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8世纪突厥人与铁勒人的民族互动与民族认同_突厥论文

试论6—8世纪突厥与铁勒的族际互动与民族认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突厥论文,互动论文,试论论文,民族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6世纪中叶，原本作为铁勒一支的游牧集团，以阿史那、阿史德二氏为核心，以“突厥”为新的族群徽号，凭借强劲的军事势力，取代其之前的宗主柔然汗国而骤然崛起。突厥最初的崛兴则肇始于对散在漠北的铁勒诸部的兼并，①从而开启了此后两个世纪内中国北方游牧区新一轮的政权创制和族群构建浪潮。作为突厥汗国最重要的属部和构成新兴族群突厥民族的主要族源之一，支系繁多的铁勒诸部与突厥之间的关系，实为关乎突厥汗国盛衰和突厥民族兴亡的关键因素之一。长期以来，中外治突厥史者对该问题均有所措意。②本文旨在学界已有相关研究基础上，重点分析和讨论在突厥汗国和突厥民族的构建过程中，二者之间复杂的族际互动及相互认同，以期有助于进一步理清二者之间的关系，加深对6—8世纪漠北游牧社会内部族群关系变化和动向的认识。

      6世纪中叶，漠北游牧区突厥汗国的兴起和突厥民族的形成几乎在同步进行。从第一突厥汗国(552-630)的兴建到第二突厥汗国(682-744)的复兴，历任突厥可汗及其上层不仅致力于构建和巩固新的政治认同。即着力打造以于都斤山(今鄂尔浑河上游杭爱山之北山)为政治中心的突厥汗国，同时也在着意重构漠北地区新的族群认同，形成以阿史那、阿史德二氏为核心、以突厥为名号的新的民族共同体，以与其原先同源的铁勒诸部相区别，并使之成为漠北地区族群关系进程与走向的主导者。

      首先，这个新兴的游牧集团，以“突厥”这个更加响亮和更有气势的名号，赋予自己全新的含义，即致力于构造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和民族共同体，③而不再以其所源出的铁勒自视。在突厥兴起之初，以其核心氏族的领袖人物阿史那土门自号伊利(elil，突厥语“国家”之意)可汗相号召，开启漠北游牧区在政治上的突厥汗国时代，在族群关系上则进入以阿史那氏为凝聚核心的突厥化时代，主要以武力征讨的方式，对散在北部辽阔草原上的铁勒部落加以收纳，在使之成为突厥汗国最重要属部的同时，赋予其以突厥为号的新族称。从汉文史籍所载关于突厥起源的传说中即昭示了最初阿史那氏欲构建新族群的企图和努力。④而在现存第二突厥汗国时期极为重要的突厥文碑铭中，突厥上层重构和恢复政治认同的愿望则体现得尤为突出和强烈。《阙特勤碑》南面第1—2行这样写道：“我，像天一样，从天所生的突厥毗伽可汗，这时坐上了汗位。你们全都聆听我的话，首先是我的诸弟和诸子，其次是我的族人和人民，右边的诸失毕(

adap

t)官，左边的诸达官梅禄官、三十姓(鞑靼)、九姓乌古斯(铁勒)诸官和人民，你们好好听着，牢牢记住我的话。”⑤“我为我的突厥，我为我的人民做了许多好事。”⑥可见经历了亡国之痛后的阿史那氏，在极力强调和凸显“我”族(突厥)意识，这几乎是贯穿古突厥文碑铭的一个主旋律。如果说早期突厥更多地是一个强调血缘关系的氏族部落的话，随着突厥势力的增强，尤其是突厥(阿史那氏)政权的建立，突厥的族群构成开始发生很大变化。这一方面表现为掌握政权的阿史那氏和掌握神权的阿史德氏通过联姻成为突厥的核心氏族，被视为漠北贵种；⑦另一方面，在东征西讨的军事扩张进程中，众多铁勒部落自愿或被迫加入突厥的军事行动，加之地域上的接近和文化上的一致性，与突厥结成新的部落联盟，形成所谓异姓突厥部落。

