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衙门总办章京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衙门论文,总理论文,总办章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0)05—0089—11
论及晚清外交，学界多关注总理衙门(又称总署、译署)大臣、晚清驻外公使的角色。诚然，总理衙门大臣负责与驻京各国公使进行交涉，并处理总理衙门承办的教育、军事、实业等各类洋务事业；公使常驻海外，负责驻在国交涉活动。他们在晚清外交史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但对晚清外交而言，仅仅关注他们的活动和作用，却是不够全面的。
建立在科举考试基础上的清代文官制度，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即经科考进入仕途的官员，普遍缺乏专业知识和政务经验。因此，从地方亲民的州县官到中央六部堂官司官，无不依赖一群极具专业技能的书吏办理具体政务。总理衙门大臣从军机大臣、内阁和部院堂官中甄选，他们处理传统的六部事务尚依赖书吏，遑论处理全新的、毫无先例可循的外交事务。因此，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积累了相应专业知识和政务经验的总理衙门章京来办理各项事务。只有这样，才能使总理衙门办理外事有案可稽，有章可循；才能保证即便在发生“甲申易枢”这样的政坛地震时，总理衙门依然能正常运作。
由此，我们将目光聚焦到总理衙门章京这一群体的身上：他们是总理衙门办事员，处理着总理衙门绝大部分具体事务，他们在实际政务中不断积攒知识与经验，并将其贡献于日常事务的处理。而总领章京、督率他们履行职守、统摄总理衙门日常庶务的，则是被称为“总办”的四名章京。学界对于总理衙门章京、总办章京缺少专门和深入的研究。蒙思明、刘光华、吴福环等人的研究基本勾画出总理衙门内部的组织结构和人员组成，他们在论著中对总署章京和总办章京也有专章论述。①但是因为受史料开放的限制，他们对章京职守和特点的总结限于制度的简单描述，多大而化之。实际上，章京群体在晚清外交和政治中扮演的角色，远比制度规定来得多样、丰富和复杂。对总理衙门章京和总办章京认识的深入，有赖于史料的扩充、个案的增加。本文试图利用日记、信札、笔记等资料探究总理衙门总办章京在洋务办理和晚清政治中多样、复杂的角色与作用，由此探寻总理衙门章京制度的特点以及该制度对晚清政治的影响。
一 章京制度与总办章京
总理衙门制度主要仿照军机处制度建立：官员分为堂官(王、大臣)和司官(章京)两级；从内阁、六部、理藩院官员中甄选，是差而非缺。总理衙门经常与军机处一起被人以“枢译两署”的名目同时提及。但我们若作进一步观察，就会发现二者之间存在重大区别：军机大臣承命撰拟谕旨，参赞机务，相当于皇帝的秘书；但总理衙门主管“外国事务”，类似于六部、理藩院专司一类事务的政务部门，总理衙门大臣相当于对各部事务负总责的部院堂官(尚书、侍郎)。同样，军机章京承写谕旨，管理档案，类似于书记员、保密员；但总理衙门章京则“办理折奏文移”，处理政务文书及各种庶务，相当于部院司官。因此，总理衙门虽仿照军机处建立，但同时也参酌了六部和理藩院的组织特点。
与各部院郎中、员外郎、主事一样，总理衙门章京也被称为“司员(司官)”。然而两者之间有着质的差异。清朝京中部院衙门堂官之下的司员负责处理部务，但在实际操作中，多数司员并不理事。曾任职户部的李慈铭在介绍该机构日常事务的处理时说：
部中旧例，每曹以满员一人掌印，汉员一人主稿，皆积资久及科甲出身有力者充之。次则满有帮掌印，汉有帮主稿。户部则更有正稿上行走，帮稿上行走各名目。其余曰散行走。事皆决于掌印、主稿二人。其次者虽名参决，实不得与可否。吏具牍，画诺而已。下此者惟视吏意：令画诺，则署，不敢问何事。②
这里所谓“掌印”、“主稿”，为六部、理藩院各司(即李所谓“曹”)之长，由实缺郎中、员外郎充任。李慈铭该段日记讲的是掌印、主稿对庶务的决策权，同时也提到了书吏的作用。“具牍”即草拟文牍；“画诺”即签署通过。也就是说，部中文书，由书吏起草，部分实权司员签押；多数司员徒有其名：签署文牍，完全视书吏之意，连文件中所述何事都不敢过问。
普通司员如此，那么，李慈铭所说的掌印、主稿这些实权司员，在政治运作中又有多大决策权呢？同一时期，李鸿章在给山西巡抚鲍源深的信中透露：
“年内在京五日，略闻新政规模甚为整肃。深宫端拱，枢廷照旧赞襄，遇事多下部议。阁下久参部务，深悉底蕴，堂司主稿者岂皆明澈条理？操天下政权仍在书吏，非外臣所能力争也。”③
这几句是讲光绪元年(1875)清朝政治运作的特点。“深宫端拱”，即垂帘听政的两位太后不过问具体事务；“枢廷照旧赞襄，遇事多下部议”，即奏折、政务由军机处襄赞处理，军机处则将京中及各省上递的奏折交相关部院议奏。其下两句讲奏折交部院议奏后的流程：所谓“堂司主稿者”，泛指六部、理藩院堂官和实权司官(即李慈铭所说的“掌印”、“主稿”)。李鸿章的意思是，部院堂官和实权司官对政务的影响力仅停留表面上，他们多半出身科甲，毫无职业知识和技能的训练，无法“明澈条理”，在业务上远不如书吏熟悉，于是，干脆将文书草拟、庶务办理之类事务交给书吏。文书交书吏草拟后，经堂司两级官员签署，再以议复奏折的形式上递，交皇帝批准(在绝大多数时候，对议覆奏折的批复都是“依议”，且光绪帝因年幼未亲政，奏折仍由军机大臣代批)，由此形成国家正式决策发下执行。到此时，即便是各封疆大吏，也无法改变结局。故李鸿章称“天下政权仍在书吏，非外臣所能力争也”。书吏操持政务，形成了清代政治的一大特色。
