取代哈斯蒙尼家族统治犹地亚的。从出身上看,希律家族的先人迟至约翰·胡肯奴一世时期才被迫皈依了犹太教,尽管三代以后他们早已成了彻底的犹太人,但是大希律(前37—前4年)的政敌仍然会在政治斗争中拿他的祖先对他进行诋毁,讥笑他是“半个犹太人”。(35)不过这个缺点在罗马人眼中是优点,缺乏地方支持会使他更加依赖罗马,维护起罗马的利益来也更卖力,所以罗马封他为犹太王。他所造钱币上的铭文基本都是“属于希律王”(ΒΑΣΙΛΕΩΣ ΗΡΩΔΟΥ)。在罗马帝国的政治体系中,这类位于帝国边陲的藩属王叫做“rex socius et amicus populi Romani”,也就是“作为罗马人民的盟友和朋友的国王”。他们一般拥有罗马公民权,因而可以按照罗马法被罗马法庭审判和量刑,希律家族也不例外。(36)虽然他们统治的犹太国仍是一个王国,但其合法性依据不再是犹太人祖先留下的法律,而是罗马法,换言之,罗马法替代托拉成了立国的基础。希律家族之所以在钱币上放弃希伯来文而只用希腊文,乃是因为希腊文是罗马帝国东部的官方语言,他们想以此向罗马表明忠诚。一些传世碑铭在提到大希律时称他为“恺撒的朋友”(philok[aisaros])或“罗马人的朋友”(philoromaios),便是强调了他对罗马的依附。(37)

应该说,就反映希律家族统治的性质而言,钱币证据要比碑铭更直观、更生动。从材质上看,大希律及其继承人所造之币皆为铜币,(38)这与哈斯蒙尼王朝时期似乎并无不同。但必须注意到,到罗马帝国时期,发行民用的钱币一般来说已不再具有宣告政治自治的含义,而主要意味着发行当局是那种希腊罗马模式的独立社团。在罗马帝国东部,“城市”(polis)此时已不能再用传统的政治自治来定义,而演变成了一种行政和文化的构建,其功能在于把地方传统纳入帝国体系。各城市发行的钱币就像帝国全境那些家族性相似的公共建筑一样,正是这种构建的一部分。(39)就此而论,希律家族在钱币上只用希腊文,也是对这种趋势的反映,换言之,是在自觉地帮助一个更高的政治实体构建一种帝国文化。

罗马帝国的藩属王不享有外交权,不可随意结盟,但他们对内政能完全自主。因此,在发行民用钱币时,大希律不得不对其犹太臣民的宗教敏感有所顾忌。他从未按照希腊化和罗马世界的造币惯例把自己的头像放在钱币上。这一方面遵循了犹太教禁止偶像崇拜的诫命,另一方面又延续了哈斯蒙尼家族的惯例。不仅如此,大希律制造的钱币还沿袭了不少哈斯蒙尼家族钱币上的象征符号,比如双丰饶角、船锚、棕树枝等,这些使他的统治至少在臣民可见的层面上保持了与前任的延续性。在表面上维持这种延续性对于他争取地方支持显然非常重要。他在进入耶路撒冷夺取政权之前,曾前往撒玛利亚迎娶哈斯蒙尼家族的马利安娜,(40)这一联姻的政治目的昭然若揭,毋庸赘言。

除了沿用被犹太人认可的象征符号,大希律还是第一个使用罗马共和国发行的钱币上的象征符号的犹太统治者。(41)这些象征符号包括用于太阳神阿波罗崇拜的三足祭坛(tripod)、诸神的信使赫尔墨斯使用的双蛇杖(caduceus)、带雕饰的翘起的船尾(aphlaston,常出现在罗马战船尾部,象征海军的胜利)、带羽饰的头盔(apex,类似罗马士兵的头盔)等。应当指出,三足祭坛和双蛇杖是典型的异教崇拜的礼器,但考虑到大希律从不在钱币上造像,他应该不会用它们来宣扬希腊罗马的宗教,而是视之为他的权力来源的象征。双蛇杖在古代还被当作和平的象征,(42)故它们与上述船尾和头盔一样,仍属于政治符号。

