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把握“三个代表”思想的方法论原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试论论文,原则论文,思想论文,代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个代表”思想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全面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邓小平理论所取得的最重大的思想成果。它紧紧地抓住了“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这一大思路，全面回答了在新的世纪里，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以及如何建设党的历史性课题，从而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在中华民族复兴伟业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指明了方向。因此，准确的领会和把握“三个代表”思想的精神实质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这一根本问题上的任何偏差，都可能对党的建设的大局带来不良影响。
一个不容回避的、最具挑战性的问题是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尽管我们党反复强调，“三个代表”的要求与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一致的，可是许多对“三个代表”思想的解释和阐发，却偏着眼于两者的不一致，并以此作为其“创新”的根据。具体说来，新的历史条件的出现，是否根本改变了工人阶级是先进社会生产力代表的判断，否根本改变了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发挥作用的组织方式和实践方式，是否要求党从根本上改变其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这些问题不仅曾在党内和理论界引起过广泛的争论，而且随着实践“三个代表”思想的深入，我们还会不断地再遇到类似的分歧。
上述分歧的出现，固然不能排除利益和价值偏好使然，不能排除新形势下意识形态冲突的因素，然而最常见、最大量的情况，还是思想方法的片面性所导致的认识偏差。事实上，如果缺乏唯物辩证法、历史辩证法的眼界，就难以把握“三个代表”思想所固有的党性与人民性、实践性与理想性、继承性与创新性的内在统一，而极易陷入“非此即彼”的片面性，用其中的一个方面去淡化和否定另一个方面。例如从今天谈论颇多的理论创新中，不难发现两个极端：或搜肠刮肚、绞尽脑汁以论证“老祖宗”没说过，其“创新”就成了对“老祖宗”的贬斥和丢弃；或寻章摘句、引经据典以论证“老祖宗”早已说过，其“创新”就成了对当代实践者创新权利的剥夺和否认。两者看似对立，实质其思想方法相当一致，即都把创新视为割断历史的跳跃，而非继承基础上的发展。因此，在不断实践“三个代表”思想的过程中，应当相应的出现学习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热潮。
一、现象与本质：工人阶级先进性的实质及其时代特征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发现工人阶级的先进性、论证工人阶级的世界历史使命、全心全意的依靠工人阶级，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根本标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科学社会主义及党建理论，都是以对工人阶级的科学认识为基础建构的。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工人阶级”概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石。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和曲解，“工人阶级”概念都自然首当其冲。
从我国当前现实看，由于科技和知识创新在国民经济增长中愈益具有决定性作用，由于产业结构调整导致一些传统产业部门人员的精简，由于非公经济在国内经济中的份额不断扩大，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及领导地位便成为争论的焦点。有人据此提出，国有经济和工人阶级不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有产知识群体和企业家才是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更为极端的观点提出，工人阶级本来就不具备领导阶级的条件，只有“知识阶级”才具备这种资格：不应把知识分子看作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要把工人阶级看作知识阶级的一部分；社会进步的方式不是知识分子工人化，而是工人阶级知识化；等等。（见《北京文学》99年第2期）
上述观点从思想方法上看，其片面性就在于不是从本质上、趋势上和联系的总和上去认识事物，而是把眼光停留在孤立的所谓“新现象”上，因此，它必然混淆“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代表”生产力发展这两个根本不同的判断。毫无疑问，在今天的中国，有利于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力量决不仅仅是工人阶级，经济形式决不仅仅是各种公有制形式，而是包含着多种经济成分、各个社会阶层。充分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努力促进我国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针。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各种经济成分、各种社会力量，都是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更不等于说，由于经济的“知识”含量加大，工人阶级已经丧失了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资格。在这里，有必要重温一下马克思是如何“发现”工人阶级的。