      其次，从铁勒诸部中分化出来的突厥，不仅以其先世传说、新的族群徽号自矜，同时致力于构造新的汗国政权以自别，取代柔然汗国而构建其在漠北诸族中的霸主地位，以游牧强权为保证推进漠北地区的突厥化进程。在突厥政权建制中，从最高统治者的名号可汗到封授各属部部酋的各级官号，多袭自柔然甚或更早之匈奴、鲜卑等，⑧并加以损益而成新的突厥官号系统；⑨构建了以可汗、设及特勤等主导的突厥人政权体系，并通过封授属部部酋以突厥官号的方式，建立政治上的新认同，由此进一步强化族群认同。尤其是将语言、风俗及宗教信仰等与之相似或相同的铁勒诸部，纳入突厥汗国的统治体制之下，促进了铁勒诸部的突厥化进程。通过所谓制度化和非制度化控制，⑩实现对突厥部落(族)内部的整合，强化相互之间的认同和凝聚。制度化的控制方式，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突厥汗国辖境内的铁勒诸部酋长委以突厥官职，使之成为汗国官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见载于汉文史籍的突厥官职，其中既贵且尊者包括汗国的最高统治者可汗，以及叶护、设、特勤等职号，几乎均以阿史那氏充任。其余如颉利发、俟斤、吐屯、啜、达干等职，则多授予铁勒等异姓突厥或其他属部酋领，且“皆代袭焉”。(11)铁勒诸部酋长称“俟斤”者尤多，《隋书·铁勒传》载：“独洛河北，有仆骨、同罗、韦纥、拔也古、覆罗，并号俟斤。”(12)此外，多览葛、骨利干、白霫、契苾、薛延陀等铁勒部酋亦多号“俟斤”。被称为“木马突厥三部落”的都播、弥列、哥饿支，“其酋长皆为颉斤”。(13)此处“颉斤”显系“俟斤”(irkin)的不同译写。而浑部、拔野古、仆骨、同罗等部大酋，后随其势力变化，多有称“颉利发”(ilt

bir/ilt

b

r)者，似其所部较称“俟斤”者所部为强。(14)突厥可汗通过封授官号的方式，使异姓突厥诸部酋长世世为突厥官，(15)弱者得依突厥之强势而保其部落安全，强者得与突厥贵族共享征伐所得财富，在共同构筑汗国的过程中增进相互之间的认同。《毗伽可汗碑》东面23—24行宣称：“为了养育人民，我率领大军出征了十二次，北面反对乌古斯人民，东面反对契丹、奚人民，南面反对唐朝……我作了战。之后，感谢上天，由于我的福分，由于我的幸运，我振兴了濒死的人民，使赤裸的人民有衣穿，使贫穷的人民富裕起来，我使人民由少变多，我使(他们)比有强大国家和强大可汗的(人民)过得更好。”(16)

      最后，突厥汗国对铁勒诸部的控制，尚应包括经济上的赋敛和军事上兵员的征用等方式，使之成为突厥军事扩张、对外掠夺的重要依靠，并由此确立其宗主国的绝对权威。从文献记载来看，突厥对铁勒诸部的赋敛，似有定期督纳和临时征派两种方式。如作为突厥汗国派驻在其属部或属国的大官吐屯，其主要职责之一即为“督其征赋”。(17)这显然是突厥汗国对包括铁勒诸部在内的属部在经济层面的制度化控制手段。另，《北史·铁勒传》载，“突厥处罗可汗(西突厥可汗)击铁勒诸部，厚税敛其物”。(18)第一突厥汗国末代可汗颉利(620-630)在位期间，因“频年大雪，六畜多死，国中大馁。颉利用度不给，复重敛诸部，由是下不堪命，内外多叛之”。(19)可见，东、西突厥均存在对铁勒的临时征派。“多牛羊”而又善骑射的铁勒诸部，不仅成为突厥汗国在草原上流动的“府库”，同时还是其东征西讨的倚重力量。正如《隋书》铁勒本传所称“自突厥有国，东西征讨，皆资其用，以制北荒”。(20)作为属部的铁勒若不纳赋税，则会受到突厥可汗的军事征讨和惩罚，“由于乌古斯人民不派(贡使？)，我出征他们”。(21)无论在突厥汗国的初建还是复兴期，作为异姓突厥的铁勒诸部，其所承受的负担并无二致。也正因为如此，汉文文献和突厥文碑铭中关于铁勒诸部因不堪其扰多次反叛的记载屡见不鲜。

