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岳英灵集》的地域性、派别性问题——兼及“开元十五年”新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开元论文,英灵论文,地域性论文,派别论文,十五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诗歌选集的角度看，《河岳英灵集》(以下简称作《英灵集》)是反映开天(开元、天宝)诗风的成功样本。这样的结论，起码时隔二十来年的大历人就有了，所以，才会有《中兴间气集》依仿、续编之作的出现。晚唐人也颇有赞誉。宋明以下士人以道自尊，不大重视唐人自己的选集。晚明毛氏汲古阁刊行《唐人选唐诗》以来，《河岳英灵集》又逐步走出历史的瓦砾，近人论唐诗、特别是盛唐诗者，已经几乎无人不以该选集为重要依据了。
但是，绝对客观、公正、正确的选家与选集，永远都不存在。笔者研寻《英灵集》，发现它的地域与派别性的问题，似乎少见论者措意。而这对于我们理解、把握该集对开天诗风的反映，却是一个前提性的条件。澄清了这一前提条件，学者聚讼的“开元十五年”的问题，也可以得一新解。
一 《河岳英灵集》的地域性、派别性问题
天宝十二载(753)，殷璠编撰《河岳英灵集》。该选集是开天盛唐文学的一面镜子。现在要提出的问题是：这面从事选择、评价别人的“镜子”，本身也有一个“被选择”、“被评价”的问题。
殷璠(生卒年不详)“人以书传”，除了《英灵集》大名鼎鼎之外，本人事迹，能够考索所得者非常少①。晚唐诗人吴融《过丹阳》诗曰：
云阳县郭半郊垧，风雨萧条万古情。
山带梁朝陵路断，水连刘尹宅基平。
桂枝自折思前代，藻鉴难逢耻后生。
遗事满怀兼满目，不堪孤棹舣荒城。(《全唐诗》卷684)
本诗“藻鉴难逢耻后生”句原注曰：“殷文学于此集《英灵》。”证明晚唐时，仍有殷璠于唐丹阳县编集《英灵集》的传言②，丹阳县古名“云阳县”。
殷璠编《英灵集》于唐丹阳郡(润州)这一事实，以及他长期以家乡润州，或大而言之，以南朝以来的金陵、南徐(隋唐润州)一带为活动、文学关注的本位，应是有线索可寻的。据记载，殷璠编过三本诗歌选集，三者在历史上的命运各异，一本传世、一本残佚、一本存名。有趣的是，三本诗选之间似乎还能排比出一定的序列。《丹阳集》是当代当地润州诗人的选集，《河岳英灵集》是当代全国诗人的选集，仅有书名可考的《荆扬挺秀集》③，从书名看，可能是古扬州、荆州也就是吴、楚两地当代诗人的选集。三本诗选成书也颇有次序，《丹阳集》可能成书最早，《荆扬挺秀集》(《荆杨集》)成书在《河岳英灵集》之前④，“荆扬挺秀”、“河岳英灵”二书名也有点类似。
《新唐书·艺文志》：“殷璠《丹杨(阳)集》一卷。”同卷又于“《包融诗》一卷”下注释曰：“(包)融与储光羲皆延陵人；曲阿有余杭尉丁仙芝、缑氏主簿蔡隐丘、监察御史蔡希周、渭南尉蔡希寂、处士张彦雄、张潮、校书郎张晕、吏部常选周瑀、长洲尉谈戭，句容有忠王府仓曹参军殷遥、硖石主簿樊光、横阳主簿沈如筠，江宁有右拾遗孙处玄、处士徐延寿，丹徒有江都主簿马挺、武进尉申堂构，十八人皆有诗名。殷璠汇次其诗，为《丹杨(阳)集》者。”本书收录籍隶唐润州五县(延陵、曲阿、句容、江宁、丹徒)诗人的作品，惜久佚，今人有辑本，论者考证是集编撰时间为开元二十三年以后、开元末之前⑤。光兴按：润州改为丹阳郡，事属唐朝天宝元年大规模“州改郡”之际，丹阳本东晋南朝京都所在郡名(今江苏南京市)，古地址也不在润州，则润州诗人诗歌选集名曰“丹阳集”，似以系于天宝元年州改郡润州得“丹阳”新郡名之后为宜⑥。至于新“丹阳县”诗人籍贯如何标示，因县名与书名所用郡名同名，其籍贯沿用旧县名“曲阿”也可以理解。以此为例，可将《丹阳集》之编撰系于天宝初年。