书吏操持实权，也容易造成机密外泄。成立总理衙门时，奕訢等自然想到部院书吏操持实权、泄露机密的缺点，因此，他们在一开始就试图通过制度上的设计避免上述弊端：“查各衙门办理文稿，均由堂吏送稿，司员酌定，呈堂标画，既易延误，又虞传播。此次总理衙门所有应办寻常奏稿、文移照会等件，均饬令司员自行办稿，供事只供缮写，不准假手办理。”④摒除书吏，改由司员办稿，既为提高效率考虑，也是出于外事办理中严格保密的需要。此前的部院司员因出身科甲，虽熟读圣贤书，然而对于部务却颇为隔膜。总理衙门章京从一开始就直接负责办稿，因此有机会得到一种相对而言较为职业化的训练。总理衙门这种迥异于其它部院的做法成为其政务处理的一大特色，为晚清政治制度的变革多少带来一些新的气象。
因此，总理衙门章京制度模仿军机章京和部院司员制度建立，但与二者都存在质的区别：总理衙门章京比军机章京更直接地接触政务并负责政务办理；同时，与部院司员相比，总理衙门章京承担了更多的功能：他们不但负责文书的审核、签署，更要担负起部院在习惯上分派给书吏的那部分实际事务。
总理衙门章京是兼差，从内阁和各部院司员中挑选充任。挑选方式为章京考试，内容主要是出自经史典籍的论题，主要考察司员们的文理、字迹，考察他们是否明白公事。章京最先只从内阁、户部、礼部、兵部、理藩院选取，后来扩大到其它各部。按制度设计，总理衙门章京的主要任务是“办理折奏照会文移等事”，并根据他们所在部院进行分派：内阁中书负责缮写；户部司员负责关税；礼部、理藩院负责文移往来；兵部司员负责台站驿递。⑤之后，总理衙门改革内部设置，实行按国别分股办事的制度。最先设立英国、法国、俄国三股，后来增设美国股、司务厅、清档房，光绪九年(1883)添设海防股。章京被分配到各股办事，专门处理一类事务，称为“管股章京”。分股办事仅对章京起作用，对总理衙门大臣而言并无意义。
总理衙门大臣多兼任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各部院堂官，平日事务繁忙，他们一般在清晨和上午入内召对，参加早朝，并前往所在部院办事，中午来到总理衙门。如果本部事务繁忙，有时也不到总理衙门。这样，总理衙门日常事务，例如收发照会、咨文，起草奏议、信函，都由总理衙门章京承担。对于常规事件，章京们凭经验按例办理，最后交大臣决定。这样，总理衙门每天都须有人入值，协调上下，总揽庶务，管理合署章京与书吏。这样，就出现了所谓的“总办章京”一职。
如前所述，总理衙门人事制度参酌军机处与京中部院，总署章京类似军机章京和部院司员。部院各司有长官，名目各异，一般各司之长如果是满员，就被称为“掌印”；如果是汉员，在吏、礼二部称“汉掌印”，在户、刑二部称“主稿”，兵部则称“总办”。⑥总理衙门总办章京比附部院管司之员而设立。其得名，很可能源自这里。
二 职守、作用与变化
光绪朝《清会典》对总办章京有一段说明：“总办四人，满洲二人、汉二人。掌承发庶务之总，综理文书与度支出入之数。王大臣有教令，则下总办而逮于所司，稽旧章以权其准则，凡旧章之志于册者，曰清档。凡章奏，则属草稿，请定于王大臣。其文移照会，分任所司亦如之。凡收文牍成帙，则督所司编次年月，以记于档册，其承发者亦如之。凡王大臣与各国使臣往来公会，或议约换约诸要务，则领所司一二人随听其辞，笔记其略。凡各国使臣请觐，则偕所司随王大臣后，以恪供执事，公宴亦如之。”⑦这里首先将总办章京职守概括为总揽庶务，管理文书和度支，具体分为以下几点：1、承总理衙门王大臣之命，将其意见下达给各股各司执行；2、查核清档，确定办事规程；3、管理收发文书之事；4、陪同王大臣接见外国公使，记录问答，并陪同招待。这样的概括虽显得清晰，但过于粗略，并不能见其细微。另外，光绪朝《清会典》总理衙门部分虽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颁行，但其修撰始于光绪十五年(1889)，并在不久后完成其主体部分。⑧会典对总办章京职守和作用的描述，不一定适合总理衙门整个历史过程。下文结合史料，对总办章京的重要职守和作用中重要部分及《清会典》未论及的部分，一一进行论述。
(一)指导章京，起草公文
清代国家日常运作，很大程度上系于各种公文的运作，总理衙门各种事务的办理，同样围绕公文展开。总理衙门章京负责办理折奏文移，即收发、起草公文。一般总理衙门在收到文书后，由司务厅交总办章京，总办章京对各项文书给出处理意见，分派管股章京办理。在管股章京办稿之后，由总办酌定，然后呈堂，即递呈总理衙门大臣最后修订并签署。对于涉及重要事件的公文，总理衙门大臣一般会给出一些办理意见，由总办章京会意后，酌情办理。总办章京经常指导文稿的办理，有时也亲自办稿。
曾任总理衙门章京的方濬师在外放道员后，作诗回忆当初与总办章京长善一同办事的经历：“经权常变间，未容稍拘泥。忆我竽滥吹，蘼芜伴兰蕙。公不嗤愚顽，握管商巨细。挑灯草共起，批牍嫌不避。”⑨前两句是说总理衙门所办外国事务毫无先例可循，全赖章京灵活权变。这是一桩颇能锻炼能力的差使，绝非部院司员只管简单画稿可比。“忆我竽滥吹，蘼芜伴兰蕙”虽有自谦成分，也是总办章京和管股章京分工和关系的实写。“公不嗤愚顽，握管商巨细”，是说总办章京指导修改章京草拟的公文。
此外，总办章京有时也承总理衙门大臣之命，亲自处理重要文书。方濬师《退一步斋文集》收录一件同治六年(1867)方写给总理衙门大臣文祥的信函：“奉手谕，谨悉。出使章程今晚可脱稿。濬师所以一手经理者，议论多则胸无主宰。或顾虑游移，反致疏漏。非敢以此见长也。”(10)当时，清朝正欲派人同蒲安臣一起出使欧美，总理衙门负责出使章程的拟定及出使人员的甄选，方濬师时任总办章京。按照总理衙门的制度，文书拟定，本为管股章京份内之职，总办章京要做的仅是修改、酌定而已，因此对于起草文稿，方濬师信中明言“非敢以此见长”。然出使一事，廷议汹汹，朝野不同意见很多。方濬师担心管股章京起草章程，易受外界干扰，因此主动承揽了此事。
