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中国大革命史的历史及其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革命史论文,美国论文,国大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以“打倒列强”、“打倒军阀”为宗旨的国民革命震撼了西方。当时中国的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给美国在华传教和贸易方面很大的打击，美国舆论因之哗然而起，促成了美国对中国有组织的研究。1928年，美国东方学会决定以加强研究远东文化为方针。随后，在1928年12月，美国学会协会也在纽约的哈佛俱乐部召集了“中国研究促进会议”，共同讨论加强和推动中国研究的方针和计划。这样，从20年代末起，就有一部分美国学者开始研究中国革命。但那时多数学者怀着阶级偏见，何况他们实际上对中国革命情况所知甚少，难以进行深入的探讨，更多的则是对中国大革命运动的歪曲和指责。如多尔森在《中国的危机》（旧金山1927年）、密勒在《中国：今日问题的核心所在，为什么？》（纽约1928年）中均认为1924—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是一场广泛的排外运动，其宗旨是修订、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因此，在他们的著作中，通常把这场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称作“民族主义运动”或“民族主义革命”。
值得一提的是30年代美国学者伊罗生的《中国革命的悲剧》，该书于1938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这是一部按照托洛茨基观点论述中国大革命的著作，作者认为中国大革命失败完全是斯大林错误指导的结果。作者从中央苏区及中国反对派内部和当时的报刊上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它最早地为西方学者提供了研究中国革命尤其是研究共产国际指导政策的难得的资料，在西方史学界中影响很大。西方研究中国革命史的著名学者如康·布兰特和罗·诺斯等人经常引用此书中的资料及内容，该书曾被西方学者称为“不朽的著作”。《中国革命的悲剧》虽然含有托派观点，但它毕竟是国外研究中国大革命史的第一部专著，此书在1951年经过修改后再版，书中的个别章节如关于“四·一二”政变等的论述则引人入胜，有些观点也富有启发性。
50至60年代，美苏关系处于冷战状态，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权对美国是一大威胁，加之美国在侵朝战争中的失败，于是美国把中国当成敌对国家的意识愈加强烈。出于研究敌对国家的需要，美国政府和各大基金会遂集中较大力量开展对中国的研究。在大革命史方面，主要有罗·诺斯的《苏联和东方——1920—1927》（斯坦福大学1957年版）和《莫斯科与中国共产党人》（斯坦福大学1953年），康·布兰特的《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坎布里奇，1958年）。这些书在西方史学界均产生了不少影响，但它们作为麦卡锡主义猖狂的冷战时代的产物，常多有意无意附和官方的立场和观点，歪曲中国革命，对共产主义进行攻击。
总的看来，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大革命史的研究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在政府的指使下进行的是一系列对策性的研究。如美国史学界主要兴趣在于研究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失败，其目的在于论证孙中山的俄国方向并不是历史的需要，20年代统一战线的建立并没有客观的社会基础，它完全是共产国际纯粹的策略和权术。党内合作的方式解决不了“上面革命”和“下面革命”的矛盾，因此这个联盟便以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一场灾难而告终。当然，这种出于政治需要的研究并不能客观、全面地研究中国大革命史，他们的结论也大都是片面的。
研究力量的不足也直接影响了他们的研究质量。美国研究中国革命史的专家，最初都是从旧中国学队伍中转移过来的。但是老一代中国学家转而研究革命史的人毕竟是少数，新一代学者还未培养出来，因而，美国对中国革命史研究队伍的力量很薄弱。在当时，还受到资料的限制，虽然美国很重视有关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资料的收集，尤其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更加大规模公开或秘密地收集大陆的资料。但是由于他们奉行“遏制共产主义”的策略，与中国大陆完全隔绝，许多资料只能通过港、台、日本等间接渠道获得，即使像被西方推崇的《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1921—1951年》这样的代表性文献也大多是从日文资料翻译过来的。缺乏基本资料，必然影响美国学者研究结论的准确性。
二
从70年代末开始，随着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和随之而来的国际间学术交流的积极开展，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路线的确立，随着中国国内大量资料的公开和对大革命史研究的深化，美国史学界对中国大革命史的研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研究成果多，并具有一定深度
美国有关中国大革命史研究颇具质量的论著基本上出于70年代以后，自费正清1968年担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发表《70年代的任务》演说之后，要求冷静地研究中国的呼声在学术界越来越多。在政界和财界的全力支持下，美国的中国研究空前活跃起来，从基金拨款、建立机构、人员配备乃至研究项目都有了成倍甚至成十倍的增长，大革命史研究也随之而深入。代表性的著作有乔·丹的《北伐：中国的国民革命1926—1928》（夏威夷大学1976年）、小霍夫海因茨的《怒潮：中国共产主义的农民运动1921—1928》（哈佛大学1977年）、安格斯·麦克唐纳的《乡村革命的都市来源：湖南农民运动》（加利福尼亚大学1978年）、朱盛西的《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加利福尼亚大学1976年）、陈福霖的《20年代的中国：民族主义和革命》（新观点出版社1976年）、霍罗布尼奇的《鲍罗廷与中国革命》（哥伦比亚大学1979年）、雅各布斯的《鲍罗廷——斯大林在中国的人》（哈佛大学1981年）、韦慕庭的《中国的国民革命1923—1928》（剑桥大学1984年）和范德的《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与寻求新的政治秩序1920—1927》（哈佛大学1987年）等。其中韦慕庭的《中国的国民革命》利用了台湾国民党档案、北伐战争参加者的访问记录、伦敦档案馆所藏20年代英国驻华使馆的报告以及英国国家档案局收藏的有关私人文件，内容比较丰富，观点较为客观。
