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使用 、公共参与与民众的政治信任
徐小满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所，安徽 合肥 230051)
摘 要 ：政治信任源于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互动, 它涉及公民、政府与特定价值之间的特定关系,是构建执政合法性和政策有效性的政治心理基础。本研究基于第六波世界价值观调查的“主观”数据与世界银行发布的国家间的“客观”数据，从多层次上探讨民众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尤其关注媒体使用、公共参与与民众政治信任的关系。研究发现，在个体层次上，社会信任、家庭财政状况满意度、对政治感兴趣的程度和传统媒体使用频率对政治信任具有正向影响；在国家层次上，固定宽带使用率、互联网用户数量对政治信任具有负向影响，公共参与则对政治信任具有正向影响。
关键词 ：互联网；传统媒体；公共参与；政治信任
政治信任又称政府信任，它一方面可以反映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和认可度，体现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也可以反映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这将影响政府政策施行的有效性。而信任危机的出现，往往源于政府无法有效回应公众的信任和期待，这将导致政府和公众信任关系的断裂，甚至会引发“治理危机”。本研究通过使用第六波世界价值观调查的“主观”数据与世界银行发布的国家间的“客观”数据，从个体和国家两个层面上探讨民众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尤其关注媒体使用、公共参与对民众政治信任的影响，试图揭示各国民众政治信任程度的差异和共性，以及其背后的共同影响因素。
观察组治疗有效率为92.00%，对照组为68.00%。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的治疗有效率更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细见（表1）。
一、理论背景与研究假设
政治信任通常被定义为公民对政府或政治系统将运作产出与他们的期待相一致的结果的信念或信心[1]，既可以表现为民众对政府等国家机构或者某一政党的态度和期待，也可以表现为民众对某一领导人的看法和判断。不论是在政治学领域还是在社会学领域，政治信任的议题一直备受关注。由于政治信任的生成机制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一系列广阔的进程，存在多种可能的影响因素，因此，究竟“哪些因素会影响民众的政治信任？”“该因素的影响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等问题就成为了学界关注的焦点。
(一)政治信任机制中的媒体因素
个体的政治信任会受到政治信息的影响，只有了解个体的政治信任是如何受到政治信息影响的，才能理解信任的形成或变化。在传媒高度发达的社会，公众被信息重重包围，高度依赖媒体，媒体是现代公众获取政治信息的重要途径。这就使得“民众关于政府官员能力与诚意的信念不来自直接经验，而由新闻记者来告知”[2]。公众需要依赖媒体提供的消息、意见，适时地修正自己的认知、情感和行为，所以媒体内容以及公众对于媒体的使用会影响其政治信任[3]。
传媒与政治信任之关系的探讨源于西方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媒体抑郁症”(media malaise)理论，即新闻媒体主要传播的是负面消息，从而对民众的政治信任具有负面的影响。在新闻的产生过程中，为获得发行量或收视率，记者往往对能引起轰动的政治人物或事件(特别是政治丑闻、贪污腐败)“高度再现”，而对常规政治“低度再现”。作为持续接触和使用媒体的结果，公众往往对现实政治环境产生“认知错位”，对现实政治形成更多的负面评价，导致政治信任下降[4]。由于(媒体)对各种腐败案例的广泛报道，公众会形成一种政府与官员都是不诚实的、从而根本不值得信任的观念[5]。史天健等对中国社会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的新闻媒体对于公众的政治信任有负面影响，使得公众并不信任政府[6]。还有学者认为，电视媒体具有负面的和反政府的特性，强化了政治冷漠，对电视的依赖性越大，便对政府越疏远[7]。