方濬师之后任总办的周家楣，在其文集中留下他任职总署时起草的一些奏折。其中，有一篇名为《拟奏积年办理洋务疏》的奏折可确定是周任总办时所草。(11)该奏稿与现存总理衙门奏底中所收《历陈积年办理洋务情形折》仅有个别字句不同。奏折作于同治十二年(1873)同治帝亲政之初，历数总理衙门成立后办理各项洋务的大概情形，阐明清朝外患所在，提醒同治帝注意亲政后将不得不面临的棘手的公使觐见问题。这种带有总结和鸟瞰全局式的奏议的起草，一般管股章京无法完成，因此也成了总办章京必须承担的工作。
当然，在总理衙门不同的发展时期，总办章京、管股章京发挥的作用并不是一定的。例如，光绪十六年(1890)七月，驻英公使薛福成接总办章京袁昶信，其中谈到总署日常运作：“总理衙门自曾侯薨逝后，一切日行公事均徐筱云侍郎秉笔，张樵野太仆参酌其间。”(12)曾侯即曾纪泽，生前为总理衙门大臣，该年病故于任上。这里说公事由总理衙门大臣徐用仪(字筱云)“秉笔”、张荫桓(号樵野)“参酌”，可能不单指修改和酌定文稿，也包括草拟文稿。这与之前主要由章京办稿的情形不太一样。
当然，总办章京对总理衙门重要文件形成的影响力与署中大臣的性格、能力有关，同时也与总办章京自身的状态有关。例如，在甲午战争之后，翁同龢进入总理衙门，我们从张荫桓、翁同龢二人的日记中可以发现，一般折稿都由大臣自行办理，总办章京在多数情况下，不过是一个递送文书的秘书而已。光绪二十四年(1898)七月，总办章京顾肇新在给他兄长的信函中透露说：
近来总办专司传递语言，不甚推敲公事，以致各堂之待总办，亦无异寻常散走之人。弟总拟力矫其弊，将各股收发文牍一一过目，遇有紧要拟稿，先与酌改，再行呈堂总办改稿系向章也。但近来总署案牍较前不啻倍蓰，弟自认学植浅薄，性情迟钝，时以不克胜任为惧。(13)
总办自身不甚用心，直接影响公事办理的质量，同时也削弱体制本身给予他们的地位和作用。
(二)总揽庶务，充任秘书
总理衙门大臣一般身兼数职，或内阁部院堂官，或军机大臣，这些或为实缺要职，或为极重要的兼差。对于一般大臣而言，前往总理衙门办事，都被排列在每天日程的后面。公务繁忙时，也可以不用去总理衙门。这样，总办章京就承担起维持总理衙门日常运转，安排庶务办理，协调大臣意见的重任。这里先举张荫桓光绪二十年(1894)信函中一段话为例：
今早商催赫德借款，迟，公亦甚着急，当告总办章京往询之。乃退直至南厅，阅悉总办所呈早事，赫德已详复，无待促之矣。惜此两函，枢堂径发，总办携去，未能在枢中一阅，遂烦笔谈。(14)
这是光绪二十年九月，总理衙门大臣、户部侍郎张荫桓给户部尚书翁同龢的信函。当时，中日战争正在进行，清朝筹划向汇丰银行借款银1000万两。这段话透露总办章京所办的三件事情：一为承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之命，向赫德商量、询问借款细节(后未行)；二为将当天总理衙门所办文件带进宫中，交总理衙门大臣过目、核定；三为携回枢堂(当为管理军机处、总理衙门的奕訢)所发的信函并代为发出。
关于办理庶务，这里再举一例。杨宜治《惩斋日记》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初三日(1889年1月4日)条：“闻十日上班，有署中同人误，未发会晤函，致总办已禀请邸堂各堂到署久侯，而外国公使比国维利用未至。邸堂赫然震怒，严谕以后值班者不许迟到，违者参处之。”(15)因总理衙门大臣平日并不总在衙门，因此，总办章京有责任根据需要，安排并通知总理衙门大臣接见外国公使。
因总理衙门大臣赖总办章京沟通自己与总理衙门其它大臣、章京的意见和关系，办理署中事务，总办在一定程度上就成了大臣的办事秘书。蒙思明在《总理衙门的组织和职能》一书中提到总办章京对总理衙门大臣的辅助作用。他注意到，周家楣文集收录了总理衙门大臣文祥晚年病重时上递给同治帝的密折。(16)周家楣时任总办章京，是文祥奏稿的执笔者。需要指出的是，密折并非总署大臣联衔，而是以文祥的名义单独上递的。总办章京的秘书角色有时也会转换成大臣幕僚的角色。
如果大臣能力不够，则对总办的依赖就会增加。总办的经验和能力，对总理衙门运作和国家事务，就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光绪二十四年(1898)六月，张元济致沈曾植书札中透露出这方面的一些内幕：“嘉定则甚劳，缘署中诸事，上常切实考问，每日总办进内，必为备抄夹带也。”(17)张元济时任司务厅章京，沈曾植同为总理衙门章京，因前一年丁忧离署。嘉定为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廖寿恒。当时，原任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的翁同龢开缺回籍，廖寿恒常受光绪帝召见，询问总理衙门所办事务，但廖的知识、经验和能力明显不够。因此，他吩咐总办章京每天为他抄写纸条，帮助他应对光绪帝的问答。可以想象，这些夹带入内的纸条提供的是当时国内外最新消息和关于各项政务的对策。这样，总办章京的知识、经验和处理外国事务的意见，就通过廖寿恒传达到光绪帝那里，成为影响光绪帝思考和决策重要因素。
(三)直接干预政务决策
总办章京对政务的影响除了文书处理外，还包括在某些重要时刻利用自身地位和所掌握的信息，直接干预政务决策。