显然，在马克思的时代，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力量同样不仅仅是工人阶级。尤其是资产阶级，当时正充分显示着其在经济活动中的主导作用和强大力量，以至于主流派学者（例如斯密）毫不掩饰地将资本家称为新经济方式中“真正的活动者”，而否定资本主义的批评家们则只能对其发出道德的愤慨。至于工人阶级，在人们眼中只是一群群日益增多的赤贫群体，至多成为人们指责社会“病态”的材料，至多作为“现代受苦者”而成为人们同情的对象。只有马克思恩格斯首次“发现”了工人阶级的世界历史使命，即其作为共产主义革命的领导者，以及人类解放的实践者的历史地位。
人们当然可以列举出种种理由反对马克思（事实上资产阶级学者一直都在攻击马克思“神化”了工人阶级），然而，他们所能依据的仍然只能是某些“现象”（诸如工人阶级受“分工”限制而无法摆脱对资产者的依附，工人群众外表粗野、行为不雅，工人群众甚至自己也看不起自己，云云）。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曾写道：“问题不在于目前某个无产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把什么看作自己的目的，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由于其本身的存在必然在历史上有些什么作为。”事实上，从“纯粹”经验的观察出发，是不可能发现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的，这也是唯心史观长期盘踞历史领域的认识论根源。
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本要求是：第一，抓基本事实，即现象间的本质联系、总和，而不是作为实例和枝节之“事实”；第二，抓历史趋势，即事物变革、发展所要求的条件，而不是维持事物“现存”的条件。因此，马克思始终抓住了科学认识工人阶级的两大基本事实：第一，无产阶级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阶级。传统意义上的阶级均与特定的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相联系，因而都有本阶级的特殊利益，而无产阶级则不然，从根本上说，它是一个“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说其是“市民社会阶级”，仅指其是一个随着社会化大生产而形成壮大的现实社会力量；说其是“非市民社会阶级”，乃因为它并非传统意义上、受特定生产资料占有关系束缚的阶级，毋宁说，它的形成本身就是阶级趋向消亡和私有制社会地趋向解体的标志。因此，它没有本阶级的特殊利益，它的唯一利益就是消灭阶级、解放全人类。这个事实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是唯一能够突破阶级局限性（即既得利益局限）的阶级。这是其远大眼光和开阔胸怀的历史根据。第二，工人阶级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有文化的劳动者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详细的论证，由于工业化大生产和近代阶级斗争的需要，资产阶级不得不把教育因素给予了无产阶级；由于近代社会两极分化的加剧，本属统治阶级的许多阶层被抛到社会下层，给工人阶级带来了大量教育因素；由于阶级斗争的激化，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自觉站到工人阶级一边，更为工人阶级带来了文化教育因素。由于拥有文化教育的手段，工人阶级能够自己教育自己，能够形成阶级意识，能够组织成为阶级。
正是从这两个基本事实出发，马克思充分论证了工人阶级实践的两大特性：理论和实践相统一、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相统一。这样，阶级社会以来一直存在的知识与劳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历史分裂就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运动中被历史地消除了。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突出的强调工人阶级领导权、强调共产党人历史使命的精神实质。无论历史条件如何变化，只有立足于无产阶级实践，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不可能进一步深入探讨工人阶级领导权的现实形式，尤其是阶级和政党、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相互关系问题。这也正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理论创新的空间，从列宁到毛泽东、邓小平，都对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理论做出了创造性贡献。自觉的根据社会化大生产要求去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努力按照工人阶级的面貌来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是保证工人阶级领导权的关键，也是从马克思到邓小平党建思想的基本脉络。根据这一基本精神去认识和掌握“三个代表”思想，就不难看出，那种把“三个代表”思想视为淡化党的阶级基础，甚至消解党的领导的观点，是何等的错误。
不可否认，作为近代以后长期落后于世界历史进程的东方大国，中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比马克思当时所观察到的工人阶级显得更弱小、更不成熟；在历史跨进21世纪的今天，世界面貌和工人阶级状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有些也不是马克思那个时代所能想象的。因此，把马克思主义建党思想运用到中国，运用到当代，确实是一件极其复杂的创造性工作。在看待党的阶级基础问题上，极易出现两种偏向，一是非无产阶级化倾向，即降低党的标准，放弃对各种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必须转变阶级立场的要求，否认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这种观点尽管在现代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然而其共同的一点就在于，它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工人阶级在现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先进代表性，因此，它总是把关注和热情投向工人阶级以外的社会力量，总是力图改变党的工人阶级性质。二是关门主义倾向，即用一种纯粹而刻板的“工人身份”（含职业、收入、生活方式等）尺度，将一切非工人出身的优秀分子统统挡在党的大门外，从而把党的社会基础挤压得十分狭窄。
