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谱学研究的几点意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点意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谱学和方志学一样，都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具备史学的某些功能和特点。清代学者邵晋涵就指出：“郑夹漈之为《通志》也，首叙氏族，又采诸家谱乘见于著录，则家之有谱，固与国有史、州有志而并重也。”〔1〕史学评论家章学诚也说：“且有天下之史， 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比人而后有家，比家而后有国，比国而后有天下。惟分者极其详，然后合者能择善而无憾也”。〔2〕他们不仅给家谱下了定义， 而且对其作用也予以充分肯定，把家谱、方志、国史都看做重要的历史文献。因此，历代学者都相当重视谱学，在编修国史或其它学术论著时常有涉及。谱牒学在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曾一度居于显学地位，尤其是魏晋南北朝，几乎是家家要讲谱牒，人人要懂谱牒，否则在社会上就无从交往，地方官若不懂谱系之学，则无从履行其职责。因此统治者也高度重视谱牒，并设专门机构管理，先后产生了一大批著名谱学家和谱牒著作。自宋以后，不仅私家之谱盛行，还产生了年谱等形式的谱牒著作，更加丰富了谱学的内容。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左”倾思潮的影响，这门学问的研究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谱牒被认为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家谱，毫无疑问属于封建糟粕，几乎无人敢于问津。然而在海外，如美国、日本的许多汉学家，却一直在收藏、整理和研究谱牒，台湾不少学者也一直在研究，还两年举行一次族谱研讨会。80年代以来，大陆有些学者也开始着手研究，陆续发表了一些论著，这是可喜的现象。
笔者在阅读海内外一些学者的论著时，发现有不少问题还值得商榷。现就以下几个问题谈点个人粗浅看法，以就教于有关专家和读者。
谱学不等于家谱学
谱牒是古代记载世系书籍的总称，这种称呼盖出自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称：“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谱牒”亦作“谱谍”，《十二诸侯年表序》曰：“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谍》，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而叹也。”后来这类著作渐多，史书或目录学分类，便亦有此名目，并逐渐形成一门学问——谱牒学，简称谱学。事实上任何一门学问的形成，都必然有一个过程，不可能此类著作一产生立即就有这门学问。而这类著作最初产生时，多为记载帝王世系，这与“古谱牒掌于官”有密切关系。《汉书·艺文志》的“历谱”类还载有《帝王诸侯世谱》、《古来帝王年谱》两书，可惜这两部书早已亡佚。《隋书·经籍志》中已不著录。后世则著录氏族家谱直至私家之谱，显然是有其发展过程的。邵晋涵在论述谱学的起源与发展时说：
《周官》小史奠系世，辩昭穆，谱牒之掌，古有专官，自官失其传，《大戴记》首述姓系，后如杜预之《春秋世族谱》，则谱牒附之于经；至应劭之述系姓，王符之论氏姓，又辅经而行者也；至太史公征引《世本》，考得姓受氏之源，至《唐书·宰相世系表》，则谱学附之于史。其勒为专书，编分类次者，若挚虞《昭穆记》，王俭《百家谱》，贾希景《氏族要状》，胥能补史传所未备。五代以后，谱系散失，于是士大夫之述家谱者，或推始迁之祖，或述五世之宗，守近而不能溯远，仅以叙同居之昭穆，而于受姓别族之源流，多未暇及，谱学之失传，所从来远矣。……自奠系牒之官废，而后有专门之学，专门之学衰，而后有私家之谱，自古迄今，凡三变焉。〔3〕
