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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美贸易摩擦的经济学困惑
中美两国经济结构存在极强的互补性，这种互补性随着美国产业结构的加速调整和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而倍加突出，双方贸易量的增加势在必然。然而美国却为何频繁地掀起中美贸易争端呢？从表面上看，似乎可以主要归结为中美贸易存在巨额逆差、美国纺织工人失业等原因。
然而，就经济学意义上分析，美国政府以改善贸易逆差、增加国内就业等为由掀起对华贸易摩擦，存在以下几方面的理论困惑。
(一)美国为改善贸易逆差而限制中国产品的出口，从整体上不利于美国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经济福利的改善
经济学理论早已证明自由贸易有助于改善资源配置，增进社会福利，使贸易双方都能够从中获益。由于美国的优势产品主要是技术知识密集型产品，而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则主要是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限制这些产品进口的实际效果是在保护美国的比较劣势产业，客观上会阻碍美国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调整。同时，限制进口措施会导致进口产品价格的提高和数量的减少，从而降低消费者剩余使美国整体经济福利受到损害。
(二)美国掀起对华贸易摩擦对改善其国内的失业状况并不会有多大帮助
中美两国产业结构上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性，中国无可比拟的劳动力优势决定了中国对美出口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些产品在美国国内生产的数量已经很少甚至有的已不再生产。从实际来说，中国廉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对美国的产业冲击和工人失业的影响并非如美国政府所说的那么严重，其国内失业状况恶化主要源于国内结构调整和周期性等因素，与中美贸易逆差有联系但联系不大。
二、中美贸易摩擦的实质剖析
（一）贸易保护的新理论
1.认为贸易摩擦起源于政府为了公共福利的决策。他们认为，政府可以免于政治压力的影响，从而其行动完全为了公共福利，具有慈善性，即政府作为社会福利的护卫者，通过贸易保护政策来实现收入分配等非经济效率目标。
2.认为贸易摩擦起源于个体利益集团的压力。政府作为一个特别的团体，其成员与一般经济人一样，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说，这时的选民、利益集团和政府都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行事。
3.认为贸易摩擦起源于公共利益集团和个体利益集团双层的压力。认为在民主制度的现实社会中，作为利益集团平衡杠杆的政府仍要受到普通选民意愿的制约。
4.认为贸易摩擦起源于经济民族主义。任何国家的任何政党在任何场合做任何事都不能不顾及到民族主义情感。而一些政府或政党常常会夸大或利用这种民族情绪，大力宣传贸易保护主义对本民族利益的重要性，从而给本国消费者造成一种错觉，使贸易保护政策较之自由贸易政策更容易被国民所接受。
(二)中美贸易摩擦的实证分析
1.中美政治和经济的互动。
首先，从经济利益集团来看，随着中美两国经济相互依存的加深，很多产业已经出现休戚相关、共存共荣的局面。两国经济关系的加深会促使特定的利益群体形成，使得两国政府在决策时必须考虑到这些群体的商业利益。
其次，从党派利益来看，美两党内在对华贸易和PNTR问题的态度上也不是整齐划一的。
有时，经济关系的联系可能对政治关系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广泛利益，使他们成为连接中美政治经济关系的重要纽带。
2.美国总统大选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总统选举推动了一些新的外交政策的出台，美国国内政治力量对比会发生一些变动，而选民也会在这一期间里提出一些新的政策诉求，而总统选举则为一些应对新形势、满足新诉求的政策的推出提供了动力。
实际上，美国总统大选本身既不制造贸易摩擦，也不决定贸易摩擦的议题，然而，大选会使得双方既有的经贸问题在一个时期内“政治化”。“政治化”的主要含义有二：其一，总统候选人能否博取特定选民集团的好感，成为美国公众评判解决方案优劣的核心标准。其二，问题一旦成为大选话题，它本身的价值和意义便会升级、放大，从而为贸易摩擦的产生和发展准备了政治环境。
(三)人民币汇率争端
然而，就连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都曾指出，人民币升值并不一定会使美国从中得到实际好处，而中国经济则会面临很大风险，最终结果是“损人不利己”。
三、应对贸易摩擦的政策建议
随着中国在世界贸易中地位的提高、与各国经济联系的加强和出口竞争力的提高，与不同国家发生不同形式的贸易摩擦是中国经济实力增强的必然结果。因而，中国在处理贸易摩擦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针对相关利益集团采取措施
以美国对华的利益集团为例，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看好中国市场并与中国市场密切联系的利益集团，另一类是面临中国竞争压力的集团。针对不同性质的利益集团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做到“有的放矢”。
一旦贸易摩擦出现时，一方面，可以与美国在谈判桌上进行周旋，另一方面则加强对美国的公关。此外，在关注美国的利益集团时，应特别注意跨国公司这种利益集团，这种日益发展的对华利益集团将是中国公关工作的重点对象。
(二)积极利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
从许多方面来讲，争端解决机制是多边贸易体制的主要支柱，是WTO对全球经济稳定做出的最独特的贡献。另外，WTO机制运用法律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的过程，旨在达成争端各方相互可以接受的方案，而非简单地制造出具有约束力的司法判决，从而有效地避免了贸易战和相互报复的恶性循环。
同时，中美贸易争端涉及到中国入世议定书有关条款的法律解释问题，如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中国必须积极应用WTO争端解决机制，主动地注重从解释和运用《中国加入WTO议定书》角度向WTO争端解决机构抗辩。这种诉讼不仅仅是为解决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更是为了防止以后出现的更多的贸易争端而获得WTO所认可的法律依据。
(三)调整中国的贸易政策
1.要积极参与双边行动。中国政府也应积极参与双边、区域经济谈判，为企业开展全面、深层次的经济技术合作创造条件。
2.要注重国际贸易中市场行为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中的协调。中国贸易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可以在坚持国内利益前提下，有策略地处理好对外政治和经济目标的统一。目前中国贸易政策在全球范围内受到的“压力”，主要是利益集团从中受益在政治市场和经济市场中分配不均造成的。作为改进或是补偿，中国政府应采取更为开放和市场化的贸易政策，尽量使利益集团对中国贸易收益的过高预期得到稀释。最后，在“干中学”中逐步加强中国贸易政策的政治基础建设。
中美贸易摩擦体现的绝不仅是经济层面的问题，更多的是挟裹在大国政治范围内的经济纠纷。不管是贸易摩擦还是政治摩擦，最后体现的还是国与国之间国力的对抗。因此，发展我国的经济，增强综合国力才是我们取得主动权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