按照工人阶级先进性的要求，结合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不断地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是中国共产党得以不断发展壮大、保持青春活力和强大社会影响力的重要原因。毛泽东明确地把贫下中农纳入中国“工人阶级”范畴，使得当时只拥有二百多万产业工人的这一新生阶级真正具有了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影响力；邓小平在敏锐地指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同时，明确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及时地概括了中国工人阶级历史新变化的时代特色；“三个代表”思想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明朗，处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社会的分层和流变空前活跃，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相互渗透、共同发展这样一种格局下，明确提出打破职业、劳动方式和财产状况的限制，把一切优秀分子吸收到共产党内，极大地拓展了党的阶级基础。
然而，这种拓展是以坚持共产党的工人阶级先进性为前提的，变中有不变。从根本上说，工人阶级的先进性的根据依然是马克思所指出的，一是无既得利益，二是有文化教育手段。因此，任何已经入党或争取入党的人，都不能形成既得利益，都必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主观世界，都必须努力用人类创造的全部优秀文化成果丰富自己，一句话，都必须承认党的纲领并不懈地为之奋斗。无论何种社会身份的人，都不是作为其特殊职业、特殊身份的人士及其代表参加中国共产党，而是作为工人阶级先进分子入党的。财富并不是罪恶之源，根本在于如何获取和如何使用。同样是经商，恩格斯同一般资本家就根本不同；同样是赚钱，转化为《资本论》创作的物质条件和转化为资本的货币就性质迥异。对于那些真正能超越金钱、超越自我、诚心诚意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企业家，党当然不应排斥他们。
二、自发与自觉：中国共产党领导之必要及其活动空间
我国现代化的过程，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方式展开的。它鲜明地标示了与西方现代化的根本区别，也突出地宣示了这样一个事实，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三个代表”思想是对中国共产党这一伟大历史使命的最新概括。
我们知道，历史借以开辟道路的方式不外是两种：自发的方式和自觉的方式。资本主义现代化一般地取前一种方式，这是一个漫长地（长达数百年），痛苦地（制造了大量的社会对抗和冲突）、代价巨大（先污染、后治理；扭曲人性、败坏风气；两极分化、社会病态等）的过程。而对于后发展国家，尤其如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大国，由于一些初始条件（如没有形成统一的世界市场，没有形成稳固的势力范围，没有形成世界范围“核心—边缘”的二级结构等，因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自由竞争）的丧失，自发地走向现代化已无可能。因此，中国现代化之路必定如此，即在社会自觉力量的领导下，先取得政治独立和民族解放，继而取得经济独立和国家强盛，再借此参与国际竞争，与世界接轨，实现现代化目标。在这一过程贯穿始终、起领导核心作用的自觉社会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正是人类历史活动走向自觉成为可能，才诞生了马克思主义，诞生了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无产阶级政党，才有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和活动空间。承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以及自觉利用历史规律的可能性，是“三个代表”思想的历史观前提。如果历史发展无规律可循，或者历史规律只能自发地发生作用，那么共产党的领导以至其存在本身都成为多余的了。
正是在这一关系到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根本问题上，我们面临新的严峻考验。如果说，共产党的领导及人民群众自觉创造历史的可能性已得到充分证明的话，那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崇拜自发性、否定自觉性并进而怀疑以至削弱党的领导的思潮，就有一种趁势抬头的倾向。要求按西方多元政治模式取代共产党领导的喧嚣日甚，对全社会为共同价值目标和共同理想而奋斗的指责也日趋尖锐，“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已成为许多人的信条。这股思潮的重要鼓吹者是当代自由主义。它的基本逻辑是，现代社会等于开放社会等于民主社会等于自发社会，而传统社会等于封闭社会等于专制社会等于人为设计社会。其结论是，中国现代化实现之日，必将是中国社会一个领导核心、一个共同理想消亡之时。
对于上述动向的意识形态内容，我们将辟文另论。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党内，两种表现不同而思想方法一致的消极情绪正在与其呼应。一是悲观情绪，由于深切感受到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被侵蚀、被消解的危险，因而忧心忡忡。另一是盲目乐观倾向，看似对改革开放充满信心，实质上信奉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毫无忧患意识。这些倾向与上述自由主义思潮有一个共同前提，即认为只有一种市场经济，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无本质区别。换言之，他们认为我国目前与西方社会一样，现在都处于马克思所分析过的“物的依赖关系”社会，这就是人和人的交往需通过物物交换方式进行，个人成为“偶然的个人”，自发性主宰着社会，人格的普遍二重化等等。因此，或对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否继续保持其先进性心存疑虑，或对现实的挑战和危险视而不见，泰然处之。实际上，在他们的心目中，要么忿然走回头路，要么坦然接受物化的现实。总之，不太相信中国共产党在市场经济中能有所作为。正是这种对自发性的盲目崇拜或无可奈何，助长了社会的不良风气，涣散了党的斗志。