邵氏这段文字，不仅叙述了谱学的起源，而且叙述了谱学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的特点及代表作，谱学与史学的关系和史学价值。尤其是他讲的三个阶段，即由专官之掌，演为专门之学，进而形成私家之谱，这个结论大体上是符合谱学发展实际情况的，反映了谱学发展的简单历史。这就是说，谱牒同史学一样，最早是由专官所执掌，其目的仅在于“奠系世，辩昭穆”，别贵贱，识尊卑，如此而已。秦汉以来，谱谍无专官掌管，学者竞相编述，至六朝遂形成专门之学，并形成了谱学发展史上第一次高潮。到了唐代，由于统治者的利用和提倡，出现了谱学发展史上又一高潮。但其著作形式与表现功能则与魏晋南北朝时期有着显著不同，这一点往往被许多谱学研究者所忽略。五代以后，此学渐衰，专治谱学而成家者少见。正如邵氏所说，以后多为“私家之谱”。邵氏的论述还告诉人们这样一个事实，即谱学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决不像如今有些学者所说，谱学就是家谱学。这一点从正史艺文志、经籍志中都可以得到证实。众所周知，无论是史表、官谱、统谱，还是宗谱、族谱，不外乎记载人物氏族世系，因此古人亦称“姓氏之学”。自从《隋书·经籍志》开始，史部都有谱牒这一门类，《隋书·经籍志》称“谱系篇”，新、旧唐书、《宋史》则均称“谱牒”。
谱牒学究竟应当包括哪些内容？《隋书·经籍志》的“谱系篇”云：
氏姓之书，其所由来远矣。《书》称“别生分类”，《传》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周家小史（似应为“《周官》小史”——引者注）定系世，辩昭穆，则亦史之职也。秦兼天下，铲除旧迹，公侯子孙，失其本系。汉初，得《世本》，叙黄帝以来祖世所出，而汉又有《帝王年谱》，后汉有《邓氏官谱》。晋世，挚虞作《族姓昭穆记》十卷，齐梁之间，其书较广。后魏迁洛，有八氏十姓，咸出帝族。又有三十六族，则诸国之从魏者，九十二姓，世为部落大人者，并为河南洛阳人。其中国士人，则第其门阀，有四海大姓、郡姓、州姓、县姓，及周太祖入关，诸姓子孙有功者，并令为其宗长，仍撰谱录，纪其所承。又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其《邓氏官谱》及《族姓昭穆记》，晋乱已亡。自余亦多遗失。今录其见存者，以为谱系篇。
《谱系篇》共收《世本》、《汉氏帝王谱》、《后齐宗谱》、《百家谱》、《益州谱》等41部，其中一族一姓之谱有《谢氏谱》、《杨氏谱》、《苏氏谱》等。这些书名就足以表明谱学的内容并不局限于家谱。这篇小序更能说明问题，因为在谱牒产生之初，是由专官执掌，尚未产生私家之谱，显然我们决不能说这些还不是谱学的内容。《旧唐书·经籍志》共收书55部，比较著名的有《大唐氏族志》、《姓氏谱》（许敬宗撰）和柳冲的《大唐姓族系录》。《新唐书·艺文志》则著录了95部，不仅收了《大唐氏族志》、《姓氏谱》、《大唐姓族系录》，而且收录了李林甫等编纂的《唐新定诸家谱录》、林宝《元和姓纂》、李利涉《唐官姓氏记》、柳璨《姓氏韵略》、柳芳《永泰新谱》（一作《皇室新谱》）、柳璟《续谱》及李衢《大唐皇室新谱》等。这些著作的出现，反映了谱学在唐代发展的新趋向及其所肩负的新功能。这些著作不仅是研究谱学发展的重要依据，而且是研究唐代政治史和社会史，特别是研究唐代上层统治者政治斗争的重要史料。到了《宋史·艺文志》的《谱牒类》所收录著作，情况又有变化，首部著录的是何承天的《姓苑》，次则为林宝的《姓苑》、《姓史》、《元和姓纂》，且所载专门研究记录姓氏之书特别多，很明显，其注意力已逐渐移向“寻常百姓家”了。如《春秋氏族谱》、《春秋宗族谥谱》，所记虽然还离不开王侯士大夫，但其着眼点是在“氏族”与“宗族”了。当然，专讲帝王世系之书为数也不少，如李茂嵩的《唐宗系谱》、佚名的《唐书总记帝系》、宋敏求的《韻类次宗室谱》、司马光的《宗室世表》等。另外梁元帝的《古今同姓名录》、李林甫的《天下郡望姓氏族谱》和佚名的《唐相谱》也很有学术价值。总的来说，只要我们对此著录的百余部著作逐一过目便会发现，记载一家一姓的家谱族谱竟多达近40部，超过全部著录的三分之一。这个数字的变化，反映了谱学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私家之谱盛行于天下的局面。影响较大的有苏洵的《苏氏族谱》、钱惟演的《钱氏庆系谱》及《向敏中家谱》、《建阳陈氏家谱》、《长乐林氏家谱》等。自宋以后，私家之谱一统天下，此后专门研究谱学的人和专著逐渐减少。正因如此，清代许多学者都称宋以后谱学便衰微了。其实这一说法未必妥当，后来私家之谱的价值，决不在官修谱牒著作之下，许多内容可补史书记载之不足，有的还可纠正史书记载之错误，许多论著已经有所论及。