光绪五年(1879)八月，总理衙门大臣、曾任总办章京的成林卒于任上。李慈铭在日记中论其“贪竞猥鄙，士林羞伍。其语言猥亵，京师多传之以为笑柄”。文廷式在其后加一按语：“其猥鄙诚然，然长乐初将军长善他塔喇氏尝言：田兴恕之狱，祸几不测，时成林为总理衙门章京领班，具稿力争，且率同列共争，乃得从宽典，则亦一事可取者矣。”(18)
文廷式在笔记中所说“田兴恕案”及围绕田兴恕而起的贵阳教案是晚清中外关系中的大案，其始末及影响，相关档案汇编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教务教案档》及《清末教案》有翔实资料，学界也有所关注。(19)田兴恕纵容、主使下属残杀法国教士，法国公使哥士耆向总理衙门要求严惩凶手，处死田兴恕。清朝未能应允。双方交涉往还，最后田兴恕被判发配新疆。关于清朝对田兴恕的处分，论者多注意到办案大臣崇实、劳崇光、骆秉章及总理衙门王大臣在其中的作用。当时办案大臣主张严惩田兴恕，而总理衙门设立不久，对教案处理全无经验，奕訢对田兴恕案的态度在依违之间：一则有意严惩，二则又担心照法国要求办理，有碍国家颜面。我们从文献中难以看出总理衙门最终决定抵制法国的强大压力，仅对田兴恕处以流放的理由。文廷式曾长期客居长善府上，而长善又曾与成林同为总办章京，他提供的这一细节当属实情。这条记录很好地补充了档案文献的不足，也让我们看到了总理衙门总办章京在处理外事中的直接作用和影响。
光绪二十一年(1895)四月，当清朝在中日战争中接连失败，被迫签订条约时，深悉内情的总理衙门章京在总办牵头之下，联衔给总理衙门大臣上递条陈，反对议和，试图改变政局走向。(20)这也是总办章京直接干预政务的一个实例。
在遇到棘手事件，总办章京认为有必要对大臣进行郑重提醒时，他们多会或聚集章京联署条陈，或干脆以个人名义，向总理衙门大臣阐述自己对时局及所办事件的看法。周家楣政书和方濬师文集都保存有不少他们担任总办时，就时务直接写给总理衙门大臣的信函。他们的意见，对清朝外事决策，都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
除此之外，总理衙门总办章京的职守尚有利用平等身份沟通内外的作用。晚清中外交涉，重视体制，讲究地位对等。各国使馆处公使外，尚有参赞、翻译等各类官员。他们来总理衙门会晤、辩论，例由总办章京接待。总理衙门下属——总税务司赫德来署，如果为一般事务，也由总办章京接待。如果前往各国使馆或总税务司署进行繁琐的交涉及辩论，总理衙门也多指派总办章京承担。中外在签订约章时，如果对方身份与总理衙门大臣并不对等，有时会以总办章京的名义签约。例如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初一日(1895年1月26日)，为支付甲午战争中庞大的军费开支，总理衙门会同户部向英国汇丰银行借款300万镑，英方签押者为汇丰银行；中方则为总理衙门总办章京、户部郎中舒文。(21)在处理总理衙门与清朝官员之间的事务时，同样讲究体制及地位对等。一般南北洋大臣、各省督抚与总理衙门通过信函商讨洋务，由总理衙门大臣出面回复。但更多的时候，总理衙门须与国内海关道、清朝驻外公使打交道。他们一般官居四品，而总理衙门总办章京多为部院郎中或四五品京堂，与他们的地位正好相当。海关道、驻外公使人数众多，与总理衙门交往极为频繁，往返相商多为繁琐的办事细节，总办章京便自然承担起这一职责。
正因为总办章京承担与各方沟通的职责，在某些重要时刻，往往发挥他人无法代替的作用。陈夔龙《梦蕉亭杂记》载庚子事变时一则事例：
偶思译署总办舒君文，在署资格最深，与总税务司赫德颇有交谊，所居东四牌楼九条胡同，与余宅望衡相对，中仅隔于甬道，爰命仆向彼探问各方消息。维时敬尚书信、裕尚书德、那侍郎桐均在彼处后均升任大学士，苦不知余之住址。闻余尚在京，均各欣然约余速往，会商要事。缘舒与赫德已经浃洽数次，又得日兵驻宅保护，隐然成为办事机关。(22)
当时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已与数天前逃离北京，因清朝与列国宣战，关系僵化，留在北京的大臣敬信、那桐无法直接与列强沟通，不得已，只能利用总理衙门总办章京舒文与总税务司赫德的关系，托其居间调停。陈夔龙此前署理顺天府尹，尚在北京。与敬信、那桐等人相同，在交涉一事上，他首先想到了舒文。当他打听到舒文消息时，发现敬信、那桐早已利用舒文与赫德的关系建立起与列强对话的渠道。此后，那桐等人即利用舒宅为办公之地，商量时局和对策，庚子辛丑议和由此开始。(23)
督率章京，影响人事也是总办的职守。同治三年(1864)，总理衙门设立司务厅、清档房。司务厅由原有收掌股改组而来，负责办理请送印钥、收掌文书之事，共派8位章京管理，另选总办章京两人，督率工作；修档事宜原本由各股自行办理，此事专设清档房，也派8位章京管理，借看档、修档的机会，熟悉总理衙门的办事流程和公文写作。同时，从总办、帮办章京中选两人，任清档房提调官，监督修档事务。(24)司务厅、清档房章京从新传进署的章京中派充，让他们办理收掌修档各事，是为了训练他们熟悉政务、积攒经验。因此，总办章京的指导和督促尤为重要。总理衙门章京一般新传进署，先进司务厅、清档房，待熟悉政务后，分派各股办事。这些程序也都由总办章京安排。张元济光绪二十四年(1898)六月致沈曾植函：“前有一人销假到署，南海即令济开电报，上股办事，竟为总办所持，济于此事颇愿守旧，亦力持资格之说，然论资今亦当开电报矣。”(25)文中南海为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张元济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一月传补章京后，进入司务厅。此时，有章京销假回署，按理，销假回署的章京一般进入司务厅作为额外章京，等待署中有章京空出时，可按序传补。有章京销假到署，张荫桓即安排司务厅章京张元济上股办事，结果总办以资历不够为由，拦下此事。可见，总办章京在署中章京人事安排上，有很大的作用。