由本郡诗选《丹阳集》，进而作全国范围诗人选集《河岳英灵集》，这容易使我们将仅存书名的《荆扬挺秀集》想象成是范围适中的另一部诗选。书缺有间，不能确凿论之。这里可以进一步申论的是，由编《丹阳集》起手，后来编出《河岳英灵集》，一位关怀乡邦文物的选家，会否在他的全国诗选中有意无意地表现出一定的地域性、派别性色彩呢？
这可以分成主观、客观两方面来看。润州地处南北交通枢纽大运河的要道，是大运河与长江在江南一侧的交口，又背靠江东经济富庶、山水灵秀之区，西邻前代六朝文化中心江宁县金陵城(唐时江宁常合并入润州)，来往诗人络绎不绝，这些是润州不局限一隅的有利条件。但是，同时，润州毕竟远离中原两京的政治与文化中心，选家的选诗条件总是不可避免地具有地域方面的局限性的，他关注全国诗坛的目光，毕竟是从润州投射出来的。尽管文化中心也常具有中心的傲慢所带来的局限。从客观条件看，殷璠本人在润州(丹阳郡)从事当代诗选集，自然是以他所接触到的材料为限，他不了解或没有接触的诗人或诗歌，不可能在他的关注范围之内。
客观方面的限制主要是地域性的，而主观方面的派别性尤其应该注意。《英灵集》是部口碑极佳的选本，而一讲到“派别性”又似乎就成了“不公正”的代名词，所以，历来论者基本上都不在此留意。我们如果不以“派别性”是个负面的称号，而将它与地域性因素作一些关联的观察，或许可以将该选集的文学史背景了解得更清晰。
选集，说到底，体现的就是一种评价。在诗人的评价方面，《英灵集·叙》对于当代代表诗人有一个列举与排名，曰：“粤若王维、王昌龄、储光羲等二十四人，皆河岳英灵也，此集便以‘河岳英灵’为号。”口头上、或大面上，殷璠明确推举王维、王昌龄、储光羲为当代诗人前三位代表，王维列名第一。这大概与开天诗坛流行的评价差距还不是太大。然而，如果通观全书选目及评论，不难发现，三位诗人在殷璠心目中实际占有的并非同样重要的地位。选家本人与王昌龄、储光羲二位有直接的接触与了解，并且衷心推崇，这是王维所不及的。储光羲是润州当地人，王昌龄当开天之际也曾在润州有活动。《英灵集》王昌龄评语透露：“顷有太原王昌龄、鲁国储光羲，颇从厥游。”证明殷璠与王、储二位有交往。二人的评语中分别称“王公”⑦、“储公”⑧，王昌龄评语又曰“两贤气同体别”，以二人为“贤”⑨，这一层的尊敬、推崇之意，《英灵集》当中是没有第三位作者享受到类似待遇的。而二人相较，王昌龄评语曰：“两贤气同体别，而王稍声峻。”选诗数量上，王昌龄以16首名列全书第一，王维、常建各15首次之，储光羲12首，更突显王昌龄地位之独崇。王昌龄评语在叹息王昌龄平生两遭贬谪、再历遐荒的不幸遭遇时，又曰：“及沦落窜谪，竟未减才名，固知善毁者不能掩西施之美也。”⑩比方王昌龄之文才，为最美的西施。总之，综合全书各方面因素，《英灵集》备受推崇的第一作者的位置，非王昌龄莫属。
至于王维在《叙》中得排名第一，选诗数量亦列第二这一情况。我们如果注意到当时的公共舆论其实是推崇王维、崔颢、祖咏等为最著名诗人这一史实，就不难理解殷璠之列举王维为“河岳英灵”第一人，只是对王维当代文坛宗主的客观地位的消极的、被动的承认而已。这也从一个侧面表示，殷璠的选集与品骘，并不是元结《箧中集》式的对当代文风的“颠覆”，而是在承认当代主流诗风的价值与地位的前提下，发表一定的批评与倡导。《英灵集》中，崔颢、祖咏、卢象等当时拥有盛名的诗人都有一席之地。这也可以间接地表示，王昌龄所倡导的诗风，与《箧中集》推为样板的沈千运代表的诗风，二者与开天当时主流诗风的距离，是不同的。王昌龄本人在诗坛其实就拥有主流诗人的地位，而沈千运的地位要边缘得多。
