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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当前腐败现象如何认识
近年来，我国查处腐败案件的数量在逐年攀高，涉案金额成倍翻高，犯罪人的职务越来越高。近三年，全国查处的省部级干部超过了改革开放以来立案查处的总和。案件的涉案金额由原来的几万元上升到几十万元、上百万、上千万元，不少案件一挖就是一窝，一抓就是一串，前些时见诸报端的厦门远华走私案和沈阳市慕、马大案，还有河北省李真案件就是其中的典型。我国目前的腐败现象屡禁不止，甚至蔓延、攀升，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成为影响党和政府形象的一个严重问题。正因为此，江泽民同志才一再强调：“如果听任腐败现象发展下去，就会走向自我毁灭。”“反腐败斗争是关系党心民心、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严重政治斗争”，号召全党坚决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现实原因又有历史原因，既有国内因素，又有国际因素，既有主观失误又有客观情况。我认为在错综复杂的因素中，体制上、工作上的因素是主要的。由于适应市场经济运行的管理机制、监督制约机制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建立和完善，行政行为、企业行为和市场行为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得到严密规范和有效约束，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健全与完善也需要一个较长过程，这使腐败现象有其存在并发展的条件和土壤。也就是说，现在存在着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可能性。世界各国发展的一般规律也表明，在体制较大转变、经济高速发展初期，容易出现严重腐败现象。联合国通过对107个国家调查，认为人均收入介于265美元至1000美元之间的时期是社会剧烈变革时期，也是腐败问题突出的时期。我国目前正处于这样一个时期。我国当前的社会发展阶段与18世纪的英国、19世纪的美国、20世纪中叶的日本、新加坡相似，腐败的严重程度也惊人地相似。当然，工作中的缺点和不足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我们有相当一些地方和单位的党组织治党不严，对党员干部疏于教育、疏于管理、疏于监督，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不同程度地受到削弱，一些领导班子软弱涣散，党要管党的问题没有真正落实。有些地区和部门管理制度不健全，管理工作薄弱，漏洞很多，使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更为严重的是，一些领导干部不能以身作则，自身腐败，带坏了风气。
腐败是世界各国无一例外要面对的一大难题。联合国近年测算表明，“政府的腐败”每年使世界约损失资金6000多亿美元。腐败已经成为不少国家执政党丧失政权，领导人下台的直接原因。在欧洲，米兰地方行政长官提出的受贿指控导致统治意大利长达40多年的整个领导集团被推翻。西班牙首相费利佩·冈萨雷斯之所以下台，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他的内阁成员出现受贿丑闻。前比利时国防大臣、北约秘书长维利·克拉斯和捷克总理瓦茨拉夫·克劳斯的辞职也是由于受贿指控引起的。在非洲，扎伊尔总统蒙博托被推翻，原因就是民众对他涉及数十亿美元资金的腐败行为不满。在南美洲，受贿指控导致巴西总统科洛尔·德梅洛和委内瑞拉总统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被弹劾以及厄瓜多尔总统阿夫达拉·布卡拉姆辞职。秘鲁的总统滕森由于腐败问题败露，不辞而别躲到日本去了。在北美洲，墨西哥卡洛斯·萨利纳斯总统的声誉由于其兄弟非法敛财受到玷污，执政八十多年的革命制度党失去政权。在亚洲，由于腐败丑闻，使印度尼西亚前总统瓦希德和菲律宾前总统埃斯特拉达下台。韩国前总统卢泰愚和全斗焕在他们接受韩国大公司巨额贿赂的消息披露后被关进了监狱。在日本，不计其数的政府高级官员因爆出丑闻而被迫辞职。我国台湾长期执政的国民党也主要由于“黑金政治”而沦为在野党。可以说，在当代政治经济中，腐败确已臭名昭著。一位长期调查腐败问题的国际专家指出，腐败就像最常见的流行病感冒一样，没有一个国家能对其完全免疫。
腐败是一个世界通病，也是一个历史通病。翻阅自古至今的发展史可以看出，人类自从出现了阶级，就有了腐败现象，过去有，现在有，甚至可以说将来可能还会有。著名史学家吴晗先生讲，“我国腐败与史同寿”。有人说，腐败对共产党来说是无法解决的制度性问题，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实际上，与世界上任何政党相比，在反腐败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最自觉、最认真、最坚定。如果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我国人民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腐败现象还会严重得多。憎恨腐败，期望尽快解决腐败问题，这是积极的，应该的，体现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主人翁责任感，但不能过于理想化了，因为我国目前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消除腐败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不能急于求成，企望在较短的时间内从根本上解决这一世界性难题是不现实的。我们既要看到腐败问题的严重性，树立同腐败现象作坚决斗争的决心；又不能有过高的脱离实际的要求，以防丧失信心。我认为，这应该是分析腐败现象时的应有认识。