还要指出的是，从宋代开始，除“私家之谱”而外，又出现了单为个人作年谱的现象，特别是为著名学者、政治家编写年谱，这应当说是谱学发展的一大转折，不仅为谱学发展开了一条新的途径，而且这种著作更加富有学术价值。鲁迅先生对年谱就非常重视，认为这是一种知人论世的著作形式。由此可见，作为谱学，年谱是绝对不应被排斥在外的。章学诚既是史学评论家，又是著名的谱牒学家，他在论述谱学的内容时，并不认为谱牒就是讲家谱、族谱，他的谱学理论相当丰富。章氏晚年曾编纂《史籍考》一书，其书虽然未能流传，但其总目保存了下来，总目共分十二大部，《谱牒部》列在第七，下分专家、总类、年谱、别谱四大类。他在《史考释例》一文中对此还作了解释：“谱牒有专家、总类之不同，专则一家之书，总则汇萃之书。而家传、家训、内训、家范、家礼皆附入专谱门中，以其行于家者然也。”〔4 〕将年谱单独作为一类，视为谱学不可分的一部分，无疑是很正确的，因为它充分反映了中国史学家的优良传统。史部目录也及时反映了谱学的这一发展情况。如上引《宋史·艺文志》的“谱牒类”就已著录了洪兴祖的《韩愈年谱》，而《明史·艺文志》该类也收了李默的《朱子年谱》和徐渤的《蔡忠惠年谱》。这些谱牒部的著录范围也同样向人们展示了谱学的内容是相当广泛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谱学是研究和阐述人类宗族家族世系演变历史及相关问题的一门学问，一切著录和记载宗族家族世系历史的文献典籍，都属谱学研究的范畴。诸如家谱、宗谱、族谱、世谱、世系录、总谱、统谱、官谱、年谱以及史书中的各类世系表，等等。而家谱只是谱学中的一个分支、一个成员，不能代表整个谱牒学，充其量也只能说是狭义的谱学而已。
研究谱学起源与发展应当注意时代背景
研究谱学的起源与发展，应当密切联系时代背景，注意时代的需要和可能，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因为任何一种著作形式和学术思想都有其产生的特定社会条件，谱学的产生自然也不例外。在谈到谱学起源时，有人提出在原始社会已经产生，但没有根据，是纯粹的理论分析；有人提出在夏代已经产生，理由是夏已经是“家天下”了；也有人提出在殷商已经产生，因为甲骨文中已有谱系的记载。有学者在论述某朝谱学发展时，既不谈该朝谱学产生的原因，更不谈谱学发展的特点，只将一部部著作罗列以后就万事大吉，这称得上是“某朝谱学”吗？最多只能说是某朝谱学著作目录而已。关于起源问题，冯尔康先生在《宗族制度对中国历史的影响》〔5〕一文中提出， 宗族制度是产生谱牒学的直接根源。笔者认为这个说法很有道理。从分析看，夏代虽然可能已有文字，如孔子一再声称，“夏礼吾能言之”、“殷因于夏礼”，但文字实物证据至今尚未发现。即便到了殷商，周公曾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6〕但这种“册”与“典”，我们今天却很少见到。到了西周， 实行宗法制度，这是大量文献都有记载的，并有大宗与小宗的严格区分，有所谓“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实行这种制度的目的在于防止各等级的贵族互相争夺爵位财产。为了切实执行这套严密的制度，必须有相应的措施，因而设立专官管理。大诗人屈原在楚就曾担任过三闾大夫，掌管三族三姓，“叙其谱属”。直至秦汉，仍设置宗正，掌管皇室与外戚之事务，不仅管宗室名籍，以分别嫡庶亲疏，而且要编纂同姓诸侯王世系谱。可见在西周，“叙其谱属”正是维护宗法制度的重要措施。《国语·鲁语》上《夏父弗忌改昭穆之常》云：
夏父弗忌为宗，蒸将跻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曰：“我为宗伯，明者为昭，其次为穆，何常之有！”有司曰：“夫宗庙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长幼，而等胄之亲疏也。夫祀，昭孝也。各致齐敬于其皇祖，昭孝之至也。故工史书世，宗祝书昭穆，犹恐其踰也。今将先明而后祖，自玄王以及主癸莫若汤，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之蒸也，未尝跻汤与文、武，不踰也。鲁未若商、周而改其常，无乃不可乎”？弗听，遂跻之。
