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流动与中国城乡经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民工论文,城乡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民工潮已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本文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分析了民工潮的成因；民工流动对中国城乡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最后，对如何疏解民工潮，引导民工流动向合理、有序的方向发展做了初步探讨。
一、民工潮的成因
自80年代末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农民告别乡野，汇入人口迁移与流动的洪流，到沿海地区、经济发达地区和城市地区打工，他们流动的距离越来越长，流出和流入的地域越来越广，从事的工种越来越多，据估算，目前全国范围内流动的民工约有6000万，其中仅四川、安徽、湖南、湖北、河南、江西六省就达2400万。①
那么，民工流动何以在近年来汹涌成潮，且一浪高逐一浪？以宏观的视野来看，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我国是个人多地少的国家，存在着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其中尤以四川、安徽、湖南、江西等南方省区为多，以安徽省为例，全省现有农村劳动力约2500万，而耕地面积只有6000多万亩，在目前生产力水平下，按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耕种8亩土地计算，则种植业实际需要劳动力800多万，加上林牧副渔业所需劳动力，充其量也不过1000万，乡镇企业约能吸收劳动力600万，但仍有900万左右的农业劳动力剩余，②这些农业剩余劳动力急需寻找新的就业空间，这是形成大规模民工流动的最基本原因，有关资料表明，全国现有4.2亿农村劳动力，其中剩余劳动力高达1.2亿。③
2.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使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由可能转变为现实。在改革开放以前，农村地区即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但在传统计划经济模式下，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10多种管理制度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设置了重重壁垒，广大农民只能滞留农村。80年代初，中国农村确立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从而赋予农民以资源配置，尤其是自由支配自己劳动力的权力；80年代中期，中央制订政策，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自筹资金到集镇落户，壁垒森严的城门终于向农民开启了一条缝；随着农产品供求紧张局面的缓解和粮油等基本农产品购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粮票终于变成了纪念品，这就意味着农民在购买“商品粮油”时，具有了与城里人同等的权力。于是，他们进城就业，生存上的后顾之忧便大大减少，而城镇中对住房、医疗、教育等福利和保障体制的改革，又使人们生活中的商品货币关系有了新的发展，对农民在城镇中就业和居住的实际制约，也在步步减弱。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使得过去形成的城乡隔离、地区封锁，这种抑制农民自由迁移与流动的樊篱，被冲击得百孔千疮，再也起不到严密壁垒的作用了。
农村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有流动的要求，市场经济为这种流动提供了宽松的环境，使之由可能变为现实，而下列因素则进一步催发了这一过程，促成了民工潮。
3.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收益差距的拉大。
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农村经营体制的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劳动热情，大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村经济繁荣，农民收入快速增长，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由1978年的1∶2.37降为1984年的1∶1.71；④1985年以后，城市经济高速发展，农业由于生产资料涨价，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扩大等原因，发展相对滞后，使曾一度缩小的城乡收入差距重新拉大，1992年又扩大为1∶2.33，⑤基本上又回到了改革前的水平。1993年，城市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2337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则只有921元，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为1∶2.54。⑥与此同时，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也在扩大，以农民收入为例，1983年，若以西部地区农民收入为100，则中、东部地区分别为126和144，1992年这一比例变成了100∶115∶166。⑦农民收入最高的上海与最低的甘肃相比，差距由1983年的2.69倍扩大到1992年的4.49倍。⑧这种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收益差距的不断扩大，形成了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从中西部不发达地区向东部发达地区流动的强劲拉力。
