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作家的神话书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作家论文,神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中国现代作家以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的生存体验和人生思考为主要的表达对象，然而在这些现代作家的“现代”创作中，却存在着一些“古老”的书写，神话题材的作品便是其中的一种。现代作家在创作中借鉴古老的神话意象与原型或者直接“重述神话”的现象虽然并不普遍，但是却非常突出，在鲁迅、郭沫若、茅盾、沈从文等重要作家的创作中都有所体现。鲁迅的小说、杂文中随处可见丰富的神话意象，尤其是《故事新编》中《补天》、《奔月》、《铸剑》、《理水》四篇完全是选取中国古典神话题材来进行写作的，散文《〈复仇〉其二》则是选择了《圣经》神话中耶稣受难的典型情节为蓝本。郭沫若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又一座高峰，他的新诗创作代表了中国现代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他曾在神话研究的专篇论文《神话的世界》中，将神话与诗紧密结合，认为“神话是绝好的艺术品，是绝好的诗”[1]。在郭沫若早期的诗歌创作中，也表现出强烈的神话意识，随处可见被赋予了浓烈感情色彩的神话意象，如女神、凤凰、天狗、普罗米修斯、海神波塞冬等，借用这些人类文化源头的神话意象来表达强烈的现代情感。茅盾作为中国现代神话学重要的奠基人，他对中西方神话从史料的收集到理论的研究均相当的系统和全面，他的《参孙的复仇》、《耶稣之死》、《神的灭亡》等小说即直接改编自《圣经》神话和北欧神话，“命运女神”所代表的时代精神成为他小说中一个重要的精神意象，也体现了作家自身的文化选择和现实思考。沈从文借助苗族古老的神话传说抒写湘西风土人情的小说中，蕴含了独特的原乡情结，作品中并没有大量明显的神话故事情节，但是却处处都洋溢着神的气息。郑振铎在向国内积极翻译希腊神话故事的同时，也借鉴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来考证中国古典神话和巫术仪式，他在30年代创作的《取火者的逮捕》系列小说选取了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的原型，这一“取火者”的形象所蕴含的殉道意志和反抗精神在现代中国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吴祖光的《牛郎织女》、《嫦娥奔月》和《捉鬼传》在40年代的话剧创作中以神话剧的独特形态来表达战争中的现实思考，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反响。端木蕻良40年代以当时翻译到国内的希腊神话为题材，创作了《蝴蝶梦》、《女神》、《琴》等爱情小说，可以说是对五四时期人的个性解放精神的延续。另外，艾青、李健吾、汪静之、聂绀弩等作家都曾借鉴中西方神话资源来展开创作，这些都可以视为广泛意义上借助神话题材表现现代思考的作品。对于中国现代作家神话“书写”的研究，不仅仅是对神话题材作品本身的探讨，同时也是对于中国现代作家现代意识的进一步思考。
现代文学的两个重要的精神和文学传统资源：一是来自于西方文学艺术的传入，二是来自于中国绵延千年的文化传统。特别是以反传统姿态出现并高扬与传统决裂旗帜的现代文学，无法割裂与传统之间根深蒂固的血脉关联。如何重新认识现代文学的传统资源，成为近年来学界重要的研究课题，许多研究者从中国现代文学的古典主义风格、精神资源等多个角度来考察现代文学对于传统资源的继承。而作为中国文学和文化的重要源头的神话，是否在新的历史时期也寻找到了新的表现方式和传承体系，特别是从文学的视角来考察作为中国最早的文学形态的神话，与中国文学的现代形态之间是否存在着关联，这种关联是用怎样的表现方式呈现的，现代作家思考现实人生、抒发现代情感的同时为什么会借鉴神话题材和神话意象？若想回答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必须要回到神话本身，回到现代语境之中，考察现代作家创作中的神话书写这一文学现象，以期从一个相对新颖的视角来考察现代中国的文学景观。