这里所讲虽然仅仅是在祭祀问题上违反了宗法制度，有关人员认为这也是不可以的，所以这个违制行为，就被史家作为典型写入史册，以示永远为戒。尤其是“工史书世，宗祝书昭穆，尤恐其踰也”三句话，足以说明谱牒这种著作正是适应政治需要而产生的。因此，自古以来许多学者认为谱牒始于西周是很有道理的。商代尽管有可能已产生了宗族制度，但并无文献说明当时已经产生了谱牒著作，而且有著作未必就能形成一门学问。到了西周，宗法制度在许多古代文献典籍中都有记载，且为历代学者一致公认，这种制度就是要“奠系世，辩昭穆”，别贵贱，识尊卑，自然就需要有一种著作形式为其服务。既有文献明确记载，又有专官管理，谱牒产生的社会条件具备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谱学能够得到蓬勃发展，有特定的社会条件。唐代著名谱学家柳芳概括当时谱学发展的三大原因时说：“善言谱者，系之地望而不惑；质之姓氏而无疑；缀之婚姻而有别。”〔7〕这就是说，研究当时的谱学发展，必须熟悉人物的地望，了解族姓的来源和支派，辨清婚姻血统关系。所以我们说谱学此时是为维护门阀豪族利益、巩固门第制度而形成的一种史学门类。众所周知，郡望观念是在门第制度下产生的，标举郡望，在于显示门第的高下。而门第的高下。则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以选官而言，“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8〕因为“上品无寒门， 下品无世族”的选官标准，正是以门第高下为依据，因而有些寒门素族，为了提高社会地位，往往伪诈高门，诡称郡望。为了达到伪诈的目的，有人还串通谱学家为之篡改。南齐谱学家贾渊为“王泰宝买袭琅琊谱”，事发后，“渊坐被收，当极法”〔9〕。可见当时的统治者对造假者处理是相当严厉的。 梁武帝未当皇帝之前，在给齐帝的上书中就曾指出：“且夫谱牒讹误，诈伪多绪，人物雅俗，莫肯留心，是以冒袭良家，即成冠族，妄修边幅，便成雅士。”〔10〕这条材料充分说明谱牒对于门阀贵族保持其在门第上的既得利益是何等重要，因而谱谍学也得到了很大发展。既然选官必稽谱籍，主管选举之官，也就必须熟悉谱牒。史载南朝宋刘湛为选曹，就自撰《百家谱》，以助铨叙，最终成为谱学家。以上所述均系政治因素促使了谱学的发达。
另外，在当时社交活动中，谱学也十分重要，因为社会上的避讳风气盛行，与朋友交谈，不能触犯对方的家讳，否则将会招致意料不到的后果。史载南朝宋王弘“每日对千客，可不犯一讳”〔11〕。当时传为佳话，可见他对当时社会上各种重要谱著都相当精通。再者，在门第森严的情况下，婚姻制度必须门当户对，这又与谱牒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寒门素族自然很想高攀，但是社会舆论却比法律还要严厉。门阀豪族王源，将女儿嫁于富阳萧氏，出身世族的历史学家沈约，站在维护门阀制度的立场上，认为门第不当，上疏奏弹王源，并要求将其“置之明科，黜之流伍”〔12〕，要把王源从土籍中罢黜出去。《世说新语·贤媛》篇载，汝南李氏家虽富足，但社会地位不高，为了改变社会地位，将其女给安东将军周浚为妾。更有甚者，世族寒门之间，既不得通婚，平时更不得同席而坐。凡此种种，说明了魏晋南北朝谱学的发展，既有政治原因，又有许多社会因素。到了唐代，谱学仍然相当发达，但是由于政治条件和社会背景发生变化，因而谱学的社会功能、著作形式和内容也在变化。因此，笔者认为，研究每个朝代的谱学发展，都必须注意社会背景的研究，因为谱学与其它许多社会科学一样，是要为特定的社会政治服务的。宋代以后，虽然大体情况基本一致，特别是民间修谱变化不大，但各朝统治者的重视程度不尽相同。如史载朱元璋与大臣议修玉牒，欲与朱熹拉关系；而清朝帝王似乎对于修谱之事不感兴趣，《四库总书总目》就没有谱谍著作目录，据说这是乾隆下令削除的。
家谱、族谱的范围不能无限扩大
