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文/陆琪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要发挥好国家的公共服务职能，有效解决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这既是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一大特征
现代教育倡导对话教学，对话是学生与文本、学生与学生、学生与老师相互之间的对话，对话的内容可以是阅读理解方面的，或者情感思想方面的，也可以是多数学生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以及大家提出的“疑”或“惑”。
马克思主义是严谨科学的理论体系，是共产主义者的世界观。马克思和恩格斯以革命家和理论家兼具的情怀，总结和继承了19世纪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的优秀成果，为人类文明开创了最为重要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学说，它的精髓是“实事求是”，是可以根据具体的实践不断演进的行动指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当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必然且必须产生与这样伟大的时代相匹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的每一次理论突破都标识着一次历史的进步
纵观马、恩创立马克思主义以来的世界革命发展历程，马克思主义与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具体国情和具体实践相结合所产生的理论突破，都促成了革命的胜利和历史的进步。可以说，各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创新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又指导各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前进。恩格斯明确指出：“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那种发展过程的阐明”。近现代的历次革命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对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作用，必须把握好以下两点:恩格斯曾经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虽然可以指导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但我们并不能把它当作教条，在研究过程中将其生搬硬套，我们应该遵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所以，二者是紧密相连的，切记不可将其分开去谈各自的作用与贡献。
“十月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第一次在国家层面的革命胜利。与“十月革命”的胜利紧密相连的，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时，在分析资本主义现状后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会在西欧、北美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先取得胜利。列宁没有拘泥于具体的文字，而是从资本主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的具体情况出发，得出社会主义将首先在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首先取得胜利的新思想，最终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人类历史由此进入新纪元。除了这一根本性的突破外，在后续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列宁还提出了诸如新经济政策，以及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等创新，都有力地促进了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
各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创新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又指导各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前进
股份制本身还演化出员工激励期权计划、股份合作制等多种形式，党的“十五大”报告曾经明确提出，股份合作制作为“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尤其要提倡和鼓励”。股份制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已经到了相当的高度，它不仅能够为投资大、期限长的大项目组织资金，还能够为创业项目乃至某个想法提供风险资金。更为重要的是，制度化和法治化股份制的登峰造极，实际上发挥出了“化私为公”，把原来的“私有企业”转化为“社会所有”的功能。一些国家的资本市场日臻成熟，股份制吸收了各类退休金、保险金计划等机构投资者的投资，且成为市场主力，而这些退休金、保险金的最终持有者很多是普通劳动者，就其本国范围内，其股份制的社会主义属性越来越多，与公有制要达到的目标越来越接近。实际情况表明，对于社会化大生产而言，在货币化的生产资料形态下，劳动者未必要直接占有其劳动的生产资料，通过资本市场的相互交叉占有，也未必不是公有制的演化路径之一。这种通过资本市场的相互交叉占有，实际上能够满足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从而达到了国有和集体所有所要达到的目标。而且通过法治化的资本市场运转，其规则更加健全。国有企业采取这样的形式则公司治理更加完善、公有制形式更加巩固。因此，完全可以通过国有资本控股平台、集体经济投资平台以及各类社保基金投资主体通过市场投资行为将更多的股份制企业纳入到公有制经济的范畴中来，这必将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是印刻在中国人民血脉中的文化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征，是能够兼容并蓄，将外来文明有机融合于中华传统之中。以佛教为例，它从古印度传来，却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从精神到外在都融合到中华血肉之中，还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儒学和道家都曾从佛教文化中汲取思想，形成儒释道交融的文化格局。
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暴力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的国有化，实现路径则是剥夺、没收等暴力途径。我国建国后的三大改造则更多地采取了和平赎买等方式，但实际都是比较直接地以行政干预的方式实现公有制改造。但是，一方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到今天的实践表明，在当前及可预见的时间里，完全“一大二公”的所有制模式既不符合生产力水平也不符合人们的思想状况。通过权力人工制造的过于超前的所有制模式不仅没有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而破坏了生产力发展；另一方面，今天足以毁灭世界的武器的存在也预示着暴力革命已然不能成为实现公有制的主要方式。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的所有制取代孤立的私有制必然是通过新的路径去实现。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理论必有新的创新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40年的发展和变迁，我国已经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新时代。