另外，总办章京有时还有协调署中大臣关系的作用。总办章京从各股章京中挑选，属于章京序列，与他们交往频繁；同时，又随时报送各种文件，一一听取总理衙门大臣的意见和指示，因此，能够对各方达成理解，起到沟通上下、协调大臣间意见、化解署内纠纷的作用。例如同治六年(1867)三月，一向敌视总理衙门及总理衙门事务的大学士倭仁被任命为总理衙门大臣，总办章京方濬师当即写信给文祥，劝他注意处理好与倭仁之间的关系，同时就此事训示全署章京，信中说：“今日由军机处交出谕旨，令倭相国行走总署矣，在公虚怀若谷，断不存成见于胸中。第公事繁多，章京等无所秉承，必致动行窒碍。乞公与恭邸亲赴署中面谕各章京，遇有章奏文移，务当和衷商榷。相国甫莅，所不知者，须详细回明。庶公等同舟共济，休戚相关，而各章京朝夕参谋，定免丛脞。”(26)总办章京方濬师在这里协调上下之间、同僚之间的关系，俨然充当起总理衙门管家的作用。
三 升迁与前途
总办一般从章京中挑选能力较强者担任，在总理衙门承担了大量繁琐的日常工作，督促章京，辅助总理衙门大臣。因此，他们的出路优于一般的管股章京，更优于他们在部院的同僚。
在晚清最后数十年，因军功集团的兴起，督抚在地方用人上的权重增加。加之军功、洋务保举的陡增，使得各省缺额经常被异途出身的官员占据，正途出身的官员委身于督抚幕下，反比充任京官更容易外放，更容易补缺。在这种情况下，京中和各省官僚系统暌隔，京官难以外放、升迁，造成那些不断加入京官群体的新人只能苦苦等待，空耗岁月，京官补缺难、升迁难成为官场的常态。相对而言，军机处和总理衙门有定期的保奖制度：每隔两年或三年对本衙门章京进行奖励，给与升衔、升阶，让他们能在壅滞的官场尽快补缺或升迁。军机处保奖三年一次，而总理衙门则两年保奖一次。总理衙门奏定章程中称：“若有当差勤慎，才具优长者，于二年后，量予应升之阶，无论题选咨留升补，次者交部优叙。其郎中保道员，员外郎保知府，止准保至双单月分发补用，不得照京察大典保请记名，以示限制。”(27)根据这条规则，底缺为郎中的章京保为道员，似为章京最优的选择。
同治三年(1864)，总理衙门奏请本署资深章京备新开各关海关道之选，奏折称：
九江关之广饶九南道、江汉关之汉黄德道、镇江之常镇道，与沿海浙海关之宁绍台道、江海关之苏松太道、东海关之登莱青道各缺，现均添办洋税，与各国领事官办事，纷纭轇轕，一有错误，洋人借为口实，往往于偷漏之案，应罚不罚；滋事之案，应办不办，甚形棘手。臣衙门章京日办中外交涉事件，此等情弊久已熟悉，且在外领事官向惟住京公使之言是听，该章京等随同臣等与各国住京使臣共事已久，该领事等自不敢任朦蔽，办理当较顺手。拟请嗣后臣衙门于保奖章京内，如有实系才具出众，税务谙练之员外、郎中各员，拟自同治元年核计起，历至本衙门三次保奖者，奏明交军机处存记。遇有前项通商各道员缺出，如遇有各该省无奏升、奏补、熟悉洋务之员，拟请与京察一等记名简放人员一体开单请旨。(28)
由此，总理衙门章京有了一个前途优厚的去处。总理衙门派章京出任海关道，一方面正如奏折中所说，因为章京与各国使臣共事已久，熟悉外事，派往各省任海关道，也能便利地与外国领事沟通，及时、妥善处理贸易纠纷和其它中外矛盾。另一方面，海关道与一般道台缺分不同，管理对外贸易和税收，有着无数中饱的机会，是一个让人看着眼红的肥缺。总理衙门派章京任海关道，也是一种政治酬庸。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三年(1897)五月二十九日条：“新放常镇道长恒来见。其人在署三十年，却未了了。”(29)长恒，字久山，满洲正红旗人，同治元年(1861)由内阁中书充补总理衙门章京，后任总办，在总理衙门成立初期就跟随奕訢办事。张元济当年六月给汪康年信中称：“常镇道不以畀公度，而以畀一三十余年之老章京。恭邸用人，可谓怪极。然为公度计，则甚得。”(30)公度为黄遵宪，本为清朝驻德公使人选，因德方反对而作罢。当时他出任常镇通海道(镇江关监督)应最为合适，但奕訢却把这一缺额让给了平庸的总办章京长恒。张元济称奕訢用人“可谓怪极”，其实并非“怪极”，海关道不过是总理衙门大臣兑现总办章京的政治酬庸，属于官场规则。
海关道缺分有限，又因事关地方经济和政治利益，督抚经常干涉海关道的任命。因此，并不是所有章京都能得到外放海关道的机会，只有极少数办事勤能，合总理衙门大臣之意的章京，才能满足“保奖三次”的要求，才能最后外放海关道。这些人，绝大部分都是总办章京。
除了外放海关道，总办章家还有一条极好的出路，即保送京堂。京中各部政务，依靠记载着各部过往经验的《则例》办理；总理衙门没有《则例》，政务处理缺少先例。因此，章京在实践中积累的知识和经验对于总理衙门日常运转非常重要。为了避免因资深章京离开而导致机构运转不灵，为了让章京的知识、经验继续发挥作用，总理衙门大臣为资深章京想出了另一个出路，即保送京堂。同治三年(1864)总理衙门同折称：
臣衙门办事章京均由各部院咨取兼行，无论在臣衙门及本衙门得列奖叙一等者，向多以道府升用，其间保送京堂者较少。臣衙门与洋人交涉事件，多无例案所有，若均保外用，一时更易生手，势难骤期得力。拟请嗣后保奖之年，如郎中等员有堪胜表率者，准保四五品京堂，奉旨后咨行吏部，与各衙门保送京堂之例一体办理，不积各衙门保送之缺，仍照军机处之例，随时酌核奏留臣衙门办事。如无员可保，亦不得滥竽充数，其各衙门遇有应保京堂之时，仍照常保送。(31)