      突厥汗国对其属部的非制度化控制，则主要指通过举行或强调为部落(族)成员所熟悉且看重的仪式、习俗等象征民族本质特征的文化传统，来增强族群内部的凝聚和认同。突厥每年都要举行隆重的祭天仪式，届时，突厥所属各部首领必须亲自前往助祭，以示对阿史那氏核心地位与权力的承认与服从。或有违逆，则可能招致讨伐。此仪式功能有二：其一，祈求天神保佑各部落风调雨顺、人畜兴旺、战事顺利；其二，通过仪式行为的神圣性，强化阿史那氏的核心地位，并增强其内聚力。据蔡鸿生先生的研究，突厥祭天有季节性和常年性两种情况，前者有明确的时间、地点和供品，即汉文文献所记“五月中，多杀羊马以祭天”，“五月中旬，集他人水，拜祭天神”。(22)后者则因事而行，无固定时间。(23)天神信仰在漠北游牧诸族中具有普遍性，从而成为突厥在信仰层面凝聚包括铁勒诸部在内的漠北诸部(族)的精神力量。定期或不定期举行的祭天仪式，不仅进一步强化了阿史那氏汗权天授的神圣性，也通过多次重复的隆重仪式不断强化其所部之间的族群认同和凝聚。

      此外，尚有一点值得注意，即突厥与铁勒之间还应存在通婚关系，由此而造成相互间血统上的交融，增强相互间的认同和一体化进程。如第一突厥汗国覆亡后建立金山汗国的阿史那车鼻，其二女即通婚于铁勒强部之一的回纥，“吐迷度兄子乌纥烝吐迷度之妻，遂与俱陆莫贺达干俱罗勃谋乱而归车鼻可汗，二人者皆车鼻婿，故乌纥领骑夜劫吐迷度，杀之”。(24)类似记载于文献中虽不多见，但若考虑到铁勒诸部在突厥汗国中的地位及影响力，这种现象应并非特例。

      6世纪中叶，突厥的崛起和突厥汗国的建立，奠定了此后两个多世纪内北方游牧社会族群关系变化的主要趋向，即进入了突厥化的进程。(25)但这一进程并非一帆风顺。贞观四年(630)第一突厥汗国的覆亡，显然使漠北地区的突厥化进程一度受挫。贞观二年(628)原为铁勒一部的薛延陀，乘突厥势衰，在唐朝的支持之下立国漠北，建牙于原突厥汗庭的政治中心——于都斤山。贞观三年(629)，唐太宗为最终剿灭东突厥，进一步分化漠北诸部，遣使册薛延陀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次年，颉利被俘，羁留于漠北的突厥余部及所谓铁勒九姓多归薛延陀汗国，“时延陀建牙于突厥旧庭郁督军山下，东南去长安四千里，东至靺鞨，西至西突厥，南接大漠，北至俱伦水，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骨、霫诸大部落皆属焉”。(26)铁勒诸部取代突厥，一时似竟成漠北主宰。甚至曾世为突厥小可汗的阿史那斛勃，在颉利败亡后，虽被北蕃诸部推为大可汗，“会薛延陀称尊，遂率所部归焉”。(27)

      但薛延陀汗国的建立，只是这一时期漠北族群关系变动的一个小插曲，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唐朝主导的结果。薛延陀汗国(628-646)立国十余年，其所辖漠北诸姓皆叛，且最终国破族灭，其因有三：其一，薛延陀内部并不统一，多为杂姓部落，且均势力强大，只因夷男为唐朝所立，慑于唐朝之威，为保全部落之计，才暂投夷男，而非真心悦服。唐太宗对此了如指掌：“今北狄弱，我能制之，而延陀方谨事我者，顾新立，倚我以服众，彼同罗、仆骨力足制延陀，而不发，惧我也。”(28)又“贞观二十年，既破延陀，太宗幸灵州，次泾阳县，铁勒拔野古、同罗、仆骨、都波、多滥葛、思结、阿跌、契丹、奚(岑仲勉先生认为此处契丹、奚是契苾、奚结之误(29)——引者)、浑、斛薛等十一姓，各遣使贡献。因奏：‘延陀可汗不事大国，暴虐无道，不能与奴为主，以自死败，部落乌(鸟)散，不知所之。奴等各有分地，不能逐延陀去也；归命天子，愿赐哀怜，乞置汉官，养育奴等。’”(30)可见，铁勒诸部对薛延陀并无认同。其二，唐太宗的分化瓦解，加速了薛延陀的分崩离析。史载“太宗亦以其强盛，恐为后患，十二年，遣使备礼册命，拜其二子皆为小可汗，外示优崇，实欲分其势也。”(31)又，贞观十六年(642)唐太宗本已许婚薛延陀主夷男，后又绝婚，目的就在于“使诸姓闻之，将争击延陀，亡可待也”，(32)唐朝坐享渔翁之利。其三，突厥余威仍存。这一方面表现在颉利败亡后，世为突厥小可汗的阿史那斛勃即被北蕃诸族拥立为大可汗，后虽曾去可汗号而归于薛延陀，但很快因其“勇烈有谋，颇得众心”而遭到薛延陀的嫌恶，遂率部自立，“胜兵三万，自称乙注车鼻可汗，距长安万里，西葛逻禄、北结骨，皆附隶之”。(33)乙注车鼻可汗所建金山汗国，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第一突厥汗国的延续，且与薛延陀汗国一西一东，并峙于漠北，二者后相继为唐朝所灭。正可以说明，第一突厥汗国亡后，突厥阿史那氏在漠北诸部中余威仍存，凭借唐朝的扶持而逞一时之强的薛延陀并未能真正取代突厥成为凝聚漠北诸族的中心。