二、如何评价近年来的反腐败工作
这是分析反腐败形势时又一个需要明确的问题。面对当前腐败现象的高发态势，有些人对近几年反腐败斗争的评价持消极态度，我认为这是不可取的，也不符合事实。实事求是地讲，近年来我国反腐败斗争取得了明显的重要的阶段性成果。
一是党中央制定了开展反腐败斗争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我党三代领导人都高度重视反腐败工作。毛泽东同志在建国前夕就告诫全党，要特别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要求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建国初期又亲自抓了刘青山、张子善腐败案件，这两个反面教员的警世作用已为历史所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确定了新时期反腐败斗争的指导思想、基本思路、领导体制、工作机制、工作格局等许多重大问题，并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领导全党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实践证明，党中央关于反腐败斗争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符合我国现阶段国情。这是我国反腐败斗争取得的最大的、最重要的、最根本的成果。
二是查处了一大批令人震撼的腐败犯罪案件。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特别是从1993年党中央作出关于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的决定以后，反腐败斗争不断深入发展，查办了一大批影响大、震动大的案件，不管腐败分子地位多高，势力多大，都毫不手软，一查到底。成克杰、胡长清等被永远记在历史耻辱柱上，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震撼。这些向世人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反腐败的鲜明态度与坚定决心。
三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在不断加强。各级党委根据党中央的要求，大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做了许多卓越有成效的工作。主要有：(1)坚持教育为本，增强拒腐防变能力。坚持党要管党，坚持以德治国，加强干部队伍思想建设和道德建设，形成了一整套加强思想教育的措施和办法，引导党员、干部树立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相统一的人生观、价值观。特别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并转化为行动，增强了广大干部拒腐防变、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2)健全完善制度，堵塞产生腐败的漏洞。近几年，各地各部门结合实际，制定了一整套预防产生腐败的规章制度，发挥了积极作用。(3)强化监督制约，管住用权行为。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权力失去监督，必然产生腐败，工作中把强化监督作为反腐败斗争的关键环节来抓，强化党内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不少部门和单位建立起结构合理、程序严密、制度配套的监督制约机制，努力保证各级公务人员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4)依法从严惩处，强化震慑威力。对不惜以身试法，铤而走险的腐败分子，严查严惩，把从严治党的要求落到实处。
四是改革不断深入，从源头上预防治理腐败的措施已见成效。中央反复强调，要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并坚持体制、机制、法制整体推进，对一些与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的政策纠偏补弊，大力整治，削减职务犯罪赖以产生的权力优势基础，解决诱发腐败现象的深层次问题。党中央先后做出了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一律不再从事经商活动，与所办经营性企业一律脱钩的决策；党政机关不准经商办企业的决定。对行政性收费罚没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推行政府采购制度。对建筑工程实行招投标制度。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大力进行财政体制、金融体制、投融资体制改革。国务院及各省市向大中型企业派驻稽查特派员。建立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和会计委派制度。实行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财产申报制度；推行干部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公示等人事制度改革，防止用人上的不正之风等。这一系列重大措施对腐败的发生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
