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前期史学特点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明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通观有明一代史学发展的历程，洪武至正德是一个十分明显的阶段，可以说是明代史学发展的前期。这是古人和今人比较一致的看法。那么，这个时期的史学发展状况，又有何特点呢？本文拟作一些初步的探析。
理学笼罩史坛
考察明代前期史学发展的特点，不能孤立来谈，而应将之放到宋、元、明三朝的历史长河中加以考察。这段时间，正是程朱理学鼎盛时期。理学是一种应强化封建专制统治需要而产生的新儒学。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官方哲学。在统治阶级及理学家们的极力宣传下，理学的影响，渗透到政治、社会生活及意识形态领域的每一个角落。史学作为传统社会中的“显学”、统治工具，理学的渗透，首当其冲。理学对史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深层次的。在明代前期，它对史学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六点：
第一，理学成了史学的基本指导思想。经驭史，在我国有传统。在汉唐时期，它是指以“六经”统率史学；但到宋以后，则是指“理学”，更精确地说，是指以“四书”指导史学。理学是一种理论化的伦理道德之学，其基本的思想是人伦纲常。所以，所谓理学统史学，具体地说，就是三纲五常，仁义礼智，忠信廉耻，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明代前期，修史的出发点、选材的视角，无不受人伦纲常支配。立三纲五常、夷夏之防是基本指导思想，忠、孝、节、义成了最重要的选题。理学也成了衡评历史是非的基本准绳。政治伦理性史评发达。历史学完全成了评判过往人物、事件之忠奸、善恶、是非、正邪的道德法庭。
第二，摘编风盛行。在“经以载道”，“史也者， 翼经之书”（注：（清）许世昌《重刻函史序》，见《函史》清刻本卷首）理论支配下，历史学编撰风格也“走样”，不是全编，而是崇尚摘编。全编以全面反映历史发展过程为己任，摘编则是以所选历史内容能阐明理学思想为己任，两者撰史宗旨、风格绝然不一。明代前期，摘编风十分流行。这和政治家朱元璋的鼓吹是分不开的。朱元璋建国后，在“以猛治国”的同时，十分重视思想教化工作。理学家所鼓吹的治国之道，朱元璋基本接受了。他屡次公开说“治天下者，修身为本，正家为先”。要“修身”，习史是基本的一环。“夫水可以鉴形，古可以鉴今。是编（指《存心录》）善恶，岂止行之于今，将稗之子孙，永为法守”。（注：《太祖实录》洪武元年七月辛亥）为了给臣民们提供一套行为规范，洪武一朝，频繁地修了大量史鉴书，共有三十多种，大约有二类，一类是以古为戒，如《君诫》、《女诫》，另一类是以今事为戒，如《逆臣录》、《祖训录》、《醒贪墨录》等。洪武以后，历代皇帝，续有修辑，如《外戚事鉴》、《历代臣鉴》、《历代君鉴》。可以说，上至皇帝、太子、亲王、后妃、公主，下至大臣、百官、武士、百姓，都有了行为规范榜样。如此大规模编辑史鉴书，这在历代是绝无仅有的。（注：有关文章有吴振清《洪武朝编辑史鉴书述论》， 《史学史研究》1993年1期；又李晋华《明代敕撰书考》）