      调露元年(679)，单于大都护府所辖东突厥首领阿史德温傅及奉职率部反叛，立阿史那泥熟匐为可汗，二十四州首领皆叛相应，众至数十万，掀开了突厥复国的序幕。此二十四州应包括安北、单于二都护所辖之大漠南北诸蕃州，(34)意味着在第一突厥汗国灭亡数十年后，以突厥贵种阿史德与阿史那二部为核心的复国活动，得到了原为突厥属部的漠北铁勒诸部的响应和支持。由此可知，突厥在漠北诸族中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并未因第一突厥汗国的覆亡而削弱。而此前唐朝对突厥及铁勒诸部的安置，遵循的是“顺其土俗、全其部落”的原则，即辖之以羁縻府州的统治模式。唐朝如此安置突厥降众(包括铁勒诸部)的初衷，显然是希望将漠北诸部分而治之，使之再无联合为一体的可能，(35)但“全其部落”的置州原则却恰使其部落完好无损，进而成为其内部酝酿反叛和凝聚的温床。第一次复国尝试以奉职被唐将所擒、泥熟匐被其下所杀而告终，但东突厥的复国运动却并未停止。永隆元年(680)，温傅部又迎立颉利从兄之子阿史那伏念为可汗，诸部复响应，并进寇原、庆等州。在唐朝讨击之下，伏念执温傅来降，第二次复国活动再次受挫。伏念、温傅等人被唐朝斩于东市。唐朝的杀降政策激起东突厥更强烈的反抗，同年，阿史德元珍领余众复叛，并转投继之而起的阿史那骨咄禄，形成更加强劲的复国浪潮，并于永淳元年(682)最终成功重建东突厥汗国，即第二突厥汗国。