五是积累了一整套开展反腐败斗争的丰富经验。尉健行同志回顾十四大以来反腐倡廉工作时，总结了八条经验：一是在指导思想方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按“三个代表”的要求，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把反腐败斗争放到全党全国工作大局中去把握；二是在任务方面，坚持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办案件、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三项工作一起抓的格局，牢固建立思想道德、行政管理、党纪国法三道防线；三是在工作方针方面，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加大从源头治本力度，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四是在工作部署方面，坚持战略上整体规划，战术上分阶段实施；五是在政策方面，坚持对人的处理持慎重态度，处理好严肃执纪执法与宽严相济、区别对待的关系；六是在依靠力量方面，坚持群众路线，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依靠人民群众和广大党员监督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七是在法制建设方面，加强廉政立法、守法教育和执法检查，使反腐败逐步纳入法制化轨道；八是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方面，坚持全党一起抓，严格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这些经验既是前段反腐败斗争成绩的具体体现，又是指导今后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宝贵财富。
正是由于我国反腐败斗争取得了世所公认的明显成果，在外有西方势力颠覆，内有“法轮功”邪教组织非法活动的情况下，党和政府赢得人民群众的充分信任，保持了强大的凝聚力，社会稳定，政治安定。
三、关于如何吸取已“跌跤”的腐败分子教训的思考
我们党在加强自身建设过程中，十分重视发挥反面教员的作用。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党以成克杰、胡长清等重大典型案件为反面教材，开展了警示教育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和积极作用。在警示教育中，我们对许多贪官的犯罪手段、特点、心理、动因等进行了分析，发现他们都是先从思想上的堕落开始，是自己打倒了自己。每个党员、干部都应吸取他们的教训，规范自己的行为，为推动反腐败斗争作出自己的贡献。
一是防止理想信念滑坡，人生追求转向。这些贪官污吏身在共产党队伍里，而内核已经变质，从骨子里说早已不是“党的人”了。贪官的问题，看似经济问题，实为政治问题、理想信念问题。对于党员干部来讲，从功臣到罪人，常常只一步之遥；从公仆到贪官，往往仅一念之差。这个“念”就是理想信念，就是对党的事业和国家前途的坚定信仰。无数严酷事实警示我们，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这根支柱一旦坍塌，没有不走上邪路的。有人说，信念是看不见的，金钱是实实在在的。这话错了。信念所决定的追求也是实实在在的。信念决定追求，追求体现信念。信念变了，追求和行为必将随之变化。我们每个党员、每个干部，都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二是防止欲望恶性膨胀，对权钱色贪得无厌。在剖析反面典型时，少一点欲望，多一些理智，是给我留下的第二点深刻印象。欲望人皆有，求之不为过，但关键是遏制非分的欲望。强烈的权欲，虚伪的阔欲，贪婪的财欲，淫邪的色欲都是危险的东西，千万不能让其附体，如果任其存在，必然招惹大祸。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了。
三是防止迷信自己的权势，心存侥幸。一些腐败分子在伸手时有没有想过后果？是不是想过法律的无情？不是一点也没想，但最终相信的是自己的权势，以为在自己这“一亩三分地”，谁敢怎么着？在他们心目中，真有那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感觉。他们想提拔谁就提拔谁，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大的工程项目，想叫谁承建就叫谁承建。什么党委集体领导，什么民主集中制，都成了摆设，谁要有不同意见，就火冒三丈，轻则给穿“小鞋”，重则给处分。他们认为，在他们管辖的地区、部门，没人敢反映问题，没人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迷信权势，肆无忌惮，最终自己将自己送上历史的审判台。
还有，有的人总认为自己做事很隐秘，受贿、贪污是在“一对一”、“背靠背”情况下进行的，“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纪委、检察院能奈我何？但现实结果却无情得很。既贪财又好色的孟庆平，刚离开海南到湖北任职，大量的举报信就告到了中纪委。成克杰、胡长清因腐败送命，对这个问题，他们当初是不屑于去想的。安徽省阜阳市原市长肖作新和其妻周继美因巨额受贿被公开审判时，面对当初不断讨好、谄媚自己，唯恐市长的阳光照耀不到他们的20多个所谓“哥们”，他的妻子撕心裂肺地说：“你们怎么能这样啊，墙倒众人推。”检察机关在起诉淮阳市粮食局原局长郝瑞端雇佣凶手杀害副局长一案时，郝瑞端和他的帮凶迟恒军，这两位自称有“海誓山盟”、“兄弟情谊”的狐朋狗友，竟然当庭互相推卸罪责，演出了一场狗咬狗的闹剧。我省检察机关所办的职务犯罪案件，大多数也是从这些所谓“朋友”身上打开缺口的。不少人送钱时看似信誓旦旦，对你很“铁”，但这都建立在你对他还有用的条件上，一旦发现你自身难保，他交待的比谁都快。事实告诫我们，“腐败之网”，结于情，终于利，败于法。那些看似牢不可破的“攻守同盟”，在法律面前往往一触即破。迷信权势、心存侥幸害死人！
