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对“活教育”理论的批判——以陈鹤琴为中心的历史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代论文,理论论文,历史论文,中心论文,陈鹤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7902(2006)03-0001-14
对实用主义思潮的批判在20世纪50年代资产阶级唯心论批判中占据重要地位。作为实用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杜威在中国有着广泛的影响。杜威的巨大影响来自两个方面，一是1919年后杜威在中国为期两年的演讲活动，二是杜威的学生在中国不遗余力的推广。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在中国有众多的学生①。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留学生群体中，陶行知和陈鹤琴无疑是代表性人物。他们两人在基础教育领域都提出了自己的教育思想，陶行知提出了“生活教育”理论，陈鹤琴提出的是“活教育”理论，他是中国现代幼儿教育理论的奠基人。建国初期，在批判《武训传》和重新评价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同时，陈鹤琴的活教育理论受到了质疑。
一、陈鹤琴的初步检讨
1949年，陈鹤琴被邀请参加首届政治协商会议，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他的社会影响是明了的，对他的历史作出了积极的评价。陈鹤琴在政治运动中也积极配合，如，1950年在南京的反侮辱反诽谤运动中，当时任南京大学师范学院院长的陈鹤琴在控诉大会上发言：
我从教会中学到教会大学，以后又到美国留学，前后一、二十年。今天我就是以这样一个受美帝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来控诉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侵略(我们不要忘记奥斯汀最近在安理会上狂吠，说在中国办了多少学校，培养出多少毕业生，是对中国人民的“友谊”)。我由美国回国，教了几十年书，怀着满腔热情到上海租界里办学校。租界里的教育可以用四个字说明，就是“奴化教育”。租界办了四个华东公学，校长都是外国人，教员大多数也是外国人，课本统统是英文。帝国主义办这种学校的目的是为洋行培养书记、打字员……，总之是培养为他们服务的奴才。帝国主义者给这几个学校的常年经费只抵得上一个为他们享乐而设的交响乐队的常年经费。但帝国主义自己在上海办的学校，房子好，钱也多，然而那钱是哪里来的呢？是从中国人民身上剥削来的！
上海工部局(解放前帝国主义者在上海联合侵略中国人民的大本营)叫我办两个小学，但教员待遇，英美的教员一千元，日本人就要低三分之一，中国人又要低三分之一。厕所也要分白人与华人，正如对付黑人一样对付中国同胞。不许升我国国旗，唱国歌。历史课程不许读鸦片战争一课。美帝在中国办学校没有旁的意思，只在奴化中国儿童、把中国儿童训练成死心塌地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奴隶。它的作用是毒药，我个人受美帝教育一、二十年，我不感激，只感到十分愤怒和恨[1]！
但是，作为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最为典型的代表之一，陈鹤琴是不会被忘却的。1951年，《人民教育》第二卷第六期发表了该刊副主编张凌光的文章——《评“活教育”的基本原则》，正式对陈鹤琴的活教育理论提出质疑。
张凌光首先指出陈鹤琴的教育理论完全是模仿杜威理论的。这很容易论证，陈鹤琴自己承认：“我提倡的活教育是和杜威的学说配合的，因为活教育和杜威学说：其出发点相同，其所走的路子相同，其所用的方法也相同。”“我们为什么要提出儿童教育思潮的趋势和杜威博士的学说呢？因为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活教育，是接受世界新教育的思潮，并和杜威博士一样的，在创造理论也创造方法”[2]。
张凌光指出：“杜威实验学校原则和活教育原则基本相同。而这些原则中，最基本的还是‘教育即生长’。”[2] 张凌光认为这个教育的基本原则是完全错误的。杜威认为教育即生长，除了教育自身外，没有别的目的。杜威这样讲不过是强调教育的自主性，强调教育不应该是政治的工具，也不是经济的工具，要尊重教育的内在逻辑。其实杜威的名著《民主主义与教育》已经明确告诉人们，教育不是没有目的。教育的目的就是在学校中通过贯彻学生自治、尊重学生个性、尊重学生的创造性，培养互助精神、自治能力，为民主社会培养坚定的捍卫者。杜威反对的是德国的教育，他说：“德国教育之宗旨及方法，其目的在使人民服从君主长官，并非发展国民有完满人格者。吾人试一考德国小学教育之宗旨，其目的在养成国民有驯良之性质、服从之习惯与奴隶之精神。例如所用之教科书，必经教育部审定；儿童在校，除教科书外，不准用参考书；……说者谓德国之小学教育，对于爱国精神非常注意，此言果确。然德之爱国精神，其目的在爱皇室、不在爱社会。”[3] (pp.367-368)
张凌光认为杜威的教育生长论，教育无目的论是和美国没落社会密切相关的：“因为没落的资本主义社会既无前途，杜威又看不到整个世界的远大前途和发展方向，所以他的教育只能是应付环境，着重目前实用，只能是无目的的生长。”[2]
张凌光接着指出：“活教育的三大目标：(一)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目的论)。(二)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课程论)。(三)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方法论)。”[2] 张凌光认为活教育在抗战时期提出做中国人，比起无目的的教育生长论是有进步的地方。但是，忽视了阶级分析，做什么样的中国人呢？
对于活教育的方法论，张凌光认为“换一句话说就是注重直接经验。这种直接经验，就是使人进步的最大动力。直接的经验也就是活教育教学方法的第一个原则”[2]。他认为杜威派的设计教学法，从很多动作中，只吸收些零碎的知识，不能取得基本的有系统的知识。
对于活教育的第一教学原则——凡儿童自己能够做的，应让他自己做。第二条教学原则——凡儿童自己能够想的，应让他自己想。张凌光认为“活教育过分强调让儿童自己想自己做，降低教师的指导作用，其思想根源，还是杜威的无目的的‘教育即生长，不赞成教师主持，主张儿童慢慢生长’”。他认为这是错误的，“没有科学的世界观，就不能明确师生活动的方向……必须在认定世界发展的规律和方向上，来发挥儿童的自动性和创造性”[2]。
通读张凌光的文章，并无太多的火药味，有的批评不能不承认是有道理的。问题是，张凌光缺少历史主义的眼光，中国传统儿童教育要么是一般的以解决日常生活需要的识字和计算教育，要么是以科举考试为最终目的的读经教育，这种教育都是强调死记硬背、熟能生巧，的确是死教育。陈鹤琴的儿童教育理论强调活教育实际上是对传统儿童教育的一种反动，尊重的是孩子的个性与天性。但是，由于活教育的理论资源是杜威的教育思想，就不得不面临被批判的厄运。
虽然说张凌光的批评还是心平气和的，但是，这对于活教育社的同仁来说不啻一声惊雷。陈鹤琴以活教育社的名义立即表态——《敬请读者们对活教育展开批评》②：
在《人民教育》第二卷六期上，我们看到张凌光先生的《评〈活教育的基本原则〉》一文，非常兴奋，非常感激。对于他的批评，我们竭诚接受。
兹为做好自我批评，搞好总结，我们请求张先生和读者展开批评，继续揭发，继续纠正；使“活教育”在思想体系上得到根本改造，其中错误观点得以彻底修正，其中某些优点对新中国得以发生效用。