大希律大量使用的另一些图案究竟是犹太符号还是异教符号,则在学界引发了争议。他发行的一类钱币正面是三足祭坛,反面的图像(见图2)(43)被有的学者当作带五星指挥棒的头盔,因为塞琉古王朝后期发行过有尖角和双翎装饰的马其顿头盔的钱币,但也有学者认为这是香炉,是用于耶路撒冷圣殿崇拜的礼器。

有一类钱币正面是单蛇杖(见图3),有学者将反面的图案解释为带有花冠及枝叶的罂粟果。在希腊神话中,罂粟果和谷物女神德墨特尔(等同于罗马女神色列斯)联系在一起,象征谷物丰收,而罂粟果中结的籽很多,所以也是丰产的象征。(44)近来有学者已指出,这类钱币是大希律在撒马利亚发行的,当时那里的德墨特尔崇拜仍很流行,大希律甚至为此建造了一座宏伟的异教神庙。(45)但也有学者认为反面的图案其实就是犹太传统用来象征丰产的石榴。

另有一类钱币(见图4),其正面是船锚,反面是两只相对的丰饶角,这显然是沿袭了哈斯蒙尼王朝时期的常用图案,但丰饶角中间的图案有争议,一说是石榴——这样便与哈斯蒙尼时期的钱币没有区别,一说是双蛇杖——也就是采用了异教符号,另一说则主张是摩西的权杖——又成了犹太符号。

还有一类钱币(见图5),正面是单丰饶角,反面是一只鹰。鹰是罗马主神朱庇特的化身,在古代被广泛作为罗马权力的象征,大希律曾在他建造的圣殿门口悬挂金鹰,引起犹太臣民的骚动。(46)不过象征罗马的鹰都是双翼展开的,而钱币上的鹰却翅膀收敛,沿袭了希腊化风格,这种风格曾被周围其他的希腊化君主国用来表示王权。不仅如此,犹太传统也用鹰来象征王权。(47)可见,同一枚钱币既可解释为罗马权力的象征,又能视为大希律王权的象征。(48)

总之,大希律使用的这类图案呈现出一种暧昧性,显得既与异教或犹太传统惯用的符号类似,但又似乎略有不同,因而在学界有不同的解释。其实,这种解释上的模棱两可恐怕在大希律的臣民当中就已出现。他的藩属国此时的人口构成进一步异质化。除了犹太人,这里还居住着希腊人、叙利亚人和阿拉伯人等非犹太人。即使在犹太臣民中,对待异族统治和异族文化的各种态度都能找到。不同的臣民在同一个符号上能否各取所需,看出自己想要看出的内涵,对于稳定各种民族情绪和塑造一个有凝聚力的藩属国,无疑意义深远。解读图像的方法已揭示出,近现代的各国统治者在政治宣传方面频频采用所谓的“画像处理”(image management)手法,来操纵和控制公共图像,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标。(49)两相对照,大希律使用这类涵义暧昧的符号,也极可能是经过刻意操纵的,因而是一种自觉的政治行为。作为罗马的藩属王,大希律是罗马皇帝和地方政治斗争参与者之间的中介人,他所殚精竭虑的,是要在各种不同的压力和倾向之间达成平衡,而其政治行为能否具备充足的弹性是这一政治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说,钱币上涵义暧昧的符号体现了他的统治智慧。

大希律的王国为他的三个儿子所继承,他们发行的钱币基本沿用了哈斯蒙尼王朝和大希律的符号。不过希律·腓力(前4—公元33/34年)是其中的例外。他所有钱币的正面刻有罗马皇帝奥古斯都、提比略或他自己的半身像,这是犹太人造币史上首次使用人像,公然违反了十诫中“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的诫命。反面则几乎全是一座神庙,徐龙认为这一“具有典型罗马三角门楣四廊柱”风格的建筑是大希律建造的耶路撒冷圣殿。(50)但毫无疑问,这其实应该是大希律在潘尼阿斯(Panias/Paneas)建造的献给奥古斯都和罗马女神的神庙。(51)潘尼阿斯这个名字就表明这里是崇拜希腊的畜牧神潘神(Pan)的中心,大希律在这个异教城市建造供奉罗马皇帝的神庙自然不会引起犹太人抗议,堪称明智之举。而希律·腓力恰恰把这里定为其辖区的首府。因此,在钱币上呈现这座异教神庙,并不是为了表达希律王朝崇拜希腊罗马文化,而是为了体现腓力也像其他藩属王那样在努力推行帝王崇拜,这是藩属王接受罗马统治最重要的象征性举措。

