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国学热”，语文应自知自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学论文,语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对国学没有研究，因而对国学本身不敢妄加议论，仅从中小学语文教育的角度谈谈对这个话题的看法。在当下中小学语文教育的话语范围中，我认为还是不要冠以“国学”的名义为好，理由有二：一是“国学”的成分太复杂，对中小学语文教育来说不容易取舍；二是影响国学讨论的背景太复杂，扯一些与语文教育无关的东西不容易撇清关系。 按我的理解，“国学”概念应该有广义和狭义两层含义。狭义的国学仅小学（古文字）和经学（儒家经典），广义的国学应该是中国古代人文学科或关于传统文化的知识和学问的综合，它至少包含三大类：（1）古文字、语言学的知识；（2）以经史子集为代表的古代哲学、政治、军事、历史、文学等作品及学问；（3）中国传统的绘画、书法、戏曲、音乐的作品及相关知识（还有人主张传统的中医理论也算国学）。在当下中小学语文教育的话语系统中，国学的内容如果只取狭义的理解，不仅营养不够全面，甚至还有副作用过大的担忧；若取后者的理解，又因过于庞杂而让有限的语文课程难以消化。 与国学的内容相比，“国学教育”的讨论背景更加复杂，因而如果从“国学”的角度来讨论语文教育内容，很容易招惹是非，这对语文课程建设弊多利少。 先说历史背景。我们知道，近代以来，国人对国学的态度一直存在针锋相对的两派观点，即推崇派与批判派，而社会舆论也经常跟着这两派的声势左右摇摆。一般而言，每当中国社会在与西方的冲突中面临生存危机时，批判派就会占上风，如“五四”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而如果我们自己的日子好过一些了，或者西方世界有些风吹草动，那么推崇派就会占些上风，如20世纪30年代十教授的文化宣言和21世纪以降国内不时发出提倡国学的呼声。这两派的观点看似针锋相对，不过他们的逻辑起点却有相当大的共性，即都把国学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看得太直接、太紧密了。其实，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传统人文学科知识在整个人类知识结构中的比重在变小，作用方式也越来越间接。这一特点不要说是长期缺乏创新的中国人文学科研究领域如此，即便是西方国家，也日益明显。譬如“反科学主义”派，可能在学术圈子里会有很大影响，但在外界却往往不为众人所知，更不要说推动或制约科技与社会发展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网购或微信概念，几年里就可能改变几亿人的生活方式。 在今天的中国，之所以有人推崇国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些人还是把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学科知识分子对社会发展的作用看得太重了，以为自己仍然能像某些先贤一样，有着匡扶国家社稷、救助世道人心的能力。这也是不少人对提倡国学派特别反感的理由。其实，在当今社会知识结构和社会生产方式下，国学既没有误国的能力，提倡国学也不可能救国。同样道理，以“国学”入语文，既不能祛中小学语文学习低效之弊，也不可能治中国人才培养不力之沉疴，当然更不可能解当下中国道德滑坡之难题。现在，社会对语文教育的不满已经够多了：学生写不好字自然是怪语文的；学生不愿意读书，也应该怪语文；说话写文章大话套话怪语文；社会成员人文素养不高，主要也应该怪语文；学生缺乏创造力，也有语文的份儿。客观地说，上面列举的种种不如意，与语文教育不无关系，毕竟语文是教识字读书写作的。社会各界的诸多“怪罪”，语文教育界也还能承受得起，但如果把弘扬国学、发扬国光的担子再加到语文肩上，回过头来再告它一个既误了国学也误了国运的罪名，那可真就负担不起了。 次说现实背景。关于国学与教育问题的讨论，必须充分排除以下三个因素对讨论走向的影响。第一是媒体的角色。媒体是社会公器，理应担负为民众代言、为社会立则的任务。但现代媒体又多是以企业的形式运营的，从追逐社会热点到策划媒体事件，借以谋取收视率、点击率，已经变成许多媒体的生存发展之道。很多社会热点的讨论，背后都有媒体人做推手。由于媒体利益的插手，现在人们已经很难判断一部高票房电影、一部畅销书、一项公益活动自身所真正具有的艺术价值或社会价值了。这几年的几次国学热，谁能说得出出版人在里面起了什么作用？第二是专家的言论。