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国内而言，“三去一降一补”成为过去几年来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人工智能、智能制造、互联网共享经济成为经济发展的一大亮点；国有企业改革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混合所有制改革初露端倪；国家专门建立知识产权法院，切实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中央再次强调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平等地位并专门出台保护产权文件等等。在国际方面，我国已经成长为世界贸易第一大国，并积极倡导全球化，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等加强国际合作的新战略。而一些原来主导国际经贸的国家，却因为部分产业受到国际贸易的冲击而转向贸易保护主义。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发达国家，从自身利益出发，把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混同，图谋通过政治施压来获取经济利益，特朗普上台以来，这种特征变得愈加明显。面对这样的新情况、新变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理论必须要在改革开放40年来所取得的实践和理论成就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创新，以应对新的挑战。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以下几个方面可能会有新的演进。
关于如何修身，陆九渊心学完全采取了另一种路径。首先他认为天理就是“本心”，“本心”就在每一个人的内心当中。因此要体认天理不用去向外求，只要向内去“发明本心”就可以了。其次，关于修身的具体方法，陆九渊也认为很简单，就是“先立其大”“发明本心”“收拾精神，自作主宰”就行了。“先立其大”的“大”就是指“本心”。“收拾精神”就是把精神收摄向里，不要把精神花费在对外部事物的求索上面。[3]就是陆九渊认为要修身只要在自己的内心当中发现“本心”，然后把“本心”作为自己的主宰就可以了。
制度化和法治化股份制的登峰造极，实际上发挥出了“化私为公”，把原来的“私有企业”转化为“社会所有”的功能
这一新的路径主要呈现为股份制，股份制是包括“国有”“集体所有”和“私人所有”在内的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迈向“社会所有制”的主要路径。从近百年来的实践来看，股份制具有直接通往社会所有制的属性。股份制是资本主义本身所孕育出来的应对社会化大生产的资本组织模式。但是资本主义所孕育的不一定就完全是资本主义的果实，资本主义会因为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而孕育出自己的掘墓因素。资本主义所孕育出的股份制，包含着诸多社会主义的元素，在其发展过程中一步步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恩格斯指出：“猛烈增长的生产力对它的这种资本属性的反抗，要求承认它这种社会本性的这种日益增长的必要性，迫使资本阶级本身在资本关系内部一切可能的限度内，愈来愈把生产力当做社会生产力看待。无论信用无限膨胀的工业高涨时期，还是由大资本主义企业的破产造成的崩溃本身，都把大量生产资料推向如我们在各种股份公司中所遇见的那种社会化形式。”恩格斯的话表明，股份制在其早期就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符合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所有制的特征。当然，恩格斯也指出，“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接触生产力的资本属性”。这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的性质是一样的，资本属性并无不妥，关键是为谁服务，被谁所掌握。作为一种潜在的社会所有制，股份制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也是巨大的，马克思曾经指出：“假如必须等待积累某个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通过股份公司转瞬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这充分表明，股份制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
首先是护理人员的业务素质问题，部分新护理人员由于基本功不扎实或经验不足，容易在临床护理过程中出现类似药物配伍、给药途径和不熟悉相关法律等种种问题；其次是护理人力资源配置问题，绝大多数医院护士严重缺编，达不到卫生部要求的床护比例；再者是部分护理人员在护理工作中，责任心不强、工作粗疏、不严格执行规章制度，从而出现种种护理差错。
第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和实现路径向社会所有制迈进。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资本家对这种劳动的异己的所有制，只有通过他的所有制改造为非孤立的单个人的所有制，也就是改造为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的所有制，才可能被消灭。”《共产党宣言》中提及：“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完备的表现。”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与社会化大生产不协调的私有制，既是资本主义的基本内在矛盾，又是剥削产生的根源。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是这一矛盾运行的基本轨迹。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打断这一运行轨迹来解决问题的方案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的所有制”。马克思把“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的所有制”归纳为“社会所有制”，“以个人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所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所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社会所有制比较起来，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实现“社会所有制”的现实路径则是推行“公有制”。这意味着，在马克思看来，“社会所有制”本身是比由“国有”和“集体所有”所组成的“公有制”更进一步的概念。
第一，阶级斗争从国内向国际转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曾经认为：工人没有祖国，但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以后，把自身组织为民族。而且“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马、恩时代，全球化尚未真正到来，资本主义也没有像现在这么成熟复杂。数百年后，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结果表明，阶级的确有成为整个民族的可能，但是，不仅无产阶级通过获取政权成为民族，资产阶级同样也会发展成民族。这是因为，虽然资本主义不可调和的内部矛盾仍然存在，但是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在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下已经广泛应用宏观调控的策略，资本主义自身机制也在不断调适，其内部的矛盾的激烈程度和爆发周期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另一方面，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民族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极力调和国家内部矛盾，改善国民待遇，通过操控、滥用国际贸易规则等方式将内部矛盾转移到外部。