80年代，美国还出版了大部头研究著作《剑桥中华民国史》，分一、二两卷，书中延揽了一批中国史研究的一流学者参加写作，可以说它基本上代表了迄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对于中华民国综合研究所达到的水平。其中《剑桥中华民国史》的第一部共12章，基本上是介绍中共创立时期和大革命时期的历史，涉及到经济、政治、军事、思想、文化和阶级各方面。约克大学历史学教授陈志让的《1927年以前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和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韦慕庭的《中国国民革命：从广州到南京》对大革命时期的历史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
（二）开始摆脱政治的左右，部分人能较客观地进行研究
以前美国学者是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上考察近现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他们把外部影响和内部反应视为中国近现代的主轴线，把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切政治、经济和社会现象皆解释为外部冲击的结果。在研究中国大革命史时，他们过分夸大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软弱性，认为中国的运动只是名义上的，形式上的，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共的成立，并非证明客观上开始把马列主义同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相结合的过程，而是共产国际强加给中国的产物；他们认为20年代的统一战线策略也是国共被迫接受的，并不具有客观历史根源。如康·布兰特就说过：“孙中山联俄，并不是出于历史的必然”（《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英文版，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58年，第19页）。由于过分强调外部冲击这一因素，他们往往忽视对中国内部各种经济和社会现象的具体的深入的考察，没有充分注意到内因在中国社会变革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近年来，颇有人提倡使用“中国中心方法”，即透视的焦点放在中国内部，根据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过程和规律解释中国历史。所以从70年代末起，一部分美国学者着意于中国经济史、民众运动史和地方史的研究。如在研究中国农民运动时，他们强调通过社会史的观点去探讨共产党和广大人民是如何结合起来的历史进程。第三代美国青年学者们在研究农民运动时，要求把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变和历史事件结合起来探讨。他们指出要从农民运动的历史事件中探讨社会结构的变化，在结构的变化之中去寻找民众运动的来源和推动力。裴宜理的《从造反到革命：淮北地区1850至1949年》（华盛顿大学1979年），对淮北地区的红枪会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进行了研究。罗伯特·马克斯的《华南的农民协会和农民起义、海丰县社会变迁史1630—1930》（威斯康星州1978年），对海陆丰地区的历史和农民运动进行了研究。通过对这两个地区的农民运动的研究，他们得出的共同结论是：中国革命的动力是社会内在的斗争或经济的因素，并非由外部作用决定的。斯特兰德的《20年代的北京秩序和民众的抗议》（哥伦比亚大学1979年），从老舍对北京黄包车夫的生动描写出发，写出了一本既是北京都市史也是民众运动史的著作，作者比较注重历史上社会经济的因素。也有小霍夫海因茨所著《怒潮：中国共产主义的农民运动1921—1928》和麦克唐纳所著《乡村革命的都市来源：湖南农民运动》两书强调农村的被动性。小霍夫海因茨的结论比较极端，他认为中国革命的动力绝不是社会内在的斗争或经济的因素，而主要是共产党的组织。这本书在美国史学界受到了一些批评。
（三）研究方法上趋于综合法和比较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界在研究方法上发生了一些变革，各种新的理论和新的研究方法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各国中共党史学者受其影响，表现异常活跃，不仅力图在内容、角度、资料运用等方面标新立异，而且在研究方法上更是刻意求新。这些新的研究方法主要有：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法、历史溯源法、数量分析法、比较法、口述法等。在大革命史的研究中，用得较多的则是综合法和比较法。
综合研究法主张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总体历史展开全面的综合研究。美国第三代中国史研究家们很重视这一方法。他们在中国史的研究中以空间而不是以专业来限制研究对象的范围，认为理想的成果是出于对一个地方做出综合性的研究，把自然、地理、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作为一个体系来分析。运用这种方法，他们在研究农民运动时取得 了突破性进展，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华盛顿大学女教授裴宜理的《从造反到革命：淮北地区1850—1949年》和罗伯特·马克斯的《华南的农民协会和农民起义、海丰县社会变迁史1630～1930》。