摘编风同样在当代史编撰上有体现。朱元璋于本朝治国经验的总结也十分重视。即位之初，即下令编了《皇明宝训》、《洪武圣政记》，供臣民们学习。宝训就是“语录”、“最高指示”，它源于《贞观政要》。宝训体始于宋代（注：（明）张萱《西园闻见录》卷29陈于陛奏疏）。明代自洪武以后，修“宝训”成了惯例， 每朝都有一部“宝训”。宝训一般分门析类。成化年间，娄性还以个人力量，编了一部《皇明政要》，分四十卷。进于朝后， 颇受皇帝嘉奖。
中国古代史学，向有致用传统。但高明的史家，总是在求真基础上追求致用目的，如《史记》、《资治通鉴》。但朱明王朝却反其道行之，不顾学术性，只直接选取“有用”的史实，分门别类地将历代君臣事迹摘编出来，有意识地供臣下、宗室效仿，甚至封锁《实录》，只让《宝训》传之于世，把致用、垂训的目的赤裸裸公诸世人面前。这是一种“杀鸡取卵”式的短期行为。
第三，“纲目学”成为显学。朱子理学成为官方哲学后，纲目体相应地也独占鳌头。朱子的《通鉴纲目》是一部典型的理学化史著。丘浚称“《春秋》者，经中之史；《纲目》著，史中之经”。（注：（明）丘浚《世史正纲序》）“史中之经”，对《纲目》来说，是最为贴切的概括。《纲目》对后世的影响，首先在于它的修史指导思想与原则。它以正世道、正人心为己任，讲究褒贬书法。“义例不审，去取则无以存纲常、扶世教”。（注：（明） 周叙 《论修正宋史书》， 见《明文海》卷174）《纲目》之凡例，共有十九目，共一百三十七条，可以说集历代春秋笔法之大全。《纲目》的这套修史指导思想及原则，成了后代史家作史的基本指导思想。其次在于它的形式。纲目体有纲有目，“纲，仿《春秋》而兼采群史之长；目，仿左氏而稽合诸儒之粹”，（注：（明）丘浚《世史正纲序》）从形式（体裁）上说，是一种十分好的史体，它克服了编年体的流水帐、呆板缺陷，更便于阅读。
《纲目》自南宋后期，已经开始吃香。宋末有《两朝纲目续编》。元中后期，随朱子哲学官方统治地位的确立，治《纲目》者更多，“无虑数十家”。（注：（元）揭傒斯《通鉴纲目书法序》）有发明者，如尹起莘《纲目发明》、 刘友益《纲目书法》；有续编者，如陈
《通鉴续编》、杨维桢《宋史纲目》。至明代，有《续纲目》、《历代通鉴纂要》、《诸史会编》等。
最值一谈的是有“《纲目》第二”之誉的《世史正纲》。体例上仿《纲目》、吕祖谦《大事记》，书法上一遵《纲目》、并上溯《春秋》之义。明后期人胡应麟称“丘文庄之续《史纲》也，紫阳之法有所局焉未竟者，引而伸之矣。有所蓄焉未发者，曲而体之矣。其矛盾之小者，其符节之大者也，故吾谓《春秋》之后有朱氏，而《纲目》之后有丘氏也”。（注：（明）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13《史书占毕》内篇）丘浚编《世史正纲》，和《纲目》一样， 目的是为了正世道、正人心。题目《世史正纲》明白地表达了作者的主旨。所谓“世史”，是“世道”的历史。全书分秦、汉、三国、晋、东晋、南北朝、隋、唐、五季、宋、元、明十二“世史”。“正纲”就是正伦常纲纪。《世史正纲》的“宏纲大合”有三：严华夷之分，立君臣之义，原父子之心。他的理论是，世之纲维者在国，国之根本者在家，治国、平天下，必先正心、修身、齐家。“本家以立国，正国以维世，而一归于人心道义之正，则人极以立，天地以位，夷狄不敢乱华，禽兽不敢以侵人”。（注：（明）丘浚《世史正纲序》）是一部典型的理学化史著。（注：关于丘浚史学文章，有（新）李焯然《丘浚之史学》见台湾《明史研究专刊》第七辑；王瑞明《评丘滩〈世史正纲〉》，《历史文献研究》（北京新八辑））