      在东突厥不断掀起的复国运动中，给我们留下强烈印象的是大漠南北包括铁勒在内漠北诸族的积极响应和支持，以及突厥核心氏族阿史那与阿史德二部在北方游牧社会中依然保持的强大号召力。因此，第二突厥汗国的复兴，固然有唐朝此前对突厥降众的羁縻统治而使之得以恢复势力，以及吐蕃的扩张造成对唐朝的牵制等内、外因素的影响，(36)但原为突厥属部，后又作为突厥降众与突厥同隶于唐之羁縻府州的铁勒诸部对突厥的支持和认同，更不应被忽视。通览突厥三大碑(《暾欲谷碑》、《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作为异姓突厥的铁勒诸部即乌古斯在碑文中出现的频率极高，甚至被突厥可汗视为同族，“九姓乌古斯人民本是我自己的人民”。(37)这种出自突厥汗国最高统治者的高调宣示，足证复国后的突厥阿史那氏对铁勒诸部的认同，这种认同除了基于二者在文化、地域乃至种族方面的亲缘性之外，显然同样缘于之前在突厥兴起、立国及后来复兴中铁勒诸部对突厥的支持及共同经历的苦难命运。尽管在记述第二突厥汗国复兴之初所面临的对手时，古突厥碑文中称：“在右边(南方)唐人是敌人，在左边(北方)巴兹(baz)可汗及九姓乌古斯人是敌人，辖戛斯、骨利干、三十姓鞑靼、契丹、奚，都是敌人。”(38)将与之关系极为密切的九姓乌古斯(Toquz oghuz，即九姓铁勒(39))与汉地文化圈的唐人，以及同为其属部但因语言、族属迥异而被视为“杂种”的东部诸蕃鞑靼、契丹及奚并列为其敌人，并曾多次出兵征讨。但若结合相关汉文史籍的记载来考察，被其称为“敌人”的九姓乌古斯实为其中多次反叛并最终异化为回纥民族的回纥、拔野古、同罗、思结等诸九姓铁勒中的强部，且将之前九姓铁勒与其关系交恶仅归咎于无关痛痒的“天地混乱”和一时“心怀嫉妒”。(40)可见此前曾积极参与突厥复国运动的铁勒诸部已被阿史那氏视为同类。又，汉文史籍所载第一突厥汗国时期铁勒十一姓中其他铁勒诸部如斛薛、薛延陀、都波、契苾、浑并不见载于第二突厥汗国时期的突厥文碑铭。前述对外早已采用突厥共名的部分铁勒部落似已融入突厥。由此可以推断，至7世纪末8世纪初，随着第二突厥汗国的崛起，北方游牧族群内的一致性在增强，而这种一致性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北方诸部对突厥的认同。换句话说，突厥仍是漠北诸部族群认同的核心，不少铁勒部落已融入突厥，完成了突厥化的过程，而这正可以解释为何亡国已半个世纪的突厥在这一时期竟再度实现复兴。突厥曾经的辉煌构成漠北诸部(包括处于突厥化状态的铁勒诸部)共同的历史记忆，当阿史那氏与阿史德氏发起复国运动时，他们群起响应，而对现实利弊的权衡(漠北突厥最强)又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对突厥的认同。显然，第二突厥汗国的重新崛起本身就说明，漠北诸部乃至已经南下的突厥及铁勒诸部，依旧希望恢复昔日的游牧帝国，体现了他们之间的族群认同。所以，第二突厥汗国的重建，在某种程度上是漠南与漠北诸部包括处于突厥化状态的铁勒乃至粟特胡人相互族群认同的结果。只是在突厥复国运动中，铁勒诸部的族群认同、历史记忆与现实利益的权衡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孰轻孰重，难以判断。但这只是漠北地区突厥化进程中的一个方面。突厥从其兴起之初，即以军事上无可替代的强势，取代北方草原上的柔然，并迅速推进以突厥阿史那、阿史德两核心氏族为中心的游牧社会内的民族交融和互动进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是原本散在蒙古高原且人数众多的铁勒诸部的突厥化。与此同时，作为突厥汗国重要构成部分的铁勒诸部，对草原上如火如荼的突厥化进程，并非仅仅只有“望风归降”或一致认同等单向回应。恰恰相反，部落林立、人数众多的铁勒诸部，在突厥化的进程中，一方面被强势的民族(突厥)所裹挟，其结果表现为部分势弱众寡的部落最终被迫或自愿融入突厥之中；另一方面，铁勒中的一些雄强部落尤以薛延陀、契苾、回纥等大部为著，从未放弃对突厥统治的反抗和政治上谋求独立发展的尝试和努力，这显然可以视为其对突厥化进程的另类回应甚或是反动。

      事实上，从突厥兴起之初的6世纪直到8世纪突厥亡国，作为属部的铁勒部落似从未放弃对自己经济利益的维护和政治上谋求独立的行动。从经济层面而言，因不堪突厥的“厚税敛”或“重税敛”，曾多次反叛(或归降中原的隋、唐王朝或自行逃散)；从政治层面而言，以势力较强的铁勒部落为首，曾三次在突厥势力范围内成功建国。第一次为7世纪初叶契苾一薛延陀汗国(605-612)的建立，居于白山(今天山东部)的契苾部和居于金山(今阿尔泰山)西南的薛延陀部，联合其他西部铁勒“共推契苾歌楞为易勿真莫贺可汗，居贪汗山北，又以薛延陀乙失钵为也咥小可汗，居燕末山北”。(41)西部铁勒不仅拥立了代表自己政权的可汗，且选定自己的政治中心，与其之前的宗主国西突厥汗国公开对抗。新成立的铁勒政权尽管在政权体系和官职系统方面完全以突厥汗国为模板，但在政治认同上却无疑是对突厥汗国的否定和反动。从文献记载来看，第一个独立建国的铁勒政权，影响颇巨。史载其可汗“勇毅绝伦，甚得众心”，并“为邻国所惮，伊吾、高昌、焉耆”等天山东路诸国“悉附之”。(42)西域三门户，铁勒据其二。(43)作为铁勒诸部联合政权的最高统治者莫何可汗还“恒遣重臣”常驻高昌，“有商胡往来者，则税之送于铁勒”。(44)甚至最终促使阿波系西突厥汗国灭亡。(45)而同一时期东突厥汗国境内铁勒诸部的反叛，则导致都兰可汗(587-599)的败亡和亲隋的启民可汗(599-609)政权的兴盛。可见在7世纪初叶前后，铁勒诸部对已持续近半个世纪的突厥化进程的回应，并非只是一味迎合和认同，而是显示出多样化的选择乃至反动。前述薛延陀汗国(628-646)的建立，可视为铁勒诸部对突厥化进程的第二次大规模反动，有学者甚至将第一突厥汗国的崩溃和瓦解主要归咎于其境内铁勒诸部的反叛和独立。(46)前已述及，此不赘。第三次为突厥第二汗国末期，以回纥的崛起和回纥汗国的建立(744年)为标志，由铁勒诸部融合而成的回纥彻底取代突厥，建立新的政治和族群认同，漠北地区开始进入新一轮的族际互动和民族融合进程——回纥化。从政权体系和官号系统而言，这一族群变动浪潮虽不能视为对之前突厥化进程的彻底终结，但从族群认同构建的角度而言，(47)却是全新的民族互动和交融进程。