所谓比较法，是把要研究的历史视为整个历史的一个环节，与其前后左右加以比较。美国史学界不仅对中国大革命时期所发生的一切作了一定程度的研究，而且力图使之与相关联的事件进行比较。如在研究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合作问题时，大都把它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相比较，通过比较进一步说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利弊得失。范·力沛在《敌与友：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统一战线》中认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完全不同于第一次，因为这时共产党已拥有实力——军队、领土和各种组织。他说，到30年代，由于毛泽东逐渐发展和完善了他的革命战略，使统一战线有了新的概念。这次统一战线实质上是中国人自动提出的，它的建立与其说是理论上的考虑，倒不如说是基于现实需要和实际经验；中共统一战线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又团结又斗争。有的学者在论述共产国际对华政策时，将20年代的共产国际路线与三四十年代中共的政策方针加以比较，通过对比说明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的高度集中统一指导中国革命的原则对中国革命产生的消极作用。
不难发现，美国学者在大革命史的研究中，并非简单地对史实的考证和历史的复述，而是着重对历史的深入分析和思考，在研究中，将某些在一定程度上与大革命相类似或相关联的历史史实与大革命联系起来，加以比较，以求得更符合实际的结论。
（四）大革命史资料更为丰富
美国学者非常注重大革命史料的搜集和交流，公开出版了库存资料目录索引，如索菲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文原始资料，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馆藏资料注解书目》、关洛金的《美国国会图书馆内共产党中国的资料调查及有关美国的中国共产党文件的研究》、费正清的《中国共产党出版物，哈佛大学中国图书馆馆藏资料注解书目》等，任何国家的团体和个人都可以很方便地查找到所需要的各种资料，被称为世界各国研究中共党史的重要基地。
据1975年统计，美国95家图书馆，当时的中文藏书达40，000万册以上，其中重点收藏中国近现代史资料的哈佛大学藏中文资料近40万册。重点收藏中共党史资料的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几乎收集了20世纪各国所出的全部重要中共党史的资料，还编印了大量中国旧报刊，据称还有《申报》、《民国日报》全套缩微胶卷。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芝加哥大学约瑟夫·里根斯坦图书馆存有罗易著作珍本。这是一本罗易文集，第一个文献是罗易到广州后于1927年2月22日所写的《中国革命的性质》，最后一个文献是6月28日在汉口写的《反帝斗争和阶级斗争》。其间有28个文献，此外，还有七封信。罗·诺斯写的《罗易赴华使命》一书的内容和文件，主要出自此书。在芝加哥大学里根斯坦图书馆保存了一些有关阐述包括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在内的共产国际历史的书籍，其中有英文版的《共产国际历史纲要》（1971年版），用相当的篇幅阐述了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问题，尤其比较详细地阐述了共产国际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政策。韦慕庭编写的《革命使者——苏联顾问与民族主义的中国1920—1927》（哈佛大学1989年）一书，上编按年代顺序详细地叙述了1920—1927年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包括共产党和国民党编年史以及在华苏联顾问的活动，内容丰富，史料翔实；下编是苏联顾问在这一革命时期起草的文件集，所收81个文件中，有一半是未曾发表过的，而且其中大部分是美国国家档案馆和美国政府收藏的档案。
研究鲍罗廷等在华苏联顾问方面，也保存有不少资料。俄文版《参加过中国革命的著名共产党员》一书，已被美国学者译成英文出版。《中国季刊》1970年第一期发表了丹·雅各布斯的文章《最近俄国关于中国苏联顾问的资料》，介绍了苏联研究中国苏联顾问的信息。1981年他出版的专著《鲍罗廷——斯大林在中国的人》全面阐述了鲍罗廷的历史。
美国学者还特别注重利用史料进行佐证。在他们的著作和论文中，都引证大量的文献资料。有时他们为了搜集和查证某些资料而遍跑全世界，如韦慕庭的《中国的国民革命》一书，不仅充分利用了美国所藏资料，而且利用了英国驻华使馆的报告及台湾档案的资料而写成；此书共200页，引用了有关资料近400种。以取材广博而著称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仅第一部征引资料、论文多达1200种，书后所列参考资料占据本书的五分之一页。不仅引用大量国外及港台资料，而且引用了大量大陆资料，如张静庐的《中国现代出版史料》即为所引之列。引用资料丰富全面，有利于避免用一方资料作文的缺陷。
总的来看，从70年代末开始，美国对中国大革命史的研究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开始摆脱政治的左右，一些学者开始客观地研究中国大革命的历史，也取得了成果。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已成事实，他们有必要研究这一事实；另一方面是美国现行的以个体为主的研究体制也使美国政府难于统一控制，毕竟冷战时代和麦卡锡时代已经结束。
最后，美国学者对中国大革命史研究方面的进步并不表示他们在学术观点上没有问题。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头脑中长期形成的帝国主义思想影响，都使他们难于理解殖民地人民的反帝斗争、工农运动、反对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他们在许多具体问题上的结论都还需要深入研究和驳正。国外学者研究的可借鉴之处在于他们开辟了某些新的领域，挖掘了新史料，运用一些新方法，这对推动我国大革命史研究都是颇有益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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