第四，主正闰。正统之争，剧于北宋中期。这和理学的兴起是分不开的。南宋以后，义理史论占据上风。元代，宋、辽、金三史正统之争成为热点，以致耽搁了三史的修撰时间。值元顺帝上台，以行政力量干预三史修撰事宜，决定三史各为正统，《宋史》、《辽史》、《金史》，这才得修成。但一部分士大夫仍不满意，杨维桢成《宋史纲目》、陈成《通鉴续编》。明立国后，理学尚未独占鳌头，又明继元立国，汉族人战胜蒙古人，有一种自豪感，所以，元统是承认的。政府修《元史》、胡粹中修《元史续编》，正是这种心态的表露。洪武初，方孝孺虽作《释统》、《后正统论》，提出正统、变统说，但因不合时宜，人多笑他狂妄，只有其师宋濂与胡翰首肯。宣德、正统开始，随着蒙汉关系的紧张，土木之变的发生，正统论之争又趋热烈。宣德间，张光启、刘郯合编《资治通鉴节要续编》，即主以宋为正统，附注辽、金论。正统末，南京翰林院周叙（1391—1452）首议《宋史》改编事宜。他认为元人分修三史，以辽金加于宋首，“不惬人心，不协公论”。元末以来，人们改编三史，多用纲目体，无纪传体。周叙想用纪传体重编《宋史》，“因其旧文，重加编纂，以宋为正史，附辽、金于其后，定名而正统，尊夏而外夷，伸前代未惬之论，垂万世史笔之公”。（注：（明） 周叙 《论修正宋史书》， 见《明文海》卷174）周叙的建议，得到了正统帝的勉强同意，命他一人独修。惜周叙早卒，书未及成稿。成化、弘治间，正统之分更严格。丘浚《世史正纲》一反明初之习，开始排斥元统。“后人议元者，乃欲以其混一中国，而进之汉、唐之间，何所见耶？……徒以其得地广狭而高下之，是以功利论事也，岂《春秋》意哉？”（注：（明）丘浚《世史正纲》卷22“契丹耶律德光死”条）又说：“世儒以其一世之微功，而忘万世之大戒，是岂上天立君之意哉？是岂圣人立教之心哉？”（注：（明）丘浚《世史正纲》卷31“契丹耶律德光死”条）弘治间的谢铎（1435—1510）也排斥元统，“贼后纂臣，既不可为统，而夷狄如元，独可以为统乎？此《纲目》之所未书，正今日之所当正也”。（注：（明）谢铎《与李西涯论历代通鉴纂要》，见《明文海》卷174）谢铎的正统标准十分严，连东晋、杨隋也排除在外，“秦既不得为统之正，而司马晋、杨隋之篡窃杀逆，亦新莽之流亚耳，又可以上阶诸君而例以正统予之哉？”（注：（明）谢铎《与李西涯论历代通鉴纂要》，见《明文海》卷174）可见，在明代前期，正统论之争，已有很大市场。
第五，学术史编写以阐朱派理学系谱为主。谢铎《续伊洛渊源录》是一部朱派理学系谱著作。谢铎认为当时朱学虽占统治地位，但“穷乡下邑之士”只知诵读“四书五经”的集注，而不知其“授受源委与夫出处履历之详”，“无以尽见其全体大用之学”。（注：（明）谢铎《续伊洛渊源录·自序》）为了表彰朱子的“继往圣、开绝学”之功，乃决定作《续伊洛渊源录》。书成于成化十六年（1480）。该书续朱熹《伊洛渊源录》而作，共6卷。 据《宋史》之《儒林传》、《道学传》改编而来，因此，史料价值不高，体例上也无创新可言。它的意义在于首次以学术史体制构筑了朱学系谱。该书以表彰朱学、承续朱学道统之传为己任。书的内容，以朱熹为主，以朱学为正传，专门辨其授受源委，考其道统源流。始于罗从彦、李侗，辅以张栻、吕祖谦，继以朱子门人，终于真德秀、何基、王柏等朱门后学，共21人。
杨廉（1452—1525）《皇明理学名臣录》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史著作，但其书所记薛瑄等十一人，皆为明代前期的程朱派理学家，故还是值得重视的。
