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两种修辞建构及其案例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修辞论文,案例分析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自柏拉图时代起，修辞便被看作是制造花言巧语的诡计，是文学创作中的点缀。①因此修辞向来被人们认为有悖于科学宗旨，是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应当防范的因素。修辞学家也从来没有试图将自己的研究领域拓展到科学领域。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起，当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在科学这个由传统认识中的客观性和普遍性装潢起来的神圣城堡上看到了裂缝，并开始解构时，修辞学家的研究也指出修辞原来在科学事业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科学事业中，科学共同体由鲜活的科学家个人组成，他们之间通过各种杂志发表文章、在学术会议上报告成果等方式进行交流，进行相互评价和磋商。在各自的实验室研究出的科学结论，如果得不到共同体的承认并取得进一步研究的价值，那么该项研究只能成为研究者敝帚自珍的成果，而不能被科学界所接受认可。一项研究工作，只有在得到了他人理解的情况下，——在这项研究中你做了什么，人们对此将会做出怎样的实际反应——为前提，这项特定的科学研究方案才有意义。②科学家在选择开始或终止某项研究时以及提出自己的结论前，都需要考虑共同体是否认同。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科学主张是在修辞空间中确立的，而不是仅仅在逻辑空间中确立的；科学论证的目标更是为了合理地说服同行专家，而不是为了证明独立于情境的真理。或者说，科学家论证自己主张的真理性，正是为了合理地说服同行专家。③因此有理由相信，科学共同体内部存在可靠的修辞动机，但是在传统中，人们往往认为在数学化的科学理论中看不到修辞，那是由于科学向来被等同于被今天的科学理论框架整理后的干瘪的理论体系，这些体系最常见于教科书中。但从真实的科学事业来看，科学是由科学家、实验室、科研活动、科学理论等构成的、多重语境交织的实践活动。实验室里的实验报告、科学家的手稿、会议的发言，每一个都是真切的科学文本，这些文本反映了科学知识产生过程中科学家之间的协商、争论、说服等过程，而不仅仅是得到最终科学结论的一个过程。“做”科学就必然有修辞的这一面。④
二、科学中两大类修辞建构
在人们通常的设想中，科学中的修辞活动往往指的是科学家在完成科学研究、得出科学结论之后，为了使自己的成果得到共同体的认同而在自己的发表物中添加一些修饰成分，以迎合当时的评价标准。因为一个科学理论的提出并不会因为其解释力和逻辑一贯而必然被科学共同体及大众接受，孟德尔的遗传学定律就是失败的例子。在孟德尔的有生之年，他的理论并未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30余年之后才伴随着其他理论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这样的修辞活动通常并不被认为是科学活动必然的一部分，有时甚至受到轻视。这是由于人们长期持有科学定律独一无二的观念，而在实际科学活动中，对于同一个问题，在同一时期通常存在多种竞争性理论。科学修辞分析，则是要揭示出一种科学理论能够脱颖而出的修辞因素。这种修辞建构中科学家往往是自觉地运用各种修辞手段，明确地以“推销”自己的科学理论为目的。科学家们运用的修辞手法也非常丰富，从文章组织编排，到作者的公众气质、诉诸理性等都是常被精心雕琢的方面。这类的修辞建构通常也比较容易被察觉和分析。
但是科学中实际上还存在另一类并不容易被觉察的修辞建构，这一类的修辞活动往往被人们所忽视甚至否认，因为修辞作为一个主观色彩浓厚的因素往往被认为不可能进入“客观”的科学知识内部。然而在实际的科学研究中，科学家无论在思考或是书写自己的科研过程、结论的时候不可避免地掺杂了修辞因素。例如，科学家在考察一个新对象时，他的思考和书写方式不可能超出其自身的生活语言框架，这时就会产生大量的隐喻。同时在科学共同体、整个科学事业发展的过程中，科学作为一个区别于其他文化形态的整体，也形成了自己的写作惯例，也就是科学文类。这样貌似科学自身内部性建制的过程，实际上是以增强科学自身的可信度、说服力为最终目的，也就是一个修辞过程。下文中将对这两种修辞分别进行科学修辞学的案例分析，并作进一步的阐述和说明。
三、第一类修辞建构的案例分析