4.80年代末期以来，北京、上海、天津等特大都市圈的经济一直保持着强劲发展的势头，各种类型的开放城市和经济开发区先后成为经济热点，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城市化浪潮逐步高涨，客观上构成了对劳动力尤其是建筑队伍的大规模需求，如在上海市的建筑队伍中，外地民工多达51万，⑨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的总人口。近年来我国的一些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纷纷调整产业结构，一些新兴的产业如汽车制造、电子、家用电器、金融、商贸、旅游业等发展迅速，城市劳动力大量向这些产业转移，从而导致一些传统的产业如纺织、冶金等行业的劳动力短缺；随着城市居民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对保姆、环卫、装修等服务业的需求增加，而这些一般又都是城市居民不愿干的，也需要外来民工加以弥补，所有这一切都在吸引着农民向大城市、特大城市和经济的热点地区汇流。
5.80年代末期以来，面对着愈来愈激烈的市场竞争，乡镇企业为了提高自身的竞争实力，纷纷加快了技术改造的步伐，资本替代劳力的趋势日益明显，吸纳劳动力的速度大大减缓，1984-1988年间，乡镇企业平均每年吸收1260万农村劳动力，而1989-1992年平均每年只吸收260万人，⑩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力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比重均有较大幅度的上升，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为5.51亿人，占总人口的54.9%；到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劳动年龄人口达6.80亿，占总人口的60.0%，8年中净增1.29亿人，比重上升5个百分点，90年代以来，每年新增劳力也都超过1000万，一方面是劳动力供给不断增多，另一方面是乡镇企业的吸纳力逐步减弱，这就使农业剩余劳动力变得越发突出，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民工潮。
以微观的角度分析，则主要是因为：
第一，农民种地收入太低了。近年来，由于农用生产资料的大幅度上涨，农民增产不增收，甚至增产减收，务农的经济收益太低，据江苏省洪泽县农民介绍，他们种一季小麦，每亩可收250公斤，按收购价卖给国家可得150多元钱。可是一亩地要用一包混合肥、一包尿素、一包碳酸氢氨，加上治虫，花费也得100多元，根本赚不到钱。种水稻亩产400公斤，也只能落个口粮。洪泽县的情况是我国农村的一个缩影。而与此同时，农村地区各种摊派和提留却不断增加，除去成本、摊派和提留，农民收入所剩无几，而这要满足一家老小的吃饭穿衣、求医治病、子女上学、修房盖屋、婚丧嫁娶……实为一般农户所难承受，而外出做工，多者年收入可达4000-5000元，少的也有1000-2000元，如此巨大的收入反差，使一些农民历尽千辛万苦，也要外出打工。
第二，农民渴望了解外面的世界。农民被封闭在乡野太久了，他们渴望在流动的过程中找到工作，挣得更多的经济收入是他们的主要目的，但即使找不到工作，看看外面的世界，体验一下城市生活，满足了对“新世界”的猎奇心理，这也值得。
第三，先行流动的民工，他们的成功在群众中起到了宣传示范效应。
一些早年外出的民工现今已经有了相当的收获，衣锦还乡以后，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对周围农民产生了极大影响，使更多赋闲农民加入了迁移与流动的大军，原本安于农耕者也不免心猿意马，呼之欲出。
二、民工潮的历史功绩与问题
目前，民工潮已经渗透到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对于民工潮的评述众说纷纭，笔者认为，农民进城是不可逆转的改革实践，它的主流代表着经济和社会的进步：
1.民工潮有力地促进了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加快了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步伐。
民工流出地多是经济落后地区以及人口与就业压力比较大的地区，在这些地区，有限的耕地已经容纳不下过多的庄稼汉，乡镇企业由于缺资金、缺技术、缺人才，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力也很有限，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滞留农村，这无疑是人力资源的浪费。民工迁移与流动开辟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异地转移的新天地，使之由闲置资源变为财富。有关资料表明，四川省近10年来劳务输出收入累计已超过250亿元；河南省1992年外出民工寄回或带回家乡的现金、实物折款20多亿元；安徽省1993年输出民工500万，劳务收入75亿元，比全省55亿元的财政收入还多出20亿元。(11)巨额的劳务输出收入提高了上述省区农村社会的购买力，加速了资金积累，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对那些贫困地区，劳务输出的意义就更加明显。“输出一个人，脱贫一个户”的情况在一些贫困乡村已相当普遍。所以，有些贫困地区已把劳务输出作为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步伐的一个重要的战略举措。
2.提高了农民素质
