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魏巍的政论、杂文作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论论文,杂文论文,作品论文,魏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家评论
一
对于我这一代人来说，魏巍的名字是和他的散文名作《谁是最可爱的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少年时怎样按照语文老师的要求背诵这篇散文开头和结尾的那些自然段的情景，那种情感的激荡是我一生中读书所留下的最美好的最难忘的印象之一。
而这篇散文第一次在《人民日报》发表时，是被当时的总编辑邓拓作为头版头条，放在社论地位发表的。这种破例的大胆安排固然出于一位杰出报人的识力，但作品本身所特有的思想魄力、政论色彩却是这种安排的内在的根据。是的，如果作家仅仅记叙了志愿军战士的那几件感人的事迹，那几个可爱的形象，而没有驱动这些素材奔赴那个燃烧着的思想焦点；如果作家没有深情而雄辩地提出“谁是最可爱的人”这个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的道德判断和价值估量的问题，那么这篇作品是不可能获得那么深远的典型概括意义的。
在这篇散文的结尾，作家热情地赞美志愿军的普通战士“是历史上、世界上第一流的战士，第一流的人！他们是世界上一切善良人民的优秀之花！是我们值得骄傲的祖国之花！”然后把一个问题提到了因志愿军战士的浴血战斗而享有和平生活、劳动权利的广大人民面前：
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安安静静坐到办公桌前计划这一天工作的时候，当你向孩子嘴里塞着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悠闲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你也许很惊讶地说：“这是很平常的呀！”可是，从朝鲜归来的人，会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
这种对生活在和平环境中而习焉不察的幸福感的提醒，对人们享有的幸福与普通战士的献身和吃苦的内在联系的揭示，实际上是向人们提出了个人幸福与社会公益的相关连的集体主义人生观、幸福观，是对那种隐隐约约地把所谓“兵”们看得平凡、简单，多少有点忽视他们、鄙视他们的自私偏见的纠正。《谁是最可爱的人》的强烈的艺术效果，正是在它内在的政论锋芒引起的震动世俗偏见的力量中实现的。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引述一下刚刚读到的现在的论者对魏巍提出的这个问题的解释。一篇读书札记这样写道：“人的幸福感是非常相对的，比之前线战士的艰险能上班喂孩子算是幸福（见魏巍文章），而对比于文革挨整者能不挨整亦当是大幸福了”。〔1〕这似乎是漫不经心的、带点轻蔑的提及，又似乎是含有讽意的反语，倒也真实地反映出了论者的某种庸福心态。魏巍的文章提醒普通人在与战士的对比中意识到幸福，并不是宣扬什么幸福的相对性或个人得到较好处境的庆幸感，而是请人们不妨延展一下自己的精神世界，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也想一想遥远的地方的别一些人的战斗、劳动和奉献，也关怀一下为祖国而战的可爱的战士们。罗曼·罗兰说过，文学有“将人提高”的使命。这样的提醒正是为了将人提高一点，稍稍离开一点只顾独自觅食的可怜境界。我想，这样的提醒，过去，现在，将来都是有意义的。
另外一篇散文《战士和祖国》一开篇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拿着劣势武器的志愿军为什么能战胜强大的敌人？“英雄们的心灵深处，到底是怀藏着一种甚么奇异的东西呢？”作者终于从战士们的谈吐中、英雄业绩中找到了这种奇异的东西，那就是对新生的社会主义祖国的爱。作者生动地描写到，在前线的战士们“关怀着我们祖国广大国土上的一切。他们醉心地谈着，就好像谈着一个最亲密最心爱的人，愿意连他的头发都要谈到。”作者也深刻地窥视到一个勇敢的战士的内心，揭示了他的爱国主义感情与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对新中国的深沉的爱是水乳交融的。“新中国，这是我们一块肉一片血换来的呀！……”从这战士的心音中，作者满怀激情地写道：“对于取得革命胜利的中国人民来说，‘祖国’，这不是一个普通的词儿，这是一个至亲至爱的名字、尊贵的名字、神圣的名字……是一切神圣美丽的东西的总称”。