为了使读者正确地了解“活教育”的时代背景、产生因素和发展情形，特在下面提供一些材料。(摘录活教育五卷二期上发表的活教育的时代背景及其产生因素)
回溯我国自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国家民族无日不在风雨飘摇之中，辛亥革命后，全国朝野，发愤图强，有志之士深盼以革命力量，挽救国运于危亡，奈因种种困难，数十年来，中国社会依旧停滞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状态。在经济上受外国资本的垄断，民族工业无法抬头，在政治上，则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干涉，独立民主亦无法建树。在这种种情形下，其反映于教育文化者，也只能产生一些匍匐于外洋的思想，或者高弹一些复古的调头，不是东抄西袭，提倡欧化，便是歌功颂德，力主复古，以致完全脱离中国社会之现实条件。数十年来，中国教育运动又何能例外，如设计教学，道尔顿制，文纳特卡制，都不过是直接抄袭外国的理论与主张，因而难能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虽然也曾兴起于一时，终究经不起中国现实社会的考验，而趋于沉寂。
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们绝不能忽视的，便是在中国社会还存着一股求独立，谋解放的力量。他们的势力无时不在增长，从五四运动以后的一系列革新运动，正说明这股进步的洪流，是怎样在寻求民族生存的道路，而这种民族的愿望，却藉1937年的全民抗日战争，得到了实现的机会。……抗战成为中国新教育的温床，活教育之诞生于战时，自非偶然了。正如陈鹤琴先生所说的“现阶段的中国是处于争民主、争取科学光明的大时代，对外抵抗侵略，对内要求建设，正是新教育实验的一个崭新环境。我提倡之新教育名之活教育。在抗战初期之时，是认识时代之伟大”。我们说活教育产生的时代背景，就是中华民族谋求独立解放的抗日战争，就因为当时中国，已具有产生新教育的必然条件。
一、中国人民大团结，民族情绪飞速高涨，国家政治初步民主，凡能促进抗日力量的方法、理论，都可尽情提出，不致遭受任何打击。因此教育上的新主张，得到发展的机会。
二、抗日大后方，物质条件困难，教育设备不周，教室、教具及教科书均感缺乏。因此，活教育的方法与理论，适合当时的要求。
三、抗战初期，有志之士，都自动肩负起抗战出力的责任。教育工作者都集中后方，得有机会集体创造新教育，帮助了活教育的完成。
对于活教育的目的论，我们曾有进一步的发展。在抗日战争中我们特别提出活教育的目的在“做中国人”。胜利后我们扩大了活教育的范围，我们主张活教育的目的是“做人、做中国人、做世界人”。并且主张做世界人要“爱国家、爱人类、爱真理”，以下是当时的解释。
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必然要过中国的国家生活，这种生活是要受国家保障的，失去了国家，便失去了国家生活的内容。……我们要做世界人，便要爱全世界的人类，但是爱人类也是爱真理为依归的，不是耶稣的博爱。耶稣讲博爱，是凡人都爱，连我们的敌人也算在里面。我所讲的爱人类，是爱那些站在真理一面的人类，……真理是我们爱国家爱人类的依据[4]。
活教育社的这个“声明”明为请求批评，实质是对张凌光的文章反批评，文章通篇都是针对张凌光的文章为自己做的辩解。这种态度肯定不会被《人民教育》所接受，因为张凌光的文章绝不是个人的行为，显然是代表最高教育行政当局的。活教育社的这个声明是刊登在自己的社刊《新儿童教育》上的，第三卷第四期的《人民教育》转载了这个声明，并配发了措辞严厉的文章。林英才在文章中严肃指出：
批判美帝国主义反动的教育思潮及其代表人物——杜威的实验主义教育学说，是当前教育界理论工作重要任务之一。……
但活教育社在《新儿童教育》最近一期上发表的《敬请读者们对活教育展开批评》一文，却是令人异常失望的。活教育社的先生们向大家解释他们提出超阶级超政治的“做人、做中国人、做世界人”的教育主张叫人要“爱国家、爱人类、爱真理”。……请问活教育社的先生们究竟把我国儿童培养成为哪一个阶级的中国人？……固然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不便于表明自己的态度，那么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快要两周年的今天，为什么还要含糊其词呢？
虽然活教育社的先生们至今还不敢把自己的阶级立场告白人民；但我们从这些先生们过去的经历、言论及其今天的态度还是依然看得到的。中国资产阶级(其中尤以买办阶级为最)教育家们，在近数十年来的教育运动中，的确像活教育社的先生们所说的：“都不过是直接抄袭外国的理论与主张，因而难能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虽然也曾兴起于一时，终究经不起中国现实社会的考验，而趋于沉寂。”笔者认为：直接抄袭反动的美国杜威教育学说而进行改装换面的“活教育”就是其中的一种——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的翻版[5]。
这段话显然是针对陈鹤琴而发，陈鹤琴在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当处长，按当时的政治标准看，那是标准的“买办行为”。活教育的教育主张、教育目的的超阶级超政治的色彩亦是非常明显的。活教育社的声明用1948年的解释应付1951年张凌光的文章本身就是很不策略的，给人以口实。
除了林英才的直接批评外，《人民教育》接着发表了王泰然的文章，王泰然文章的战斗性比张凌光强多了。王泰然先引活教育社张郁文的话：“陈鹤琴先生的活教育理论导源于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和做中学；也受影响于陶行知先生的生活即教育和教学做合一。”接着又引用陈鹤琴的话：“我提倡的活教育是和杜威的学说配合，出发点和走的道路都相同，其采用的方法也相同。”然后，王泰然问道：“根据活教育社先生们自己的这些解释，既然，他们要和杜威学说配合，出发点和走的道路都相同，其采用的方法也相同，那么，活教育社又再三声言，以改革中国的旧教育为己任，并且说他们的教育是济世醒人的活教育，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很大的疑问：活教育改革中国旧教育的主张，是根据毛泽东的思想、道路和方法呢？还是依照杜威的学说、道路和方法呢？就实质上讲：就是中国教育的发展方向，是走新民主主义的道路，进而走向社会主义呢？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弄个画虎不成，走上殖民地道路呢？”[6]
王泰然说活教育的儿童本位观主张“儿童是第一义的，他们是以儿童的教育决定社会的发展方向，这些决定社会发展方向的儿童，要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呢？要受活教育社的活教育。那么，活教育便成了改造社会的万能法宝，活教育也就是决定社会的动力，那就不需要阶级斗争和革命行为，只要打出活教育这张王牌，就可以万事大吉，社会便可以变得更理想。不难看出活教育的理论体系是教育万能论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教育体系。他们是从阶级调和论发轫的，是从欧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世界观里拾来的唾余”[6]。
王泰然说活教育目的是做人，做人的首要条件是“假如我是你！”，其次有三件法宝——“照妖镜”、“天平秤”和“十字架”。照妖镜就是内省或抑制；天平秤就是公道；十字架就是牺牲。王泰然认为这就表明活教育的目的论，不是别的，正是主观唯心论的道德观。王泰然最后指出：“活教育的理论体系和实施办法，本质上都是主观唯心论、阶级调和论的，它是旧中国教育中一小支改良主义的思想。在旧中国推销这种思想，有麻痹和松懈人民的斗争意志的作用，因为他们指给人民另外一条通过教育以改良社会的道路。这样，便为旧统治阶级帮了腔、插了花、服了务。”[6]