农民外出不仅增加了收入，更重要的是开阔了视野，学到了技术，增长了才干。农民多是流向城市地区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这些地区市场经济最活跃，他们在这里经历了现代工业与城市文明的洗礼，冲浪于市场经济的波峰浪谷，造就了敏锐的市场洞察力；这些地区各种竞争也往往最为激烈，农民要为理想的工种竞争，为优厚的报酬竞争，为良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竞争，并且时刻面临着被炒的危险，从而培养了他们的竞争和风险意识，这一切是那些固守一亩三分地的农民难以获取的。所以，列宁曾经指出：“迁移是防止农民‘生苔’的极其重要的因素之一，历史堆积在他们身上的苔藓太多了，不造成人口的流动，就不可能有人口的发展”。(12)这些农民回归故土以后，带回了资金、技术、新鲜的信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近年来，愈来愈多的外出农民返回家乡兴办乡镇企业，如在安徽省蒙城县的2.1万个乡镇企业中，由返乡农民创办的达1.2万个，占总数的57%。(13)这些农民不仅在迁移流动的过程中实现了自身社会角色的转换，而且带动了一大批人实现了社会角色的转换。而他们带回的新思想、新观念又会通过种种方式影响着周围的农民，且这种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是广播、电视、报刊等大众传播方式难以比拟的。
3.促进了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发展
农业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为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如今，一大批农民工活跃在城市建筑、纺织、环卫、运输、商业、饮食以及家庭服务等广泛的领域，他们多承担着一些脏、累、苦的工作，从而满足了这些行业的对劳动力的需求，弥补了城市产业结构的不足，方便了城市居民生活。另外，还有一些农民工到发达地区从事农业生产，促进了这些地区农业劳动力的产业转移，避免了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农业萎缩现象。当前，我国经济最有活力的若干使世人瞩目的城市和地区，如深圳、珠海、广州、浦东、珠江三角州、长江三角州等，均是外来民工迁移与流动最频繁、规模最大的地区，如在深圳经济特区，“农民工”至少占总人口的50%，(14)广东省外来民工多达650万，(15)其中绝大多数集中在珠江三角州地区。显然，这些地区经济的繁荣发展与外来民工的流入关系至密，正如广东省一位负责同志所说、外来打工仔、打工妹对促进广东经济发展的贡献应该被载入史册。
4.有利于繁荣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就是市场调节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的作用。而社会、经济的各类资源中，劳动者无疑是其中最关键、最活跃的要素。所以，市场经济的发展首先要求劳动者能够按照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在产业间和地区间自由地流动与组合。而且，也只有劳动者在更大的范围内顺畅流动，才能促进其他生产要素更有成效地流动组合。当前，如果没有数以千万计的民工在全国范围内迁移流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居民的收入差距会更加巨大，各经济特区、开放城市和经济开发区也不会如此繁荣，它不仅活化了生产要素，勾通了城乡关系，促进了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转变，还有助于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并带动户籍、就业等制度的全面改革，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跨区域的流动，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只能成为画饼。
5.有利于农业现代化和规模经营的发展
由于人增地减，我国农户的生产规模日益碎小，专业化程度低，据抽样调查资料，(16)样本户户均人口4.76人。劳动力2.63个，经营耕地11.7亩，分为8.08块，半数以上的农户生产五种以上的农产品，最多的生产十几种农产品。这种小规模的兼业化经营，必然导致产品的批量小，无力参与市场竞争。大规模的民工流动有效地减轻了流出地人口对耕地的压力，据悉，在一些民工流出比较集中的地区，常年稳定外出的农民纷纷要求退田，季节性外出者有的也要求减少责任田，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抛荒地和土地使用权转让的“负地租”现象，充分利用这一机遇，深化土地制度的改革，加快土地的流转与集中，便可以促进农业规模经营的发展。农业规模经营便于机械化操作和集约化生产，必将大大提高农业的现代化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从而逐步促使传统农业向现代化的市场农业转变。
当然，民工潮也带来和引发了一系列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如时间、方向、数量集中的民工往返对交通运输，尤其是铁路运输的压力（据铁道部统计，1993年1月下旬至2月上旬，全国铁路日均发送旅客320多万人，其中民工占总客流量的74%）；(17)对城市基础设施的压力；对城市社会治安的消极影响；以及由于信息不准，一些农民盲目流动，以致徒劳往返，蒙受很大损失；部分外出民工超计划生育等等。这些均应引起社会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农村的闲置所造成的压力，远比农民外出对交通运输造成的压力要严重得多；农民进城给市民生活带来的便利，比给市民生活造成的不便要显著得多；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同样会给农村社会治安造成压力，例如，在昔日的皖北农村，春节过后，无所事事的农民在一起聚赌，殴斗现象时有发生，而今，春节刚过，许多民工便背负行囊，外出淘金，这无疑是一种进步，而且，民工绝大部分在城市是守法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口流动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但责任并不在于农民自身，关键是劳动力市场发育滞后；一部分农民进城后，的确超计划生育，但这毕竟只是极少数，我们可以通过加强管理来防止此类现象发生，并且，从长远来看，农村人口的城市化将有助于降低生育率。
三、引导民工潮向合理有序方向发展的思考