这种态势日积月累，国家内部的阶级分化逐渐演变成为国家之间的阶级分化。在国家内部，政权机构从阶级统治的工具更多地向公共服务的机构转变。南北方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则日渐成为阶级斗争的主要形态，全球化成为阶级斗争的主战场，争夺国际贸易的主导权和国际贸易规则的话语权成为阶级斗争的主要内容。阶级斗争的主体、形式和内容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继“十月革命”之后，在世界范围内产生重大影响的革命胜利，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吸收苏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可以在落后国家先取得胜利的经验，把无产阶级革命和中国的土地革命合二为一，撇弃教条的城市中心论，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以土地革命来广泛发动中国人民，依靠工农联盟来取得胜利的全新道路。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逐渐发展成型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突破，它秉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紧密相连，是指引中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的最重要的理论武器。
第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映照。
中国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头等任务。在一个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盘剥的贫穷落后的国度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其难度不可谓不大。中国共产党人既取得了极大成就，在极短的时间内建成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也因为教条主义和急于求成的原因，导致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错误。但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自我纠错能力矫正了历史的航向，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安徽小岗村农民包产到户的实践被吸收总结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行推广，农业生产迅速得以恢复并获得丰收。1984年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突破了长期以来的禁锢，要求尊重价值规律，并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概念，回答了长期困扰社会主义改革前进的理论问题，为全面经济体制改革、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提供了理论和政策依据，为我国的改革指明方向。邓小平同志高度评价了这个报告：“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邓小平还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在改革开放这一前无古人的进程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相结合，产生了邓小平理论这一指导我们改革前进的重要理论创新。从1978年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这30多年来的不同时期的改革实践还相继产生了“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指引我们具体实践的理论进步。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已近百年，与制度、经济乃至哲学思想层面对国家的影响不可谓不大。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伊始，即是以大同学说的名义推广传播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前无古人，外无借鉴，因此必须牢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三个源泉，一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二是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三是吸收世界文明的一切先进成果。要将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世界文明的先进成果与中华文明有机结合，极其重要的一点是要用中华文化来与马克思主义相互映照，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能够与中国传统文化并行不悖。为此，必须深入分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共通之处，善用中华文化来阐释马克思主义。
首先，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中国传统文化有诸多共通之处。与唯物主义而言，在古代科学并不昌明的时代，儒学先师就敬鬼神而远之。与辩证法而言，老子《道德经》具有丰富的辩证法思维，《道德经》指出的矛盾普遍存在、矛盾相互转化以及按规律办事的主张等朴素辩证法思想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不谋而合。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孟子提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也暗含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思想精华。这些共通之处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互映照提供了基础条件。
其次，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最终理想满足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社会理想的追求目标。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学说对理想社会的追求是“大同”。《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共产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最终理想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预测，是生产力和社会化大生产不断发展的产物，是人类社会的最终形态。这与小农经济下的大同社会有本质区别。但毫无疑问的是，共产主义社会与大同社会，其美好理想的出发点基本是一致的。共产主义的最终理想完全能够满足中华文化对大同社会的追求。
最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经世济民的思想有互补的功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是洞察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历史阶段的生产关系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的科学。在传统文化更注重心性修养的中国知识分子要入世去经世济民则必须有作为探究经济社会运行治理的学说支撑。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同理，没有对历史长河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知，也就难以对当下作出正确的判断。中国知识分子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应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修身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后才可以实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实现这一人生价值的重要武器。