二
神话作为体现人类“童贞时期”超越经验世界而凸现出的一种理性追求，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往往脱离了自身的原始风貌，而以纷繁的面孔出现在其他的意识表现形体中，概而言之，神话主要有四个发展走向：(一)以作为文学类型的神话传说的形式继续存活于传统文化之中；(二)以宗教神话和宗教神学的辅助形式进驻文明宗教形态；(三)走向寓言或称寓言化；(四)神话走向历史即所谓的“神话历史化”[2]。可见，现代文学家对于神话这种传统文化遗产的承袭与演绎，同时也是神话自身留存与发展的一个必然抉择。神话中的原型形象、母题寓意、典型情境等文化元素进入到文学领域，现代作家借助神话超自然的情景和浪漫的艺术精神，张扬千百年来积淀在其中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而神话的人文价值也由此得以现实地呈现。
现代神话意识的兴起掀起了神话研究的热潮，人们重新审视和探寻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史的文化之根，在对中国神话体系的构建中凝聚起华夏子孙共同的民族情感。与现代作家对于中西方神话故事的广泛择取相呼应，这一阶段又恰恰是中国神话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得以建构的奠基性阶段。自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历史与人种之关系》的文章中首次使用了“神话”这个新名词开始，1903年留日学生蒋观云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中国的第一篇神话学论文《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将“神话”作为专门的研讨对象，其后，近现代学者王国维、梁启超、夏曾佑、章太炎、鲁迅、周作人、茅盾等都相继把“神话”引入到文学和历史研究领域。在现代中国特殊的历史语境下，民族神话的研究、现代神话学体系的建构都已经不单纯停留在学术研究的层面，而是被赋予更加丰富的社会和历史使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里需要关注的一点是神话虽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但其在传统文化体系中却历来居于异类的边缘地位，而在新文化体系中神话获得了崭新的意义，恰恰是在这一时期，神话“占据了文学、哲学、宗教和历史源头的地位”[3]，从而为神话与文学这两个艺术门类之间紧密的关联寻找到了根基与支撑点。
鲁迅是从小说发生学角度来认识神话的，他把神话和传说看做小说的源头：“故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所由起，且实为文章之渊源。”[4]并且在小说的发展过程中，鲁迅也关注到了神话在文学中的发展演变。茅盾在这一点上与鲁迅取得了共识，他认为：“就文学的立点而言，神话实在即是原始人民的文学。迨及渐进于文明，一民族的神话即成为一民族的文学的源泉：此在世界各文明民族，大抵皆然，并没有例外。”[5]周作人在《神话与传说》中也论证了神话的文学价值，他认为“神话在民俗学研究上的价值大家多已知道，就是在文艺方面也是很有关系”，并且提出对于神话的研究视角问题：“如把神话等提出在崇信与攻击之外，还他一个中立的位置，加以学术的考订，归入文化史里去，一方面当做古代文学来看，用历史批评或艺术鉴赏去对待他，可以收获相当的好结果。”[6]沈从文认为，惟有《周易》和《山海经》中记述神“有初民本色”，“成为后世神与人合一生活的许多故事的依据”。“这些神话传说的影响及于一切，宗教、艺术，源于这些传说而发展，在文章上，则有了史家的称誉三皇五帝之事业，有诸子述人类的化进，有诗人为神迹作成无数美丽的诗歌。”[7]闻一多也从叙述学和精神信仰的角度来考量神话的文学性：“神话不只是一个文化力量，它显然也是一个记述。是记述，便有它文学(的)一方面。它往往包含以后成为史诗、传奇、悲剧等等的根苗，而在文明社会的自觉的艺术以内，被各民族的创作天才利用到这种方面去。”[8]神话那瑰丽的想象力量和丰富的神秘意味，激起了现代作家文学创作的近似性体验。