从思想方法上看，这不仅是一种经济唯物主义的机械论观点，而且也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生产力发展阶段不可逾越，决不意味着在同一生产力水平上只能刚性地形成一种制度、一种价值观和一种生活方式。相反，无论是历史、现实还是理论都证明，对立的两极并存、斗争和不断转化才是真实的世界。
我们且不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如何积累着社会主义的因素，也且不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的事实，单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看，甚至在西方著名学者的眼中，也并非那么铁板一块。如大家所熟悉的马克斯·韦伯，他在其名著《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其本意是论证资本主义赖以产生的独特的理性精神，然而其无意中却向我们最好地证明，作为市场经济主要动力的利润动机，其实内含着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请看他对新教地区与天主教地区的比较：(1)赚钱的方式不同：天主教地区主要靠海盗、欺诈、掠夺等方式，而新教地区靠信用、成本核算和合理的经济组织；(2)赚钱的用途不同：天主教地区利润的主要流向是消费，大都用于满足个人挥霍需要，而新教地区则用于扩大再生产，从而形成了“不断再生的利润”；(3)赚钱的理念不同：天主教地区将赚钱视为与信仰迥异的世俗活动，体现了人性的自私自利和自甘堕落，而新教则将合法的赚钱视为美德和才能，并赋予信仰的含义而形成天职观念。自然，我们不能同意韦伯的结论，似乎只有新教地区才代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天主教地区则与资本主义格格不入。然而，我们至少可以从中发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也有不同价值观和伦理动机的存活空间。
此外，大家都同意，当代资本主义与古典资本主义相比，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尽管对如何把握这种变化还存在着分歧。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古典资本主义奉行“物本主义”（以“机器—技术”为核心的管理理念和以利润为中心的经营理念）正在被“以人为本”的理念所取代。有学者认为，旧资本主义经济的三大基石（经济增长、官僚科层制、利润动机）正在瓦解，旧式“经济人”的理念正在过时，一个更加注重生活质量、民主管理和人民福利的新市场经济体系正在显现。当然，资本主义在这方面能走多远还是个未知数，而且这一变化决不是其自觉选择的。像资本主义所有自我调整一样，它具有很剧烈的盲目性和强制性。“一个人满为患的星球的工业化所引起的能源短缺、生态破坏、国际竞争等全球性危机正在迫使工厂和办公室自动化，加速科学的发展，细心地管理自然资源以及企业由顾客驱动，产生一种新型的巧增长，把重点放在改善生活的质量和人类的福利上。”
既然资本主义需要尚且可能在自发性盲目性地迫使下不断地自我调整，我们为什么不能依靠自觉性主动适应变化了的情况，不断地自我改革以求较为顺利、健康的发展呢？即然不同地信仰、价值观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尚且导致了不同的后果，我们又有什么根据怀疑以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价值观为导向的市场经济的现实性及其光明前景呢？既然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资本主义都不是铁板一块，那么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把现代化视为“全盘西化”呢？又有什么根据把“学习资本主义”的口号与“批判资本主义”的口号对立起来呢？总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尽管自发性容易膨胀，我们却必须努力开拓自觉性的活动空间。这不仅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更关系到中国现代化大业的成败。
三、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实质与表现方式
马克思主义诞生至今，历时一百五十多年而常葆青春，就在于它紧紧地立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实践，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人类历史的重大转折、鲜活经验和新情况、新特点、新课题，都在它的视野中，并形成相应的理论成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不仅通过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这两大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而且通过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形成了“三个代表”思想的最新理论成果。
不可否认，在对“三个代表”思想创新性的估价上，存在着不同看法。这本来很正常。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不同评价所折射出的思想方法上的某种片面性，以及对于理论创新的误解。所谓创新，毫无疑问地都具有原创性和开拓性，然而不同领域的创新，却又各具特色。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其实质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具体实际相结合，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马克思主义，就是在继承和发展不可分割的统一中高举马克思主义思想旗帜。因此，那种把理论创新视为“老祖宗”没讲过、没想过、没做过，或与“老祖宗”所讲、所想、所做完全不一样的观点，不仅过于偏狭，而且还是一种有害的观念。从这样的“创新”观念出发，其结果不是离经叛道，就是厚古薄今。
虽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无疑包含着修改某些具体观点，放弃已不具操作意义的策略和增添某些新语言、新观点、新思想等涵义，但是其内涵要比这些丰富得多，生动得多。我们从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发展、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以及“三个代表”思想的创新中，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至少还有下述形式：