虽然诸多研究者支持媒体的使用会导致民众的政治信任程度下降的这一说法，但是在后续的研究中一些学者得出了与之相反的结论，认为传媒在民众的政治信任中扮演了正面的、积极的作用。王正祥的研究表明阅读报刊对于大学生政治信任有着积极影响[8]。祝建华的研究显示，媒体在政治动员和教育民众方面具有强大效果，对维持公众的高政治信任具有积极意义[9]。国外也有研究者指出媒体有助于提升民众的政治兴趣和政治知识[10]。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出现，不仅为民众提供了表达思想的空间，更为民众增添了获取多元信息的渠道。网络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相比，更具有自主性和开放性等特点，正日益成为重要的政治信息传播、表达、互动和参与渠道。有学者认为，网络可以促进公共政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合理化，可以提高政府的公信力[11]。但是Kaid在研究选民对候选人的信任时发现，对另类政治资讯的使用会进一步降低选民对候选人的信任[12]。在我国，以网络揭黑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舆论监督形成的公共舆论“倒逼”政府，使党和政府的形象受损[13]。网络对负面新闻的报道负面影响社会公众的政治信任感[14]。
关于媒体与政治信任关系的研究到目前为止仍没有获得统一的结论，甚至因研究对象、地区、时间等的不同，出现了相异的研究结果，尚需进一步的研究来予以检验。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尝试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传统媒体使用频率越高的民众，政治信任度越低。
假设2：一个地区的互联网用户数量越多，该地区民众的政治信任程度越低。
第一次看电影，是5岁那年看的动画片《大闹天宫》。那时，连队没有电影院，只在夏季和秋季有电影看。放电影前，大人们帮着在两棵大树之间挂上一幅白色幕布，放映员在不远处摆放好投映机，安装好胶片，时间到了便开始放映。连队职工们搬着自家的板凳，分散坐在放映机和放映员的周围。家里人口多的，就会派个人早早去占好全家的位置。
(二)公共参与和政治信任
公共参与行为可以分为制度化参与和非制度化参与两种类型。制度化的公共参与包括常规的政治活动和社会组织参与，例如选举、参与社会团体等，非制度化的公共参与形式则主要是社会运动。
现有的有关于政治信任的研究多是将民众的团体活动和社团参与纳入社会资本的范畴来进行考量。在帕特南关于意大利社团生活和治理的著名研究中,社会资本被定义为“社会组织的特征, 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 即它们通过促进协调行动, 能提高社会的效率”[15]。社团组织的繁衍一直被学界和政府视为产生社会资本的一种方式，当前国内学界也极力推崇社团组织的创建和繁衍, 并认为其所创造的社会资本将能有助于改进治理水平和政府问责，从而增强民众的政治信任。根据胡荣等学者的研究，城市居民的社团参与会增强他们的政治信任[16]。但是有学者在检验韩国社会资本和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时发现, 参与社团活动、社会信任都与政治信任和选举活动并不相关[17]。尽管存在争论，研究者对公共参与与政治信任的正向关系持有肯定的态度，进而提出如下假设：
1）文化基础普遍较差，英语底子薄弱，学习积极性较低。独立学院学生学习目标模糊，学习兴趣偏低，缺乏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大多数同学学习主动性很差，课余时间更乐于参加各种文体活动，很少会有同学主动去学习。
2.自变量