第六，传统的求真纪实史学退居角落。明代前期，只有《元史》、《元史续编》理学味淡些。《元史》成书很快，仅化了一年左右时间，所以，问题较多，向以芜蔓疏漏，遭历代学人的抨击。从编纂学角度看，《元史》确是一部十分失败的史著。但从史料学角度来看，《元史》的价值却不容忽视。元代实录等文献今不传，后人治《元史》，主要还得凭《元史》。且它有直录原始材料，少润色特点，这反而增强了其史料的可信性。所以，应一分为二看待《元史》。
当代史编撰衰弱不振
晚明史家许重熙讲到明太祖初期重视“明刑弼教”工作时，称“当时《日历》、《圣政》诸纪，臣子纂述，未尝讳忌。夫以国事为讳忌，天启以后然也”。（注：（明）许重熙《宪章外史续编·自序》）这话讲对了一半。洪武初期，明太祖朱元璋确有开国君主之风，重视当代史的撰述，令大臣编了《大明日历》、《皇明宝训》、《洪武圣政记》。但中期以后，情况有了大转折。改革官制，削弱臣下的权力。大肆杀戮功臣，弄得满朝惶恐。朱元璋可能怕史官记下他的恶行，索性连史官也废了，起居注和国史院没有了。此后，政府不编《日历》，私人更不敢染指当代史领域。到永乐间三修《太祖实录》时，史臣们顾忌十分多，写功臣的下落时，躲躲闪闪，含糊其词，甚或干脆不写。明末钱谦益作《明太祖实录辨证》，将其书功臣下落之法概括为八条（注：（明）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105）。在以后的时代，政府照例只修《实录》、《宝训》，不修《日历》。对此，臣僚们意见很大。弘治间，储巏（？—1513）要求恢复起居注制，建立召对大臣记录召问始末制。（注：（明）张萱《西园闻见录》卷29）正德初，何塘（1474—1543）要求“修史官之久废，令修撰、编修、检讨，番直史馆，凡皇上之起居、臣工之论列、大政事之因革张弛、大臣僚之升降拜罢，皆令即时记录”。（注：（明）张萱《西园闻见录》卷29）可惜，最高统治者根本听不进。
明代修实录，因没起居注、日历，所以，多凭借各部档案及向各地征集的史料。到嘉靖初年时，共有八部实录，1567卷。关于《明实录》，前人议论很多。我觉得有几点值得一提，一则实录仅是众体之一，废众体而只存一体，这种做法是欠当的。二则实录的记载面十分狭，不能全面反映历史。明末的李建泰称《实录》所记“止书美而不书刺，书利而不书弊，书朝而不书野，书显而不书微。且也序爵而不复序贤，避功而巧为避罪”，（注：（明）顾炎武《亭林文集》卷5《书吴潘二子书》）这绝非危言耸听。三则《实录》的价值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明代前期，《实录》不传于世，秘藏皇宫内，可以说是“尘封的档案”。只有部分高级官员修新实录时，才有机会一览。但也仅仅是粗阅一下而已，尚不能抄录。因《实录》的秘藏，私人修史十分困难。
在明代前期，政府不修纪传体国史，私人更不敢写，只能写一些杂史。顾炎武说“国初人朴厚，不敢言朝廷事，而史学因以废失”。这句话也只说对了一半，“不敢言朝廷事”并非是朴厚的缘故，而是被封建专制统治压制而成的。从隆庆间李贵和状告陈建《通纪》所列罪状“己犯自专自用之罪”（注：《隆庆实录》卷60）来看，当时可能有一条“自专自用罪”，禁止民间私修国史。这种状况，直到弘治、正德年间，始有所改观。