中华民族神话的重新发现，最初来源于西方神话学的引入。新文化运动者们在探寻西方文化的同时，接触到西方的神话传说和文学作品中的神话意蕴感到新奇，进而产生浓厚的研讨兴趣。且多将希腊神话作为西方文化的源头而加以引介。郑振铎在域外的日子中，先后接触了弗雷泽译注的《神话集》以及《金枝》等，接触到西方考古学等现代人文学科理论；他编著的《恋爱的故事》(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希腊神话》(上海生活书店1935年2月)、《龙与巨怪》(重庆文信书局1943年4月)等译著，让国内读者看到了一个新奇的希腊神话世界。在《希腊神话》的序言中，他说，“希腊神话是欧洲文化史上的一个最弘伟的成训，也便是欧洲文艺作品所最常取材的渊薮”，“她是永远汲取不尽的清泉，人类将永在其旁憩息着，喝饮着”，“但希腊神话，在中国却成了很冷僻的东西”，虽然有一些介绍，却还是使人“索然”，“这便是吃了希腊神话不熟悉的苦，因而失去了多少欣赏、了解最好的文艺的机缘”[9]。周作人也在《神话的趣味》中介绍了神话与文学的密切关系：“在欧洲每一文学史里，开首即要讲神话，这确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希腊的神话是常常用在散文和诗歌里面，无论历来哪个名家的著作，其中多杂有神话在内”，“我们要了解欧洲的文学”，“非先懂得神话的趣味不可”[10]。在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郑振铎的《文学大纲》等介绍西方文学发展的专著中，几乎都将希腊罗马神话作为西方文学的源头加以介绍。同时，现代作家在现代创作中将神话作为古已有之的思想资源和文化传统，进行创造性的改写，并借助其中体现了强烈文化属性和精神意蕴的神话意象或者母题，来表达现代语境中的文化思考。
三
现代学者的神话研究大多认为神话具有反映现实生活的最本质特征。神话虽然表现出不合科学原理的近乎荒诞的想象模式，但这并不是由于它们反映内容的虚幻，而恰恰是现实生活在原始神话思维作用下的转型再现。茅盾给神话的定义是：“神话是一种流行于上古时代的民间故事，所叙述的是超乎人类能力以上的神们的行事，虽然是荒唐无稽，可是古代人民互相传述，却确信以为是真的。”[11]郑振铎、沈从文也都专门谈及过神话的现实性特征。郑振铎在为小说集《取火者的逮捕》所写的序言中说：“它(神话)不是小市民们的幻想的遁迹之所在。神话里的天和地，根本上便不是人类幻想的结果，而是记录着真实的古代人的苦斗的经过，以及他们的心灵上所印染的可能的争斗的实感与其他一切的人生的印象的。”[12]而沈从文对于神话的认识是比较全面辩证的，他认为：“这神话不仅综合过去人类的抒情幻想与梦，加以现实成分重新处理。应当是综合过去人类求生的经验，以及人类对于人的认识，为未来有所安排。”[13]现实性既是现代作家在对神话进行学理性研究中总结出的神话自身的功能特征，同时也是他们在借鉴神话题材开展创作时一个重要的价值取向。正因为现代作家强调了神话在产生之初的现实性，淡化了神话作为想象的产物所体现出的幻想性，所以他们在借用神话题材来表达现代想象和现实思考时，也强调了神话的现实性功能。
现代作家在创作神话题材作品时，已不仅仅从文学意义角度着眼，而且还具有社会学的新视角。中国现代作家在对于传统神话母题的借鉴中，体现出对于某些母题相对集中的倾向性。例如女娲神话，鲁迅的小说《补天》、郭沫若的诗歌《女神之再生》都取材于此，同时对于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的形象，鲁迅、郭沫若、郑振铎、聂绀弩等作家都曾在文本创作中借鉴过其典型意象。郑振铎在《希腊神话故事》的序言中对于普罗米修斯的殉道精神给予了极高的赞誉：“远在这一切之上，弹奏出永远的反抗的调子的，乃是预知者柏洛米修士(Prometheus)的故事。”“那伟大的为人类而牺牲的柏洛米修士，便是一切殉教者的象征。苏格拉底、耶稣、释迦牟尼、墨翟，都是这一型式的人物。在个人主义的自私的空气，若烟雾腾腾，黑天昏地似的弥漫于一切之时，能不有感于这！”[14]基于这样的认知，郑振铎在选取普罗米修斯神话作为创作题材的原因，主要也在于感慨于这一形象所表现出的坚定的反抗意志与悲壮的殉道精神。