由于触发民工潮的因素在短期之内难以消除，所以，预计民工潮在90年代中后期仍将继续存在和发展，从而成为跨世纪的课题。那么，如何疏解民工潮，引导民工潮向合理、有序的方向发展也就成为我们必须面对和加以解决的问题，对此，笔者的看法是：
1.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
民工潮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它流动的盲目与无序，主要原因即是劳动力市场发育滞后。因此，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便能引导民工潮向合理、有序的方向发展。当前，应首先在交通枢纽和民工大量流入的主要城市建立区域性劳动力供求交易中心，为民工和用工单位提供一个公平竞争和双向选择的场所，再通过各区域劳动力市场的发育，最终形成由国家宏观调控、市场调节需求、城乡畅通、公平竞争、开放有序的全国劳动力市场。为此，要大力发展劳动就业中介服务组织，逐步形成包括信息、咨询、职业介绍、培训等在内的社会化的就业服务体系，这是降低农民进城就业风险，减轻农民盲目流动的重要手段。中介服务组织，尤其是职业介绍机构，应允许并鼓励社会各界、大型企业和个体经纪人共同来办，从而拓宽劳动力供求渠道，促进劳动力流通。而政府则应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在信息和咨询服务方面，信息和咨询服务经济效益低而社会效益大，有些信息，如区域劳动力供求状况，在劳动力市场中主要是个宏观问题，个人和一般民间组织既不愿意也无能力担此重任，但政府部门则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组织资源和信息手段，收集并传递权威性的劳动力供求信息。
2.加强区域间劳务协作
劳动力市场的发育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此之前，搞好区域性劳务协作，对于减少盲目性，增强组织性，变民工潮无序的流动为有序的发展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991年，广东、四川、湖南、广西四省（区）建立了省际劳务协作关系，次年扩大到江西、湖北、安徽、贵州、河南9个省区，收到了良好的成效。1989年，百万民工进广东，盲流占70%。1993年增加到650万人，盲流仅占5%。(18)当前应总结推广9省区劳务协作的经验，扩大劳务协作的区域。不仅省与省之间，而且地区与地区之间，县与县之间，也应逐步建立劳务协作关系，逐步形成多层次、多渠道的全国性劳务协作网络。力求做到输出有组织，输入有管理，流动有服务，市场有监测，调控有手段。
3.加大农业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的力度
民工潮的本质乃是日益增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为寻找新的就业空间进行异地转移。因此，如能加大农业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的力度，便可以有效地疏解民工潮，从长远来看，这也是解决民工潮问题的根本途径。为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当前应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对农业进行深度和广度开发。在我国耕地总面积中，有2/3属中低产田，全国尚有5亿亩宜农荒地、12亿亩荒山荒坡、7亿亩草山草坡、2000万亩未利用的浅海滩涂和3000万亩淡水可养殖水面。如果各地都能把这些资源的大部分乃至全部开发利用起来，再对农业内部结构进行调整，大力发展优质、高产、高效农业，则农业本身仍有很大的就业潜力可挖。
(2)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乡镇企业过去是，今后仍然是吸纳农业剩余劳力的重要载体。为了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充分发挥乡镇企业在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方面的主渠道作用，应注意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首先，乡镇企业的技术结构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应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通过最大限度地以劳力替代资本，增加就业机会，度过资金积累的创业阶段，这对于我国大多数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尤具现实意义。其次，从乡镇企业的产业结构看，要重点强调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发展。现今我国农副产品加工业还不到农业总产值的20%，而发达国家前者一般都数倍于后者。今后随着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副产品加工业将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乡镇企业从事农副产品加工，不仅邻近原料地，也邻近消费市场，且还有助于避免与城市工业在结构上的趋同现象，优化工业布局。再次，要制定有利于乡镇企业发展的优惠政策。目前税制改革中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实行统一税率，不光加大了乡镇企业的税负，而且保留了国有企业所没有的或已经取消的各种负担，另外，在获取银行贷款和人才分配等方面，乡镇企业也处于不利地位。最后，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应紧紧抓住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正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主动与发达地区联合，通过来料加工，联合投资办厂等多种形式的合作，促进自身的发展。