迹象之一是编当代名臣录风兴起。自成化十四年（1478）彭韶作《国朝名臣录赞》后，弘治间此风甚浓。弘治十一年（1488）杨廉成《皇明名臣言行录》、《皇明理学名臣言行录》。弘治十三年，尹直成《皇明名臣言行通录》。弘治十八年，徐
成《皇明名臣琬琰录》、《续录》。此外，有何乔新《勋贤琬琰集》、谢铎《名臣事略》、林塾《名臣录补赞》等。
迹象之二是开始补辑建文朝史。靖难之役后，朱棣革去建文年号，不为建文修实录，企图掩盖这段历史的真象。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人们不敢公开谈论建文君臣之事。当时的《奉天靖难记》，完全是史臣们为粉饰朱棣篡位的合法性而写的，故于建文君臣，极尽诋诬之能事，殊不可信。至天顺初年，英宗下令除去建文“庶人”称号，“国禁渐弛”。（注：（明）文征明《莆田集》卷17《备遗录序》）到了弘治初年，吏部右侍郎杨守陈（1425—1489）大胆提出“国可灭，史不可灭”论，主张及时采辑资料，修《建文实录》，以补国史之缺。（注：（明）郑晓《吾学编》卷52《逊国记》）惜以病作，奏章未及上于孝宗。金陵人陈谦之可能是较早补辑建文朝史者。弘治间，他为武选，“得诸臣事于故牍中，铨次为集”，惜“家世寝远，书以不存”。（注：（明）焦竑《澹园集》卷14《忠节录序》）嘉兴人郁兖《革朝遗忠录》是现存较早记建文史者。正德间，人们撰作建文朝野史渐多。张芹（1466—1541）续宋端仪《革朝录》成《建文备遗录》，林塾（1479—1519）复因张芹书，扩编成《拾遗书》。郑禧有《革除群忠事略》，袁仁有《革除编年》等。嘉靖以后，此类史乘更多。周中孚称明人自中叶后“好谈逊国时事”（注：（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19《革除遗事节本》）是正确的。明人之所以这么热衷于撰作建文朝史，一是为了补建文朝无实录之缺。二是为了表彰忠义。“旷代相感，百世犹兴，尚德之衷，古今一也”。（注：（明）许相卿《革朝志·自序》）靖难之役中，殉难大臣，一时累百，这被认为是“自天地剖判、肇有君臣以来”（注：（明）许相卿《革朝志·自序》）最为感人的壮举。为了“砺生民而窒不轨”，后人觉得有必要表彰这些忠臣。三是出于猎奇心理。本来，建文朝史才短短四年，也没大的影响，但最高统治者却害怕人们知道历史真象，结果，越禁越引发人们的好奇，于是，写建文朝史，读建文朝史成风。
迹象之三是开国战争史的编写。成化以后，有人开始对明开国过程史感兴趣。俞洪作《平吴录》、黄标作《平夏录》、陆深作《平胡录》、童承叙成《平汉录》，及无名氏《平蜀记》、《北平录》等。和刘基、刘辰、王祎等身历其役者所撰杂记《皇明翊运录》、《皇明礼贤录》、《造邦勋贤录》、《国初事迹》所不同的是，第一，撰写者多为后代人；第二，已有一定的再创作成份；第三，有一定的体例，多题“录”，属纪事本末体。缺陷是多局限于一事一役，尚未发展到整体叙述开国史阶段。
迹象之四是黄金《开国功臣录》的撰写，标志着私人开始向当代史禁区的挑战。黄金（？—1512）字良贵，号东涧，安徽定远人。成化二十年（1484）进士。历官吏部郎中、广西藩参。他生长在“龙飞之乡”，郡学中有不少开国功臣传记资料，所以，自少即羡慕开国功臣，立志撰写一部合传。后因应科考、做官，中辍了。转勋部后，因有余暇，试写了五卷，刊刻于世。退休后，得集中精力，完成全书撰写任务。弘治十七年（1504）全书成。正德二年（1507）由马金出面刻了第一版。正德十一年（1516）又由乔宇出面，刻了第二版，从此，广传于世。