确定了如上所述的一个制高点之后，再返观《英灵集》。入选诗人，基本上不出两个系列之外，或者是王昌龄、储光羲的交友者，或者是在当代已得盛名、多数与王维有往还者。当然，二者之间颇有交结，甚至是多重交结。王昌龄、储光羲皆与王维有交谊；而王昌龄、储光羲的友好，多数都拥有当代盛名。以孟浩然为例，与王昌龄、储光羲、王维均有友情，又名高当代。细列之，王、储友好系列：常建(王昌龄进士同年、友好)、李嶷(王昌龄同年)、李白(王昌龄友)、刘眘虚(王昌龄友)、陶翰(王昌龄友)、李颀(王昌龄友)、孟浩然(王昌龄友、名人)、岑参(王昌龄友)、张谓(岑参友)、王季友(岑参友)、綦毋潜(储光羲同年)、崔国辅(储光羲同年)、贺兰进明(王昌龄、储光羲同门)、高适(储光羲友、名人)、薛据(储光羲友)、阎防(储光羲友)。
文坛名人系列：崔颢(名人)、崔曙(名人，省试诗得名)、王湾(名人，“海日”联得名)、祖咏(名人)、卢象(名人)。二十四位入选诗人，经过两条线索的网罗，竟然无一遗漏。
若将《英灵集》与其所反映时代的具体情形作一比较，又可见对于大致分成三代诗人的开天诗史。《英灵集》对于“盛唐先驱者”一代的成就不重视，几乎没有反映，入选诗人只有王湾一人年辈大致属“先驱者”行列；对于“天宝诗人”的业绩，有部分反映，李白、张谓、王季友、李颀、高适、岑参、薛据、阎防共八位诗人；反映得比较深入全面的主要是开元“鼎盛一代”的成就，有常建等十五位诗人在列。开天三代诗人中，堪作“盛唐”诗风典型的，正是“鼎盛一代”的诗人群体。“天宝诗人”的成就尽管同样重大，但是，更具有继往开来的价值。殷璠的选诗与评论，都已经指出了王昌龄的诗风所具有的文学史高峰的意义。
综上所述，殷璠在润州编诗，他与王昌龄、储光羲二位的交往应该也主要在润州。《英灵集》的“润州色彩”，体现在编者对王昌龄、储光羲诗风的自觉认同与推崇方面。以之为一种“派别性”是未尝不可的。《英灵集》的选诗立场与当时流行品题之间的关系是，对当代主流诗风的成就有所承认、有所批评，但是不推崇。所以，《英灵集》实质上是一本“润州版”的或“王昌龄派”的开天诗选。鉴于王昌龄所倡导的诗风与观念的深刻与前瞻，以及殷璠本人的识力，《英灵集》对一个文学鼎盛时代作出了最好的总结，殷璠也终于以他的这本诗选成了这个时代的杰出理论家。或许正因为殷璠处身在一个相对边缘的地位，所以能够超越时代的保守风气，不随波逐流，保持更多的独立性、批评性。
二 “开元十五年”新解
以前节的论断为基础，我们进而来审视殷璠论开天文学之“开元十五年”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容易引起研究者“竞猜”热情的谜语般的问题。《英灵集·叙》纵论文学史大势曰：
自萧氏以还，尤增矫饰。武德初，微波尚在；贞观末，标格渐高；景云中，颇通远调；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
一般而言，论开天文学具备文学史新境界、踏上文学史新高峰，所谓的“声律风骨始备”，受众是可以轻易认可的，为何要提出一个“开元十五年”的“节骨眼”来呢？