这是一个革命战士、党员作家对爱国主义的理解。这一理解也像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人生观一样，贯穿着魏巍的全部创作。一直到最近，魏巍还这样指出：“尔重同志在海南开会时讲过的两句话我也非常赞成。他说，我们讲的爱国主义不是文天祥、史可法的爱国主义，也不是梁启超、康有为的爱国主义，我们讲的是社会主义内容的爱国主义”。〔2〕
《年轻人，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也是魏巍带政论色彩的散文的代表作。这篇散文精警的开头，曾是很多青年的座右铭：“青春是美丽的。但一个人的青春可以平庸无奇；也可以放射出英雄的火光。可以因虚度而懊悔；也可以用结结实实的步子，走到辉煌壮丽的成年。”作家记叙了朝鲜战场上的青年团员戴笃伯在战火中的青春的闪光，记叙了战地医院、文工团的女青年们对英雄、对青春的理解和她们追求进步的热情，然后以诗的哲理的语言总结说：“年轻的朋友们，他们就是这样沿着和工农群众结合的道路在火热的斗争中度着青春的。这是快乐的青春，美丽的青春，英雄的青春！毛泽东时代的年轻人，谁不愿意有这样的青春呢”。作家以富有鼓动性的声音激励一代青年前进：“为做一个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的英勇战士而奋发努力吧，不会有比这再光荣的了”。这种面对青年发出的战斗的青春进行曲反复地在魏巍的创作道路上演奏着。
从上面评述的三篇政论性的散文作品，我们看到的作家魏巍，是新的社会主义文学中富有创造性的思想火炬的点火人之一。他点燃的是无产阶级的关于人的价值观的火炬，是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的火炬，是为人民献身，在战斗中成长的青春的火炬。什么样的人最可爱，什么样的感情最神圣，什么样的青春最美丽，这些问题正是刚刚从旧中国脱胎而出的新中国社会上存在的亟待回答的、最普遍、最集中的思想问题，而魏巍的散文作品，正是投向这些时代思潮的聚焦点的火花，于是便在千百万人民，尤其千百万青年的心中点燃了新的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的熊熊烈焰。
这火炬的光，穿越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烟尘，至今仍是那样明亮，那样灼热。尽管它在当前的思想现实背景下，在有些人看来，似乎是已经远去的彼岸灯火，但它在当代社会思潮史和当代文学史中的独特地位却是确定了的，很难抹煞的。
二
从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初，是魏巍文艺性政论写作的一个新的、也是非常重要的阶段。作家在这一时期所写的那些词采飞扬，富有说服力和感染力的政论，如《祝福走向生活的人们》、《幸福的花为勇士而开》、《夏日三题》、《写你鲜红的历史》、《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而高翔》等文章，曾在青年中广为传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文章和郭小川的《向困难进军》、贺敬之的《放声歌唱》、《雷锋之歌》、郭沫若的《向地球开战》等诗篇，相互映发，此呼彼应，共同奏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瑰丽的交响乐章。这是一代新兵的出征词，是火热的青春进行曲，是崭新的共产主义人生观的宣言书。
这些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处于筚路蓝缕阶段产生的围绕着人生观问题的文艺性政论，是社会主义时代的思想文献和文学华章，值得当代文学史工作者进行认真的评述。
《祝福走向生活的人们》，是作家1955年为北京石油地质学校首届毕业生送行的讲话。这篇送别辞写得文情并茂，气盛言宜，是魏巍这类政论作品中比较精彩的佳篇。作家怀着对这些光荣的祖国母亲“最远行的儿子”的深深的祝福之情，从他们的思想实际出发，紧紧扣住他们走向生活、选择人生目标的各个阶段必将遇到的思想问题展开辞锋，处处给人霍然醒豁的思想启示，让人读了后血脉偾张，情感激荡，产生立即奔赴生活的行动欲望。
