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后国家与依附性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落后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理论上看，落后国家有两类发展道路，一是脱离于资本主义体系的独立发展，一是融入资本主义体系的依附性发展。从实践上看，在全球化时代，落后国家的有效发展是脱离不了资本主义体系来完成的。
一．依附性发展的外部动力：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性持续扩张
1.发展与依附性发展。
依附性发展的概念离不开对发展的理解。“发展”(development)一词经历了多种含义的转变，就其本义而言，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认为它“有两个不同的含义。一是指生物有机体的生长过程。……还有另一个与其说是生物的，不如说是算术法则的含义。发展的意思通常只是‘更多’。”（注：沃勒斯坦，《发展是指路明灯还是幻想？》，载《发展的幻想》，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显然，这一概念适用于1960年代的发展观，它更多地强调经济总量的增长。1980年代后，发展概念已经演变成经济与社会的进步，到1990年代，它又变成了一定地域里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可持续进步的代名词，“如果‘发展’一词按照一般的愿望那样，表达一种值得追求的目标，那么它就应该用来指整个社会的福利有了无可置疑的增加，而不是指产量，也不是指社会中狭小的一部分”。（注：塞缪尔·亨廷顿等，《现代化：现实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第10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今天，落后国家的依附性发展应抛弃早期的发展主义的观点，这一观点认为发展主要是经济总量的增长（这曾经被初期的依附论者和许多现代化论者所强调），而无视这一增长所带来的社会分层的加剧或传统的生态与伦理的崩溃。
依附性发展则是落后国家在依附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情况下而获得的社会可持续性进步。落后国家的依附性发展将表明，首先，“在依附的社会里，存在着进行社会和政治活动的足够的空间”，（注：罗纳德·H·奇尔科特，《批判的范式：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学》，第9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落后国家可以在依附性状态下实现发展；其次，它们只能选择依附性发展而没有其他更好的道路。
2.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性扩张是依附性发展的外部动力。
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一定要超出民族国家的界限而向全世界扩张的。资本寻求利润的动力促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向向世界蔓延，伴随而来的还有现代性的传播——某种程度上，这是西方文明的侵略，尽管现代性不只是西方文明的特质，“西方现代国家和资本主义市场概念的传播已经对全球的大多数社会和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限定。”（注：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第2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资本主义全球的扩张使得资本主义和现代性成为15世纪以来，促进各个政治—地域体系（帝国、地方政治实体或民族国家）之间发生交往的最强大动力，它在不断扩张的进程中塑造了全球不同地域内的社会面貌，这一塑造功能的力度有增无减。资本主义体系全球性持续扩张通过如下方式塑造并控制着落后国家的发展。
首先，它建构了“核心—边缘体系”这一全球性历史演进模式。自伊比利亚半岛开始外殖民以来，核心—边缘模式开始渐渐形成，并一直发展至今，成为人类共同生活的体系与作为一种有别于15世纪以前的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模式。但是，它内部的联系方式发生过持续的变化，大体上说，它从一战以前的宗主—殖民体系（赤裸裸的领土与财富掠夺），经由资本—原料体系（以资本输出和垂直性国际分工为主要特征）到二战后又发展到现今的霸权—依附体系（核心与边缘存在某种程度上的相互依存）。
霸权—依附体系作为核心—边缘体系的新的发展阶段，并且作为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新的结果，对落后国家的发展具有极大的限制作用。这一体系已经使落后国家走上了不可逆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成为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组成部分。它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国际资本主义规范下从事贸易、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总之，体系对落后国家具有强大的制约力量，落后国家作为体系的单位，它只能服从于这一体系，而这一体系是为霸权（在商品生产和对贸易、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力、政治和外交制约力上具有不可挑战的地位）服务的，即这一体系使边缘无条件地依附于核心，尽管核心国家对落后国家和地区也存在某种程度与形式的依附性。