这种观点也突出地体现了现代作家普遍的价值信念与文化认同。对于《圣经》神话的改写更是突出地表现出现代作家取材上的集中性，“十字架上的耶稣”蕴含了丰富的牺牲精神与救世信念，而为广大现代作家所青睐。对于“钟馗捉鬼”这一民间神话的改写主要集中在40年代，吴祖光的神话剧《捉鬼传》、张恨水的长篇小说《八十一梦》中的“在钟馗帐下”，都是选取钟馗来到阳间斩妖除鬼的蓝本，以此来无情地批判腐朽的社会现实。通过对于现代作家创作中的神话意象和神话题材作品的分析可以发现，无论是中国传统神话，还是希腊北欧神话，抑或是宗教神话，其中表达积极的救世精神和殉道意志的神话形象或者神话母题都被赋予了现代中国的主题需求，体现出对于现代中国的现实呼应。
四
中国现代作家对于神话的研究与书写，不是可以简单地从复古和立新的二元判断便可以划分清楚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发生于现代人生存的价值观与精神信念都面临巨大缺失的现实状况下，对于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而言，他们希望通过新文化运动来寻找到新的文化权威和价值规范。这种新的价值观和信仰的来源一方面是对西方文化的积极吸纳，另一方面便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去粗取精。而在这个过程中，神话也处于一个非常微妙的地位。
不可否认，中国远古神话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不过它在历史评价体系中却被分割看待，一部分被作为中国历史的早期形态而进入到正史记载之中，另一部分则被作为神灵鬼怪的民间野调被弃入杂说类。总之在现代以前，中国的神话并未被视做一个重要的文化独立体。而随着西方神话学研究体系的引入，现代作家通过对西方文化的追本溯源，发现希腊神话的源头地位，于是回过头来搜寻中国远古神话的谱系特征，甚至在暂时没有足够的文献资料证明的情况下，假设中国远古也存在一个同希腊神话同样光辉灿烂的神话世界，拥有完备的神谱和生动的神话故事。
从启蒙现代性的眼光来看，现代中国以科学和理性的视角来倡导对于现代中国社会的启蒙与解放。然而不可忽视的一个客观现实是，原始神话作为原始社会的民间产物，是原始初民对于自然万象、宇宙百态的想象性阐释，其中不可避免地裹含着难以辨明的鬼神观念和信仰成分。这在倡导反封建、反迷信的现代中国，理应受到包括现代作家在内的现代知识分子的质疑和批判。而另一方面，从审美现代性的追求着眼，神话作为现代文学的表现对象之一，又隐含了作家对于文化传统的回望与追溯。现代作家在倡导反封建、反迷信的社会观的同时，却又积极搜集神话史料、译介西方的神话文学和神话学理论、建构中国本民族的神话学研究体系，并且在文学创作中大量采用神话资源。这看似相悖的文化冲突是如何达成了和谐呢？
神话的复杂形态与文化价值并不能以“迷信”、“愚昧”等意义所涵盖，与五四以来的现代作家高扬的科学意识并没有产生严格对立的关系。科学是现代作家启蒙的手段和目标，而神话也是现当代作家反映现实、追求现代审美的方式之一。现代作家研究神话，并不是单纯来自于神话学的建构需要，而有着更加深层的文学和文化思考；在现代作家的文学作品中出现了大量的神话题材和神话意象，也并非单纯地重新讲述或者原型嫁接，其后也仍然有着深刻的历史现实原因。
五四时期对科学精神的倡导，体现了现代中国科学体系的推进与发展，更在观念上强调了“科学”的态度。对于现代学者和现代作家而言，这种观念也体现出一种以科学态度进行学术研究和文本创作的愿望。特别是随着西方神话学体系的引入，为现代作家呈现了一个既感性又理性、既神奇瑰丽又透彻人性的神话世界。随着对于西方神话学理论的掌握和对于西方文学发展中神话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的理解，现代作家发现通过神话学的研究与应用，可以为西方文化勾勒出一条完整而清晰的民族文化的流变轨迹。原始神话虽然是文明世界之前的产物，但却可以作为一个现代人文学科而研究。现代作家反观中国神话，也产生了对本民族原始神话传说的再认识和再改造的愿望，并且将其纳入到新文化运动的潮流之中。