(3)加强县城和农村小集镇建设。我国县城和农村小集镇数量多，潜力大，全国现有2200多个县城，这些县城的人口规模多数只有3-5万人，其实，对于一些百万人口的县来说，把县城建设成为拥有20万人左右的小城市，不仅为县城社会经济发展所必须，而且在实践中也具有很大的可行性。全国约有5万多个农村小集镇，其中建制镇1.5万个，而目前建制镇的平均人口规模仅约2000人，如果到本世纪末，建制镇能发展到2万个，每镇人口扩大到4000人，则可以多安排5000万人进镇，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所以，各地均应高度重视县城和农村小集镇建设，促进乡镇企业和工业小区向小集镇集中，鼓励和吸引富裕起来的农民到集镇定居和务工经商，放手让农民建设小集镇，发展小集镇，使小集镇成为我国农村未来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成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基地。
4.改革户籍管理制度
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虽已有改善，但总的说来仍是以城乡隔离为基本特征，具有难以迁移的固定性。应该说这种户籍制度在我国工业化发展的初期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但在市场经济大潮涌起的今天，它已愈来愈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了，有必要逐步加以改善。笔者认为，做为户籍制度改革的第一步可以全面放开农村小城镇户口，基本上放开县城和县级市的户口，只要农民进城有稳定职业、收入和居住条件，都可以落户。第二步，大幅度放开中、小城市的户口管理，我国大多数中小城市都没有达到合理的规模水平，吸收一批农民进城，将大大提高这些城市的规模效益。第三步，适度放开大城市、特大城市的一些产业领域，弥补城市脏、累、苦行业的就业空缺，促进城市经济结构的合理化。第四步，放开户口，让户籍制度与生活待遇脱钩，成为纯粹的登记制度，给公民以迁移和居住的自由。如此，便可以大大减少往返流迁的民工数量，有效地疏解民工潮。另外，它也有利于公民依据自身的智慧和才能选择职业地点，立志立业，竞争发展，以增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活力。
5.引导农民走出国门，流向世界
面对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和日趋高涨的民工潮，解决问题的对策思路应该更开阔一些，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劳动力资源约占世界劳动力资源的1/5，但过去每年劳务输出仅占世界劳务输出总量的1%左右。90年代以来，我国加快了劳务输出步伐，但至今输出总额仍仅占世界劳务输出的2%-3%，份额很小。有关研究表明，今日世界国际劳务市场每年的需求量已达2000万人次，而且劳务市场正在向亚太地区转移，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东亚地区很可能将形成一个与中东并驾齐驱甚至超过中东的劳工市场。这为我国的劳务输出提供了绝好的机遇。目前，华侨、华裔遍布东亚各国，无论是在人缘还是地缘关系上，我们都具有很大优势。因此，我们应抓住这一机遇，大幅度放宽对城乡低文化层次劳动力出境谋生的限制，这不仅可以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开辟一条新路，进一步缩小民工潮的压力，而且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也会产生深远影响。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州地区经济迅猛发展，这与昔日外出谋生的华侨、华裔的资金、技术和信息的支持显然是密不可分的。
最后，根据民工流动的特点，适当调整城市的投资节奏，尽可能将需要劳动力多，工程量大的项目放在春季开工；在城市地区建立民工工会，通过各种形式对民工进行教育，号召他们在为国家经济建设做贡献，为家乡人民争荣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艰苦创业，自尊、自律、自强，这也有助于削弱民工潮的峰态，减少民工潮的负面影响。
注释：
① 潘盛洲：“关于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问题的初步研究”，载《经济研究参考》第69期，总第469期，1994年5月4日。
② 安徽省委政研室：“关于安徽省‘民工潮’的调查与对策建议”，载《中国农村经济》，1994年第1期。
③ 骆友生等：“农村劳动力跨区域转移：现状、成因与对策”，载《中国农村经济》，1994年第8期。
④⑤⑥⑦⑧ 骆友生等：“农村劳动力跨区域转移：现状、成因与对策”，载《中国农村经济》，1994年第8期。
⑨ 丁金宏等：“试论民工潮的形成机制和治理对策”，《科技导报》，1994年第7期。
⑩ “民工潮”：一个跨世纪的难题，《中国农村经济》，1994年第4期。
(11) 艾云航：“涌动着的‘民工潮’”，《地理知识》，1994年第4期。
(12) 《列宁全集》第三卷，第216页。
(13) 安徽省委政研室：“关于安徽省‘民工潮’的调查与对策建议”，载《中国农村经济》，1994年第1期。
(14) “‘民工潮’：一个跨世纪的难题”，《中国农村经济》，1994年第4期。
(15)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农村组：“关于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问题的初步研究”，《中国农村经济》，1994年第3期。
(16) 参见“中国农民的市场化进程”，《中国农村经济》，1994年第2期。
(17) 朱泽：“‘民工潮’问题的现状、成因和对策”，《中国农村经济》，1993年第12期。
(18)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农村组：“关于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问题的初步研究”，《中国农村经济》，199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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