      行文至此，对于6至8世纪北方草原上突厥与铁勒诸部之间的互动和认同问题，似可提出如下认识：

      一是，铁勒与突厥同为活动于北方草原的游牧部落，随逐水草，以射猎为生，拥有相同的生计方式与大致相同的生活习俗，《隋书·铁勒传》云“其俗大抵与突厥同”。又，铁勒诸部之一的薛延陀，“在铁勒诸部最雄张，风俗大抵与突厥同。”(48)“其官方、兵器及风俗，大抵与突厥同。”(49)突厥形成初期，与铁勒诸部同宗原始的萨满教，(50)拥有相同的图腾崇拜(狼图腾)和自然崇拜的内容。其所操语言同属于阿尔泰语系，(51)所有这些使突厥在兴起的过程中，更易于与铁勒诸部联合起来，在族群认同上也更易获得亲近感。

      二是，如果说突厥初兴和第一突厥汗国的建立，主要依凭武力完成对草原诸部的征服，所辖各部之间的关系很难真正上升到族群认同的层面，而突厥的再度复兴，却是以阿史那氏为号召而重新凝聚第一突厥汗国余众及其后裔的结果。当然，第一突厥汗国从6世纪中叶兴起到7世纪前半叶瓦解，在其立国的近百年中，与其周围(包括西边的波斯、拜占庭帝国和南边的隋唐王朝)诸国相比，并未给人留下软弱的印象。由此可以想见，在漠北诸部的历史记忆中，突厥的辉煌与同时期其他大国相比并不逊色。这当是他们对突厥产生认同的历史依据。不过，更关键的是他们原本拥有大致相同的生计方式、社会习俗，相互之间的亲近感更强烈，加之共同经历了第一汗国的覆亡所造成的致命打击等“集体受难经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进一步凝聚铁勒等异姓突厥族群认同的工具。(52)而外部强大对手尤其是南边唐朝的存在，则更加强化了其内部的凝聚与相互认同，漠北地区始于近百年前的突厥化进程进一步深入。第一汗国崩溃半个世纪后突厥的再度崛起，是突厥族内部认同的又一个高峰，作为异姓突厥的铁勒诸部开始经历新一轮的突厥化浪潮。因此，毋庸置疑，突厥化是这一时期漠北地区族群变动和民族融合的主流。