魏巍赞美年轻的勘探队员乐于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争当社会主义建设的侦察兵的选择，并把这种个人的选择和一代青年的素质风貌和祖国的命运、前途联系起来思索。他指出：“什么是革命英雄的气概？什么是战士的气质？这就是愿意做别人不愿意做的工作，愿意去别人不愿去的地方，不怕脏，不怕累，不怕苦，心甘情愿踊上危险最多、负担最重、牺牲最大的战线。如果一个国家拥有这样的青年，她就能成为最有前途、最幸福、最富庶的第一等的强国。反过来说，如果一个国家的青年变成这么一种风气：畏惧艰苦，贪图安乐，见有光可沾，就一窝蜂似地拥上去；见要吃亏，就远远避开，甚至跳到井里也想抢个干地方，那么，这样的‘战士’组成的队伍，必然不堪一击，这样的国家，也是迟早要倒霉的。”这些写于四十年前的话，至今仍有震撼心灵的力量。当然，经过四十年沧桑，走过了弯弯曲曲的道路，我们今天也许可以补充说，建设“最富庶的第一等强国”，首先需要探索出一条正确的道路，青年的力量也只有在正确的历史道路上才不会虚掷。但是，就一代青年的素质关乎国运这一点来说，魏巍的论说是十分有力的，而且至今并没有过时。
在谈到青年在加强思想锻炼方面要重视主观努力的作用时，魏巍指出：“‘主观努力’，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指生活的严肃性。所谓严肃，请大家不要误会是走路要迈八字步，双手必须放在背后，说话要学什么‘首长’腔调。我们不需要这些东西。我所说的严肃性，是指一个革命者强烈的是非观念。在他的心里，应该给自己制订出一部宪法，应该给自己树立起一条明朗有力的生活的律条：对的，该做的就做；不对的，不应该做的就坚决不做。”不少人犯错误，其中，“很大一部分却是由于明知不对，然而由于内心里某种不可遏止的私欲，又驱使我们干了。多么可怕的魔鬼呀！”这样的建言和剖析，难道不是至今仍是非常警策的吗？
非常感人的是，1985年春，距那次送行三十年后，当年聆听魏巍的送别讲演的那些毕业生，在北京举行了一次“争风斗雨三十年”的集会。当初的小伙子和年轻的姑娘，此时都是功绩累累的厂长、书记、教授、工程师、地质师等等石油战线的骨干了。他们邀请作家参加了这次盛会。会上，有人把大庆会战的奖章送给作家。还有一个叫牟莺乔的同志，虽历经磨难，却始终珍藏着那本载有《祝福走向生活的人们》的《中国青年》。在会上她把这本经过三十年风雨，一直鼓舞着她前进的《中国青年》送给作家，使得作家不觉热泪盈眶。这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段佳话。对于一个为人民、为青年、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写作的作家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幸福吗？
《幸福的花为勇士而开》是为《中国青年》组织的一次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而写的总结，也是一篇曾在青年中引起热烈反响的文章。这篇文章围绕着对幸福的两种对立的理解，雄辩地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集体主义的、与创造性劳动相联结的幸福观。作家指出：“幸福就是深刻理解自己工作的意义，自觉地为共产主义事业做出贡献。只有多为人民做好事，使人民得到真实的好处，才是人之一生无愧心于的最大的幸福。个人生活愿望的满足，不过是幸福这个大花篮中的一般的花朵。”在文章中，作家调动了自己对生活的观察、积累，甚至注入了自己个人的生活体验，广取事例，连类引譬，反复申论，层层剖析，笔锋所至，思想的火花灿然怒放。他不避锋芒，直剖种种诡辩、遁词，使自私的说教者一点闪回躲避的余地也没有。虽然文章结构有些松散，但读起来仍然一气贯注，令人神旺。其中，对人的精神生活的一段论述给我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
那是在批判一种流传甚广的论调时提出的思想。这种论调是：“人生在世，吃穿二字。革命还不是为了更好的穿衣、吃饭吗？”魏巍对此分析说：“即使说，它指的是集体而不是个人，这话也是不完全的。因为它没有说到，作为一个‘人’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人的精神生活。它把‘人’大大地降低了。……人，不是可以关在笼子里吃鸡蛋粉的金丝雀呀！”
作家由此展开了自己对人的精神生活的境界的极富艺术感染力的论述。他说：
人的精神生活，有极宽广的领域。政治生活、文化生活、道德、理想、斗争、创造，以及友谊、爱情等等，都是这个领域中色彩烂漫的花朵。
一个人，应该极力去开拓这个美丽的精神世界。让它丰富、宽广起来。让它发出火光和音乐一般的声音。让它像长满野花、充满香气的草原。让它像起伏万状的山岳。让它像呼啸着暴风雨的海洋。让它能容纳下这块大地，这块生育着亲爱的人民的大地！