尽管腓力的钱币是彻头彻尾罗马式的,但显然并未引起其臣民的反感,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绝大多数是异教徒,并非犹太人,而他发行的钱币迄今为止从未在耶路撒冷甚至犹地亚发现过。(52)在他之后,希律家族的统治者越来越多地借鉴罗马钱币的图案。希律·阿格里帕一世(公元37—43年)是在罗马接受的教育,并长期与罗马皇室生活在一起,他的钱币上不仅有罗马皇帝卡里古拉的半身像,更有卡里古拉骑在战车上的图像;有的上面有两只紧握的手,象征希律王朝与罗马帝国的亲密关系。到了其子阿格里帕二世(公元50—100)时期,犹太钱币已经变得与罗马钱币没什么区别了。(53)钱币证据由此显示出,藩属国终究是罗马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藩属王自己无权统治,其权力基础是来自罗马随时可以撤销的特许,所以他们积极主动地参与了罗马帝国的构建。

三、寻求“可用的过去”

考察古代犹太钱币时须注意到,对于犹太社会而言,造币行为本身是一种外来传统。圣经时代尚无钱币,支付是通过利用天平和石头砝码称量金块银块实现的。巴勒斯坦土地上发现最早的钱币,是公元前6世纪后半叶和公元前5世纪前半叶的希腊钱币,它们显然由希腊商人带来。(54)犹太人连续的造币史迟至哈斯蒙尼王朝时期才出现,而且沿用了希腊币制。此外,钱币上的许多图案,诸如丰饶角、题铭周围的花环、船锚、头盔等,乃是借自塞琉古王朝后期或罗马共和国发行的钱币。可见,与这一时期的犹太铭文一样,犹太钱币本身是希腊罗马文化语境的产物,它们再次显示出犹太人在物质文化方面并没有太多特点,而主要依赖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文化。(55)

但是,这种原本并非犹太的物质媒介却为表达犹太人的政治和宗教提供了一种新形式。如上所述,绝大多数古代犹太统治者能恪守十诫的第二条,不在钱币上表现人或动物的形象;哈斯蒙尼家族历代统治者的希伯来文钱币一律采用了圣经时代的古字体;大希律发行的那些含义暧昧的钱币,本身就是他体恤犹太臣民宗教情绪的一个明证;在反抗罗马的两次起义期间,起义领袖将“以色列”、“耶路撒冷”、“锡安”等字眼和一些圣殿崇拜的专用礼器刻在钱币之上。凡此种种,无不表明钱币发行者试图传达这个信息:当时的犹太人分享了共同的过去。

这种过去的稳定内核则是犹太人在圣经时代形成的宗教传统。石榴和用于圣殿崇拜的各种礼器等象征符号就直接来自这种传统。塞特·史华慈指出,耶路撒冷的圣殿和摩西五经在第二圣殿时期最终成了犹太集体认同的首要象征,当时“越来越多的犹太人开始围绕这些象征界定自我”。(56)在钱币上呈现此类符号,说明犹太统治者善于通过古代最便利的公共宣传媒介,自觉利用本族的核心文化制度来动员群众,促进团体一致。可以说,在广泛汲取和改造异族文化因素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彰显圣经传统,正是古犹太钱币的突出特征。

这一特征还意味着当下与圣经传统有着延续性。但是,这种延续性却带有人为的因素。开创犹太造币传统的哈斯蒙尼王朝在钱币上使用的希伯来文全是第一圣殿时期的古字体,这种字体当时早已弃用,连大多数识文断字者也无法解读,故此举并非要保存一种活生生的过去。如果正常的生活模式没有出现断裂,没有哪个社会会去费心重构过去。这只能解释为哈斯蒙尼王朝想以此来弥补自身统治合法性的不足,即通过使用大卫王朝时期的字体来掩盖自己不是大卫王的嫡传直系因而无法名正言顺地出任犹太王的缺陷。因此,这种在钱币上被强制性重复的过去是一种“被发明的传统”,是为钱币发行者当下的行为提供合法性依据的“可用的过去”。反复使用古字体尽管在政治上举足轻重,但对百姓的生活恐怕没有产生很大影响。罗马时期两次犹太起义所发行的钱币也使用了这种古字体,不过,巴尔·科赫巴起义期间的钱币制作者经常刻错或漏刻字母,(57)说明即使在它被复兴了两个半世纪之后,人们仍然没有掌握它的基本知识。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字体能够唤醒犹太百姓对第一圣殿时期大卫和所罗门统一王国的向往,这便足以满足起义领导者政治动员的需要了。(58)