      三是，作为突厥属部的铁勒诸部尤其是其中的强部如契苾、薛延陀、回纥等，对漠北地区突厥化进程的回应，呈现出多向性的选择。他们不仅固守传统部名，且自视与突厥异类。虽羁属于突厥但又叛服无常。故突厥统治者对他们通常恩威并施，虽授予突厥官号，准其部落自治，但限制其政治权利，压抑其社会地位，必要时派遣设、吐屯等突厥高官加以监管。所以其虽在特定情形下(突厥强盛)选择加入突厥，但同时却努力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向宗主国突厥拒纳税赋)甚或谋求政治独立(在突厥辖境内曾三次成功建国)。或当其在漠北难以立足时，即选择南下投归中原王朝(唐王朝)，这一点尤以铁勒大部之一的回纥为著。在其兴起之初，虽曾几度归属于突厥汗国，但同时却又奉行亲唐路线，(53)在政治认同上呈现出多变的特点，并致力于构建新的族群认同，最终形成以回纥为凝聚中心、不同于突厥的新族群。此与汉地文化圈相对稳定和单向的民族认同(汉化)判然有别。(54)这一方面是因为作为异姓突厥的铁勒诸部，其地位远低于突厥核心氏族阿史那与阿史德二部，备受突厥贵族的欺压和胁迫，从而导致表面上一统的突厥汗国内，势强力雄的铁勒部落，不断酝酿新的族群分化运动，如薛延陀、契苾以及后来的回纥等部，相继掀起谋求独立发展的运动，脱离突厥联盟而独自称汗或建国；另一方面，则缘于南边隋唐王朝的分化和利诱政策，使之不时反叛并南向发展，从而削弱甚至导致突厥汗国崩溃和瓦解。这种现象说明公元6—8世纪北方草原社会在经历突厥化的同时，其内部的族群关系和民族认同还呈现出多趋向发展与复杂多变的特点。

      ①《周书》卷50《异域传下·突厥传》载：“(大统)十二年，土门遂遣使献方物。时铁勒将伐茹茹，土门率所部邀击，破之，尽降其众五万余落。恃其强盛，乃求婚于茹茹。”《北史》卷99《突厥传》、《隋书》卷84《北狄传·突厥传》等均有类似记载。

      ②参见岑仲勉：《突厥集史》(下)，中华书局1958年，第662—705页；[法]勒内·吉罗著、耿昇译：《东突厥汗国碑铭考释——骨咄禄、墨啜和毗伽可汗执政年间(680-734)》，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84年内部印刷，第7—9、45—47、70—75页；[日]护雅夫：《古代突厥民族史研究》I，山川出版社1967年版，第398—438；段连勤：《丁零、高车与铁勒》，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23—531页；林幹：《突厥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9页等。上述著述对突厥与铁勒之间的关系，均有程度不同的讨论。

      ③对于“突厥”族名的来历及其涵义，学界历来存在歧义。“强有力的”是“突厥”一词的突厥语原意(参见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以此为族群徽号，与突厥初兴时构建新的族群需要更相契合，故本文认同此义。

      ④汉文史籍所载突厥起源传说，主要有二：其一为突厥始祖所属部落，为邻国所破，唯余一儿，被弃草泽中。有牝狼饲之，及长，与狼合，孕而生十男。十男其后各有一姓，阿史那氏即其一也。子孙蕃育，渐至数百家；其二为突厥始祖阿谤步的部落在冲突中被邻近部落吞并，部众离散。后其兄伊质泥师都召集散众，重组部落。伊质泥师都娶有二妻，生四子。长子讷都六设被部众奉为部落之主，号称突厥。参见《周书》卷50《突厥传》；《北史》卷99《突厥传》；《通典》卷197《边防十三·突厥上》。二说虽详略有别，情节亦不尽相同，但从源头构建其新的族群认同的企图和努力这一点上而言，显然是一致的。

      ⑤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第116—117页。

      ⑥《毗伽可汗碑》南面第10行，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第166页。

      ⑦参见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40页。

      ⑧参见韩儒林：《突厥官号考释》，《穹庐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55—378页；[日]护雅夫：《古代突厥民族史研究》I，第228页。

      ⑨突厥官号，首见于《周书》，之后《隋书》、《北史》、《通典》、《旧唐书》、《新唐书》、《册府元龟》诸书，均有著录，详略有别，但大体雷同。惟《通典》所载较他书为多。《通典·突厥上》记载东突厥官号云：“(可汗)犹古之单于也，号其妻为可贺敦，亦犹古之阏氏也。其子弟谓之特勤，别部领兵者谓之设，其大官屈律啜，次阿波，次颉利发，次吐屯，次俟斤。其初，国贵贱官号凡有十等，或以形体，或以老少，或以颜色、须发，或以酒肉，或以兽名……其后大官有叶护、次设、次特勤、次俟利发、次吐屯发，及余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代袭焉。”《通典·突厥下》载西突厥官号，与东突厥大同小异。揆诸史籍，突厥最常见且司机要之官号，除大、小可汗外，尚有叶护、设、吐屯、颉利发、俟斤、达干等。具体考释详见韩儒林、护雅夫前述论著。