家谱、族谱、宗谱等，是一种明血统、序昭穆、记载家族历史的著作，有自己特定的著述格式和内容。从内容来说，包括诸如族姓的源流、世系谱表、郡望支派、移住始末、恩荣表述（制诰、族节、恩例、进士等）、祠堂家墓（族规、祠产、义庄等）、家传著述和家训等等。至于著述格式，一般都应当有表、牒、图、传等，正如章学诚所说：“修谱本为家史，体例自有一定，岂得出入任情，茫无成法欤！”〔13〕表、牒、图、传在家谱中各肩负着不同的任务。“家谱系表，旁行斜上，乃是周谱旧式，后史所本者也”〔14〕；“夫旁行斜上，周谱之法，原取便于稽检，使夫昭穆亲疏，一望可晓耳。”〔15〕这就是说，谱表主要是叙述家庭世系，应该自上而下，贯彻始终，即使向上追溯二三十世亦可。牒则是谱牒的另一组成部分：“牒者，表之注也，表仅列名，而人之行次、字号、历官、生卒、妻妾姓氏、子女所出、茔墓方向，皆当注于名下，如履贯然，表线所不能容，故著牒以详之。”〔16〕“牒有专门，则世系之表，但书名讳辈行，不复须加子注。表无子注，则尺幅之间，约字无多，而二三十世可绳贯矣。”〔17〕惟其如此，把西周青铜器上所刻之世系表一律称之为家谱，恐怕很难让人接受。这种世系表作为谱牒内容，自然名正而言顺，而作为私家之家谱显然不能成立。首先要作出回答的并不是内容、体例、格式是否符合后世产生的私家之谱，而是后世这种私家在西周时存在吗？尤其是在当时能够铸造青铜器的，该是一个怎样的家庭，恐怕也无须多作考证。赵光贤先生有关宗法制度的论述，或许有助于理解这一问题：“宗法制度是周人在新的封建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并为它服务的一种上层建筑。它是直接以维持大小贵族的土地所有制为目的，间接以巩固封建秩序为目的的，所以说宗法制度是支持封建社会的主要支柱。战国以前，宗法制度本来是贵族阶级所专有的，与庶民无关。”〔18〕那种把西周青铜器上所刻之世系表与后世私家之谱等同来看显然是不妥当的。至于将《太史公自叙》和班固的《汉书·叙传》都一律说成是“自叙家谱”，就更离谱了。若如此理解，魏收《魏书》、沈约《宋书》中的自叙传，自然都可视作自叙家谱，而《史记》中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即凡是论及家世者自然也可视作家谱。以此类推，一部廿四史或者廿六史，岂非全成了家谱？章学诚在谱牒分类时，只是将家传、家训等附在家谱之后，而没有直接把它看做家谱，这是有道理的。他说：
谱牒之掌，古有专官。司马迁以《五帝系牒》、《尚书》集世记为《三代世表》，氏族渊源，有自来矣。班固以还，不载谱系，而王符《氏姓之篇》、杜预《世族之谱》，则治经著论，别有专长，义尽而止，不复更求谱学也。自魏晋以降，迄乎六朝，族望渐崇，学士大夫，辄推太史世家遗意，自为家传，其命名之别，若《王肃家传》、《虞览家记》、《范汪世传》、《明粲世录》、陆煦《家史》之属，并于谱牒这外，勒为专书，以俟采录者也。至于挚虞《昭穆记》、王俭《百家谱》，以及何氏《姓苑》、贾氏《要状》诸篇，则总汇群论，编分类次，上者可裨史乘，下或流入类书，其别甚广，不可不辨也。
族属既严，郡望愈重。若沛国刘氏，陇西李氏，太原王氏，陈郡谢氏，虽子姓散处，或本非同居，然推言族望，必本所始。后魏迁洛，则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并居河南洛阳。而中国人士，各第门阀，有四海大姓、州姓、郡姓、县姓，撰为谱录。齐梁之间，斯风益盛，郡谱州牒，并有专书。若王俭、王僧儒之所著录，《冀州姓族》、《扬州谱钞》之属，不可胜纪，俱以州郡系其世望者也。唐刘知几讨论史志，以谓族谱之书，允宜入史。其后欧阳《唐书》撰为《宰相世系》，顾清门巨族，但不为宰相者，时有所遗。至郑樵《通志》，首著《氏族之略》，其叙例之文，发明谱学所系，推源史家不得师承之故，盖尝慨切言之。而后人修史，不师其法，是亦史部之阙典也。〔19〕
章学诚既肯定了谱牒应属史学范畴，又指出了有些著作虽是专门撰写的家史，诸如家传、家记、世传、家史等等，却并不是家谱。这样区分，显然值得我们注意。他不仅是独树一帜的史学评论家，而且是出色的谱学理论家。他在穷困潦倒的一生中，编纂了多部方志和家谱，积累了许多经验。他在《刘忠介公年谱叙》中又说：“余惟谱历之学，仿于《周官》，所以奠系属，分经纬，太史公集《尚书》、《世纪》，为《三代世表》，其遗法也。魏晋以还，家谱图牒，与状述传志，相为经纬，盖亦史部支流，备用一家之书而已。而前代文人，若韩、柳、李、杜诸家，一时皆为之谱，于是即人为谱，而儒杂二家之言，往往见之谱牒矣。”〔20〕这里讲得更加明确，“家谱图牒”与“状述传志”并不同属一类，而是并列关系，两者“相为经纬”，不能含混。以上事实说明，家谱本身的确也有自己应当具备的“谱”，尽管它的产生与其它著作一样，应有由简到繁的过程，但是简单的世系毕竟不能直指为家谱，因此，我们研究也就不能太离谱了。
家谱记载传说中人物为始祖不可信