面对逐渐升级的批评，陈鹤琴不得不做自我检讨，1951年9月13日在北京开会的陈鹤琴写好了《我对活教育的初步检讨》，发表在1951年10月8日的《人民日报》上。陈鹤琴说看到了张凌光、王泰然诸先生的文章，“细心读了以后”，也征求了一些朋友的意见，认识到活教育主张“原来并不是什么进步的东西，而是一种改良主义的教育思想。由于我没有站在先进的阶级立场、不问政治，幻想用教育来救国拯民，其结果，不但国没有救成，反而为反动派服了务，为反革命统治装了门面，因而损害了革命的事业”③。
陈鹤琴说我以前认为中国之所以受外国人欺侮，是因为中国人本身不行，以为“要是能把中国的人教好了，使他们具有健全的身体，创造的能力，合作的态度，世界的眼光和服务的精神，那么别人也就不会来欺侮我们了。于是，我选定了教育救国的道路。”陈鹤琴说：“很显然我过去对人的理解也是抽象的”，“没有阶级性与政治性，我所培养的人在主观愿望上是要他们为老百姓服务，要他们把社会改造好，但是，因为我没有灌输他们以先进的阶级意识，正确的政治目标，换句话说，只不过要他们在反动政权下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好人。虽然提出了做人要‘爱国家、爱真理、爱人类’，因为缺乏阶级立场和观点，就成为空洞不明确的教条。……爱国家其实质是爱反动统治的国家，其结果是巩固了反动阶级的统治。”表面上是超阶级超政治，“实际上还是有阶级有政治的。其阶级性则属于剥削阶级，其政治则属于反动政权”[7]。
陈鹤琴承认自己的教学方法来自杜威和陶行知，“儿童本位，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等等主张都反映了自己主观唯心论和经验主义的特征，他说：“我否定了人类祖先的经验，也否定了客观真理的存在，没有认识到科学在历史阶段中反映了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是有绝对真理性质的。”陈鹤琴认为自己的这一套主张的错误是：“1.教学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和社会意识。2.不能给儿童以系统的科学知识。3.使儿童不能得到学习科学知识的基本能力。4.忽视教师的领导作用，使儿童流于盲目的摸索，尝试错误，浪费时间。5.忽视教科书的作用，养成儿童狭隘经验主义的倾向。”[7]
陈鹤琴还着重检讨了历史问题，他承认自己在上海公共租界办教育，主观上是想收回教育主权，实际上是为帝国主义服了务。在江西办幼稚师范，得到了反动派的喝彩“说我是儿童教育专家，是中国的福禄培尔，中国的裴斯泰洛齐”。“在我所办的鼓楼幼稚园中，教养的很多是国民党反动政权中上层官僚的子女”[7]。
陈鹤琴在检讨书的最后解释了自己为何要写《敬请读者们对活教育展开批评》，他说：“我所以发表那篇文章，原意是想提供一些关于活教育的材料，在取得大家的批评之后，帮助我能深刻地认识自己的错误思想，以便更好地做个自我批评，并非为活教育的错误思想进行辩护。”而且“活教育社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社团，只不过是为了出版《活教育》月刊时所用的名称”[7]。他的这种解释显然是无力的，只能招致更猛烈的批判。
陈鹤琴的初步检讨并没有得到赞同。《人民日报》在发表这篇检讨时，既发了编者按，也配发了评论。编者按指出：
“活教育社”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成立的一个教育团体。它提倡“做人、做中国人、做世界人”，“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的“活教育”。今年四月，人民杂志社二卷六期发表了张凌光的《评活教育的基本原则》一文，对活教育的理论提出了批评。接着“活教育社”即在《新儿童教育》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敬请读者们对活教育展开批评》的文章，以超阶级、超政治的观点，解释他们所提出的“做人、做中国人、做世界人”是主张叫人“爱国家、爱人类、爱真理”。于是人民教育杂志社又在三卷四期上发表了一篇林英才的《希望活教育社的先生们进行自我批评》的文章，指出了“活教育社”替自己辩护的错误。接着，人民教育杂志社最近在三卷五期上继续发表了王泰然的《活教育的主张能使中国旧教育变活吗？》一文，对活教育的理论进一步作了比较全面的批判。陈鹤琴的这篇文章，就是为了回答以上对于活教育的批评而作的初步的自我批评。
教育行政当局的高层人士柳湜(1952年后任中央教育部副部长)在同版的《人民日报》上撰文指出：
目前对“活教育”的思想批评，还仅在开始。因为张凌光同志等的批评文章，只能算是对活教育批评的引子，所接触到的问题还只是活教育的几个基本观点。活教育不仅是一种理论，而是有行动的。如果批评不结合活教育的全部实践，那么批评就会陷于片面性，并且也不会对活教育作出正确的理论的批判的。这工作还要我们继续来做。
同样，陈先生的“初步检讨”，主要的也仅仅针对批评者提出问题的范围，自然还没有全面地具体结合陈先生数十年的教育工作实践的。活教育社其他的人，也还未来得及发表意见。因此，这也表现了自我批评方面还需要继续深入下去。
为了使批评与自我批评都正确地向前发展，我提出以下几点意见以供参考。
我以为批评与自我批评都不应限于活教育的言论，重点应在它的实践，而且不仅限于活教育的旗帜打出以后，或者某一阶段的实践；应是包括陈鹤琴先生的整个教育活动。陈鹤琴先生的教育活动有三个中心部分。一是中国首先实验杜威学说的南京鼓楼幼稚园；二是上海公共租界在帝国主义直接领导下为华人办的八个小学，一个女中；三是活教育旗帜打出以后的活动。这三部分活动是相互联系不可分离的，其教育思想集中体现在活教育的理论体系上。必须研究这三部分的教育实践，我们才能对活教育作出应有的系统的批判。陈先生和活教育社也只有这样认真地检讨这几方面，才能算全面地检讨了自己的工作，才能对自己的工作和思想作出正确的结论。
今后正确地进行批评与自我批批的方法，我以为是最好不过的学习“武训历史调查记”所创造的方法。即抱着严格的科学态度，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具体的调查研究工作。鼓楼幼稚园至今还是由陈先生领导的；那几个工部局学校，虽然解放以后已经属于人民政府领导的市立学校了，但原有的教职员大多数尚仍在教，调查工作都不是很难进行的；活教育时期——从江西到上海——的调查研究工作就更容易进行。至于有计划地来做，那是另一问题。我们希望陈先生及活教育社其他的人自动地用自我检讨的精神来作这项检查工作，并可取得华东、中南两大行政区教育部，上海、南京两市文教局，江西文教厅的领导，协同来做这件事。我想，这对陈先生、活教育社以及其他从事人民教育工作的人们都是有很大益处的[8]。
柳湜的这篇文章绝非等闲之笔。这说明在批判陈鹤琴之前，已经对陈鹤琴的思想及教育实践做了认真的研究。要求对陈鹤琴的历史做类似“武训历史调查记”那样的调查，并非是说说而已。这是逼迫陈鹤琴自己主动交代历史，揭开盖子。在这样的强大压力下，活教育社立即土崩瓦解，陈鹤琴陷入众叛亲离的情形，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批判。
二、陈鹤琴的再检讨
陈鹤琴遭遇的批判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他当年的追随者和学生；二是和他无渊源的一些人无情的上纲上线；三是“活教育”调查组对上海工部局小学、江西幼专、上海幼师的调查后的三个材料。