所谓盈利能力，通常来讲是指企业获取利润的能力，表现为一定时期内企业收益数额的多少，一般用净资产收益率、成本费用利润率、销售利润率、总资产报酬率、盈余现金保障倍数和资本收益率六项。由前文分析可知，生产性服务业“营改增”会影响企业营业税金及附加、所得税费、企业利润等项目，通过减少企业的税负，带来企业成本的降低与更多资金的流动。企业将这笔节省出来的资金用于研发设备的投入或者扩大再生产时，由于《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了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等税收优惠政策，这就会使得企业在进一步减轻其税负时，盈利能力得到提高。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理论创新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一步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又将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提供指引。其指引作用体现在解释新的世界、指导新的实践、引领新的潮流三个方面。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能够解释新的世界。当今世界已经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迥然不同，如果以刻舟求剑的方式用马、恩著述的表面文字来描绘和判断当今的世界，则难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前文已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民族主义的滋生，以及资本主义对内部矛盾的一再调试，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充分，内部的贫富分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控制，表面看来似乎比社会主义还“社会主义”。只有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去评判，才能从其在国际贸易不平衡的原因中认识到其资本主义的属性，这样的国家仍属于资本主义国家。另一方面，同样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评判，一些过去的资本主义国家实际上也已经转化为社会主义国家，只是历史和国情不同，实现社会主义的路径不一致而已，有什么比社会主义阵营的扩大更能振奋人心呢？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还能够有效诠释，我国为什么要推出“一带一路”倡议，为什么要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广泛地开展南南合作，这都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属性所决定的。
护理人员应向病人介绍饮食治疗的目的、意义及具体措施,使病人意识到饮食控制的重要性,只有积极主动地配合,才能取得最佳的治疗效果。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能够指导新的实践。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要发挥好国家的公共服务职能，有效解决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这既是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一大特征。自党的“十八大”以来，让经济成果惠及全民，使公共服务均等化，成为党的重要工作任务。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指引下，源于基层的“最多跑一次”改革迅速推广，极大地便利了人民群众，彰显了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随时随刻倾听人民的呼声、回应人民的期待，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利益，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调整归结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些都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在实践中的体现。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指引下，更加崇尚公平又严格依法运行的个税改革、房地产税立法等等都已经蓄势待发，将成为下一阶段改革的核心特征。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必将是以中国风范、中国精神来引领新的潮流
自觉应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和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更广泛的发展空间。针对股份制改造后的国有企业，管理层面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并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这更加符合了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符合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继而使国有经济能够为整个经济社会提供更优质的基础产品和服务，这是改革的正确方向。对于民营企业而言，通过股权激励向股份合作制方向发展或者上市成为公众公司，都能够有效促进企业的发展，符合企业本身的利益，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属性的增强。就前者而言，华为在这方面已经成为典范。与后者来说，还需要监管部门加强对资本市场的合理监管，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鼓励养老金计划等机构投资者进入股市。此外，对共享经济的这一产品本身就蕴含着社会主义因素新的中国经济社会潮流的支持也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一个重大展现。凡此种种，都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给实践带来的新的方向。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能够引领新的潮流。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2018年是中国改革40周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必将是以中国风范、中国精神来引领新的潮流。从中国文化的绽放到互联网经济的迅猛发展，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即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指引下，中国人民可以从世界文明中吸收一切优良成果，更将传承五千年文明果实，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体系，引领世界文明新的潮流。
（责任编辑 庄双博）
作者单位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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