千万不可使它荒芜。
也千万不可使它只有两个可怜的土坑：“名”、“利”的土坑。
我以为这是我读到的古往今来的哲人关于人的精神生活的种种论述和描绘中最好的一段。它是这样视野开阔、明朗绚丽、形象别致、生气盎然！它把“人”大大提高了。后面我们将会看到，这个思想也把社会主义的理想境界大大提高了。
《夏日三题》是为《中国青年》1959年组织的一次以“人生最大的快乐是什么”为题的思想讨论写的总结。文章以“生与死”、“个人与集体”、“欢乐与悲愁”三个问题展开论述，肯定了为人民利益勇于献身的英雄行为，集体永远高于个人的原则，为集体、为人民服务可以得到最大快乐等正确的思想。这篇文章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是，在展开正面论述时，作家反驳了一种来自庸人的指责，即宣传为人民利益勇于献身的人生哲学是提倡让人们去“死”。作家反驳说：“不，决不！我可以说，没有任何人能比得上我们共产党人对于‘生’怀着那样深沉的热爱！……我们是比一切爱美的人都爱美，比一切爱生的人都爱生的！”作者进一步指出：“我们爱生，不是只爱个人的生，我们还爱集体的生，人民的生。正因为我们的热爱太执着，太深沉，所以我们甘愿以少数人的死，来换取多数人的不死，以个人的死，来换取集体的生”。
时隔三十五年，在今天，我们又听到了对“动不动叫人去英勇牺牲”的“论调”的责难。这恰恰证明，魏巍当年为无产阶级人生观、生死观所做的强有力的，是非分明的辩护是多么必要，又是多么有预见性！
《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而高翔！》是《幸福的花为勇士而开》的续篇，写于1963年，同样是为《中国青年》组织的关于幸福问题的讨论的总结。因为时代背景的关系，这篇总结充满的论辩的火焰，更具有思想针对性。这篇政论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思想，例如，关于革命精神与革命事业的关系，作家指出：“如果丧失了这种革命精神，就是已经拥有强大的物质力量，革命事业也是没有保障的”。“不可能设想，一个革命阶级的精神状态不佳，可以获得解放；也不可能设想，一个胜利了的阶级精神状态不佳，可以巩固与发展自己的胜利。”这一思想的价值，在前苏联瓦解易帜后，人们更容易掂量出来。它成了魏巍观察和分析苏、东剧变的一个思想出发点。
当然，这篇文章的某些论述，也存在着局限性。例如，在论述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时，作家虽然正确地指出：“共产党人不仅不排斥物质生活的合理性，而且是为实现物质生活合理性而斗争的最积极、最热忱与最彻底的战士”，指出了“对人民群众物质生活的任何轻视都是错误的。一个人缺少最低限度的物质保证，这当然不是一种幸福；同时，一个人物质享受的满足，也并不能弥补他精神上的空虚”，反映了作家对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两者辩证统一关系的洞察。但是，在批评“不搞剥削的个人主义”时，作家却不适当地表达了对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担忧，对“经济领域中的资本主义因素以形形色色的形式繁衍滋长”的担忧。这说明作家对当时我们党在经济政策上过“左”造成的失误缺乏察觉。也许我们不应该超越历史条件去苛求作家，但指出这种认识局限是有必要的。因为这种认识局限隐隐约约地也影响到作家现在对某些社会问题的看法。
魏巍的这些政论作品在文学上的价值如何呢？对此，魏巍曾说：“有的作家朋友认为我把相当一部分精力用在这些地方，似乎影响了艺术的创造。我则认为我们应当学习鲁迅精神，只要作品对群众有用就是最大的安慰了。何况这些都是文学性的政治，是具有一定的艺术性的，它本身就是散文的另一种形式”。〔3〕我认为这个自评是实事求是的。 事实上，很多无产阶级革命作家都钟爱文学性的政论写作。高尔基、法捷耶夫、爱伦堡都是这一文学领域的高手，鲁迅和郭沫若也写过不少优秀的文学性政论。魏巍是在中国社会主义时代承继这一战斗传统的几乎是唯一有影响的作家。
大家知道，魏巍年轻时是华北抗日根据地哺育出来的诗人（笔名红杨树）；中年是著名的报告文学、散文作家；新时期则以长篇小说《东方》、《地球的红飘带》著称。魏巍的全部创作，都贯穿着他坚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贯穿着他明朗严整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在这个根本点上，魏巍始终以不同的艺术形式，以始终如一的坚定和热情，阐扬着、论证着、传播着真理的声音。在魏巍笔端，诗的语言也好，小说形象和画面也好，散文的境界和辞采也好，总是以思想的明澈、丰富和稳定为特色，以生活性的丰饶茂盛为凭依的。作家的战士本色，无产阶级政治家的本色，总是作为他的作品的思想根基和感情底色存在着，显示着，生发着。