余之介从1937年起就追随陈鹤琴，应算是活教育社的骨干，那也就不得不写文章批判活教育并做自我检讨了。他按照柳湜的提示，揭发陈鹤琴的历史。他认为陈鹤琴推行实用主义活教育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19—1928年。他说：“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在“五四”运动以前，就已在中国教育界攫得思想支配权；“五四”运动前后，从美国学教育回来的留学生，就开始传播杜威的教育思想；当时南京高等师范，正是杜威教育思想最集中的大本营。南京高等师范附小和苏州第一师范附小，在五四运动以前，就已开始实验杜威的设计教学法；1919年杜威来华后，不久就住在南京高等师范，有系统地讲学了好几个月④；接着孟禄、麦柯尔来华后，都在南高师讲学；……在南京高等师范的一些教育家中，陈鹤琴先生是杜威的崇拜者之一，把杜威学说实验数十年，提出一种活教育学说。”余之介说陈鹤琴创办的南京鼓楼幼稚园的特色就是全力实验杜威实用主义的设计单元教学法，而教学内容都是从美国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出发；其次设备用具，儿童玩具、点心，都是采用西化。“入园儿童，最早是南高师教授的子女，后来大多都是地主官僚资产阶级的子女”。“这说明了鼓楼幼稚园的美国化的教育，是适应地主官僚阶级的要求，而为他们服务的”。1928年陈鹤琴任南京市政府教育科长，余之介说：“(陈鹤琴)曾计划南京市分区实验教育，全市设东西南北中区实验学校，推行实验教材、教法，各区实验学校设研究员制，直接受市教育科领导。在幼稚园和低年级方面，都是实验单元教学法。”[9]
1928—1939年是第二阶段，1928年陈鹤琴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把他的南京市分区实验计划，放在上海公共租界来推行。……这样具有规模的杜威式教育，就在上海和华东一带的初等教育中起主导的影响作用。在上海工部局的华人教育中，来实验美国资产阶级杜威的反动教育思想，正是合乎英美帝国主义——中国租界的统治者的要求；同时也合乎中国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要求”。余之介说1940—1950年是陈鹤琴推行活教育的第三阶段。余之介说陈鹤琴在江西办学的后台是国民党反动派熊式辉。余之介认为陈鹤琴办学和陶行知的晓庄学校不同，陶行知是用教育为农民服务，而陈鹤琴办学是为反动派服务。“实验幼稚师范的学生成分，大多是地主阶级出身，毕业之后，都是为反动派服务的”。余之介说陈鹤琴除了办学还办杂志，前后共办了《幼稚教育》、《儿童月刊》、《儿童教育》、《小学教师》、《活教育》、《新儿童教育》，这些刊物的主要内容都是以杜威的实用主义、儿童本位、设计单元等思想来提供教材教法。陈鹤琴还发起组织“中华儿童教育社”等组织，推广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9]。
余之介认为活教育思想体系是“买办文化的一面旗帜”，“是带着买办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色彩的”。最后余之介也检讨自己的历史，认为自己是因为“政治理论水平低，教育思想混乱，对活教育没有正确认识，就成为活教育的支持者”[9]。
张文郁从1943年至1948年曾任陈鹤琴的秘书，也是《活教育》杂志的编辑，发表过论述活教育方面的论文。张文郁1946年已经在上海参加地下革命工作，但是他和活教育毕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对活教育理论的形成也作了自己的贡献，1947年1月，他在《活教育》四卷一期上发表了《活教育的理论体系》，“把陈先生零零碎碎的文章，整理一番，写出这样一个体系”。张文郁认为自己这时虽然参加了革命，但是犯了教育和政治斗争脱节的错误。张文郁说：“我在文字上表现我的思想还是这样的混乱和反动，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利益。”1947年是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建院50周年，就在陈鹤琴等校友庆祝母校的生日的时候，张文郁在《活教育》五卷一期的首页发表了《论杜威主义》，文章说：“三十年来，留美学习教育回来的教育工作者，有些人已经成为专家而且居于重要的领导地位。为了已是专家且居领导地位，他们不能不所有主张，师承杜威的，便奉杜威的教育思想为圭臬，并以此为荣。他们在教育圈子里高叫改造，没有全盘改造的勇气，便主张实验，想在小小的花圃里培育创造森林的种子。他们提倡教育改革，但和传统教育携手：要废除班级，仍按年级教学；要改造课程，仍以课程标准为范围；要提倡教育即生活，仍以学校为教育圈子。挣不脱旧教育传统的身体，硬穿上一件改良主义的外衣，自然有许多不伦不类的表现。”[10]
张文郁之所以这样在文章中大段转引自己的文章，除了有检讨的意味，主要是想说明自己早在1947年已经和陈鹤琴划清了界限，自己虽是活教育社骨干，但不应该成为批判的对象。也是想再次表明自己的立场。
福州师范学院的教师经小川曾经任教上海幼稚师范专科学校，主编过《活教育运动在江西》，算是活教育理论的积极推行者。他说有一次他正在上海，陈鹤琴陪一位穿西服的人来视察。后来知道这人就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阀头子——熊式辉”。
经小川说：
所谓活教育的目的内容和方法，在我们的学校里，随时随地都有具体的表现。例如我们的课程，教学计划可以随时改变，有时课程中途停开或新设，有些人随时可来，也随时可去；学生欢喜怎样就怎样；校长、老师、同学、职员、工友，大家在一块过着自由散漫的生活，不受任何拘束；一切活动都没有预定的目标；课程和教材都是活的，老师和学生更是活的；任何人犯了任何过失，大家都可以相互原谅；学生犯过，校长和老师更应该体贴他的年幼无知，应该以爱以德来感化学生(儿童)，让学生自订法则来管理自己；学校里一切实施以儿童学生为中心为主体，一切活动差不多都是儿童或学生的活动；这就是我在上海亲身体验过的“活教育”[11]。
经小川说这种活教育“可算是一种偷懒鬼混的妙计和法宝；对于学校教学效果，不但没有真实帮助，而且直接间接贻害青年，误人子女”。经小川说活教育的目的是“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做世界人”，实际就是说“一定要实行美国教育制度，采取美国的教学方法，要学习英美化的生活方式；还要向国内军阀、官僚、政客走狗们低头”。他说熊式辉就在《今后幼教的方向》中提出了做人的标准：“做一个现代中国人，第一要有健全的身体；第二要有建设的能力；第三要有创造的能力；第四要能够合作；第五要为大众服务；活教育的目的就是要训练儿童做这样的现代中国人。”经小川认为这种活教育的目的“实质没有什么积极性、正确性和革命性”[11]。
喻品娟是陈鹤琴的学生，她说：“我跟随陈鹤琴先生已经整整十一年了，远从陈鹤琴先生在江西创办幼稚师范的时候开始，我就参加了‘荒山辟乐园’的工作，受着陈鹤琴先生所倡导的活教育的培养。”抗战胜利后，她到东北担任“美龄小学”教导主任。她说自己犯了超政治的错误，为买办阶级服务。她还认为活教育理论的课程论最大的缺点“是缺乏科学的系统性和知识的完整性，从儿童的狭隘经验，获得一些零星、片断的日常生活知识。这种课程论，无疑是根本错误的，麻痹了教师和学生，使他们看不见中国社会上的基本问题”[12]。喻品娟的文章目的显然是要和陈鹤琴划清界限。
陈维雄曾经在上海幼稚师范专科工作过两年，也许因为和陈鹤琴的渊源不深，对陈鹤琴的批判也就不留情面。他说陈鹤琴认为中国人是什么也不如外国人，经常用“三个和尚没水吃”形容中国人缺乏合作精神。相反陈鹤琴认为英美帝国主义一切都是好的，崇拜美国反动的资产阶级文化，陈鹤琴说一生三大愿望之一是希望在70岁再到美国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充分暴露了陈鹤琴买办思想的实质[13]。