关于这部书，有五点值得留意，第一，有创新意义。如前所述，写开国功臣一直是个禁区，除《太祖实录》略有记载外，其他人谁都不敢涉足。这种状况，自洪武迄弘治的一百多年，都没变化。《太祖实录》藏于宫内，外人无缘一览，结果，“非但穷乡下里之士，邈无知闻，虽通都大邑庠校章逢慕功论世者，亦无所考见”。（注：（明）黄清《书开国功臣录后》，见台湾“明代传记丛刊”影印本后）到了成化、弘治，终于有人向这一禁区挑战。黄金胆子很大，他敢写开国功臣事迹。他认为“诸臣之功，用夏变夷，扶翊皇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注：（明）黄金《开国功臣录·自序》）其功不可没。对此，“国史之外，未闻有为之撰次者”，“何耶”？（注：（明）黄金《开国功臣录·自序》）黄金小心翼翼地开始质询。为了“显白忠良，扬厉勋烈，昭宣盛美”，（注：（明）黄金《开国功臣录·自序》）黄金乃决定冒险撰作是书。第二，黄金写《开国功臣录》，用了不少资料，如制诰、诏敕、碑记、志铭、序赞、表传、行军事略、券文、家乘、行状、方志，此外，有学士大夫的“史论”，故老“传闻”。应该说，野史资料都搜集了，且作了一定的考订工作。但作者没有参考过《太祖实录》。第三，《开国功臣录》是一部再创性史著。作者是在消化原始资料基础上替每人写传的。他的写作水平还是可以的。黄金本人很谦虚，对侄子说：“纪大事者，必有史才，斯优为之。予所纪无体、无义例、无辩博之识、驰骋之文，故舛谬无补，徒为史家一赘疣，而奚取哉？”（注：（明）黄清《书开国功臣录后》，见台湾“明代传记丛刊”影印本后）第四，黄金不是一个毫无顾忌的人物。于一些“定案”功臣，他也不敢写。《开国功臣录》无蓝玉、胡惟庸等人传。第五，《开国功臣录》有些具体的细节、年月有误。王世贞、钱牧斋诸人曾在《史乘考误》、《太祖实录辨证》中有详细考订。毕竟，作者生活在一个档案封闭的年代，时代的局限，他无法超越。
“西洋”史地学异军突起
明代的“西洋”，是指今南海以西的印度洋及其沿岸国家和地区。中国和东南亚、南亚地区，早在秦汉以来，即有联系。因中外交流之需，介绍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史地书也有些。但总的说来较零星，且多为游记。至明代以后，“西洋”史地学进入了一个大的发展时期。这和郑和下“西洋”有关。
郑和下“西洋”，前后共有七次，历时三十年之久。为了能了解“西洋”巡回出使的情况，明政府重视文字记录。第三次出使后，特意“简文采论识之士”作随行翻译，记录航行路线、各地山川物产、人情风俗以及使节与各国交往的盛况。于是，有费信《星槎胜览》、马欢《瀛涯胜览》、巩珍《西洋番国志》。费信从永乐七年至宣德八年，曾四次下“西洋”。他很勤快，“每莅番城，辄伏几濡毫，叙缀篇章、标其山川、夷类、物候、风习诸光怪奇诡事，以备采纳”。（注：四卷本《星槎胜览序》）马欢是第四次后参加出访活动的，他共参加了三次。巩珍仅参加了第七次下“西洋”活动，他是幕僚，不是翻译。
“西洋”史地学三书，篇幅都不大，有一些共性：第一，内容详实，史料价值高。三书作者皆当局者，所记大都为所见所闻，“或在外询访”而得，皆系第一手资料，故“足以广异闻”，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是研究十四世纪初亚非诸国基本状况的珍贵史料，更是研究郑和七下“西洋”的第一手材料。第二，文字质朴无华。作者皆系翻译或幕僚，不是文人学者，文字功夫并不太好，故三书的文字皆较质朴。特别是《星槎胜览》、《瀛涯胜览》两书，“词鄙朴不文，亦牵强难辨，读之数叶，觉厌而思睡”。（注：（明）张升《改正瀛涯胜览小序》）所以，后来又出了删订本。巩珍书晚出，较多地参考了《瀛涯胜览》，“叙事详赡，行文瞻雅”，（注：（清）钱曾《读书敏求记》“西洋番国志”条）稍胜前两书。第三，皆为纪录体，稍嫌单一。