质之历史实际，唐玄宗在东宫时，即留意经籍；登位以后，非常注意提倡儒学，压抑浮华。这方面的事迹，如开元十三年，玄宗封禅泰山，亲祭孔子宅；同年，改丽正书院为集贤书院并增设学士，规模较前大为扩充，由宰相、著名文士张说总领其事。当时，唐玄宗作《集贤书院成送张说上集贤学士赐宴得珍字》诗，其中有句“礼乐沿今古，文章革旧新”。当时群臣和此诗者甚众，萧嵩的和诗有句：“文章体一变，礼乐道逾弘。”敦古崇儒，君臣一时的认识，是比较一致的(11)。开元十四年，玄宗下敕敦儒进贤，同年七月及次年(开元十五年)九月，又两御洛城南门亲试文武举人。唐沈既济《词科论序》说：“开元以后，四海宴清，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其应诏而举者，多则二千人，少犹不减千人。”(12)殷璠《英灵集·叙》在列出“开元十五年”一目之后，紧接着的解释就是：“实由主上恶华好朴，去伪从真。使海内词场，翕然尊古，南风周雅，称阐今日。”总之，在解释“开元十五年”之目时，注意於唐玄宗朝廷开元之初、特别是开元中期一系列的政治措施，诚然是一种平情和务实之论(13)。这一论述切实指出了开元中期来自朝廷政策与导向方面的背景因素，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开元十五年”的设问，尚未得到完全的回答，因为如果仅以朝廷政策等为据，是不必以“开元十五年”为标志的。
本文的“新解”是：《英灵集·叙》提出“开元十五年”一目之直接原因，乃是王昌龄、常建进士及第之年而已。下面略作申论。
一者，如前节所述，《河岳英灵集》全书之品骘，实质上以王昌龄为第一人，对王昌龄同年常建之评价亦极高。“同年”(开元十五年)之二人，如此受推崇，全集当中无与伦比。殷璠自述选诗是“删略群才，赞圣朝之美”(《叙》语)，那么，将最杰出才子崛起的年代作为鼎盛时代之标志，是完全可能的。
二者，殷璠的品骘一代，举出的理想是“声律风骨始备”。众所周知，声律是近体诗普遍的基础，而风骨才是当代文学革新的“药石”。若仅以声律为基础，当时诗名最盛的王维是无可争议的“河岳英灵”代表之第一人。殷璠以声律、风骨兼备为标准，推崇王昌龄为全书与当代第一，又置常建於全集首位的位置。对“开元十五年”科举进士考试当中的文章及第的二诗人备极推崇，也就是完全自然的。
三者，从《英灵集》所透露出的文学史观考察，常建评语曰“刘桢……左思……鲍昭(照)……常建……”，王昌龄评语一则曰“元嘉以还”，再则曰“四百年内，曹、刘、陆、谢，风骨顿尽”，非常明确的是以刘宋元嘉谢灵运、鲍昭(照)时代为文学史的历史断限，而以王昌龄、常建为其隔代传人的。这正是一个针对永明体以下新体诗的批评框架。宋文帝元嘉终年癸巳(453)，距《英灵集》编撰之年天宝十二载癸巳(753)，正好三百年。鲍照卒年是宋明帝泰始二年(466)(14)，与元嘉末年相去十多年。而宋代元嘉之后的大明、泰始年间，一般都以为属于新体文学的滥觞期了。所以，标举“元嘉”与谢、鲍，大致没有什么矛盾。其实，《英灵集》评语另一处出现的“三百年”(15)，恐怕才是殷璠的原意。王昌龄评语中的“四百年”，尽管没有版本的证据，恐怕本来也作“三百年”。唐人去宋不算远，“三百年”的历史距离又作“四百年”，误会不容易得解。总之，作为全书评论当代文学所参照的重要的历史框架与参照系，《英灵集》的基本史观，也是与王昌龄、常建代表的文学风格与文学成就联系异常紧密的。
四者，如何理解唐人、以及唐代以前人发表评价时的思维模式。作为后人，要想真正做到同情地了解古人，我们尤其要注意超越那些属于历史隔膜方面的因素。受宋明理学“泛神明化”道统的思维方式的熏陶与影响，我们对待古代的圣贤，早已只知尊崇、不敢亲近，动辄有渎犯的感觉。这方面，唐人及唐代以前人的表现要自由与随意得多。先秦时代之处士横议、“百家争鸣”就不用说了，由汉至唐，以平常心待圣贤的例子，几乎比比皆是，比如，汉人以扬雄为今之孔子，甚至还有扬雄胜过孔子的观点。唐天宝年间，萧颖士被称为“萧夫子”，也是欲与孔子相比拟。