了解了魏巍其人其文的这一根本思想特色，我们对于作家近年来投注相当的心力于政论、杂文写作，就不会感到过分讶惊了。
三
我对魏巍言论性的作品的注意和重视，是从1989年初读到他的《我的回答》〔4〕一文开始的。当时， 阳雨的两篇关于我国文学现状与发展趋势、方针与对策的长文《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以后》、《自由与失重》在文艺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引起了一些议论。我当时觉得，这两篇文章，比较直率地分析了自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以来文学发展中的某些消极现象，而且有些地方把自己也摆了进去，没有一般带指导性的文章常有的那些空话，套话，读起来颇有清新之感。尽管个别论点我也有不同意见，但比起当时文艺理论界大量存在的关于文学主体性的连篇累牍的、令人读了昏昏欲睡的阐述和发挥，比起大量存在的晦涩难懂、不知所云的“新”论、怪论，阳雨的文章读起来要痛快得多也容易接受得多了。所以我对这两篇文章的出现是欢迎的、也是基本赞同的。
读了魏巍的《我的回答》一文，我感到颇受震动，很受启发。和当时出现的别的对阳雨文章表示不同看法的文章不同，魏巍的文章不是在枝节问题上纠缠，而是从一些根本问题上发论。作者对阳雨的两篇文章肯定了下面三点：“第一，作者敢于面对现实的态度是好的；第二，指出文艺队伍中的一些消极现象也是好的，有积极意义：第三，作者的用意是好的。”这些我都同意。但细读全文，我发现作者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和阳雨的观点是完全相反的。尤其在对建国以来社会主义文学的成就的估量上，在对文艺的功利主义的看法上，魏巍的回答和反应是非常强烈的，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阳雨在《自由与失重》中，提出了这样一种看法：“建国以后，我们仍然沿袭了，强化了这样一种‘革命功利’的价值观念。我们的文艺家好象是零售摊档……大家差不多都是从一个最有威信最掌握情况最高瞻远瞩的方面来批发的，货路大同，售法小异……甚至连出问题‘犯错误’也常常会大同小异，走到一条道上，因为‘货源’一致。就象同吃了一条江里不洁的毛蚶，便得了传染性的肝炎一样。”在初读这段话时，我觉得在这里描述的，是在我们文学中确实存在过的那种公式化、概念化现象和急功近利、与政治贴得太紧的倾向，不过，作者在以他特有的机智和幽默嘲笑这种愚蠢的现象时，引喻和用词都有点过分刻薄罢了。由于我当时读到很多在理论上系统贬低建国后十七年社会主义文学的文章，其中的论点和措辞比起阳雨的这点讽刺来，要严厉得多也“出格”得多了。见多不怪，我并不以为阳雨的这点调侃有什么值得商榷的问题。
但魏巍的反应却是这样强烈，他引述了阳雨这段话后，说：“看到这里，我不禁冒了一身冷汗，仿佛又回到了‘大批判’时代，一棍子下去，叫你永世不得翻身！我不禁要问，我们那些一向受人称道的像丁玲、赵树理、孙犁、柳青、周立波等人的作品，以及《青春之歌》、《保卫延安》、《红旗谱》、《红岩》、《林海雪原》、《红日》等等一系列曾引起轰动的作品，制作这些作品的小商贩都是怎样到总的货源那里去批发的呢？我可以说，如果真有这样神奇的地方，这样现成的货源，就是今天我也宁愿冒得肝炎的危险去批发一下。……阳雨同志也是作家，按道理他比别人更明白，每个作家都有他的独特的创作道路，并不是那么简单地到总的货源那里去批发的。总的货源有没有？这是没有的。如果一定要说有，那么，总的货源就是生活。总的思想是有的，那就是共产主义思想。”
我想，阳雨在使用“批发”、“零售”、“货源”、“肝炎”等比喻时，想到的未必就是魏巍指的那些优秀的前辈作家和他们那些已有定评的优秀作品。但阳雨在进行这种嘲讽性描述时，用的是逻辑学上的全称判断，也的确透露出一种对建国以来社会主义文学成就视而不见的轻视态度，这也就难怪魏巍有这样强烈的反应了。
如果追溯一下魏巍对文学创作的看法，也许更有助于理解魏巍的这种激烈的反应。在《幸福的花为勇士而开》一文中，魏巍曾这样谈到自己的创作体验。他说：“创作不是照像，也不是按照一定式样、一定规格制成的千篇一律的产品，更不是任何形式的抄袭。创作如果真正可以称为创作，作家的幸福就在既艰苦又快乐的创造中。多少快乐呵，当活生生的现实和自己的生命一起血肉相连地飞出心灵的时候！特别是他的语言，燃起了人们斗争热情的时候”。一个曾经这样为社会主义事业创作过的有才华的作家，一个早就反对过文学创作中“按一定式样、一定规格制成的千篇一律的产品”的，有自己独特的创作道路的作家，对阳雨的调侃会做出这样的反应，不是有点内在的必然性吗？