J·A·坎贝尔(John Angus Campbell)的《达尔文：科学界中的修辞家》⑤一文是科学修辞研究的一个典型。他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为案例，分析了科学理论得到社会认同的因素。
坎贝尔指出了《物种起源》作为一本面对大众的畅销书的几大要素，这几个要素也是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中的几个重要元素。第一，简洁性。《物种起源》只有单独一卷，看上去像一个摘要，便于阅读。第二，作者表现出的气质。达尔文在文中很直接地博取读者的同情：“我的健康已经很不好了……这个摘要……肯定还很不完美。我在这里不能为我的一些论述援引出文献和权威，我只能期望读者信赖我的准确。”⑥第三，日常化的语言。达尔文使用的“起源”、“选择”、“存活”、“竞争”等词汇拉进了作者和日常世界之间的距离。第四，达尔文尊重英国的自然神学。一般认为神学是反对《物种起源》的，但事实上，达尔文是选择捍卫神学的。他在扉页上引用的两段话都是来自英国自然神学。在《物种起源》的每个版本中，达尔文都表示了对神学、对造物论的尊重。他甚至在书中附上了一位他并不认同的哈佛教授的评论来加重此书的分量。最后，诉诸常识。达尔文认为，我们可以相信一个解释面如此宽泛的理论，因为它是一种我们用于判定日常普通事件的方法。坎贝尔所指出的这几种修辞手段是将《物种起源》作为普通的文学作品来分析能得出的结论，也是通常对于文本的接受原因的分析。然而科学修辞学特殊的研究方式对于STS的独特意义，更多在于《物种起源》作为一个科学著作在科学共同体中修辞效果的达成。
在说服专家同行方面，达尔文仍然是一个杰出的修辞家，但是由于受众的不同，修辞的表现方式也截然不同。首先，在风格方面，坎贝尔认为达尔文这种文学语言并没有成为专家同行接受它的障碍，因为当时科学界的文风普遍都很文学化，并不像我们今天这样标准严谨。但是如果以雄辩或者文字闻名，那对修辞者来说却是一个忌讳。因为修辞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韬晦，也就是不要让受众意识到修辞者在运用各种技巧进行劝导，好的修辞不露痕迹。⑦达尔文和赫胥黎都享有科学家的声望，同时也都是非常出色的作家，但是他们都有意识地淡化自己的文学才能，这样才无损于他们的客观性、公正性等声誉。坎贝尔指出达尔文非常自如地运用了修辞、又非常有效地掩饰了它。
第二，在受众的针对性上，达尔文的写作直接指向当时科学共同体所推崇的科学观和方法论。这一点坎贝尔通过对《物种起源》和达尔文的私人笔记的对比有了重要发现。在《物种起源》中，达尔文声称他是受到“贝格尔号”环球航行中的许多地质和生物现象冲击而有了物种起源的灵感。在旅行回来后他花了数年来攻克这一问题，最终得出了进化论的结论。类似地，达尔文在他的自传中，同样强调他一直运用归纳法，并没有先入为主的理论。但是，在他的私人笔记中，对于他的研究方法则又是另一番说法。坎贝尔引用了格鲁伯(Howard Gruber)的研究，⑧谈到达尔文几乎从未在没有任何结论存在的背景情况下收集事实，即使是在他的早期工作中。他并不仅仅是简单地从观察出发，而是花费了很多心力研究当时的几个理论观点。他还批评归纳主义者，认为如果按照他们选择证据的标准，自然科学不可能会进步，因为没有理论的建构，就不会有观察，那只会是盲人摸象。这些差异只能这样解释为达尔文运用了一种与他的科学关系不大、但对他的同行来说却非常重要的方法论惯例，既为这个争议性的主题带来了传统的保障，也因此使得它具有说服力。
此外，隐喻对于《物种起源》来说非常重要，一方面，隐喻对于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的产生有着关键的作用；另一方面，这恰恰又是达尔文需要着力掩饰的部分。坎贝尔集中分析了达尔文的几个关键术语。达尔文在阐述“自然选择”的时候，用“她”来指代自然，并且把“她”描述成一个无所不在但却看不见、摸不着的神秘力量。用人工选择这一读者所熟知的现象来解释奇迹般的自然选择过程，这样非常容易让人接受。当时在生物等领域也有人做出了类似的自然选择的结论，但结果表明，达尔文的隐喻比其他人的正面论述更能令读者信服这种奇迹。对于普通的读者，他们看到这个理论就仿佛看到身边的事物，而对科学家而言，“自然选择”这个说法比“创造的规律”等说法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研究前景。虽然这种形象化的表述使得他的理论很有亲和力，但是也使得他的理论表现为仅仅是一种形象的图画。就像对待他的研究方法那样，他也强调他的语言符合现有的职业规范。