二、数据来源、变量处理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原始数据来源于2010年至2013年进行的第六波世界价值观调查(The World Values Survey，WVS)和世界银行发布的国家统计数据。世界价值观调查是由密歇根大学英格尔哈特教授主持的长期调查项目。目前该项目在世界范围内已进行了六波调查。第六波世界价值观调查涉及了全球52个国家和地区，共收集了7万多个样本。根据研究的需要，本研究从总体样本中随机抽取了14个国家[注] 随机抽取的14个国家包括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亚洲的中国、韩国、印度，美洲的美国、墨西哥、秘鲁，欧洲的德国、俄罗斯、瑞士，非洲的加纳、尼日尼亚、厄瓜多尔。 ，每个国家各200个，共计2800个样本，其中有效样本为2772个。借助第六波世界价值观调查与世界银行发布的国家统计数据，我们能够在个体与国家层次上分析公众的政治信任度及其相关影响因素。
1.零模型
(二)变量处理
层二方程：β 0j =γ 00+γ 01W 1j +γ 02W 2j + …… +γ 0m W mj +u 0j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民众的政治信任。来自于第六波世界价值观调查中受访者对法院、军队、公安部门、中央政府、政党、国会、行政机关等国家正式机构的信任程度评价的均值。答案根据李克特量表设计成4个等级：“完全不信任”、“比较不信任”、“比较信任”和“完全信任”，并由低到高分别赋值1至4分。
假设3：一个地区民众的公共参与对该地区民众的政治信任程度具有正向的影响。
个体层次。主要使用以下变量：(1)传统媒体的使用频率。来源于问卷中要求受访者回答报纸、杂志、电视新闻和电台新闻的使用频率。答案根据李克特量表设计成5个等级：“从不”、“少于每月一次”、“每月”、“每周”和“每天”，分别赋值1至5分。计算每位受访者四个题项的均值。(2)社会信任。来源于问卷中“您认为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是值得信任的，还是和人相处要越小心越好？”这一题项。本研究中将回答“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归为“信任”，将回答“越小心越好”归为不信任(0=不信任，1=信任)。(3)家庭财政状况满意度。要求受访者对家庭财政状况打分，范围从1分到10分，1分代表完全不满意，10分代表完全满意。(4)对政治感兴趣的程度。1=完全不感兴趣，2=不是很感兴趣，3=有一点感兴趣，4=非常感兴趣。
国家层次。本研究对国家层次预测变量的操作化包括：(1)互联网使用效应。我们选取了两个指标来衡量互联网使用效应，一是固定宽带使用率，二是互联网用户数量(每百人)。数据采用的是世界银行发布的2010-2012年国家统计数据的均值。(2)移动通讯设备使用效应。选取的指标是移动蜂窝式无线通讯系统的电话租用(每百人)，同样也是使用2010-2012年国家数据的均值。(3)公共参与。这一概念的测量指标来源于对2010-2012年间第六波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中各国情况的汇总。在第六波世界价值观调查中，四种集体行动分别为“受访者在请愿书上签名、参加抵制活动、参加示威集会和参加罢工”。问卷询问了他们的参与情况，包括“参加过”、“想(可能)参加”、“不会参加”三种类型。本研究按照陈福平在《社交网络：技术vs.社会——基于社交网络使用的跨国数据》中所使用的方法，通过计算三类人群的比例衡量其实际动员、潜在动员和反对结构；利用I 和In 所示公式，对四种集体行动的参与水平进行了分项和综合衡量[18]。具体操作化方式如下[注] 假定两个国家回答“参与过”、“想参与”和“不会参与”的比例分别是10%、20%、70%和20%、40%、40%。如果仅以参与过/想参与的结果来反映社会运动水平，这两个国家的水平是相等的。然而这就忽视了回答不会参与的70%和40%的差异。基于此，设计了这一指标的测算公式(陈福平，2013)。 ：
不会参与
不会参与)]/n
表 1变量情况的描述性统计
(三)研究方法
传统线性模型(OLS) 的基本假设是线性、正态、方差齐性以及独立性。然而，现实生活中很多问题大多体现出多层次、嵌套式的数据结构，多层次模型(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则能很好地处理具有嵌套结构的非独立数据。除此之外，多层次模型还能有效连接宏观区域数据和个体数据，并明确区分个人效应和组效应。就本研究而言,不同国家的数据可以假设相互独立, 但是同一国家的数据由于受相同国家层面变量的影响, 很难保证相互独立，因此需要采用多层次模型，以了解各水平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HLM在分析时,将传统回归分析中的误差分解为两部分, 其一是个体间差异带来的误差, 另一个是因隶属不同的国家而带来的误差。本研究以两层HLM作为分析模型,层一方程为个体层次, 层二方程为国家层次。具体设定为:
层一方程：Y ij =β 0j +β 1j X 1ij +β 2j X 2ij + …… + β nj X nij +r ij
1.因变量
β 1j =γ 10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水轰-5虽然也有看起来和“鲲龙”AG-600一样的“起落架”，但是它并不能从陆地机场的跑道起飞。
β 2j =γ 20
加强现场安全监督和管控，把每个环节每个细节都纳入安全管理，强化施工作业现场风险管控，严防发生人身安全事件。要以防人身、设备、电网事故为重点，从细处入手、从严管理，切实把各项安全措施落到实处，从源头上防范作业风险。加强作业计划管理和安全管控，做好停电前风险分析辨识和预控措施，加强计划停电事件安全管控，确保重要现场、关键环节的有效监督，避免出现人员思想松懈、履职不到位，违章、麻痹不负责任的现象发生。确保作业人员清楚作业现场、作业任务、作业程序、危险点及风险防范措施，加大现场安全管控和监督力度，进一步加强现场作业安全风险管控，确保人身和设备的安全。
昌乐县是一个有3000多年历史的古城，齐国曾在昌乐境内建都，第一位国君就是大名鼎鼎的姜子牙。几十年前这里经济比较落后，人们过着十分贫苦的生活。然而，1988年以来，这里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个无名小县一跃成了中外驰名的宝石产区，而带来这一变化的直接因素就是令人心醉的蓝宝石。蓝宝石的发现，更是给这片古老的土地蒙上了一片神秘的色彩。
β nj =γ n0
在层一方程中，Y ij 为受访者报告的政治信任度。模型左端显示的个体层次的主要变量X nij 为传统媒体使用频率、社会信任、家庭财政状况满意度和对政治感兴趣的程度，β nj 为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r ij 为方程残差。在层二方程中，W mj 为国家层面变量，如固定宽带使用率、公共参与结构等。γ 0m 为二层次变量的回归系数，u 0j 为二层次方程残差。
……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1.政治信任的个体差异
在对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时发现，受访者对法院、军队、公安部门、中央政府、政党、国会、行政机关等国家正式机构的信任程度评价的均值大于等于3的比例为26.5%，即仅有26.5%的受访者拥有较高的政治信任，绝大多数受访者的政治信任度较低。
2.政治信任的国家间差异
图1是根据试验台风室布置绘制的物理模型。风室的长度为5400 mm、宽度为800 mm，风室进口段长度730 mm、宽度400 mm、高度480 mm。本模拟所选锅炉主风室共有30个炉排调风门，取一半锅炉风室模型，因此本模拟的锅炉模型共有15个炉排调风门，分成5组。
样本的政治信任平均水平为2.49，居于比较信任与比较不信任之间。图1显示，各个国家民众的政治信任平均水平差异非常明显(原点取值为样本总体的平均水平)。政治信任得分均值最高的国家是中国，为3.22；最低的国家是秘鲁，均值为1.71。其他12个国家的政治信任均值均在2-3之间。
两组肝胆胰疾病合并糖尿病患者的餐前血糖，餐后2 h血糖以及糖化血红蛋白指标情况以及患者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
图1 14个国家政治信任均值分布图
(二)多层次分析结果
本研究采用HLM7.0学生版统计软件进行两层的HLM分析,采用FEML( Full maximum likelihood)法估计模型中的回归系数参数和方差。具体结果如下：
利用串口触控的下位机编制人机交互界面、控制方式及指令，并烧录至UART串口触摸屏中.传感器将采集到的数据通过数据总线送入Arduino uno单片机的动态内存；此时若在串口触控屏有动作，数据经由Arduino uno单片机自动送入串口触控屏中，经处理后显示在屏幕界面上.