两刃相击，利钝乃见；两论相斗，其理乃清。在读了魏巍对阳雨的回答后，我觉得魏巍的论点是有一定道理的。我曾经在心里想过，要是阳雨能仔细细读一下魏巍的回答，平心静气听一听这不同的声音，反求之己，那对他也是不无益处的。——但，这不过是旁观者一厢情愿的遐想罢了。
这几年，在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感到，对建国后十七年社会主义文学评价过低，是一个根本性的、似乎尚未引起文学史家严重注意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我是赞同魏巍在《我的回答》中鲜明地提出的看法的。他说：“过去，教训是有的，急功近利的情况是存在的，有些作品艺术质量不一定很高，但只要方向对头，这个问题并不难纠正。同时，对过去的作品，应当历史地看。那种暴风骤雨的形势，那种人民生死存亡的关头，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是要急功近利，是要以人民的利益作为艺术的前提，是要‘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我们决不可以抹煞和轻蔑这些作品的价值。而且我可以大胆地说，就是在艺术性方面，也不是今天的作品都能比得上”。在另一篇文章里，魏巍简要回顾了中国革命文学的发展历程，着重指出：“建国后的社会主义文学，是中国革命文学的新阶段，不过它的队伍更壮大了，内容更丰富了，成绩也更辉煌了。这就是中国革命文学壮丽的征程。中国的革命作家同一切进步的、爱国的作家，共同构建着宏丽的文学大厦”。〔5〕这些看法，在我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过程中不断地得到了印证。
自从读了《我的回答》后，我感到，魏巍不是那种埋头于自己的创作，视野比较狭小的作家，他是一个关注国家和人民命运，关注文学事业发展的全局的，有自己独立不移的文艺思想和艺术见解的比较成熟的作家。我开始比较注意他的言论了。
1991年3月， 我读到了魏巍在全国青年业余文艺创作者会议上的讲话：《走什么样的道路？做什么样的作家？》。我赞同这篇语重心长但未必能被接受的讲话，尤其赞同他提出的“做鲁迅型的作家”的要求。我认为这个问题触及到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史的根本认识，涉及到我们的文学事业的根本方向，涉及到提高作家素质的根本措施，是繁荣社会主义文学的关键。在不久前写的《鲁迅的“海”》一文中，我已引述魏巍的这个要求，做了阐发，此处不赘。
1993年7月11日，我在白洋淀参加孙犁作品研讨会， 亲自聆听了魏巍《向孙犁同志学习》的发言。我觉得这个发言对孙犁作品的根本特征的分析，对思想性与艺术性的辩证关系的分析，都是有深度的，全面的，准确的。比如在谈到孙犁作品的美时，他指出：“他的作品优美，有浓郁的乡土色彩和那个战斗年代的时代色彩。读他的作品，就好像置身在冀中平原，一幅一幅都是动人的风俗画，使人不禁陶醉其中。这真是一种美的享受！但是，这决不是说他的作品缺少思想性，不，他是把他的思想性、倾向性，或者说共产党人的党性，深深地包容在优美之中了，或者说是融化在优美之中了。可以说，他是把真善美不露痕迹地融合为一了。这正是孙犁作品的高妙之处。”〔6〕这一论述，深契我心。 近年来论孙犁作品，能指出他作品中的党性原则的，除了魏巍，还有刘绍棠。其实孙犁自己倒是公开申说过自己立身为文的党性原则的。他在追怀共同战斗过的文友们时说：“他们都是有党性原则的，有时把这一原则，看得比生命还重要。”〔7〕研究和评述孙犁， 如果讳言这一点，把他描绘成只是粹然的博雅文士，那就失之毫厘，谬以千里。魏巍之论，可谓深知孙犁的战友之论了。
1995年9月23日
注释：
〔1〕李书磊：《受难记吃》，《中华读书报》，1995年9月20日。
〔2〕魏巍：《让青少年们好好读一读》，《中流》，1995年第3期。
〔3〕魏巍：《我的散文》，见《魏巍杂文集》第167页。
〔4〕见《文艺理论与批评》，1989年第1期。
〔5〕魏巍：《走什么样的道路？做什么样的作家？》， 《魏巍杂文集》第173页。
〔6〕魏巍：《向孙犁学习》，《魏巍杂文集》第198页。
〔7〕孙犁：《近代散文的后记》，《晚华集》第2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