最后,饶有趣味的是,现代以来,古犹太钱币本身变成了一种“可用的过去”,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复制和运用。从1948年建国到2010年,以色列国共发行五套33枚流通硬币,这些硬币上的图案绝大多数来自犹太古币,尤其是来自哈斯蒙尼王朝和罗马时期两次起义期间发行的钱币。(59)此举显然是为了凸显近代犹太复国主义者与以色列故土之间的历史延续性,毕竟,在以色列建国前,哈斯蒙尼王朝是巴勒斯坦最后一个独立的犹太政权,而两次起义堪称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土地上捍卫政治自由的最后努力。然而,在古代犹太钱币与现代以色列国流通硬币之间,有的恐怕只是表面的相似,而无一脉相承的关联。这是因为,以色列建国时并没有从犹太古典传统或犹太流散经验中借鉴其政治组织。相反,由于建国之父们主要来自东欧,而且巴勒斯坦此前处于英国的委任统治之下,以色列的政党和行政管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依据了东欧和英国的先例,故最终确立起来的是议会民主制,而不是圣经中的君主制或哈斯蒙尼王朝那种以大祭司为首的神权政治,后两者已经成为“不可用的过去”。

需要指出,近代民族主义常常呈现出复古的保守取向,往往自我形塑为古老先例的复兴者。墨西哥对阿兹特克文明的传承、美国对古罗马共和传统的发扬、希腊独立战争时期对古典希腊文化的利用,都是这方面的例子。近代民族主义的这种复古取向,与其说是真的想恢复其所宣称的古老过去,不如说是改造过去、重构过去,打着恢复的旗号来掩盖现代性所造成的与传统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深刻断裂。犹太人在巴尔·科赫巴起义失败后,开始大规模流散于世界各地,虽然他们精神上依然眷恋以色列故土,但在接下来近两千年的时间内从未采取政治行动返回故土。以色列国在现代钱币上借用古犹太钱币的图像,不啻是用更古老的先例来否认这种政治上无所作为的流散经验,从而为自己重新在巴勒斯坦建国寻找合法性。因此,犹太复国主义者这个貌似保守实则激进的选择,其实是与近代民族主义的复古取向一脉相承的。这种复古不是好古或崇古,而是莫里斯·哈布瓦赫所说的“集体记忆”的一种形式,(60)其所复之古的真实性并不根植在过去而是取决于当下的视角,犹太古币这类历史的碎片由此被用来塑造一种新的认同。

注释:

①唐纳德·R.凯利:《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探询》,陈恒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

②参见Christopher Howgego,Ancient History from Coins,London:Routledge,1995.

③彼得·伯克:《图像证史》,杨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页。

④相关研究综述参见Baruch Kanael,“Ancient Jewish Coins and Their Historical Importance,” The Biblical Archaeologist,vol.26,no.2,1963,pp.37-62; Emil Schürer,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in the Age of Jesus Christ(175B.C.-A.D.135),vol.I,Edinburgh:T.& T.Clark,1973,pp.602-606; Ya'akov Meshorer,“Jewish Numismatics,” in Robert A.Kraft and George W.E.Nickelsburg,eds.,Early Judaism and Its Modern Interpreters,Atlanta,Georgia:Scholars Press,1986,pp.211-220; Jacob Neusner,ed.,Dictionary of Judaism in the Biblical Period,450 B.C.E.to600 C.E.,Peabody,Mass.:Hendrickson Publishers,2002,pp.125-128.近期的全面研究,参见Ya’akov Meshorer,A Treasury of Jewish Coins:From the Persian Period to Bar Kokhba, Jerusalem:Yad Ben-Zvi Press,2001.

⑤参见徐龙:《犹太和以色列国钱币》,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2011年3月14日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高度评价说:“在用任何一门语言撰写的同类著作中,他这本用汉语写的书是涉及面最宽的。”http://www.jpost.com/Features/InThespotlight/Article.aspx?id=212141.