零模型是HLM模型分析的第一步，模型中没有加入任何自变量。它的作用在于考察因变量是否存在显著的层间差异，是否有必要进行分层分析。从零模型统计分析中发现，模型的组间方差为0.124，组内方差为0.325，由此计算出ICC(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的值为0.2762，该结果表明约有27.6%的误差变异来自于第二层变量，即来自于国家层次，因此需要使用多层次模型。
2.随机系数模型
在零模型的层一方程中纳入个体层次的自变量, 结果(如表2所示)发现:社会信任[β =0.141，S .E .=0.030，t (df )=4.629(2754)，p <0.01]、家庭财政状况满意度[β =0.022，S .E .=0.007，t (df )=2.969(2754)，p <0.01]、对政治感兴趣的程度[β =0.090，S .E .=0.021，t (df )=4.277(2754)，p <0.01]与传统媒体使用频率[β =0.056，S .E .=0.014，t (df )=4.068(2754)，p <0.01]对民众的政治信任度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这些变量均需放入条件模型中进行进一步检验。
3.均值结果模型
均值结果模型可以对层二的国家变量进行单因素检验和初步筛选。结果(如表2所示)发现:除移动电话租用数量[β =-0.006，S .E .=0.003，t (df )=-1.739(9)，p =0.108]与民众的政治信任度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外，其余所有国家变量都与因变量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不同的是固定宽带使用率[β =-0.049，S .E .=0.014，t (df )= -3.371(9)，p <0.01]、互联网用户数量[β =-0.022，S .E .=0.007，t (df )= -3.218(9)，p <0.01]对因变量的影响是负向的，而公共参与 [β =8.541，S .E .=2.213，t (df )=3.847(9)，p <0.01]对因变量的影响是正向的。
4.背景模型
背景模型的目的在于考察有统计控制的情况下,层一和层二变量对因变量政治信任度的综合影响的显著程度。表2 各列分别显示了零模型、随机系数模型、均值结果模型以及背景模型的统计结果。通过随机系数模型和条件模型的对比分析,能够清晰地看出加入国家变量后,方程截距、个体变量的斜率及显著程度的变化情况。
在Fluent中将定常流动改为非定常流动，先在稳态下求解动量方程得到流场情况，将稳定的流场作为初始值带入非稳定求解方程中，锁定速度、湍动能等方程，计算时单独求解浓度组分运输方程，节省计算时间，根据监测点浓度的变化进行监测就可以得到混合时间。
从供水收入看，绍兴市水库供水收入比例最高，为68%，金华市为45.91%，温州市为43.35%。供水收入比重较高的水库工程与其主要承担供水任务有密切关系，如新昌县长诏水库为新昌城市一级水源地，承担为新昌城市供水任务，其收入的93.46%来自供水收入，义乌市八都水库承担义乌市区城市供水任务，其收入的90.29%来自供水。
表2显示，背景模型的AIC、BIC和CAIC均小于其他三个模型，说明背景模型的拟合度要好于零模型、随机系数模型和均值结果模型。
在背景模型中，社会信任[β =0.143，S .E .=0.030，t (df )=4.735(2754)，p <0.01]对民众政治信任程度的影响是显著的。社会信任的系数为正数，说明对社会上大多数人表示信任的民众要比表示不信任的民众具有更高的政治信任。社会信任即普遍信任, 是指对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信任程度。它往往被认为是预测政治信任的一项重要指标，因此本研究也将其纳入了考量范围。在文化主义的解释范式中，政治信任被认为和社会信任一样，产生于人际信任。根据这个视角，社会上的人相互合作、相互信任的信念是具有政治后果的，即增进了人们的民主取向。当一个社会缺乏必要的社会信任时，会造成政治信任的流失，甚至会导致政权的不稳定。本研究得出的结果也验证了这一观点，即民众的社会信任和政治信任存在着正相关。
与社会信任的作用方向类似，家庭财政状况满意度[β =0.022，S .E .=0.007，t (df )=2.883(2754)，p <0.01]对于政治信任的影响同样显著。随机系数模型和背景模型均显示出家庭财政状况满意度与政治信任呈正相关关系。民众对家庭财政状况的满意度一方面可以理解为民众对自身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另一方面也能体现出其对政府绩效的认可。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到依法行政、贫富差距改善、稳定社会治安，小到社区配套设施建设、提供就业岗位，都能体现出政府的办事能力和管理效率。因此，可以说政府绩效就是政府能力的体现。一个有能力的政府才能满足民众的需要，才能保障民众的生活，也才能得到民众的信任和支持。
目前，正阳县已有300多名农村青年民兵参与“正阳牛”植保服务队，全县共拥有136家“正阳牛”打药分队和287台自走式高地隙打药机械、植保无人机6架，产值达1500万元。2018年累计喷药100多万亩，并承接了2018年正阳县部分小麦条绣病的统防统治工作。从此，牛超打响了“正阳牛”植保服务的品牌。
对政治感兴趣的程度[β =0.090，S .E .=0.021，t (df )=4.282(2754)，p <0.01]与政治信任也具有正相关的关系，民众对政治感兴趣的程度越高，其政治信任也就越高。这说明提高民众的政治信任可以从培养政治兴趣入手。民众对政治感兴趣，就会关心政治问题和政府的作为，就会积极地参政议政。而这也会督促政府积极地开展工作，并做到工作的公开化和透明化，从而使民众越来越满意政府的工作，越来越信任政府；政府为民众提供了更多参政议政的途径，也更有了工作动力。这无疑是一种良性循环的“共赢”状态。