其次，它建立和巩固了全球性资本主义秩序。这一秩序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经济秩序，二是政治秩序。就经济秩序而言，它通过建立完整和复杂的全球经济制度，以组织、体系、条约、谈判模式等来规范全球经济。总体而言，它的核心国家针对落后国家和地区而建立起的自由主义的贸易和金融机制，以此实现全球性经济秩序。由此，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得以运转和扩张的“双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贸易组织(WTO)，成为建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经济自由主义秩序的两大支柱。在核心国家建立的这一秩序之下，不管这一秩序是否具有实质的公正性，是否能给落后国家带来可持续发展的机会或效果，落后国家必须面对日益扩大的国际自由市场，并与核心国家一同遵循这一原则的制约。就政治秩序而言，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主要通过确立主权原则而建立起全球国际关系“自助体系”(self-system)，（注：主权原则是通过民族国家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是一种特殊的某种建构。我们自己越来越从属于它恶毒制约”。参见《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第8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而自助体系意味着霸权具有比依附性国家和地区更为有利的地位，这种地位决定了一国行动的自由度，继而又决定了国家在国际关系中权力等级的位置。显然，霸权比较依附性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自由度要高得多，因而其权力地位也高得多。霸权政治上的权威更加巩固了它在核心—边缘体系中经济上的主导地位，因此“霸权意味着对物质资源的控制”，（注：罗伯特·基欧汉，引自《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第92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相应地，落后国家在这一体系中的地位更加脆弱了。
第三，全球化运动加速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扩张。本质而言，全球化运动只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过程中的衍生物，但在今天，它已经成为了资本主义全球性扩张的有力工具。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地区经济集团化（如APEC、EU、NAFTA等）、信息化（个人电话、互联网、移动电话的发展）、共享文化的增加（主要体现为现代性，如政治民主制度、宽容和多元主义、科学态度等等）已经加速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网络在全球的建构，我们不得不生活在由全球化建构的这样一张巨大的网络当中。摆脱资本主义体系几乎成为落后国家的天方夜谭，全球化不只是核心国家的一体化，也是落后国家更加紧密和以更加复杂的方式融入核心国家，继而融入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过程。
二．非依附性发展的局限性：激进派与保守派
核心国家的控制使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从属于资本主义体系，但落后国家的发展不足是外部体系和内部结构共同制约的结果，落后国家在寻求发展的道路上，必须进行内部结构的改革，采取一定的政策措施以促使其社会和经济制度发生转型。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以来落后国家经济和社会结构已经受到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深刻影响，因此它们试图采取措施脱离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努力是不现实的。如果一定要做这种努力的话，从理论上看可以有两条途径，一是激进性改革，使经济制度完全脱离于这一体系；二是保守的改良主义，在不融入资本主义体系（尤其是不融入核心国家所建构的规范中）的前提下与之进行谨慎的交往。但这两种脱离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内部结构的调整在今天都会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
1.激进改革将带来经济困境与可能的严重社会动荡。
显而易见，激进改革意味着本国经济发展完全摆脱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控制，这派主张“走人民革命的道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寻求发展”，（注：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中译本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但事实上，一旦摆脱了这种控制，依赖本国自主发展的战略难以奏效。
首先，在脱离于核心国家之前，落后国家并没有建立独立、完整的民族工业体系，不具有自给的经济能力，资金、资源、技术和人才严重不足，国内生产、投资和商品市场有限，因而经济发展的基础十分薄弱，发展后劲乏力。在这样的情况下，选择完全脱离于资本主义体系是危险的。
其次，激进改革还带来社会动荡。由于改革初期所带来的国内经济困境将使社会经济运转和社会生活发生显著变化，从而引发社会动荡。政府为了稳定经济秩序可能会不断调整各种政策，而政策的不断调整更加剧了社会生活的混乱。激进经济改革还会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他们必然的反抗也会引起社会骚乱。