保送京堂的章京，当然不是普通章京。他们必须本缺为“郎中”，办事“堪胜表率”，总理衙门里，满足这些条件的，多半是总办章京。由此，外放海关道与保送京堂，成了总理衙门总办章京最主要的两条出路。从现有资料可看出：一、总办章京除个别以知府和普通道员外放外，都能外放海关道。外放海关道的总办章京，占总人数一半以上；(32)二、以总办章京保送京堂最后升任大臣者，只有四位，即成林、夏家镐、吴廷芬、周家楣；(33)另有杨宜治在章京任内即保送京堂，后又升任总办章京，但在任内病故；三、总办章京虽然熟悉洋务，积累了众多外事知识和经验，但这些知识和经验主要只在海关道任内发挥作用。除极少数人之外，很少有总办章京能在日后出任驻外公使、总理衙门大臣或外务部大臣。
就总理衙门人事制度的运作来看，我们可以将其类比现代文官制度：总理衙门大臣类似政务官，总理衙门章京则类似事务官。前者随政局波动而更易；后者则遵循规律的路径甄选和晋升，不随政局变动而更易；前者把握大的走向，后者经办具体细节。在这群事务官中，居于首位的便是总办章京。总办章京长期任职于总理衙门所积攒的经验与能力，使得他们有可能用一种比较职业的眼光和方式处理总理衙门日常事务。他们相对稳定的任职于总理衙门，使得总理衙门在重大政治变动中仍然能平稳地运行。
和清朝传统政治结构中的六部不同，总理衙门中层官员直接理事，而后者出身科举，多依赖低级书吏办事。因此，总理衙门章京具有朝职业化发展的可能。如果将总理衙门从清朝政治结构中单列出来，总理衙门章京遵循这种专业化发展的路径，近代外交行政，乃至国家整个行政体制有可能发生大的变革。遗憾的是，总理衙门章京始终只是差，承担这种“差”的官员必须依赖于他在传统的内阁、六部和理藩院衙门的本缺，才能实现自身的发展。而他们的本缺，只是植根于传统官僚制度这颗茂盛大树上的枝叶而已。于是，总理衙门章京就多循着司员——知府/道台的这种六部司员都习惯和希望的路径在官僚体制内进行攀升。这样一来，总理衙门章京便不可能职业化，不可能成长为术业专攻的外交官。
对于总理衙门而言，普通章京流失也就流失了，章京考试制度在源源不断地向总理衙门输送额外章京，他们经过司务厅、清档房和管股几个阶段的训练，自然也能慢慢成长为熟悉洋务的事务官员。但总办章京就不一样了，他们从普通章京擢升而来，或者能力突出，或者资历特深，他们总揽庶务，在某一段时间内，可能已经发展成为总理衙门运作不可或缺的角色。他们的经验和知识如果随着本职外放而流失，将是总理衙门的重大损失。尤其是遇有重大事件时，总办的离开很可能造成总理衙门运作的前后断裂。在这种情况下，同治三年总理衙门大臣奏请将资深章京保送京堂，无疑是对总理衙门职业化需求与清朝官僚制度矛盾的一种调和。它采用的仍然是传统官僚制度中允许的方式：让总理衙门总办章京保有差使的同时，本职由郎中升为京堂。这样，被无数人视为“无用”和冗官的大理寺卿、太常寺卿等京堂，就有可能成为总办章京职业化生涯中“有用”的职缺。
同治三年(1864)总理衙门人事制度做出重大调整时，外放海关道和保送京堂被设计成资深章京两条主要出路。赫德为此大受鼓舞，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在1861年做的一些努力开始见效了：将来在通商口岸道台空缺时，将由总理衙门司官(低级官员)补缺；这些补缺的司官将来渴望成为总理衙门堂官(高级官员)。”(34)赫德所说的前一条与总理衙门奏折中所说的一致，确实有很多总办章京被外放为海关道，处理各地涉外事务；但后一条，即外放海关道的章京最终成为总理衙门堂官的情况却十分少见。从后来发展来看，除总办章京袁昶(曾任徽宁池太广道)之外，其它担任过海关道的章京都未能再次进京任总理衙门大臣。赫德设想的，是一条洋务官员职业化的途径，按照逻辑，总理衙门章京熟悉洋务，外放海关道，所办为地方洋务；等到有了丰富的外事经验后，从海关道辗转升任京官，成为总理衙门大臣，这些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他不知道的是，总理衙门任海关道，借助的不过是总办章京的郎中本职而已。郎中外放知府、道员，本是清朝官僚制度中常见的路径。总办章京任海关道，不是体制外的创举，不过是搭了一趟顺车。而由海关道辗转入京，担任总理衙门大臣，合于情理，却不合于制度。按照清朝制度，道员以升任按察司、布政司为通常升迁的途径；而布政司则以升迁巡抚、总督为目标。清朝官僚制度没有安排海关道升任总理衙门大臣这一路径。(35)赫德显然太过乐观，他看到了总理衙门创造性的一面，他没有看到的是，总理衙门仍然只是一个清政府的衙门，它不可能在既存的官僚制度之外另创一套人事制度。曾任驻外公使、长期与总理衙门打交道的薛福成在对比总理衙门与欧洲各国外交部后，曾作如下议论：
至于章京，考取之券(卷)皆以小楷，固有居署十年，尚于洋务不甚通晓者。其或号为明敏出色之人，不过取能了日行公事而止。若既了公事而又精通洋务，则其人固更出色矣，则必由章京而管股，而帮办，而总办；如是者十年而不简放关道者，则群相与目笑之。故在署十年而稍习公事，无不得关道以去矣。迨既得关道，而外升藩、臬，内升亲卿，又不复入总理衙门矣。如是而欲洋务人才之练习，其可得乎？如是而欲办理洋务之不至于歧误，其可得乎？吾是以谓中国欲图自强，必自精研洋务始；欲精研洋务，必自整顿总理衙门始；欲整顿总理衙门，必自堂司各官久于其任始。(36)
薛福成已经观察到，在清朝体制内，章京不能久任，外交官不能职业化这一特点。他认为，要使中国自强，使洋务精研，必须使总理衙门堂官、章京久于其任。
然而，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清朝并没有自觉地对外交行政进行改革。根本性的变革，仍有待于外在力量的推动。从最后几任总办章京那里，我们看到了这种变化：那些总办似乎不再外放海关道，也没有去保送京堂，而是直接担任了新成立的外务部的丞和参议。担任丞、参之后，他们或任驻外公使，或直接升任外务部侍郎甚至外务部大臣，章京职业化的路径一下豁然贯通。外务部设置对于晚清政治制度的冲击，则只能另外撰文论述了。