达尔文选择已有的词语而赋予新的含义来表达他的理论，从而很有说服力地向受众传达了看待自然的一种新视角。在《物种起源》的第三版中，达尔文回应那些对他的语言的批评者，辩护他的表达跟引力、运动等概念没什么两样，是出于简洁和理解的需要，因此要用熟悉的语言来表达抽象的事物。这种辩护传递给公众一个信息，即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他的这些隐喻都可以用一些纯的自然科学的文字代替。虽然他一再强调是出于便利的考虑来向当时的科学规范靠拢，但事实上这种隐喻表达在他的理论中却起着重要作用。根据语言学—修辞学理论，选择的语言不可能在无损其说明性的前提下完美置换。隐喻有着其自身亲和、隐晦、认知等不可取代的修辞功能和科学文本因素。⑨
四、第二类修辞建构的案例分析
查勒斯·巴扎曼(Charles Bazerman)对于实验情境中的修辞行为，也就是第二类修辞行为作了很好地分析，其论文《报告实验：1665-1800皇家学会的哲学学报中对科学行为的表述变化》，⑩就是通过实验记录文本的演变来说明实验报告中包含的修辞行为及作用的。
巴扎曼认为，实验的进展情况和这些实验事实是用来表征自然世界的，一般个体的作者都不会原创性地思考怎样掌握一种特别的语言来写实验报告，但是因为随着科学杂志对科学文章的要求，科学文类(genre)中已经蕴含了科学杂志产生三百多年来所积累的语言学成就。实验报告最接近科学话语的可说明性核心，一种文类的形成过程能够揭示科学文本中隐藏的各种因素。文类给作者提供一种在特定情形下的公式化的应对方式，也给读者提供一种识别信息的方式。它是一种将交流、相互作用和关系规范化的社会建构。因此它的形式特征就成为解决社会相互作用问题的语言学解决方案的关键。那么实验报告的历史将指出实验室事件的某种细节刻画怎样成为标准，特定的一些信息如何成为一个好报告的必要因素。
巴扎曼选取的研究对象是第一本英文科学杂志《伦敦皇家学会哲学会刊》(Philosophic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以下简称《会刊》），从1665年一直到1800年按年代选取了其中约1000篇文章，从里面挑出标题或行文中带有关键字“实验”的文章，然后剔除掉那些对实验进行二手描述的文章，对剩下的100篇文章进行研究。由于没有一些可比的量性指标，所以他采取了传统的文学批评的方法，也就是对不同的文章进行描述性的分析。
巴扎曼分别从“实验”概念、实验的方法论、实验结果的精确性及完备性、可靠性验证、文章的组织编排、修辞作用六个方面分析了这些实验报告文本。实验报告主要是在这几个方面随着科学的发展而不断演变，形成今天的实验报告模式。这种演变的过程是科学实践必不可少的部分，同时也是科学家共同体间协商、与当时的自然哲学观念互动的产物。
首先，从实验报告中可以看出，实验的概念从产生之初发展到今天已经产生了很大变化。虽然实验是近代科学发展的基础之一，但事实上直到1800年，实验报告作为交流方式并不多见，当时流行的是对自然现象的观察报告、人文地理、游记等。对于实验的定义一开始是对自然无预设、无目的的干预或操作，到后来发展成具有清晰的争论—证实型的探究性活动。
例如，在《会刊》的前20册中，实验报告仅仅是制作特殊效果的食谱妙方或工匠技艺，当时仅仅是将实验作为对于自然的有干预性、操作性的行为而与观察区分开来。
其次，在实验报告发展过程中，随着其说服难度的逐渐增大，篇幅越来越长。由于其功能性的增加，细节性、数据性的内容增多，文章的结构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
当实验取得了一种争论性功能时，实验报告就更加详细地写明实验是如何做出的以及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方法。方法论的关注使得实验能够首先作为一种探究方法存在，继而作为一种争论中的证据存在。在早期的杂志中，一个实验是如何做的一般是一带而过，仅仅让读者了解做的是哪一种实验。玻意耳(Robert Boyle)介绍如何在夏天制作冰凉的饮料时，写道：“取一磅的Armoniack盐和一品脱的水，将盐放入水中并搅拌，如果你想做的浓一些，那么冰凉时间就会短一些。”(11)篇幅也非常短小，只有一到两页。第5册、第10册中，作者们为了应对反对意见，对实验步骤和条件作了更加全面的交代。例如，牛顿在面对莱恩(Francis Line)的挑战的时候，就列出了他早期实验的方法和条件的非常详尽的细节，并且指出莱恩在做他的第一组实验时出现了错误。第30册中，作者们表明他们设计的一些实验是为了应对反对者的特定目标。一般这类报告首先陈述一下某争论现象，接着开始讨论对手的工作或立场，再表明自己连贯的实验方法及其支持的实验结果，并得出一些一般性结论。
随着实验逐渐成为一种探究、发现的方法，琐碎细节之间差别变得非常重要，测量也越来越精微，所以作者们也作了进一步的界定和说明。因为说服力来自于读者愿意接受实验者发现科学事实的经验，详细地说明实验方法不仅表明了实验者的关注，也表明了其确信自己的发现有“好理由”。在第80册、第90册中，随着实验报告由预设和证据构成，实验的细节描述就证明了实验结论的谨慎、精确、密切契合主题并排除了其他选择。实验者在文字中表明他们逐渐意识到实验过程中随着条件和方法的不同而存在的多种不同可能性，体现的是他们没有表达出来的在实验中的“控制”观念。实验要经过严格的控制从而实现精确的过程和结论的对应。这个阶段的文章往往用一些对一般性知识的哲学陈述开始，接着摆出问题，或者是一个令人惊异的实验结果或者是现有知识中的一个空白。接着是一系列来解决问题的论断，每个论断之后是支撑性实验。其结论部分就是这些论断的因果联系阐述，其要得出的综合性结论则在开篇就已提出。