第三，缺乏足够的市场吞吐能力。历史经验表明，只有大国才能在摆脱资本主义体系后建立自主的市场和工业体系，中等国家和小国不能单独建立自己的市场，而落后国家大部分是中等国家和小国家。以前的东欧国家只有依赖于苏联和经济互助委员会才能扩大本国的市场，现代落后国家若实行脱离于资本主义体系的激进改革，市场的建立与扩张相当困难。
2.保守的发展战略被证明是不成功的。
保守发展战略尽管不完全与资本主义体系断绝来往，但只是小心翼翼地实行着反重商主义（从国外获取资金，但重点培育国内市场）的策略，这会带来两大后果。一是严重的外债问题，二是严重的腐败问题。
首先是外债问题。为了不过多地依赖资本主义体系，培育内部市场而将出口对象转向国内，最后会使进口大于出口，国际收支呈逆差状态。为了平衡国际收支，弥补政府财政赤字，大举外债便成为普遍的手段。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大举外债的后果是外债如同雪球越滚越大，1990年，发展中国家外债已达13190亿美元，（注：蔡拓，《当代全球问题》，第9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巨额外债本息最后导致落后国家几近破产，并严重受制于国际金融市场，对资本主义体系的依赖程度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有所增加。
其次，一定程度的腐败盛行。缺乏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制约和监督，国内资本的运作难免失去规范。结果外债在国内投资于急需的制造业或其他适当的工业与基础设施之外的行业，甚至出现官僚用外债以供私用的情况。因此，保守而非开放的发展战略如果不建立统一的法则和经济规则进行规范是难以有所作为的，而脱离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监督，经济规范的建立几乎不可能。
3.内部结构改革的适当性。
既然激进和保守的内部结构改革难以奏效，因此只有适当的改革才能实现依附性发展。适当改革的目标包括：健全的市场经济；适当的产业结构；适当的财政和金融体制。
健全的市场经济是开放性经济，它可以有效地规范内部经济行为，确保公平的竞争机制，并由此减少腐败行为。适当的产业政策要求逐步摆脱单一出口型经济，建立较健康的产业结构。保持较为平稳的财政收支，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性，保证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不损害国内金融秩序和投资结构，确保一定的外汇储备，这样就能免于国外金融资本的破坏性冲击。
三．依附性发展的前景：经验的鼓舞
费尔南多·卡尔多索(Fernando H.Cardoso)认为“依附性发展是当今世界上发展中国家取得经济发展的唯一途径，依附是发展中国家取得自立的必要代价”。（注：樊勇明，《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第7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更多地强调发展而不是依附；是主动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而非消极地受制于这一体系。今天，依附性发展的可能性不仅被事实所证明（如东南亚国家的崛起），而且也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
1.落后国家从经济相互依存中获益。
首先，相互依存是大势所趋。全球化带来的经济一体化使国内资本的国际流动具有十分便利的通道，同时核心国家的资本要寻求更大更多的利润（摆脱国内的高成本和出口壁垒限制），以及国内多余资本要寻求出路，从而跨国公司的出现在所难免。跨国公司是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经济上相互依存的表现之一，跨国公司为落后国家带来了技术和就业机会，核心国家的资本在落后国家找到了更加合适的创造利润的场所。跨国公司对核心与落后国家而言具有“帕累托最优”式的双赢效应，对落后国家来说，跨国公司带来的资金、就业机会、管理、技术和产业联带效应所取得的效益超过了对国内市场的冲击所带来的影响。事实上，落后国家正急切而谦卑地以优惠政策献媚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
其次，相互依存使边缘与核心国家互利互荣。相互依存不仅仅体现在资本市场，也体现在贸易和产业结构上。除了它们在商品市场上的相互补充外，还能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上实现互利。就核心国家产业结构调整而言，当落后国家在吸收部分资金延续核心国家本土上开始被淘汰的产业后，核心国家就可以在本土建立和调整出新的产业结构，进行新的科学技术的研制与应用。而落后国家也能从核心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中获得好处，除了从世界整体经济发展中获得好处以外，还能为自己产业调整寻找空间。以东盟为例，“东盟经济在过去30年中已经历了巨大的结构变动，从而使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以及制造业产品占总出口的比重不断提高。如果它们与世界其他国家（主要是核心国家）相分离的话，这种结构转换是不可能的。”（注：穆哈默德·阿里夫，《东盟在不断变化的太平洋地区分工中的比较优势》，载罗肇鸿、陈润和编，《中国与东盟国家经济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0页。）
2.东南亚国家发展模式的鼓舞。