最近几年，人们对媒体上两种特殊话题的印象一定很深，一是某些官员的雷人之言，二是某些专家的惊人之语。对雷人之言频出的原因，人们一般都能理解，但对专家常发惊人之语，往往就不大好理解。堂堂一个专家的见识水平难道还比不上一个普通人？其实，专家中固然有人好发惊人之语，常持不群之论，但这类专家极少，专家的很多话其实有具体的语境，有些是受朋友之托的应景之作，因而媒体报道的，未必是他们真实的意见。第三是民众情绪。放在今天更多体现为网民的情绪。现在，网络表达已经形成一定的模式，即将个人的不遇转化为对环境的不满，又将对环境的不满转化为对主流话语的否定。类似的表达模式，历来在对待传统文化上都有表现，如科举用古文，我们就反古文；袁世凯提倡尊孔，我们就批孔。其实，“五四”时期反对国学的人并不是真的对国学有意见，而是对北洋政府有意见。 综上所述，若把成分和背景都颇为复杂的国学引入中小学语文教育中来讨论，不仅辨不清国学讨论各方真实的观点，还会为语文教育引来许多不必要的是非。因此，我倾向于把适合中小学教育的国学内容定义为“历代文化经典”，再把历代文化经典称作“古诗文名篇”，比如孔孟的语录属于国学的内容，在语文教材中就称“古诗文名篇”，这样的称呼虽然高度不够，但却变得不让人警惕，给教育者减少了很多麻烦。 实际上，在当下中国，除了极个别外，大概没有多少人会反对在中小学学一点古诗文。古诗文篇目（包括自读篇目）在中小学教材篇目中已经占到近一半，《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推荐的古诗文背诵篇目达到136篇（段），其中小学75篇（段），初中61篇（段），再加上高中阶段的几十篇古文和几十首古诗，这样的总量对今天的学生来说已经不算少。退一步说，如果在语文学习的有限时空里，连这些内容尚不能学完学好的话，再增加多少也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因此，对今天的语文教育来说，传统文化经典或古诗文名篇的学习，已经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即如何把现有的学习材料用好教好，如何提高单位时间里的学习效率，更进一步说，如何让学生喜欢语文课、喜欢学古诗文，才是这个话题讨论的意义。 端正态度、突破障碍、研究方法，是提高古诗文教学效率的几项原则。 社会上一直流传中学生“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的说法。其实，比这“三怕”更可怕的是教师也怕。要想让学生不怕文言文，教师自己首先不能怕，不仅不能怕，还要变成真心喜欢，学生也就慢慢变得不那么怕了。我们都记得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曾经生动地描绘过他的古文教师背诵古文的情景。 虽然鲁迅在文中对塾师多有调侃，但写到这个场景，却流露出崇敬的态度，甚至心向往之，这就是教师的魅力。学生对学习有了兴趣，问题就解决了大半，方法倒在其次。可惜，现在不少教师在课堂上自己不读书，更缺乏对古代文化经典的敬仰之情，如此要学生也喜欢古诗文，自然是很难的。 古诗文所使用的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不尽相同，诗文所描写的生活内容与学生的经历有较大距离，古人表达感情或思想的方式与今人有异。这是学习古诗文的三大障碍。一个善于动脑筋的语文教师，应该创设有利的情境，带着学生去努力突破这三重障碍。古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有时难以理解，譬如面对婆婆的无端指责，刘兰芝不仅不反抗，还主动请求被休，这在今天习惯了男女平等的年轻人看来是很奇怪的。如果不预先破除时代的隔膜，让学生进入古人的境界，阅读就可能有障碍。有一次，我听到一位教师在课堂里这样讲《水浒传》：《水浒传》中的英雄都是无赖，他们滥杀无辜，没有一点法制观念。学生听了，自然是一阵哄笑。这样的教法不是拉近学生与作品中生活的距离，相反是疏远两者的距离。教师教古文时，应还原历史情景，让学生走进古人的生活，体会当时的人和事，而不是简单地以今天的标准苛求古人。近年来，有一些教师也常用这样的思路去解读古典作品，诸如《水浒传》很血腥，不宜入选语文教材，《三国演义》是阴谋，陶渊明是酒鬼，苏东坡写悼亡妻子的时候其实身边有另一个女人……这样的教法，就不是在破除障碍，而是添加障碍了。除了还原历史情景，引导学生“以古对古”，借鉴古人的智慧，更好地生活在当下，是古诗文学习中的另一种取向；指导学生读出古今的不同，也不妨作为古诗文学习的第三种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