媒体使用和政治信任的关系是本研究关注的重点之一。媒体为政治信息的传播提供了载体，并为民众评价政府提供了依据。在背景模型中，有三个变量代表了媒体使用这一因素，一个是个体层次的传统媒体使用频率，另两个是国家层次的固定宽带使用率和互联网用户数量。其中，个体层次的变量传统媒体使用频率[β =0.057，S .E .=0.014，t (df )=4.154(2754)，p <0.01]对政治信任的影响是正向的，而国家层次的两个变量固定宽带使用率[β =-0.046，S .E .=0.014，t (df )=-3.291(9)，p <0.01]和互联网用户数量[β =-0.023，S .E .=0.007，t (df )=-3.048(9)，p <0.01]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却是负向的。究其原因，传媒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改变人们的认知，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往往被认为是政府机构在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延伸，虽然它具有一定的自主空间，但这种由商业化、市场化和产业化带来的“新闻自由”被认为是一种“消极自由”，这种自由仅能落实于非政治领域[19]。传统媒体更多的是传播主流文化、主流价值观和声音，更多的是宣传一种“正能量”。和传统媒体不同的是，互联网为民众获取多元的信息提供了渠道，已成为民众获取政治信息，表达政治观点的重要平台。在网络公共空间中，不乏基于正义感的网民发布政治信息、评论时事政治、对公权力进行监督，但也有一些网民基于好玩或跟风心态参与网络反腐和政治传播，或者只是为了宣泄现实生活中的不满和失落。由于网络具有虚拟性、匿名性和开放性等特征，传播速度快、信息量大，用户也不用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这就导致互联网上充斥着挑战与质疑官方的声音，成为了社会情绪的宣泄窗口。特别是遇到一些突发事件，传统媒体往往没有及时公开信息，民众就希望通过网络来弄清事情的真相，结果导致谣言滋生，使得民众对政府愈发质疑与不满。互联网对民众的权威主义认同产生了负向影响，削弱了政治信任的文化基础。除此之外，宽带覆盖率高、网民比例多的国家多是西方发达国家，和正在走民主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他们已经进入了民主化巩固的阶段，互联网不仅仅是获取信息、表达意见的渠道，更是公民社会组织进行资源动员的手段与工具。民众的民主意识高，对政府也有着更高的要求与期待。因此，模型的结果否定了假设1，验证了假设2，即传统媒体使用频率越高的民众，政治信任度越高；一个地区的互联网用户数量越多，该地区民众的政治信任程度越低。
公共参与是本研究关注的另一个重点。在背景模型中，公共参与[β =7.356，S .E .=2.232，t (df )=3.450(9)，p <0.01]对政治信任呈现出正向影响。本研究中的公共参与包括在请愿书上签名、参加抵制活动、参加示威集会和参加罢工四种集体活动，并用公式对四种集体活动的参与水平进行了综合衡量。模型结果表明，一个国家民众的公共参与水平促进了政治信任，即该国整体的公共参与水平越高，民众个体对政治的信任程度也越高。本研究提出的假设3得以验证。公共参与是通过计算某国家民众“参加过”、“想(可能)参加”、“不会参加”四种集体活动的比例得出的，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公共参与水平。该值越高一方面可以说明民众的政治参与度高，另一方面也从侧面体现出该国的政治民主程度高，正因为拥有较高的民主化程度，才会允许社会集体行动合理、合法地存在。通过参与集体行动，民众向政府表达了自身诉求，也让政府了解到民众关心的是什么，从而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以满足其需要，民众也因此更信任政府。
表 2模型结果汇总
资料注：* p<0.1， ** p<0.05,*** p<0.01
表2还显示,残差方差已经由零模型的0.325下降到了背景模型的0.206。从这两个数据计算出方差的削减比例为36.62%。这说明,在加入个体层次变量和国家层次变量之后,有36.62 %的残差方差已经被解释掉。从国家层次变量对政治信任的解释程度来看,残差方差由随机系数模型的0.306下降到了背景模型0.206。因此,固定宽带使用率、互联网用户数量、移动电话租用数量以及公共参与等几个变量解释了政治信任国家差异的32.68%。
四、结论与讨论
利用第六波世界价值观调查的“主观”数据与世界银行发布的国家间的“客观”数据，通过建立多层次模型，可以获得以下几点结论与思考。
其一，从总体上来说，绝大多数民众的政治信任程度较低，且民众的政治信任存在国家间的显著差异。民众偏低的政治信任以及背后隐藏的原因应该引起学者和政府的重视。因为只有民众信任政府，政府的各项工作才能顺利地开展和落实，国家才能稳步、健康地发展。
建立营养管理制度，组建了决策层、实施层、保障层的三阶梯营养管理架构。科主任及护士长担任决策层，主要承担科室之间的沟通协调工作；科室医生及护理人员组成实施层，在患者入院24小时内完成营养风险的筛查；膳食营养、康复科及护理部的人员组成保障层。
其二，从媒体使用对政治信任的影响来看，传统媒体的使用对民众的政治信任具有正向影响，国家的互联网普及程度对于民众的政治信任具有负向影响。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如何应对互联网对政治信任的负面影响已成为世界各国所面临的一个共同现实问题。互联网已成为民众获取信息、表达观点的重要场域，只有合理地予以引导和利用，才能够减弱其对政治信任的负面影响，乃至将负面影响转化为正面影响。为此，从政府角度来说，一方面政府需要净化互联网环境，规范互联网秩序；另一方面政府也要加强信息公开，特别是在遇到突发事件时，要及时向民众公布信息，这样民众才不会相信网络上的所谓“小道消息”。而从民众自身来说，一方面要规范自身行为，不随意发布、传播有关国家或政府的虚假消息；另一方面，要有辨识能力，不随便相信网络上的虚假消息和负面言论。