虽然东南亚诸国（包括所谓的“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以及“四小虎”等东盟主要成员国）历经各种艰难道路，最终发展为现在的模式（有人称之工业区东亚模式或儒家资本主义模式）并取得现有的成就，整体说来应该是成功的。“从80年代中期到1997年秋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亚太地区——从东北亚的日本、韩国到南亚的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和中国南方一个半弧形地区——是世界经济中增长最快的地区。有人估计，这些国家的经济每年增长8%，约占世界总产量四分之一和世界总资本支出的三分之二。”（注：罗伯特·吉尔平，《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第26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而金融危机之后，东南亚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地区之一。
东南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从纯经济角度看基本上有两点值得肯定。
首先，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战略。东南亚国家从1960年代开始经济腾飞以来都没有离开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尤其在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其“新的经济增长战略强调出口导向发展的重要性，这已作为激发世界经济和政治变革的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一个完整部分被广泛地接受。”（注：费尔南德斯·希尔贝尔托、安德列·英门，《发展中国家的自由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也就是说，开放性是所有这些国家发展战略的共同点。中国则自1970年代末便开始实行开放经济制度，从建立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到如今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模式的形成，直到最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表明中国作为落后国家在以开放的姿态积极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并体现出自己的成功。
其次，积极寻求内部市场的扩张。中小国家建立内部市场依赖于经济联合，即建立一体化的经济集团。从关税同盟到共同市场，如果落后国家成功地建立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内部联合市场，对来自核心国家外部性冲击就具有较强的抵抗力。以东盟国家为例，它们于2002年1月1日正式启动了东盟自由贸易区作为扩大内部市场的重要步骤，目前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尼、文莱等6个东盟老成员之间所进行的自由贸易商品共涉及44062种，现东盟各成员国之间的贸易约占东盟国家外贸总额的20%。（注：王涛，《经济日报》2002年1月8日。）中国作为大国，消费和投资市场具有几乎无限的扩张能力，因此完全可以依靠本国建立庞大的内部市场，这是作为大国得天独厚的优势。开发大西部、发行国债、实施基础设施建设都是为启动内部市场所采取的措施。
当然，内部市场的扩张并不是为了有朝一日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断绝来往。内部市场和外部市场是相互依存的，内部市场的扩张需要外部市场的资金和技术，需要按照整个世界经济体系规律来动作，一个封闭的内部市场几乎不可能发展出足够规模。
四．结语
依附性发展作为落后国家的必经之路，都面临同样的外部环境，实现发展的关键还是在于适当的内部结构改革，不但要实行适当的经济改革，也要有适度的政治改革与之相适应。要做到政治改革适度性，应该着力于减少腐败，确保对市场的有限干预并实现政治民主。
腐败行为导致了国内资本的流失，外债的不当使用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受地方保护主义的干预，并因激怒广大失业者和下层民众而导致社会动荡以及国外投资者的投资信心。减少腐败行为最根本的办法是确保法治和市场的规范性，确立法律的权威与保障市场的开放性与统一性。
政治权威性的保持具有三层作用。一是确立经济发展方向。二是进行政府采购以培育市场发展的基础，增加内需和扩大就业机会。三是保持金融市场的稳定，政府对金融市场的有限控制有利于平衡国际收支，减轻外资的不良影响，稳定国内市场和民众的消费信心。
民主政治的建立对经济发展有两大好处。一是确保经济发展战略与产业结构调整的正确性，根除政治家族集团对经济事务的垄断，一定程度上使国内的统治集团与国外帝国主义的勾结受到抑制，给民族工业的发展创造发展的机会；二是有利于建立吸引外资的环境。民主政治对消除经济腐败和减少官僚弊病有益，它本身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则对投资者具有吸引力并能带来安全感。
当代落后国家情况千差万别，当中不可能有一种统一的发展模式。但可以肯定的是，依附性发展是落后国家不可逃避的道路，在全球化背景下，没有任何一个落后国可以逃脱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制约，融入而不是脱离于这一体系是落后国家的命运。更重要的是，落后国家应该进行内部结构的深刻改革，以适应全球化背景下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扩张。因此，自我革新便成为落后国家最迫切、最艰难、但也是最宏伟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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