第一，坚持就是创新。由于实践总在不断发展，历史总在不断变化，因此任何思想、观念、原则要实际地存在并产生影响力，就必须面对变化了的新情况，有针对性、有选择地重申和坚持某些理论观念。因此，任何对于理论的有效坚持，都必然内在的包含着继承和发展两个部分，包含着理论上的创新。邓小平在回答国际人士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疑惑时明确指出：“现在我们还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里有继承的部分，有发展的部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准确地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才是真正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事实也正是如此。邓小平在“文革”后针对当时迷信盛行、思想僵化的现状，努力恢复和倡导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其不仅具有了新的时代内容，而且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三个代表”思想的前提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历史观，把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社会始终存在着推动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两大社会力量、两种社会利益和两条现实道路的分析，运用到方向感严重迷失、社会分层和阶级关系相对模糊的当代，树立了辨别先进和落后、健康和腐朽、正义和邪恶的当代坐标，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以新的理论解释力和说服力，因而无疑地具有理论创新性。
第二，批判就是创新。马克思主义是党的精神支柱。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无产阶级政党和现代工人运动；没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是党的生命，“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邓小平语）而一切企图削弱以至消解中国共产党的敌对势力，必然力图以各种方式否定马克思主义。由于此种意识形态的渗透颠覆总要利用“时代特色”和“学术创新”渠道，因此对其的有效抵制、批判就不仅需要坚定的信念，而且需要理论创新。大家所熟知的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形成，就与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批判密不可分。而邓小平理论宝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通过不同时期、针对不同情况对各种错误思潮的批判，从而在民主、人权、理想、信念、现代化等重大问题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实际上也是针对西方对我进行分化、西化的图谋而作出的回应，并从根本上解决了在新世纪继续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进性质这一历史性课题。
必须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决非单纯的自我辩护，而是在努力运用人类优秀文化成果充分说理、解剖对手的同时，严格地自我审视。这样，意识形态和科学就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中达到了统一，而坚定信念、发展创新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这一批判的必然结果。
第三，综合就是创新。理论创新不同与科技创新之点，就在于它并非简单地“推陈出新”、“新陈代射”，而是必须从现有的思想资料出发，进行加工整合，形成新的理论概括。因此，真正的理论创新并不在于新名词、术语的多少，而在于其综合方式所新拓展的历史容量。关于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的划分，在列宁那里已有明确阐述，然而当毛泽东作出关于“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新概括时，就赋予了这种划分以新政治内容和时代内涵；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尚处于不发达或初级状态的思想，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的毛泽东那里就有，然而当邓小平作出“社会主义初级阶级”的新概括时，不仅涵盖了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前的一整个历史时期，而且将其作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依据的基本国情，标志着我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新飞跃；“三个代表”思想的最新概括，拆开了似乎都是熟知的观点，然而其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却科学地解决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既要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进性，又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发展生产力的历史难题，从而成为新世纪党建伟大工程的纲领。
总而言之，从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出发，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实际运用，我们就能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保持党的旺盛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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