陈选善也是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留学生，1933年任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副处长。他说：“我认识陈鹤琴先生很久。他在教育事业上，是有一定抱负的，是旧社会里所谓好人。他原来并不是没有爱国思想，但是由于受地主阶级出身的限制和所受教育的影响，政治认识不够，又由于他是一个热衷于自己事业的人，为了自己事业的成就，为了提高自己在教育界的地位，有时甚至可以不择环境，不择手段，结果为帝国主义，为反动政权服了务，直接为他们做了‘插花’的工作，间接损害了革命的事业。”[14]
阮梅曾在上海幼稚师范专科学校求学，她给《人民教育》写信，揭发陈鹤琴，要求陈鹤琴再检讨。她说陈鹤琴在初步检讨中说自己没有阶级立场，不问政治。其实，满不是那么一回事。她揭发：
1948年秋，陈先生任上海女师校长时，女师同学要求伪教育局增加膳费，他就在周会上这样训同学们说：“今天的政府要打仗，就要花钱，经济当然是困难的。教育局就是我们的父母，我们是他的儿女。作儿女的应该体贴父母，不应该吵闹……”
全国解放前夕……校方宣布：“参加学生运动的不准住宿舍，也不准练钢琴。”
其次，他和头号战犯熊式辉不仅一见如故，为了永久纪念熊匪，还把幼师大礼堂题名为“天翼堂”(熊匪号天翼)，当熊匪离开江西时，又率领员生夹道欢送。1947年伪教育部要幼专就地分年停办，他更到庐山去见蒋匪。
……这样的事实，还有不少，难道这就叫做“没有阶级立场”，“不问政治”吗？其实陈先生当时的立场不是很鲜明吗？陈先生应该正视这些事实，老老实实地反省当时的立场，那对于今后的进步是会大有帮助的[15]。
祝荪如曾在陈鹤琴领导下教书十三年半，他说自己1925年就参加了革命组织，坐过牢。“后来到工部局小学教书，被那种安定舒适的生活所麻痹，以至失去了继续参加革命斗争的勇气，这是我中断革命历史的重要因素之一”。祝荪如说工部局小学不但小学入学要考试，连幼稚园入学也要考试，除了买办子女，工农子女是进不来的。小学毕业后升入工部局中学，中学毕业后就成为工部局下级职员及洋行小职员，“完全是为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的”[16]。
贺宜和齐明属于第二类批评者，他们和陈鹤琴没有师生同事关系，所以批评起来也非常狠。贺宜竟然从陈鹤琴编的“儿童故事”中看出了陈鹤琴的立场和观点来。他说有一则故事的主角是骆驼，骆驼对小黑熊说自己力量大，能为主人背很多东西。贺宜指责陈鹤琴“没有看到骆驼在生活上被主人鞭笞、凌辱的一面，却欣然提到他的力量大。……所颂扬的美德，恰恰是奴隶哲学的具体表现”。“在这本读物中，所有的故事的主题，从来没有被压迫者直接对压迫者采取反抗行动的”[17]。
贺宜指出：
如果认为对儿童，特别是幼小的儿童的教育，不必重视什么立场不立场的问题，也就是说，认为在儿童读物里面可以没有政治内容，这看法是错误的。事实上，从来没有一本儿童读物是没有作者的立场的，不是站在这一面，就是站在那一面；……《儿童故事》这本书，没有明确地提出什么政治口号，然而，实际上每一个故事中，都有某种程度的政治内容。只要仔细分析研究，就可以看得出来，如果说这本书在儿童教育上发挥了什么作用的话，这作用就不仅是“为反动派的粪堆上插了花”，而是在客观上，按照了统治阶级的意图，使儿童从小就认识模糊，使他们长大以后成为没有战斗意志的顺民[17]。
齐明步贺宜的后尘，他从陈鹤琴编的《儿童国语课本》里发现了问题，他说在第七册第二单元中，陈鹤琴写到：“规画圆、矩画方，……木无规矩，不能成器，人无规矩，不能成才，现在是个好小孩，将来就是一个好国民了。”陈鹤琴对反革命法西斯政权盘踞的南京也是尽力颂扬，说什么“多么庄严的首都呀”！“各项事业，进行极速，真所谓大非昔比了”。齐明说“这不正是国民党政府的传声筒吗”？他说陈鹤琴总说自己是改良主义者，从这里哪里看出一点改良主义气息呢？希望陈鹤琴在检讨中放弃不该背的“进步”包袱[18]。
为了贯彻柳湜的指示，由中央教育部牵头，华东中南两大行政区教育部、上海南京两市文教局、江西省文教厅参与，仿照“武训历史调查团”，成立了“活教育调查小组”，调查了上海工部局西区小学、前上海市立幼稚师范学校，模仿《武训历史调查记》，写出了洋洋洒洒的《前上海租界工部局西区小学调查记》和《前上海市立幼稚师范学校调查记》。郑西鸿对陈鹤琴江西办学经历，利用有关材料也写了分量很重的文章。
《前上海工部局西区小学调查记》说“每逢圣诞节，教师们总要在幼稚园教室里布置圣诞老人和圣诞树，……走进教室，几乎会疑心我们已经到了外国学校，丝毫看不出是中国人民子女上学的地方”。“陈鹤琴先生非常崇拜西洋音乐，……他编低年级音乐，常采用外国的调子，或者将外国的词，翻译成中文”。“工部局小学的毕业生，最显著的特点是崇拜外国：喜欢说外国话，穿外国衣服，学外国人的生活方式，将来希望在洋行做事；瞧不起祖国，一切都是外国的好；看到自己的人民，神气活现，看到外国人，俯首帖耳，奴性十足”。《调查记》认为这些材料“说明了工部局西区小学是一所美国化的贵族学校，是一所为帝国主义者与它的走狗买办资产阶级服务的学校，是为他们培养奴才顺民的学校。这就是在当时陈鹤琴先生直接领导下的教育的实质”[19]。
郑西鸿对陈鹤琴的江西办学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他对陈鹤琴的批判可谓针针见血，几乎欲致陈鹤琴于死地。郑西鸿指出活教育诞生的年代——1940年及其以后的几年里，正是蒋介石配合日寇，围困陕甘宁边区，制造皖南事变的时期。一二十万要求进步的青年被关到集中营里，国民党高呼统一思想，一切进步的社团、书店、书报都受到了封闭、查禁、焚毁等等摧残。哪里是陈鹤琴说的“大踏步朝向民主自由、独立解放的道路”？郑西鸿说陶行知先生抗战后回国，曾想办“晓庄大学”，国民党不允许，只许他办农学院，但是后来连农学院也办不成。对行知先生办育才学校，国民党不准立案，恐吓给育才捐款的人，想扼杀育才学校。陶行知先生办的“战时教育”被暗中查禁。而陈鹤琴的活教育在旧社会却一帆风顺，1940年2月在江西泰和和熊式辉“畅谈了半天一晚”“初次晤面，但真是一见如故”，熊式辉称赞陈鹤琴是“儿童教育的圣人”。“伪教育部长陈立夫也觉得幼师办得很有声誉，所以就答应改为国立。1943年又在幼师设幼教专科，成立了最高的幼师师资训练机构”。1944年夏天，蒋经国“一再表示欢迎该校迁到他主持的新赣南去”。郑西鸿责问道：“在法西斯逆流汹涌的年代里，为什么活教育的命运和生活教育迥乎不同，不仅未受到反动派当局的摧残，反而获得协助鼓励而发荣滋长呢？”[20]
郑西鸿认为陈鹤琴是个具有宗教色彩的教育救国论者，他“赞美那些深入荒山、沙漠、僻乡、穷壤，为了教义的传播，而甘历艰难险阻的教士，愿意步他们的后尘。……他希望运用美帝国主义对于黑人教育的方法，以医治本国人民的‘贫’‘愚’”。郑西鸿说陈鹤琴竟然在一篇中说“共产党在江西占据很长的时间，在所谓立三路线之下，江西所受的损失是惨重的，同时数度的战争，虽然中共退出了江西，而地方上却留下了满目的疮痍”，“把反革命集团血腥镇压人民革命运动所造成的满目疮痍，歪曲地写到共产党的账上，这已经很合乎熊式辉蒋经国之流的胃口了”。他说陈鹤琴所编的活教育教材的第一章竟然是“领袖的言论著作”[20]。郑西鸿指出：
从活教育的诞生及其实践来看：它揭橥民主自由，而实际投入法西斯统治者的怀抱，并为其忠实服务；它痛骂传统的形式主义教育，而千回百折之后，仍落入传统教育的窠臼。故它不仅为反动统治阶级所允许，在一定时期内且为法西斯头子所欢迎，成为一种新的点缀。但它也不是毫无作用的。在法西斯统治下，一些企图改造社会由踯躅不前的教育工作者，从它激烈动听的口号里获得陶醉，而被吸引在它的事业周围；多少投奔祖国的青年，道经泰和，都迷惑这一民主自由的美丽盆栽，而卸下了行囊。它用月光、歌声，转移青年对于政治社会的注视；它用温情与笑脸，缓和着学校的纠纷。在革命思想深入学校全国学运澎湃起伏中，活教育下的幼师是一片寂静。……所谓活教育的作用，于此已经发挥得淋漓尽致了[20]！