⑥对这类钱币的近期研究,参见Ya'akov Meshorer,A Treasury of Jewish Coins,pp.1-19; Bradley W.Root,“Coinage,War,and Peace in Fourth-Century Yehud,” Near Eastern Archaeology,vol.68,no.3,2005,pp.131-134.

⑦Christopher Howgego,Ancient History from Coins,pp.39-44.

⑧张久宣译:《圣经后典·马加比传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15:6; M.J.Suggs,K.D.Sakenfeld and J.R.Mueller,eds.,The Oxford Study Bibl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 Emil Schürer,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in the Age of Jesus Christ (175B.C.-A.D.135),vol.I,pp.193-194.

⑨《圣经后典·马加比传上》14:25-49。

⑩《圣经后典·马加比传上》15:27。

(11)参见Uriel Rappaport,“The Emergence of Hasmonean Coinage,” AJS Review,vol.1,1976,pp.171-186.

(12)Simon Hornblower and Antony Spawforth,eds.,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358.

(13)Tessa Rajak,“The Jews under Hasmonean Rule,” in J.A.Crook,A.Lintott and E.Rawson,eds.,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vol.Ⅹ:The Last Age of the Roman Republic,146-43 B.C.,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286.

(14)Emil Schürer,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in the Age of Jesus Christ (175B.C.-A.D.135),vol.Ⅰ,p.211; Ya'akov Meshorer,A Treasury of Jewish Coins,p.31.

(15)参见Michael Walzer,Menachem Lorberbaum and Noam J.Zohar,eds.,The Jewish Political Tradition,vol.I,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0,pp.116-141.

(16)Christian Habicht,“The Ruling Class in the Hellenistic Monarchies,” in The Hellenistic Monarchies:Selected Papers,Ann Arbor,Mich.: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6,pp.26-40;弗兰克·威廉·沃尔班克:《希腊化世界》,陈恒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63页。

(17)Emil Schürer,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in the Age of Jesus Christ (175B.C.-A.D.135),vol.Ⅱ,Edinburgh:T.& T.Clark,1979,pp.200-204.

(18)Josephus,Jewish Antiquities,13:301.采用洛布古典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版,下同。

(19)传世文献中的“乔那伊”()是“约拿单”的缩写。

(20)Ya'akov Meshorer,A Treasury of Jewish Coins,pp.39-41.

(21)关于亚历山大·乔那伊的对外征服,参见Josephus,Jewish Antiquities,13:395-397.船锚币和铅币的图版,参见徐龙:《犹太和以色列国钱币》,第32—33页。

(22)弗兰克·威廉·沃尔班克:《希腊化世界》,第13—14页。

(23)相关图版参见徐龙:《犹太和以色列国钱币》,第28页(橄榄枝花冠)、第33页(环以王冠的八芒星)。需要指出,徐著在谈及后一种钱币上的铭文时,误认为“正面船锚周围的铭文为‘约拿单王(Yehonatan)’,反面八芒星周围的铭文是‘皇家的荣誉’”。事实上,船锚周围的希腊文铭文为“属于亚历山大王”,反面八芒星周围的希伯来文铭文是“约拿单王”。对相关符号的解释,参见Baruch Kanael,“Ancient Jewish Coins and Their Historical Importance,” p.44.

(24)《出埃及记》20:4。

(25)有关图版参见徐龙:《犹太和以色列国钱币》,第28—37页;Ya’akov Meshorer,A Treasury of Jewish Coins,p.33.

(26)《民数记》13:23-27。

(27)《出埃及记》28:33-34;39:24-26。

(28)有关图版参见徐龙:《犹太和以色列国钱币》,第63—84页。

(29)Martin Goodman,“Coinage and Identity:The Jewish Evidence,” in A.M.Burnett and C.J.Howgego,eds.,Coinage and Identity in the Roman Provinc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164.

(30)Emil Schürer,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in the Age of Jesus Christ (175B.C.-A.D.135),vol.Ⅰ,pp.605-606.

(31)《圣经后典·马加比传上》13:51;《圣经后典·马加比传下》10:7。

(32)详见宋立宏:《犹太集体记忆视域下的巴尔·科赫巴书信》,《历史研究》2011年第2期。

(33)关于这几种圣殿礼器的用意,详见Ya'akov Meshorer,A Treasury of Jewish Coins,pp.146-148,153.