注释：
①S.M.Meng,The Tsungli Yamen:Its Organization and Function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2,pp.32-37；刘光华：《清季总理衙门的组织》上，(台北)《政治大学学报》第46期，1982年12月，第157-163页；吴福环：《清季总理衙门研究(1861-1901)》，新疆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6-79页。
②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第6册，扬州：广陵书社2004年版，第3754-3755页。
③李鸿章：《复鲍华潭中丞》，光绪元年二月初十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1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81页。
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718页。
⑤《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册，第2709、2716页。
⑥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页。
⑦《钦定大清会典》卷99《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光绪二十五年刊本，第3页a-b。
⑧《惩斋日记》光绪十五年八月初四日条：“总署会典开馆。同事孔斐轩、袁爽秋两前辈，吕镜宇同年、童瑶圃、俞君实、宋养初、张畹九诸兄。”杨宜治，字虞裳，四川成都人，同治六年(1867)举人，光绪十年(1884)由内阁中书充补总理衙门章京，后任总办。杨宜治：《惩斋日记》，《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稿本丛书》，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本，第17册，第632页。《会典》中《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部分，不会迟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完成。因为《会典》中仍记载总理衙门分五股：英、法、俄、美、海防。事实上，海防股在甲午战争后裁撤。
⑨方濬师：《己巳七夕前三日偶成里言一百韵邮寄乐初将军》，长善：《芝隐室诗存》，同治辛未季秋广州将军节署刻本，第4册。长善，字乐初，满洲镶红旗人，咸丰十年(1860)八月由云南参将调办抚局，十一年(1861)三月被奕訢奏改京职，留在总理衙门，之后担任总办章京一职。后官至广州将军、杭州将军。长善侄子志钧、志锐，侄女他他拉氏(后封珍妃)长期随他生活在广州。方濬师，字子岩，安徽定远人，咸丰五年(1855)举人，同治元年(1862)二月由内阁中书充补总理衙门章京，后任总办章京，出署后官广东肇罗道。以上诗作写于方濬师广东道员任内，时长善任广州将军。
⑩方濬师：《覆文博川尚书书》，同治六年，《退一步斋文集》，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68年影印本，第470页。
(11)周家楣：《欺不负斋全集·政书一》，光绪二十一年刻本，第6-12页。周家楣，字筱棠，江苏宜兴人，咸丰九年(1859)进士。同治三年(1864)由礼部主事充补总理衙门章京，后迁京堂(太仆寺少卿、大理寺少卿、顺天府府尹)，光绪四年(1878)擢总理衙门大臣。
(12)蔡少卿整理：《薛福成日记》下册，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566页。袁昶，字爽秋，浙江桐庐人，光绪二年(1876)进士，光绪九年(1883)底由户部候补主事充补总理衙门章京，光绪十六年(1890)任总办，光绪十九年(1893)外放安徽徽宁池太广道，光绪二十四年(1898)迁陕西按察使、江宁布政使，戊戌政变后改直隶布政使，并任总理衙门大臣。
(13)顾肇新：《致顾肇熙》，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三日，《顾豫斋致其兄函》，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藏。顾肇新，字康民，江苏吴县人，光绪二年(1876)举人，光绪十二年(1886)由刑部候补主事充补总理衙门章京，光绪二十四年派充总办。
(14)张荫桓：《致翁同龢》，光绪二十年九月十三日，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史资料》总28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6页。
(15)杨宜治：《惩斋日记》，第539页。
(16)S.M.Meng,The Tsungli Yamen:Its Organization and Functions,p.37.