正德末，黄省曾（1490—1540）还撰有《西洋朝贡典录》。黄氏没到过外国，他是根据前三书及其他有关资料改编而成的。他写此书的目的是宣扬明前期外国“翕然而归拱”盛况。其书史料价值稍逊一筹，多有画蛇添足之嫌。但他是个文人，故文笔不错。清人赵开美称此书“章法、句法，颇学《山海经》，信为奇书”。（注：（清）赵开美《西洋朝贡典录·跋》）
嘉靖后，域外史地学继续有所发展，出现了《咸宾录》、《东西洋考》等书。但因中国向外拓展思想不强，故域外史地学始终无法发展成外国史学。
反理学史学初露端倪
如前所述，明代前期，理学控制史坛，史学领域到处充斥伦理化的东西。但物极必反是个客观规律。程朱理学在统治阶级的“极度”利用后，到明代越来越趋僵化，不满情绪、异端思想也就产生了。到了弘治、正德时代，反理学思潮兴起。表现为心学的崛起，社会上怀疑程朱“礼法”思想的出现。前者的代表是白沙、阳明，后者代表是祝允明。（注：关于祝允明史学，有（香港）杨永安《吴中四才子之一祝允明之思想与史学》，香港先锋出版社1987年；杨永安《明史管窥杂稿》之《祝允明与李贽之思想异同》，先锋出版社）
祝允明（1461—1527）字希哲，号枝山，为众所周知的“吴中四才子”之一。人们一般只知他是个风流才子。其实他还是个敢大胆怀疑传统礼法的异端人物，人称“狂士”。在举国尊信程朱理学的时代里，祝允明敢唱出“不协之音”。正德十五年（1520）开始，他“纂集前闻，品第古人”，（注：（明）文征明《题祝子罪知二十二韵》，见《祝子罪知录》卷首，《四库存目丛书》本）撰作《祝子罪知录》一书。嘉靖元年（1523）书成。生前未刊，值卒后才传诸于世。“吴中四才子”之一的文征明，称“是书足千古不可湮废”。（注：（明）王世贞《祝子罪知录序》，同上）万历初年，王世贞读后，称“其间上下今昔，阐扬微慝，卓然是非之宗匠也”，（注：（明）王世贞《祝子罪知录序》，同上）评价十分高。
《祝子罪知录》共10卷，佚卷8“举六经”，今存9卷。前5 卷论历代人物，卷6—7论佛老，卷9论诗文，卷10论神鬼妖怪。很显然， 这是一部表达作者独见的论文集，不是专门性的史论著作。此书体例较别致，每卷分几条，每条用举、刺、说、演、系五种方法进行论说。举是“是是”，刺是“非非”，说是“原是非之故”，演是“布反复之情”，系是“述古代证斯文”。（注：《四库全书总目》卷124《祝子罪知录）这里，既有作者本人的论断，又有前人的评说，虽显混杂，但因注明出处，眉目还是清楚的。
祝氏史论，有一定新鲜感。新在何处？简言之，他敢“直抒胸臆，言人所不敢言”，（注：（清）王宏《山志》卷6《罪知录》）替古人翻案，评历史人物多有“创论”，如说汤武非圣人，伯夷、叔齐是圣人，伊尹为不臣，武庚为孝子，管、蔡为忠臣，管仲功罪不相蔽，孟子非贤人，庄周为亚孔子一人。汉代的严光为奸鄙，时苗、羊续为奸贪，杨雄苟禄偷生。晋谢安为大雅君子，邓攸是人之兽。唐宋时的韩愈、陆贽、王旦、欧阳修、赵鼎、赵汝愚是慝非，王珪、魏征不忠，徐敬业是忠孝，种放是鄙夫，等等。所有这些论调，和理学家的评价是不一样的。