在《破恶声论》中，鲁迅首次将神话的存在与民间信仰联系在一起。鲁迅进一步批评当时嘲笑神话为迷信的浅薄观念，“夫神话之作，本于古民，睹天物之奇抓，则逞神思而施以人化，想出古异，椒诡可观，虽信之失当，而嘲之则大惑也”[15]。周作人在《神话与传说》、《神话的辩护》、《续神话的辩护》等文章中多次强调一个观点，即：神话不同于迷信。在《神话的趣味》中，周作人说：“近来时常有人说起神话，但是他们用了科学的知识，不做历史的研究，却去下法律的判断，以为神话都是荒唐无稽的话，不但没有研究的价值，而且还有排斥的必要。”[16]这实在是“错误的”。郭沫若认为，对于远古神话的态度，应当保持着一个恰到好处的“度”——既不能盲目地信仰，也不能执意地反抗。盲目的信仰是愚昧无知的表现，毕竟神话是原始初民想象的产物，是缺乏现代科学依据的支撑；而执意的反抗便会导致“一切的神话传说歼灭殆尽”。郭沫若认为神话中蕴含的文化精神和艺术魅力，是极为宝贵的历史财富，他认为神话世界所包含的奇特的幻想和丰富的想象，既不应该用科学的眼光指责它是“无知的尘冢”，也不能“在抽象的美学中去寻求”，而应该在这具体的神话世界中去领略和学习。
神话是原始初民解读世界的产物，是在民间经历了千年的流传与绵延而形成的民间文化的一种，蕴涵在神话中的民间信仰也是体现了民众自身精神需求的一种文化形态。正如周作人所言：“神话是原始人的文学，原始人的哲学，——原始人的科学，原始人的宗教传说，但这是人民信仰的表现，并不是造成信仰的原因。”[17]自小生长于民风信仰浓厚的苗疆地域的沈从文也曾多次直接将神话与信仰联系起来：“神的意义想我们这里只是‘自然’，一切生成的现象，不是人为的，由于他来处置。他常常是合理的，宽容的，美的。人作不到的算是他创作，人作得的归人去作。人类更聪明一点，也永远不妨碍到他的权力。科学只能同迷信相冲突，或被迷信所阻碍，或消灭迷信。我这里的神并无迷信，他不拒绝知识，他同科学无关。科学即或能在空中创造一条虹霓，但不过是人类因为历史进步聪明了一点，明白如何可以成一条虹，但原来那一条非人力的虹的价值还依然存在。人能模仿神迹，神应当同意儿快乐的。”[18]可见，对于中国现代作家而言，虽然经历了西方文化的冲击和洗礼，但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民间体验，以及对于民族根性透彻的认识和深入的思考，使得他们对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民间信仰与科学进步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能够清醒地认知。
神话中所蕴藏的民间信仰及其审美方式已经渗透到民众与现代作家的日常生活细节和潜在的意识之中，尤其在新文化很难普及的广大民众那里，神话及其蕴含的民间信仰的力量依然强大。这是新文学作家不得不面对的现实。神话作为原始文化的综合表现，具有强大的信仰内核，是一种极易引起共鸣的文化实力。现代作家虽然在文本的现代性创作中消解了远古神话的神圣性，赋予了强烈的现实指向，但是神话中所蕴藏的信仰力量，恰恰可以帮助作家将文本中极力宣扬的启蒙精神和思想意识传达给民众。
神话是古老的，它不是现代人的现实追求，不是对现代生活的直接反映。然而“现代”是不能只从现代本身讲起的，很多现代作家从文学源流的角度来考察现代文学的生存渊源，来为现代文学的存在寻找“合法性”。之所以现代文学是“现代”，正是要从古代讲起，要从文学的源头讲起，例如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都是在为现代中国的文学发展寻找历史依据。所以，中国现代作家对于远古神话的关注与热衷，在创作中体现出强烈的神话意识正是源于对于现实社会的价值反思和审美诉求。相应的，现代作家试图为现代中国的文化和社会发展寻找到科学的发展道路，回望历史、追溯作为文化源头的神话，也是无可回避的。
现代作家的神话“书写”既有对远古神话传统的重述，也是对现代生活的别样反映；既是对神话中蕴含的民族文化精神的呼唤，也有对现代社会文化建设需求的回应；既是向远古神话艺术形态的致敬，也有对现代文学创作风格的拓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作家的神话题材的创作既是对中西方文化传统的秉持与继承，同时也是现代意识的一种独特表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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