(34)A.Reifenberg,Israel's History in Coins:From the Maccabees to the Roman Conquest,London:East and West Library,1953,p.36.

(35)Josephus,Jewish Antiquities,14:403.

(36)大希律的父亲就已获得罗马公民权,见Josephus,Jewish Antiquities,14:137; Jewish War,1:194.关于罗马的藩属王,参见David C.Braund,Rome and the Friendly King,London:Croom Helm,1984.

(37)Peter Richardson,Herod:King of the Jews and Friend of the Romans,Columbia,S.C.: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1996,pp.203-211.

(38)Ya’akov Meshorer提出大希律在耶路撒冷制造了大量银币(见其A Treasury of Jewish Coins,pp.72-78),但此说并没有被其他学者接受,详见Donald T.Ariel and Jean-Philippe Fontanille,The Coins of Herod:A Modern Analysis and Die Classification,Leiden:Brill,2012,pp.36-41.

(39)参见Christopher Howgego,Ancient History from Coins,pp.42-43.关于帝国西部城市的公共建筑在塑造帝国文化方面的作用,参见宋立宏:《罗马帝国西部行省的城市化:以不列颠为例》,彭小瑜、张绪山主编:《西学研究》第2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13~334页。

(40)Josephus,Jewish War,1:344,241.

(41)Jacob Neusner,ed.,Dictionary of Judaism in the Biblical Period,450 B.C.E.to 600 C.E.,p.126; Peter Richardson,Herod:King of the Jews and Friend of Romans,p.213; Donald T.Ariel and Jean Philippe Fontanille,The Coins of Herod,pp.99-126.下文讨论的钱币的相关图版见徐龙:《犹太和以色列国钱币》,第41—46页。

(42)汉斯·比德曼:《世界文化象征辞典》,刘玉红等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年,第318页。

(43)附图2—5分别引自徐龙:《犹太和以色列国钱币》,第42、43、45页。

(44)克里斯蒂娜·霍莉:《西方民俗传说辞典》,徐广联等译,合肥:黄山书社,1990年,第201页。

(45)Ya’akov Meshorer,A Treasury 0,Jewish Coins,p.64.

(46)Josephus,Jewish Antiquities,17:149-154;Jewish War,1:648-650.

(47)《以西结书》17∶3,7。有关经文的解释参见M.J.Suggs,K.D.Sakenfeld and J.R.Mueller,eds.,

(48)The Oxford Study Bible,pp.872,873.

(48)参见Baruch Kanael,“Ancient Jewish Coins and Their Historical Importance,” pp.48-50; Ya'akov Meshorer,A Treasury of Jewish Coins,p.69.

(49)彼得·伯克:《图像证史》,第94页。

(50)徐龙:《犹太和以色列国钱币》,第51页。

(51)参见Josephus,Jewish Antiquities,15:363-364; Peter Richardson,Herod:King of the Jews and Friend of Romans,p.72.

(52)Ya'akov Meshorer,A Treasury of Jewish Coins,p.90.

(53)相关图版见徐龙:《犹太和以色列国钱币》,第53—61页。

(54)Fred Skolnik et al.,eds.,Encyclopaedia Judaica,vol.5,Detroit:Macmillan Reference USA,2007,p.48; Ya'akov Meshorer,Ancient Means of Exchange,Weights and Coins,Haifa:University of Haifa,1998,pp.22-28.

(55)关于这一时期的犹太铭文,详见宋立宏:《古代的犹太铭文》,《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

(56)Seth Schwartz,Imperialism and Jewish Society,200 B.C.E.to 640 C.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p.14.

(57)Leo Mildenberg,The Coinage of the Bar Kokhba War,Aarau:Verlag Sauerlnder,1984,pp.21-22.

(58)值得指出,这种情形与近代民族国家对语言的利用几乎如出一辙:虽说语言对民族的重要性往往得到最大强调,但即使到法国大革命时,会说法语的人尚不超过法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十,而在日常生活中很少有人说法语;1860年意大利建国时,只有约百分之二点五的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用意大利文;德国的情况亦不无类似。参见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0页。

(59)有关图版的对照,参见徐龙:《犹太和以色列国钱币》,第236—265页。

(60)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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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与罗马时期犹太人的政治、宗教特征--以古犹太人钱币为中心的考察_耶路撒冷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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