(17)张元济：《致沈曾植》，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张树年、张人凤编《张元济书札》(增订本)中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76-677页。张元济，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光绪二十三年(1897)以刑部候补主事传补总理衙门章京。沈曾植，字子培，浙江嘉兴县人，光绪六年(1880)进士，光绪十九年(1893)以刑部主事传补总理衙门章京。
(18)文廷式：《纯常子枝语》卷10，赵铁寒编《文芸阁(廷式)先生全集》，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年影印本，第6册，第526-527页。成林，字竹坪，满洲镶白旗人，咸丰五年(1855)举人，咸丰十年(1860)由恭亲王奕訢调办抚局，随后留为总理衙门总办章京，同治八年(1869)擢升总理衙门大臣。
(19)关于田兴恕案，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论文为张朋园：《理性与傲慢：清季贵州田兴恕教案试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7期上，1988年6月，第41-51页。
(20)条陈收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光绪朝夷务始末稿本》，茅海建撰《史料的主观解读与史家的价值判断》一文全篇抄录。《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第92-93页。
(21)《汇丰银行英金三百万镑借款合同》，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06页。舒文，字春舫，汉军镶黄旗人，同治元年(1861)以内阁中书充补总理衙门章京，长期担任总办。
(22)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0-31页。陈夔龙，字筱石，号庸庵，贵州贵阳县人，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光绪二十年底以兵部候补主事充补总理衙门章京。
(23)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上册，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350-351页。那桐，字琴轩，叶赫那拉氏，内务府满洲镶黄旗人，时为总理衙门大臣。
(24)《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3册，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215-1216页。
(25)张元济：《致沈曾植》，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张树年、张人凤编《张元济书札》(增订本)中册，第676-677页。
(26)方濬师：《覆文博川尚书书》，同治六年，《退一步斋文集》，第474-476页。
(27)《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册，第2718页。
(28)《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3册，第1077页。
(29)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6册，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011页。
(30)张元济：《致汪康年》，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697页。
(31)《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3册，第1077-1078页。
(32)总理衙门总办章京任海关道情况如下：任津海关道者1人：陈钦；常镇通海道(镇江关)6人：沈敦兰、蔡世俊、李常华、陈钦铭、吕海寰、长恒；荆宜施道(宜昌关)4人：孙家榖、董俊翰、方恭钊、俞钟颖；汉黄德道(江汉关)1人：孔庆辅；广饶九南道(九江关)3人：毛鸿图、文惠、洪绪；登莱青道(东海关)2人：方汝翼、锡桐；宁绍台道(浙海关)1人：瑞璋；苏松太道(江海关)1人：邵友濂；安肃道(嘉峪关)1人：叶毓桐；徽宁池太广道(芜湖关)6人：梁钦辰、双福、成章、袁昶、吴景祺、童德璋；温处道(瓯海关)1人：苑棻池。从总理衙门对海关道这一要缺的任命和控制来考察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或许是一个值得尝试的视角。
(33)夏家镐，字伯音，江苏江宁人，咸丰三年(1853)进士，咸丰十一年(1861)由户部候补主事充补总理衙门章京，后任京堂，并留总署章京差，同治十一年(1872)以太常寺少卿任总理衙门大臣；吴廷芬，字蕙吟，安徽休宁人，同治二年(1863)进士，同治九年(1970)由户部主事充补总理衙门章京，后任京堂，并留总署章京差，光绪九年(1883)以宗人府府丞任总理衙门大臣。
(34)Richard J.Smith,John K,Fairbank,Katherine F.Bruner ed.,Robert Hart and China's early modernization:his journals,1863-1866,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p.133.原文为："Some of the irons I put in the fire in' 61，are becoming workable:in future,as vacancies occur at the Treaty Ports,the Taoutaeships will be filled up from the Sze-kwan[lower officials]of the Yamun,and the Sze-kwan may in it look forward to become Tang Kwan[high officials]."该日记写于1864年6月5日，总理衙门上递人事变革的奏折是在当年5月29日。
(35)实际上，袁昶由徽宁池太广道入京为总理衙门大臣完全是特例。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安徽巡抚邓华熙专折保荐袁昶，并附上袁昶关于内政外交的长篇条陈。袁在随后三个月内先后迁陕西按察使、江宁布政使，八月改直隶布政使，随后被任命为总理衙门大臣。袁的任命，与戊戌政变前后总理衙门能臣翁同龢、李鸿章、张荫桓先后退出，从而留下权力真空有关。
(36)蔡少卿整理《薛福成日记》下册,第732-733页。该条材料承陈先松同学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