此外，实验报告中见证、信任这一重要修辞因素的方式也有了很大的变化。随着科学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细化，为了达到同样甚至更高的修辞效果，实验报告中需要说明的可信性依据也有一个成熟的过程。
在早期的时候，很多实验是在皇家学会的例会时，在其成员面前演示的。这种演示有其自身的意义，也就是所有人都见证并认同其确实发生了。实验报告更像是一个新闻报道，说明事件的发生并由谁见证。因此事件的合法性建立在公共见证上而不是口耳相传。但是随着实验有了越来越微妙的结论，其要求的条件也越来越特殊，因此实验从演讲大厅转移到了专门的实验室中。实验需要指定专门的资格人员见证，因此一份有名望的见证人名单成了实验报告的重要内容。当实验要解决的不仅仅是现象的简单存在而是一些令人费解的现象时，实验就变成了一个私人的事务。实验成了解题的一系列的过程，除了作者，没有人看到这一系列的实验过程。读者只能根据作者对实验的详尽描述才能见证实验。因此，为了赢得读者的信任，实验要尽可能描述得逼真，让读者仿佛亲临现场，为得出实验结论提供好的理由。
五、案例结论分析
从“修辞”的概念或者类型上来看。自从肯尼斯·博克开始新修辞学以来，修辞的概念有了很大的转变或者说拓展。博克对于修辞概念的重要贡献之一在于：在传统的有意识的修辞之外提出了无意识的修辞，也就是所谓的“误同”。(12)而本文选取的这两个案例就是探讨在这种对修辞的观念的转变前后所看到的科学中的两种修辞。
坎贝尔对达尔文的案例的分析，展现了科学家在提出自己的科学理论时现实的修辞考虑以及科学理论中不可避免的修辞元素。在这一个案例中，达尔文作为一名“修辞学家”，对于他自己的语境性的写作是有清晰的认识的。他在笔记中曾明确地透露了自己的修辞构想：在笔记本“C”中，达尔文提醒自己要向读者指出作为一名科学家、一个真理传播者的道德责任。在笔记本“M”中，达尔文注意到他修辞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如何最好地建构理论的潜在哲学。这种修辞的方式是最为人们所熟知和认可的，也是在传统的修辞概念下就能够解析得出的。因此，达尔文也成为科学修辞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本文将这一类修辞称作显性的修辞，也就是运用较易觉察的修辞手法来使得文本更容易被受众接受。然而在传统的科学观中，这一类修辞是应当被排除在科学语言之外的，科学语言应当是以一种中性的结构来“客观”地表述科学内容。修辞虽然有助于科学家的观点被接受，但是它的存在是可有可无的，因为科学观点是否被接受的关键因素在于观点是否与自然界的事实相符合，而不在于其表述形式。相反地，修辞的存在影响了科学家们的诚信、客观的科学家形象。
而坎贝尔的研究意义也正在于此，他指出即使这种显性的修辞也并非科学家从科学知识之外借用来的工具，而是作为科学知识密不可分的一个部分存在于科学话语中。而且，修辞并不只是在论文写作阶段才出现，在科学家的认知阶段、观点形成阶段就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例如，达尔文的一些主要理论概念都以隐喻的形式表现，这并非达尔文写作中的文字选择，而是这些隐喻在原始阶段就引导了达尔文思想的形成，成为达尔文进化论内生性的一部分。
但是，这样有着关于修辞的自觉意识的科学家在科学史上并不多见。在更多情况下，科学家是在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下进行修辞活动的。相对而言，第二个案例是一种集体的、无意识的修辞模式。实验报告在传统上被认为是在修辞学意义上“最无趣”的一种文本形式，但是巴扎曼打开了实验文本的黑箱，指出实验报告的成熟形成不仅是科学的发展，其本身也是一项修辞学的成就。他特别指出早期的一篇实验报告很好地说明了实验报告的修辞作用。这篇实验报告中提到，一种改进轮子方法的理论部分很早就已经建立并被学术界认同，但是为了说服工匠和商人使用这种方法，该篇实验报告以翔实的细节和数据描述了实验的方法和结果，并且区分了与其他轮子之间各种细小的差别，不断进行比较来支持这个一般性的命题。也就说明此时作者也了解自己不仅仅是在报道一个自明的真理，而是在讲述一个可能被质疑的故事。因此实验报告最重要的任务就变成了展现它的意义并且说服别人相信它。在从早期的简单描述发展到最后“规范”的实验报告形式的过程中，这种文类都是当时科学共同体所公认的价值观和方法论的一种体现，同时也随着科学范式的转移而发生变化，从而也作为范式的一个部分反过来推动着这种变革。它是由一种共同体交流过程中的无意识的修辞产物。在每一种微小变化背后都是一种企求认同的修辞动机。