1945年1月，国民政府上海市教育局任命陈鹤琴为上海市立幼稚师范学校校长，兼办附小及幼稚园。1947年2月改名为上海市立女子师范。《前上海市立幼稚师范学校调查记》指出女子师范在活教育理论的毒害下形成了几个特征：一是发展个人兴趣，养成同学自由散漫的作风。上课大家想听就听，不听就打瞌睡，抄教材，或者打毛线，甚至溜出去弹钢琴。二是培养同学纯技术观点，幼稚园教师的五个法宝是：要爱好美术，会画图，会塑像，会讲流利的国语，故事讲得有声有色，使听者入神，会做游戏，会按节奏舞蹈，动作灵敏，举止活泼，会做点心和饭菜，会栽花种菜，会缝纫，会编写儿童故事和谜语等。幼稚师范学生非常重视这些技术。三是学习美国生活方式[21]。
《调查记》特别揭发陈鹤琴对待进步教师不好，而对落后教师很维护。陈鹤琴很信任落后教师杨志先，把行政大权都交给了他，甚至连“自己的图章都放在杨志先那儿”。有教师反映，“陈校长用感情阻挠和麻痹同学进步，这一点是很突出的。他让大家好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例如把学生自治会叫做大姊妹服务团，并允许杨志先在学校里收过房女儿，让大家沉溺于家庭的爱里，叫同学们要爱爸爸，爱学校，他碰到同学就拍拍肩膀叫宝贝。但是，大家出去游行，他就骂，就哭，说什么校长爱护你们”。《调查记》认为对待学生运动，陈鹤琴采用两面派手段，一方面任用反动分子，并用很大力气把同学们从革命斗争中拖出来，另一方面也任用了一些进步教师[21]。
面对如此“深文周纳、锻炼罗织”的批判，陈鹤琴除了再次彻底自我批判之外，别无出路。从1951年9月北京的初步检讨到1952年4月这7个月中，或许是陈鹤琴平生最受煎熬的一段时光。他不断地“向教育先进同志请求批评和指示”，奔波于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出席批判自己的座谈会，每次都要在会议上做自我检讨，前后共11次。他说：“这种自我检查和别人的批评，在我的思想上曾引起了一系列激烈的斗争，在情绪上也激起了一些波动、痛苦和兴奋。从波动、痛苦到兴奋，标志着我的思想斗争的胜利。因为深深体会到我过去的教育思想是反动的，教育活动是错误的，我开始认识自己。”[22]
陈鹤琴的再检讨和初步检讨相比有一系列根本“进步”。他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买办阶级的一份子，不是改良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说：“有位同志说我是买办阶级；我当时觉得很难受。……仔细检查，发现我过去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崇美亲美的人。因为我一生所受的教育，国内国外先后十四年，全是美帝文化侵略的毒素教育，不自觉地中毒甚深，因为处处表现浓厚的买办思想。”[22]
其次，陈鹤琴承认自己有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他说买办阶级思想结合个人主义，经过三十年的奋斗，死心塌地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政府服务，“当我听到战犯熊式辉称我为圣人(按当时熊说中国有四个圣人：陶行知、黄炎培、晏阳初和我)以及其他人称我为‘中国的福禄倍尔’，‘中国的裴斯泰洛齐’就很高兴。”[22]
陈鹤琴还痛悔自己失去政治立场、阶级立场，他说：
在活教育口号叫出以后，竟大胆地提出五个教学目标：健全的身体、创造的能力、合作的态度、世界的知识、服务的精神。并提出要爱国家、爱人类、爱真理。非但内容不具体，而且毫无立场。试问爱国家，不是爱反动派统治的国家吗？爱人类不是敌我不分吗？爱真理也没有明确指出究竟什么是真理。要合作、和谁合作呢[22]？
对于这些错误，陈鹤琴深挖思想根源。他说首先是“因为自己从小受了封建影响的缘故”。从小信奉老庄的话“名不自随而随之”。其次是宗教因素，陈鹤琴说自己在教会中学读书时代便信教了，非常服膺《圣经》的一些话：“你要失掉自己，才能得着自己；如果你要得着自己，反而要失掉自己”，“耶稣对世人说：你们要进天国，必须重生像儿童一样”。他说：“我常常把这些话记在心上，因此对我自己思想上起了很大的影响。”[22]
陈鹤琴的这次检讨后，对他疾风暴雨式的批判减少了。作为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代表人物的陈鹤琴历史和活教育理论体系遭到彻底否定。在1953年2月号上，《人民教育》以本刊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活教育”和新民主主义教育是根本相反的》一文，对“活教育”做了盖棺定论式的评价，算是对陈鹤琴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批判的一次总清算。
《人民教育》的文章首先判定陈鹤琴活教育理论的阶级属性是“买办资产阶级的”，活教育理论来源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学说。“活教育的目的论课程论方法论就是导源于陈先生在活教育一文中所介绍的杜威实验学校的原则”。
《人民教育》指责陈鹤琴有严重的崇美亲美思想，陈鹤琴在《我的半生》中说美国是一个美丽的国家，什么都出大王，石油大王、钢铁大王、银行大王、……要发财到美国去，要读书到美国去，要看奇闻壮观到美国去，要吸自由空气到美国去。把没有获得美国博士学位说成是终身的大憾事。陈鹤琴更赞扬美国的黑奴教育和美国在菲律宾的殖民地教育。
《人民教育》说从陈鹤琴及生活教育同仁的教育实践看，他任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时执行帝国主义殖民地教育政策。“注重英文，注重基督教，注重学习外国人的生活方式”。在江西办学，是在熊式辉意图下进行工作的。“不但不让学生正视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并且为反动派散布影响，因此获得陈立夫的赞扬：幼师学风之优良，为战时东南半壁所仅见”。总之：
“活教育”的倡导者陈鹤琴先生，过去是有浓厚的崇美亲美思想，赞扬美国那样资本主义社会，甚至羡慕美国那样资本主义社会，甚至羡慕美国资产阶级统治下个别黑奴成功者，甚至羡慕美国的黑人教育和菲律宾的殖民地教育，这正是买办阶级的教育思想。他所倡导的活教育只是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的翻版，用在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为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官僚资本服务。
三、“我控诉杜威这个大骗子”
陈鹤琴在建国之初的几年一直生活在担惊受怕之中。1953年《人民教育》的批判还没有结束，1954年随着对实用主义思潮和胡适思想批判的展开，陈鹤琴成了最好的活的反面教材。
1955年初，陈鹤琴在江苏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做了一个发言——《我要控诉杜威这个大骗子》，彻底否定了杜威的教育思想。此发言后来被整理成文发表在1955年2月28日的《文汇报》上。陈鹤琴说“杜威这个大骗子，对我曾经放了三枪，可说都打中了我”。
第一枪是放在教育目的论上。杜威为了要掩蔽教育的阶级性，骗我说“教育就是生长”，他说：“教育只是生长，除它自身之外，没有别的目的。”杜威教我不要问社会发展的方向，不要对着正确方向而怀远大目的，杜威反对采取革命办法，而主张拥护反动统治和现有制度，杜威提倡所谓“民主主义社会”的智慧方法，反对马克思主义“暴力”方法，由此在所谓“民主”统治下面进行实验进行教育，而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杜威提倡所谓教育无目的“教育即生长论”，是来掩盖阶级斗争的，是有他卑鄙无耻的目的的。但当时我没有看穿他这种鬼把戏。我不了解教育是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的。因此，当年我所定的教育目的论——“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我还以为比杜威的教育无目的论高了一等呢。