关于祝氏的史论，有三点是值得注意的，第一，他的人物评价标准并不先进。祝允明很狂，公然宣称“今世对古人予夺多误”。（注：（明）祝允明《祝子罪知录》卷3）其实，仔细推究一下，不难发现，他重评历史人物的标准仍是理学家那套忠与不忠、圣与非圣，只是讲话的立场不同而已。比如说魏征，对李建成来说是不忠，但对李世民来说，却又是忠臣。管仲也一样，对公子纠是不臣，而对公子小白来说，则是忠臣。商汤、周武，对商、周来说，自是圣人，而对夏、商来说，则又是乱臣贼子。“臣不得放弑乱君，子不得放弑顽父，万物不得倾易可憾之天地”，（注：（明）祝允明《祝子罪知录》卷1《刺汤武》）说到底，还没摆脱伦理道德化品题人物习气。这点，不如稍后的李贽。李贽重评历史人物，有较多的“商品价值观”味。他更多地是从“利”角度立论的，而非传统的“义”。
第二，祝氏史论的思想解放意义不容低估。祝氏史论，从表面上看，确不先进，但他实际上用的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法，即借用程朱理学家品题人物的标准，换个角度去观察，最后得出相反的结论。历史上的人物评价，有时确实经不起推敲。一般人评价历史人物，多从新朝入手。“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心理很重。所谓忠、圣，多是这么来的。但祝允明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从旧朝、前朝、败者立场立论。从败者、前朝角度来思考，汤武、伊尹等自然是叛臣。汤武、伊尹等，在当时社会人心目中，都是些圣人，祝氏却说他们是叛臣，还不引起轰动！所以说，祝氏史论有一定思想解放意义。
第三，祝氏敢于批评乃至否定道学。祝氏时代，程朱理学是官方哲学，岂容人轻易怀疑？但祝允明却敢批判孟子、程朱，否定道学。他称孟子是“纵横者流，不可谓圣人”。（注：（明）祝允明《祝子罪知录》卷1《刺孟轲》）于程朱，则曰“程颐、朱熹，经师君子，时之贤人，或稍过之，更以疑累”。（注：（明）祝允明《祝子罪知录》卷5《刺程颐》、《刺朱熹》）他敢怀疑朱子的集大成地位：“谓与先儒并可也。谓先儒之驳者不及，其精时有过之，与之上下亦可也。必以为集大成，都废前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后百千年，一守不变，不知可不可也？抑不知果能如所望否也？又不知后有起而标置、分北、润益之，亦如与之于替人者否也？”（注：（明）祝允明《祝子罪知录》卷5《刺程颐》、《刺朱熹》）在这里，祝氏用历史主义手法，从经学演变历史长河中，对程朱的历史地位作了理性的分析，应该说是十分高明的。祝氏还将程朱理学斥为“伪道学”。祝氏认为，朱熹不能完全说是“伪道学”，但“后来攀援附托而为之者，则已如所称者之伪。千诡百怪，有不胜言而不容掩者，此则其徒之罪也。窃其名而反其实，既享其名，又收其利，所谓名利之兼得者，非徒今世之罪人，先王之罪人，圣门之罪人，而亦程朱诸子之罪人也”。（注：（明）祝允明《祝子罪知录》卷5《刺道学》）将朱子后的理学付为“伪道学”，无疑是否定了官方哲学，岂不要触动统治者肝火。难怪清人王宏要气急败坏地说“圣人在上，火其书可也”！（注：（清）王宏《山志》卷6《罪知录》）
来稿日期：1997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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