在文学方面，早殷璠几十年，陈子昂发表“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的高论，被他的好朋友卢藏用评价为是五百年一出的圣贤(16)。殷璠的同时人中，比《英灵集》晚七年，元结于乾元三年(760)编《箧中集》，标榜沈千运的诗风，以为“风雅不兴，几及千载……吴兴沈千运独挺于流俗之中，强攘于已溺之后”(17)。比《英灵集》晚二十一年，独孤及於大历九年(774)作文哀悼刚去世的李华，又以为李华之成就，足当“五百年”之圣贤运。总之，唐人的语境中，成圣称贤，品藻表彰，大致是比较随意与自由的。在此语境中，殷璠之推崇王昌龄、常建，与卢藏用之于陈子昂，元结之于沈千运，独孤及之於李华，情形非常相似。所谓的“开元十五年”之标目，表达的意思是，王昌龄、常建等奋然吸取三百年以前文学之精华，振起风骨，以治新体文学之根本不足，令当代文学臻於完备。所以，揭出王昌龄、常建二位进士及第、高歌奏凯之“开元十五年”为一代文学兴盛之标志也。王昌龄活跃於开元诗坛及其发挥影响之情形，殷璠所耳闻目睹者，当然是我们后人所不及见的。
总之，既然《英灵集》是以王昌龄、储光羲为中心的文学交游、文学趣味共同体为主要着眼点来选诗的，既然殷璠真心实意地推崇王昌龄、常建为文学典范，那么，将王昌龄、常建进士及第之“开元十五年”(727)作为观察、记录文学史风尚变迁的一个标志点，在唐人的语境中出现就顺理成章了，理解起来也不象后人那么困难。
注释：
①参见李珍华、傅璇琮《殷璠生平及〈河岳英灵集〉版本考》，《〈河岳英灵集〉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版。
②《元和郡县图志》江南道润州：“天宝元年，改(曲阿县)为丹阳县。”
③《荆扬挺秀集》二卷久佚，仅见《日本国见在书目》著录，其内容可知者仅《英灵集》储光羲评语引。
④《河岳英灵集》储光羲评语曰：“此例数百句，已略见《荆扬集》，不复广引。”证明撰该集时，《荆扬集》已经成书。
⑤参见陈尚君《殷璠〈丹阳集〉辑考》。《唐代文学论丛》第8辑。
⑥《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曰：“晋都建康，以丹杨(阳)太守为尹，宋、齐、梁皆因之。洪适曰：西汉丹阳郡，则治宛陵，丹阳县，则今之建康也。……至唐天宝年，始以京口为丹阳郡，改曲阿为丹阳县，皆非汉旧壤也。”《资治通鉴》中华书局通行本，第2923页。
⑦据宋本《河岳英灵集》。
⑧《广韵》上平声卷第一《一东》：“公，通也。父也。正也。共也。官也。”
⑨《广韵》下平声卷第二《一先》：“贤，善也。能也。大也。”
⑩据《唐诗纪事》卷二四。
(11)《唐诗纪事》卷十四。
(12)《全唐文》卷476。
(13)参见王运熙《释〈河岳英灵集〉论盛唐诗歌》，载《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14)鲍照生年有异说，卒年确切，即死於泰始二年临海王刘子顼败亡之年。《宋书》卷五一《刘义庆传》附传：“子顼败，(鲍照)为乱兵所杀。”
(15)陶翰评语：“三百年以前，方可论其体裁也。”
(16)卢藏用《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曰：“道丧五百岁而得陈君。”《全唐文》卷238。
(17)元结《箧中集序》，别详拙著《八世纪诗风》(待刊)第三章专节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