其三，就公共参与和政治信任的关系而言，一个国家民众的公共参与对该国民众的政治信任程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当前，世界各国的大多数政府对社会集体行动都是持有中立或是压制的态度，认为集体行动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甚至会导致政权的颠覆。然而本研究却表明，公共参与水平越高的国家，民众的政治信任程度越高。这是因为社会集体行动是民众参与政治、表达诉求的重要渠道，也是政府了解民众所思所想的重要途径。因此，政府不能“谈集体行动色变”，而是要引导社会集体行动合理且合法地开展，并及时解决民众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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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Use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the Political Trust of Civilians
XU Xiao-man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hu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efei 230051, China)
Abstract :Political trust is an interaction between people and governments. It involves a specific relationship between citizens, government and particular values, and it is the political and psychological foundation for constructing the legitimacy of governance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policies. By using the “subjective” data of the Sixth Wave World Values Survey and the “objective” data between the countries published by the World Bank to explore at multiple level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eople’s political trust, especially focu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a use, public participation structure and people’s political trust. The study found that,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social trust, family financial satisfaction, the degree of interest in politics, and the frequency of traditional media use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political trust; at the national level, fixed broadband usage and the number of Internet users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political trust, and the public participation structure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political trust.
Key words :Internet; traditional media; public participation structure; political trust
DOI :10.16614/j.gznuj.skb.2019.02.005
收稿日期 ：2018-12-3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警察信任与和谐警民关系的构建研究”(17ASH00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徐小满(1991—)，女，安徽巢湖人，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实习员，博士。研究方向：政治社会学、农村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 ：C9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733X(2019)02-0039-09
责任编辑 彭国胜 英文审校 孟俊一
标签：互联网论文; 传统媒体论文; 公共参与论文; 政治信任论文;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