第二枪是中在“儿童中心课程论”上。
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学的课程论是根据他的唯心主义“儿童中心”思想提出来的。杜威说：传统学校是以教师为中心，以教科书为知识的来源；杜威提倡儿童中心学校，在这种学校里儿童变成太阳，一切教育措施必须围绕着它进行。因此，杜威提出口号来：“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这样，学校变成一个小型社会，设立工厂、农场、实验室、学校厨房、食堂、图书馆、博物馆，让儿童去获得丰富的个人经验。
……我就提出“活教育”以儿童为中心的课程论来：“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
杜威的第三枪，是放在儿童中心教学方法论上。
杜威认为“寓学于做”，也就是说，“从做中去学”。……杜威曾把自己的教育哲学总结为“以经验为内容，经由经验来推行，为了经验的目的而进行教育”。……我就曾经被他在这方面迷惑得更大。“活教育”的儿童中心教学方法论就是“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
1955年5月16日，陈鹤琴为高等学校以及南京市以外高等学校教师代表做了题为《批判杜威反动教育学的哲学基础——我向资产阶级大骗子杜威回击三枪》的演讲。这个演讲显然是他《我要控诉杜威这个大骗子》的姊妹篇。陈鹤琴在演讲中说：
四十年前，杜威在我心窝上打了三枪，使我受到了他的思想毒害，几乎不可救药。但是中国共产党、毛主席把我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深渊中救起来了，医治了我心灵上所受的创伤，使我恢复了健康。今天我能够站在光辉的毛主席的阳光之下，为祖国、为人民、为我热爱的儿童服务，我心里多么的愉快。我已成为人民教育战线上的一名战士，我有力量，也有勇气向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展开猛烈的战斗，今天我要向杜威狠狠地回击三枪。
第一枪——批判杜威唯心主义经验论。杜威是从唯心主义观点来讲感觉的。杜威是以第三条路线的诡辩来掩盖他的主观唯心主义本质。杜威企图走第三条路线，说什么感觉不是客观世界的映象，而是由心灵产生的。杜威认为他的心灵是独立存在的，能把客观世界变成主观世界，这样他认为主客体是不可分的，从而否定客体可以离开主体而独立存在的。这样，杜威不但否定了客观世界的存在，也否定了客观真理。杜威是彻底的唯心主义者。杜威认为由经验证明对自己有用的就是真理。杜威这样否定起经验的客观自然规律。也否定了社会规律的客观真理性。
第二枪——批判杜威生物化的人性论。
杜威在人性论问题上也很狡猾地如同站在经验论问题上一样，一方面反对唯物论，一方面讥笑唯心论，他玩弄两面手法：就是一方面攻击传统理性学说片面强调人的本性，同时也反对重视社会文化的人只片面强调文化因素——尤其是强调文化因素中的“经济因素”。杜威自己站在什么地方呢？站在第三条路线上，就是他主张两种因素，即人的天性和文化能全面发生互相的作用。……杜威相信教育是可以改变人性的，杜威认为教育是缓和革命的力量。杜威想以教育方法来反对革命。这都是妄想、梦想。杜威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的教育界大骗子。
第三枪——批判杜威的庸俗进化论的社会观。
陶行知先生和我自己都曾经受他的欺骗，陶先生当年办晓庄的时候提出“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的口号，还主张拆掉学校无形的墙和社会打成一片，他以为这比杜威高了一筹，实际上还是逃不出杜威反动教育理论窠臼。我自己呢，一方面中了杜威思想的毒害，另一方面又受到陶先生的影响，因此也提出一句口号：大自然、大社会，即是活教材。这也是一种否定了系统的科学知识，否定了系统性的课程的一种反动理论和今天所实施的社会主义教育的课程，是完全相反的。
……解放以后，我还不知道受毒之深、受毒之大，在1952年开始批判活教育，我还不能揭露杜威的本质，直到今天在党的教育下，我才能初步掌握了马列主义的思想武器，使我能够提出控诉，还能进一步向他回击三枪。我真感觉到万分愉快[23]。
这些话表明陈鹤琴已经初步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简史、政治经济学等话语，逐步放弃了杜威的实验主义以及自己用三十年心血摸索出的“活教育”理论。但是，还没有做到心服口服，在1957年的双百运动中陈鹤琴又为“活教育”争取应有的地位。1958年有人奉命对陈鹤琴在1957年的表现展开批判，正好提供了说明陈鹤琴这一段历史的材料。
1951年，在教育界曾组织了对活教育的批判，活教育的创办人陈鹤琴先生在表面上也曾经作了检讨，但在去年五月乱鸣乱放时，他在南师幼教系师生面前大哭大嚷要为活教育翻案。1957年下学期原准备为幼四同学开“活教育”一课，后因反右派斗争深入开展，全国形势起了变化，他便将该课程名称改为“活教育及其批判”，实际上是在“批判”的幌子下，向同学散播“活教育”的毒素。
我们从这份讲义中可以看到陈鹤琴先生仍旧是原封不动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用诡辩的方法，在一些马列主义词句的掩盖下极力为他的活教育观点辩护，他极力吹嘘自己创办活教育的目的是企图将西方先进的学说结合中国的具体条件来进行试验，摸索出合乎国情的儿童教育理论。他认为活教育在当时荒芜的幼教界是起了一定的拓荒作用，它对当时传统教育曾起了一定的反抗作用，因此，他要求我们对活教育不要采取简单粗暴一棍子打死的态度，而应当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在这份讲义中，他在宣扬活教育的优越性的时候，生动具体、有声有色。他说：“活教育重视做，发挥了儿童的积极性，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是有一定的进步性的，活教育从实际出发，重视儿童的兴趣和要求，所以培养出来的儿童天真烂漫，活泼可爱[24]。
细读这份材料，可以看出陈鹤琴根本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活教育理论，他的检讨、再检讨以及无数次口头检讨，都可能是政治高压下的策略。1958年5月，陈鹤琴被说成是“冒牌学者”，再次被称为“文化买办”。12月，他被免去南京师范学院院长职务，离开南师，入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有机会“顾问”中国儿童教育。仅“顾问”三年便跨鹤而去。
陈鹤琴政治上进步与否，现在已有定论。在《陈鹤琴全集》序言中有学者对陈鹤琴已经有评价。“抗战初期，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推动的以团结上层知识分子，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为主旨的‘星期一聚餐会’和以实现民主政治为宗旨的‘民社’进步政治组织。他热烈拥护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和全民抗战的政策，积极参加了以募集医药物资支援新四军的‘节约救难’运动和支持慰劳活动。由于他积极从事各种救亡运动，而为日伪所仇恨，受到了暗杀的威胁。他改装蓄须、继续活动，直到被迫离沪。他去大后方，积极带领师生开荒山，建学校，坚持抗日教育。解放战争期间，他继续在我党的影响下，热情支持争取民主自由的教师运动和学生运动”[25]。
历史的细节不必去纠缠了。陈鹤琴是一位追求民主自由和民族独立的教育家，这是毫无疑问的。这里，需要对陈鹤琴的思想谱系和思想的历史价值做简单的评价。