      ⑩参见郭宏珍：《突厥语诸族社会组织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18—219页。

      (11)《通典》卷197上《边防十三·突厥上》。

      (12)《隋书》卷84《北狄传·铁勒传》。

      (13)《新唐书》卷217下《回鹘传附黠戛斯传》。

      (14)参见[日]护雅夫：《古代突厥民族史研究》I，第427页；薛宗正：《突厥初世史探幽(下)》，《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

      (15)马长寿先生认为，在始毕、处罗、颉利三可汗时期，东突厥汗国内部有与此前汗国不同的特异之处，在政治组织方面，是非突厥贵族亦得为俟斤和颉利发等官，如自605年以来，独洛河(今土拉河)流域的铁勒诸部酋长，除称俟斤外，亦称颉利发。拙见与此说甚合。参见氏著《突厥人和突厥汗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版，第36—37页。

      (16)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第158页。

      (17)《旧唐书》卷194下《突厥下》载，统叶护可汗时代(619-628)“其西域诸国王悉授颉利发，并遣吐屯一人监统之，督其征赋”。此处所载虽主要指西突厥汗国对其属国的经济征敛方式，但漠北的东突厥汗国理应亦有类似的征敛制度。

      (18)《北史》卷99《铁勒传》。

      (19)《通典》卷197《突厥上》。

      (20)《隋书》卷84《北狄传·铁勒传》。

      (21)《毗伽可汗碑》东面第33行，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第162页。

      (22)《隋书》卷84《北狄传·突厥传》；《通典》卷197上《边防十三·突厥上》。

      (23)参见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第136—137页。

      (24)《新唐书》卷217《回鹘上》。

      (25)参见彭建英：《东突厥汗国属部的突厥化——以粟特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11年第2期。

      (26)《旧唐书》卷199下《北狄传·铁勒传》。另见《新唐书》卷217下《回鹘传附薛延陀传》；岑仲勉：《突厥集史》(下)，第999页。

      (27)《旧唐书》卷194上《突厥上》。另见《新唐书》卷215上《突厥上》；岑仲勉：《突厥集史》(下)，第1004页。

      (28)《新唐书》卷217下《回鹘下附薛延陀传》。

      (29)岑仲勉：《突厥集史》(下)，第693页。

      (30)《太平寰宇记》卷198《铁勒传》，中华书局影印本1999年版，第320页。

      (31)《旧唐书》卷199下《北狄传·铁勒传》。

      (32)《新唐书》卷217下《回鹘下附薛延陀传》。

      (33)《新唐书》卷215上《突厥上》。

      (34)参见岑仲勉：《突厥集史》(下)，第1071页。

      (35)参见[日]护雅夫：《古代突厥民族史研究》I，第186—187页。

      (36)参见李方：《后东突厥汗国复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3期。

      (37)《阙特勤碑》北面第4行、《毗伽可汗碑》东面第29行碑文内容相同。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第133、160页。

      (38)《阙特勤碑》东面第14行与《毗伽可汗碑》东面第12行对此处内容记载一致，分别见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第124、154页。

      (39)耿世民先生认为突厥文碑名中出现的九姓乌古斯即汉文史籍中记载的九姓铁勒，将碑文与汉文史籍所载二者的历史活动相对照，此说甚是，故从。参见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第4页。

      (40)《阙特勤碑》北面第4行、《毗伽可汗碑》东面第29—30行。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第133、160页。

      (41)《旧唐书》卷199下《铁勒传》。

      (42)《北史》卷99《铁勒传》；《隋书》卷84《北狄传·铁勒传》。

      (43)参见段连勤：《丁零、高车与铁勒》，第354页。

      (44)《隋书》卷84《西域传·高昌传》。

      (45)参见段连勤：《丁零、高车与铁勒》，第355页。

      (46)参见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7—214页。

      (47)近年来有西方学者认为，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并非是原生的，而是后世不断构建的结果。参见Marcs Abramson,Ethnic Identity in Tang Chin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Philadelphia,pp.1-17.

      (48)《新唐书》卷217下《回鹘下附薛延陀传》。

      (49)《旧唐书》卷199下《北狄传·铁勒传》。

      (50)参见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第156页。

      (51)参见薛宗正：《突厥始祖传说发微——论阿史那氏到突厥族的历史演变》，《新疆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

      (42)参见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2页。

      (53)参见刘一棠：《突回研究》，经世书局1990年版，第176页。

      (54)参见彭建英：《东突厥汗国属部的突厥化——以粟特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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