这种隐性的修辞在传统的科学观中往往被忽略或否认，被当作是中性的科学语言的一个部分，甚至被看作是“反修辞”的。因为实验报告、科学论文形式上的固定性、对于科学语言的各种规定使得它减少了很多运用花言巧语等各种文学技巧的机会，能够更直白地表述自然。在这种看不到科学话语中的修辞的阶段，科学话语的说服力来自于一个不容辩驳的力量，也就是自然界。当科学哲学中认识到自然界不会自己说话时，也就意识到了这实际上是科学家所运用的一种更高明的修辞。运用隐性的修辞意味着对科学共同体的从属、对科学价值的认可、与科学家规范的符合等科学中最重要的几种价值，同时也是同行是否能认可的最重要的标准。
因此，显性的修辞和隐性的修辞之间是一贯的，它们都是以得到科学共同体的认同为最终目标，只是由于过去在传统科学观下，对修辞的狭窄理解造成了这两种的区分。在科学修辞学看来，这两种修辞原本都是统一的，只是其各自诉诸的修辞策略不同而已，并且修辞在科学知识发明、辩护整个过程中本质地、不可分离地存在并发挥作用。
注释：
①参见温科学：《20世纪西方修辞学理论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6页。
②参见劳斯：《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盛晓明、邱慧、孟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24页。
③参见劳斯：《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第124页。
④Lawrence J.Prelli.A Rhetoric of Science:Inventing Scientific Discourse,Columbia:The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1989,p.3.
⑤John Angus Campbell.Charles Darwin:Rhetorician of Science,in Randy Allen Harris ed,Landmark Essays on the Rhetoric of Science,New Jersey: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1997,pp.3 - 17.
⑥Charles Darein.On the Origin of Species:A Facsimile of the First Edition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Ernst Mayr,New York:Atheenum,1967,pp.1-2.
⑦参见刘亚猛：《追求象征的力量：关于西方修辞思想的思考》，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19页。
⑧Howard Gruber.Darwin on Man:A Psychological Study of Scientific Creativity:Together with Daewin's Early and Unpulishlished Notebooks,New York:E.P.Dutton,1994,p.123.
⑨参见张沛：《隐喻的生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2-101页。
⑩Charles Bazerman.Shaping Written Knowledge:The Genre and Activity of the Experimental Article in Science,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8,pp.59-79.
(11)Charles Bazerman.Shaping Written Knowledge:The Genre and Activity of the Experimental Article in Science,Malison:University of Wiscouin Press,1988,p.69.
(12)Kenneth Burke.The Philosophy of Literary Forms:Studies in Symbolic Ac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3,p.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