在陈鹤琴的思想资源中，基督教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陈鹤琴是一个虔诚的教徒，这一点他本人并不否认。他的忘我精神、他对儿童的爱，没有宗教情怀的人很难做到。“服务奉献”是陈鹤琴活教育理论的中心思想，而“服务奉献”是标准的宗教语言。在民国时期四大圣人：陶行知、陈鹤琴、晏阳初是基督徒，梁漱溟可谓既是佛教徒，也是儒家，他们都有宗教背景，这恐怕不是偶然的巧合。
陈鹤琴的活教育和陶行知的生活教育两大理论背后的思想资源都是实用主义哲学思潮，只是侧重点不一样。杜威认为民主主义是教育的基础，杜威推广平民教育的目的是巩固美国的共和民主制度，他说：“共和国者，则必须实行平民之政治；欲实行平民之政治，非有平民主义之教育不可。”[3] (p.366)杜威提出：“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目的是让学生在学校内养成自治民主的习惯。陈鹤琴的“活教育”和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非常接近。高觉敷指出：“他留学美国，曾受过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和机能主义心理学的影响，接受了在‘做中学’(learning by doing)的学习心理学原则；回国以后他没有照搬照抄，而是针对旧中国死读书、读死书的死教育的实际，宣传了婴儿期的意义和儿童不是成人的缩影等正确的主张，肯定了儿童心理学是幼稚教育的基础，提出了注意儿童健康，养成良好习惯，教学做合一的，游戏式教学法的活教育。”[25] 因此，杜威的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是陈鹤琴最主要的理论来源。
陈鹤琴也从陶行知那里为活教育理论吸收了丰富的营养。陈鹤琴并不讳言陶行知对他的影响，这一点本文前面引用的一些材料已经说的很清楚。《中国大百科全书》有关词条说：“他与陶行知互相切磋，反对传统的旧教育，赞同陶行知的教育主张，提倡前进的、活泼的、有生气的活教育。1940年后提出了活教育的三大目标：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以及17条教学原则等。……陈鹤琴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对中国20—40年代的教育界与知识界是有影响的，对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26] (pp.29-30)
陈鹤琴的教育理论主要局限在儿童学领域和幼稚师范教育领域，他的教育主张没有突破杜威“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的范畴，其背后没有陶行知教育理论那样明晰的政治考量。陶行知的教育理论是从属于他的政治社会改造理论的，而陈鹤琴则是就教育论教育的。陈鹤琴可以说是温和的杜威主义，更多的是在技术层面继承杜威教育思想的。
陈鹤琴的教育思想非常丰富具体，包括三大纲领、五个做人标准、十七条教学原则、学习的四个步骤、“五指活动计划”、活教育的十个特点、训育的十三条基本原则、生活哲学的十个“经常”和一个“假如”等等。最重要的是三大纲领。三大纲领一是目的论：“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二是课程论：“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三是方法论：“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
陈鹤琴活教育理论的现实价值或者说现代价值不容忽视。陈鹤琴继承和发展了杜威的以儿童为中心主体的课程论和教学方法论。他提出了“活教育”以儿童为中心的课程论：“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以及“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儿童中心教学方法论。他相信：“小孩子聪明得很，小孩中有许多瓦特、牛顿、爱迪生。”因而反对剥夺儿童自由，反对教师越俎代庖，认为这是教学中的大错，“不知贻误了多少的儿童，戕害了不知道多少新的嫩苗”！坚决主张还儿童以自主权利。在他看来，“儿童的世界是儿童自己去探讨、去发现的，他自己所求来的知识才是真知识，他自己所发现的世界才是真世界”。“凡是儿童自己能够做的，应当让他自己做”；“凡是儿童自己能够想的，应当让他自己想”。一切教学活动都必须以儿童为主体，以儿童天性为出发点，以培养儿童的自主意识、自主能力为归宿[27]。
这些教育思想可以说对今天的幼儿教育和小学教育仍然是非常富有启发意义的思想资源。
1949年以来，对生活教育和活教育批判的同时，却从更狭隘的工具主义角度去理解教育。1978年以前强调教育的阶级性、政治性，认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宁要无产阶级的草，不要资产阶级的苗”，教育的主要功能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的接班人。1959年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强调生产劳动在教育中的作用，表面上看是向生活教育和活教育回归，实际上使知识分子劳动化，把劳动作为一种惩罚。1978年以后，恢复了高考，教育仍然是工具，整个教育成为一种“生存教育”，教育不是生活，而是为了生存，考试成为教育的中心，科举制复活了，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现象再次出现。“伪知识阶级”再次出现，整个民族的创造性几乎枯竭，这和基础教育阶段对儿童天性的“系统摧残”有极大的关系。
反观陈鹤琴提出的“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教育目的论以及“健全的身体；建设的能力；创造的能力；能够合作；为大众服务”的五大做人标准，重视主体人格的铸造，已经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人的现代化”命题，这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是独特的贡献。
注释：
①1929年10月15日，哥伦比亚师范学院教授，陶行知的老师克伯屈在南京晓庄学校演讲时说：“我班上的学生，有好多民族的代表，世界上59国，除美国同学以外，大多数同学都是中国来的。”(《陶行知全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68页。)可见当时到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是一种风尚，前后有近600名中国学生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留学。
②此文是陈鹤琴所写，原文发表在《新儿童教育》第六卷第十二期上。
③陈鹤琴的这篇初步检讨同时发表在《人民教育》第三卷第六期上(1951年10月)，文字上差异判定，《人民教育》上的比较原始。
④此说不准确。杜威来华讲学，在南京时间为：1919年5月18日到南京，在南京高等师范讲演，陶行知翻译。5月28日左右离开南京。1920年4月9日，为南京高等师范学生作为期六周的长期演讲，讲演题目为“教育哲学”、“试验伦理学”和“哲学史”，由刘伯明翻译。5月7、8日，受江苏教育厅邀请，在南高师作了四次演讲。5月15、16日在南京。杜威真正在南京的时间不超过两个月。(《杜威在华活动年表》，袁刚等编：《民治主义与现代教育——杜威在华演讲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