许多家谱往往将传说中某些历史人物作为一宗一族的始祖，这些记载其实大多不可信。因为自从私家之谱盛行之后，伪托攀附之风也就随之盛行，唐颜师古注《汉书·睦弘传》，曾指出私家家谱妄相攀附的毛病：“眭音息随反。今河南尚有此姓，音字皆然。而韦昭、应劭并云音桂，非也。今有炅姓，乃音桂耳。汉之决录，又不作眭字，宁可混糅将为一族？又近代学者旁引炅姓谱以相附著。私谱之文出于闾巷，家自为说，事非经典，苟引先贤，妄相假讬，无所取信，宁足据乎？”又在注《萧望之传》中说：“近代谱牒妄相托附，乃云望之萧何之后，追次昭穆，流俗学者共祖述焉。但酂侯汉室宗臣、功高位重，子孙胤绪，具详表、传。长倩巨儒达学，名节并隆，博览古今，能言其祖。市朝未变，年载非遥，长老所传，耳目相接，若其实承何后，史传宁得弗详？《汉书》既不叙论，后人焉所取信？不然之事，断可识矣。”
这种“妄相托附”的情况，后来更为普遍，假托的内容大多集中在始祖和郡望方面。《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由于采用家谱较多，又未能认真考订，因而错误很多。钱大昕批评说：“师古精于史学，于私谱杂志，不敢轻信，识见非后人所及。《唐书·宰相世系表》虽详赡可喜，然记近事则有征，溯远胄则多舛，由于信谱牒而无实事求是之识也。”〔21〕洪迈也批评欧阳修轻信家谱记载：“新唐宰相世系表皆承用逐家谱牒，故多有谬误，内沈氏者最可笑。”而这“最可笑”者，正是身为历史学家的沈约所编造，称沈氏乃“金天氏之后”，“秦末有逞者，徵丞相不就”，“其后入汉，有为齐王太傅敷德侯者，有为骠骑将军者，有为彭城侯者”〔22〕。据笔者查阅，《汉书》不仅无敷德侯、彭城侯封号，亦无沈达其人；虽有骠骑将军，却与沈氏无关；全部《汉书》仅载沈姓四人，三人为春秋时人，一人为王莽时人。沈约如此编造，难怪洪迈批评严厉：“沈约称一时文宗，妄谱其上世名氏官爵，固可蚩诮”，“欧阳公略不笔削为可恨也”。洪迈对史学家魏收编造祖上世系的做法也进行了揭露。伪造谱系之事在封建时代并非偶然现象。章学诚总结说：“谱系之法，不掌于官，则家自为书，人自为说，子孙或过誉其祖父，是非颇谬于国史，其不肖者流，或谬托贤哲，或私鬻宗谱，以伪乱真，悠谬恍惚，不可胜言。其清门华胄，则门阀相矜，私立名字，若江左王、谢诸家，但有官勋，即标列传。史臣含毫，莫能裁断。以至李必陇西，刘必沛国，但求资望，不问从来，则有谱之弊，不如无谱。”〔23〕可见附会贤哲，伪列郡望等在古代已成为不少家谱的通病。时至今日，多有人以家谱为据自称某某人之后，不知家谱多有谬托。
历史名贤大都史有记载，真伪尚或可辨。至于传说中人物，文献缺载，并无证据可言，就更不可轻信。以浙江各种钱氏家谱而言，关于始祖的记载，一律按照钱镠所制之《大宗谱》排列世系，其顺序为：
少典—轩辕—昌意—颛顼—卷章—回—陆终—暦铿—仪—元哲—叔蹇—宛—孚。
据此，《临水钱氏宗谱》云：“铿，夏、商为贤大夫，寿八百，封号彭于彭祖。”《钱氏家乘》亦云：“彭祖，少好恬静，惟以养神治生为事，好览古籍。孔子称其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且为之窃比焉。居官常以政教大夫，以官教士，以技教世人。在商为守藏吏，为大夫，守彭城；在周为柱下史，历夏、商、周，为三代国师，寿七百九十七岁而衰。故世称老彭。”众所周知，钱镠乃一介平民，史书记载他是私盐贩子出身，其父自称“吾家世田渔为业，未尝有贵达如此”〔24〕。钱镠在富贵后将少典、彭祖列为始祖，目的不过是宣扬本族的名望，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而已。这实际上与唐太宗为了提高掌权后的新贵族的社会地位而大修《氏族志》和武则天为了改变武氏家族的社会地位而编纂《姓氏录》，目的完全一样，都是利用谱学这个工具为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服务。可见谱学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为特定社会统治者服务的。
只要人们稍为留意，就不难发现，上列世系实抄自《史记·楚世家》。为了便于对照，现将有关内容摘录如下：
楚之先祖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视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曰诛重黎，而以其帝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视融。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圻剖而产焉。其长一曰昆吾：二曰参胡；三曰彭祖；……彭祖氏，殷之时尝为侯伯，殷之末世灭彭祖氏。
若表列之则为：
黄帝—昌意—高阳—称—卷章—重黎—吴回—陆终—彭祖。
两相比较，钱氏谱系与此大体相同，唯颛顼高阳与卷章之间缺少“称”，而吴回只作“回”。值得注意的是，《楚世家》讲得十分清楚，到了殷末，彭祖氏已消亡。而《钱氏家乘》云彭祖“历夏、商、周，为三代国师”，自然只是神话而已。古代文献中有不少书提及彭祖，但都是三言两语，使人无法捉摸，有的则完全是神话性质，如《神仙传》云：“彭祖讳铿，帝颛顼之玄孙，至殷末年已七百六十七岁而不衰老，遂往流沙之西，非寿终也。”钱镠把彭祖编造为自己的始祖，本来已是离奇，遗憾的是，目前竟有人热衷于此，大做积考证文章，论述彭祖确系钱氏始祖，以至出现了钱姓与彭姓争夺始祖的情况。
又如，浙江绍兴大禹陵附近有姒姓家族，自称为禹的后代，并以晚清所修之族谱为凭。笔者认为此谱记载绝不可信。尽管记载禹及其后代事迹的材料有《史记》的《夏本纪》，和《陈杞世家》，但许多事情至今仍不太清楚，所以早在春秋时代，孔子就讲：“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25〕孔子已经感叹作为夏的后代杞的文献不足征。令人费解的是2000多年后的人居然能编制世系分明的族谱，其可信程度自然可想而知。司马迁在《陈杞世家》中讲得很清楚，对于夏的后裔，“殷时或封或绝。周武王克殷纣，求禹之后，得东楼公，封之于杞，以奉夏后氏祀。”“楚惠王之四十四年，灭杞。”“杞小微，其事不足称述。”在该世家最后，司马迁还指出：“至禹，于周则杞，微甚，不足数也。楚惠王灭杞，其后越王勾践兴。”这就是关于夏禹后世的全部记载。因此，笔者认为，像禹这样传说中的人物，与炎、黄、尧、舜一样，都应看做是中华民族共同之祖先，退一步言，禹起码也是越族的共同祖先，而不应视作某一姓之祖先。
综上所述，对于把传说中人物当做始祖的宗族和族谱，研究谱学的学者和专家应当小心对待，更不能推波助澜，以增强家谱研究的科学性。
使用家谱资料应当审慎
家谱、族谱在历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是其它史料无可代替的，但这并不是说每部家谱都必定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谭其骧先生指出：“我们的祖宗给我们传下来八千多部方志，这是我国一个很伟大的、特有的宝库，这中间有大量的可贵的史料。这是肯定的。但是，这决不等于说，旧方志中的资料完全可靠，完全可信。我喜欢说老实话，老实说，我们八千多部地方志并不是每一部都修得好，旧方志十部中难得有一部好的，大多数是不好的，但坏的也保留了那个时候的资料。对待地方志中的每一条史料都要慎重，照搬照抄要上大当。……虽然每一部方志都有保存价值，但对方志中的各个项目，每一条具体记载，我们决不能轻信不疑，不经考核，照抄照搬。”〔26〕即使有价值的家谱也并非全部内容都有价值，研究者应慎重，以免造成不良影响。如有人只根据从浙江江山县收集到的《须江郎峰祝氏族谱》，便认为“发现了一首岳飞在绍兴三年赠祝允哲大制参的《满江红》及祝允哲的和诗（词）”。未经考证真伪，即认定这对进一步探讨岳飞《满江红·写怀》词的真伪“提供了新的重要文献”〔27〕。某大报转载此说，一度在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不久，朱瑞熙先生发表《〈须江郎峰祝氏族谱〉是伪作》一文〔28〕，用大量的历史事实说明，宋代根本就没有族谱中所讲的“祝臣”、“祝允哲”这两名官吏，族谱中载祝允哲之父祝臣是“北宋绍圣年间兵部尚书、太子少保、都督征讨大元帅、上柱国、宣国公”，而祝允哲则是“靖康元年钦宗敕授大制参，督理江广粮饷，提督荆襄军务”。朱先生指出：“如果宋哲宗绍圣年间真有‘祝臣’其人，他的差遣之一兵部尚书是从二品官，《宋史》便不可能不为立传，此其一。即使《宋史》不为立传，作为这样身负重任的高级官员，‘祝臣’的政治活动必然会在《宋史》、《宋会要》、《续资治通鉴长编》以及其它数百种宋代史籍、文籍中留下蛛丝马迹，不至于影踪全无。”文章还从宋代官制规定，揭露制假者的破绽，最后论证了《祝允公和岳元帅述怀》与所谓岳飞《调寄满江红·与祝允哲述怀》两词全是伪作，而作伪者是明代或清代的祝氏后人。
1994年《文学遗产》第3期发表了《宋江征方腊新证》一文， 文章又是根据新发现的民国丙寅《五云赵氏宗谱》卷一八李纲《赵忠简公（期）言引录》而写，文章附录了《赵忠简公言引录》，指出“就全文文字、内容考察，不可能出于后人伪托”。著名宋史专家徐规先生指出，所谓李纲撰写的《赵忠简公言引录》，“当属不熟习宋事的后人所伪托，故谬误迭见，毫无文献价值”，当时亦无赵期其人〔29〕。以上两件误用伪造年谱资料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是相当大的，教训应当说也是深刻的，研究者自当审慎。
近日笔者在新编《台州地区志·志余辑要》〔30〕中发现，陈、吴两姓家谱世系与名字有相同的现象，显然有一姓抄袭了他姓家谱，双方实际上是在争以被誉为“世界第一部植物学辞典”《全芳备祖》的作者作为本姓祖先。对于该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宋陈景沂撰，景沂号肥遯，天台人，仕履未详。是书前有宝祐元年韩境序，据序所言，此书於理宗时尝进于朝，其事亦无可考。”该书序言亦云天台陈咏作，景沂乃是其字。令人费解的是《泾岙陈氏宗谱》和《天台吴氏宗谱》都记载该书是他们的祖先所作。《陈谱》称：“讳咏，字景沂，号江淮肥遯，……公博通群书，有经济才，尝品类花木颠末，著书一编，名曰《全芳备祖》。高宗南渡，上复仇书。晦庵先生建闸迂浦，睹其遗文，叹曰：‘学博而文赡，言直而理充，洵一代之老成欤。’”《吴谱》则曰：“讳咏，字景新，号一愚，少明敏，博览群书，有经济之才，著作《全芳备祖》集，传于家。晦庵朱先生索隐得睹遗书，叹曰：‘余恨生不同时以领教’。……生于景祐乙亥八月十二日申时，卒于政和壬辰九月廿日戌时，寿七十有八。”更为离奇的是在两谱世系中，“咏”以上五世、以下三世名字竟然完全相同。于是，这部书的作者便有“陈咏”、“吴咏”两人，再加上《四库提要》著录为陈景沂，便成了三人；且时代又各不相同，《吴谱》著录为北宋人，《陈谱》记为南宋高宗时人，《四库提要》则以为南宋理宗时人。
孰是孰非，笔者无意判断，旨在说明家谱、宗谱情况比较复杂，其记载内容或所附资料，未经核实，不要轻易使用。新闻媒体报道更应谨慎。许多事实已一再证明，不少家谱在刚一发现时便声称具有重要价值，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应引以为戒〔31〕。
注释：
〔1〕《南江文钞》卷六《余姚史氏宗谱序》。
〔2〕《文史通义新编》外篇——《州县请立志科议》。
〔3〕《南江文钞》卷六《余姚史氏宗谱序》。
〔4〕《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一。
〔5〕《谱牒学研究》第一辑。
〔6〕《尚书·多士》。
〔7〕〔8〕《新唐书·柳冲传》。
〔9〕《南齐书·贾渊传》。
〔10〕《梁书·武帝纪上》。
〔11〕《新唐书·柳冲传》。
〔12〕《文选》第四○《奏弹王源》。
〔13〕〔15〕〔17〕《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一《家谱杂议》。
〔14〕〔16〕《章氏遗书》卷一三《高邮沈氏家谱叙例》。
〔18〕《周代社会辨析》，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0页。
〔19〕《文史通义新编》外篇四《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上。
〔20〕《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二。
〔21〕《十驾斋养新录》卷一二《家谱不可信》。
〔22〕《容斋附笔》卷六《唐书世系表》。
〔23〕《文史通义新编》外篇四《和州志氏族表序例》。
〔24〕《旧五代史·世袭列传》。
〔25〕《论语·八佾》。
〔26〕《地方史志不可偏废·旧志资料不可轻信》，载《中国地方史志通讯》1981年5、6合期。
〔27〕《岳飞〈满江红·写怀〉新证》，《南开大学学报》1986年第6期。
〔28〕《学术月刊》1988年第3期。
〔29〕《取证族谱必须审慎》，《文献》1985年第4期。
〔30〕《台州地区志》，农业出版社197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