江泽民同志讲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干部面临的诱惑和考验很多。”私欲与诱惑极为亲密。诱惑常常冲破不能控制私欲的意志薄弱者的大门。反面教员告诉我们，对官、钱、色等私欲一定要能够控制、节制。人人都有欲望，但做了领导干部就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欲望，不能有非分之想。千万不能让欲望与权力结亲，千万不能让欲望与“私”字沾边，千万不能让欲望过分膨胀。人不能把权势、金钱带入坟墓，但闹不好它却能把人带入坟墓。能做自己思想主人的人，往往功成名就；让欲望俘虏了的人，常常身败名裂。入了党，做了领导，就要在心中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大堤：凡不仁不义之财，分文不取；酒绿灯红之乐，丝毫不享；违背原则之权，绝对不用。做到思想上防变，生活上防奢，工作上防懒，经济上防贪，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人。
四、关于对反腐败斗争未来前景的思考
反腐败斗争未来走势如何？中国的反腐败斗争能不能实现预期目标？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是确定预期目标的定位问题。在这方面必须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如果寄予不切实际的过高的期望，可能要导致更多、更大的失望。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认为不能把消灭腐败现象作为我们的目标，若订此目标，显然脱离了现阶段的客观实际。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10年左右要使腐败现象得到明显遏制。我认为，这是一个符合实际、经过努力完全能够实现的目标。中国共产党完全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党内的腐败问题。对这一目标，我充满信心。信心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信心来自党中央反腐败的坚定政治意愿和坚强决心。没有执政党的坚强政治意愿和坚定的行动，反腐败斗争就不能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实际工作中，我们深切感受到了党中央反腐败的坚定决心，深切感觉到了党中央光明磊落的勇气和胆识，深切感受到了党中央高超的领导反腐败斗争的能力。毫无疑问，这是我们对反腐败斗争前景坚信不疑的重要保证。
二是信心来自已经成熟的反腐败斗争总体思路和基本战略。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党已经形成了反腐败斗争的总体思路，即：走“一条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把反腐败斗争同改革、发展、稳定有机结合起来，依靠自身的力量和人民群众的支持，抵御资产阶级和各种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努力把消极腐败现象降低到最低限度的路子。”江泽民同志还提出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基本战略，并强调“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另外，我们党还形成了反腐败斗争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这就从根本上保证反腐败斗争能够稳步、健康、深入发展。
三是信心来自民主法制建设不断推进，有利于反腐败的法制环境正在形成。世界各国的实践表明，法治化是遏制腐败的重要的、有效的途径。党中央提出的依法治国方略正在不断推进。公民的法制意识日益增强。与市场经济体制适应的法律体系逐渐完备。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司法水平不断提高。这些都为深入反腐败创造了良好的法制环境。
四是信心来自我国改革步伐加快，社会转型过程将基本完成。我国现阶段的反腐败斗争是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转换经济体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按照中央确定的战略目标，我国大约经过21世纪头十年的努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以基本定型，经济结构基本实现由计划到市场、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现在各项改革不断深入，特别是我国加入WTO，这一步伐更要加快。随着社会转型过程的基本完成，腐败现象赖以存在的主要社会条件随之改变，其高发态势也就会降下来。
五是信心来自“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人心，人民群众反腐败斗争积极性空前高涨。中国革命建设的实践告诉我们，任何一项事业离开人民群众的关心、支持、参与是不可想像的，反腐败斗争更离不开人民群众。反腐败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他们从心眼里拥护、支持，我国反腐败斗争有着极其广泛的群众基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已经深入人心，许多人冒着风险，以不同形式积极参与反腐败斗争。有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就无往而不胜。
总之，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科学文化、教育水平和全民素质的提高，随着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的加强，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完善，以及我国社会转型过程的基本完成，目前社会上存在的那些腐败现象必然会逐步减少，并降低到最小的程度。到2010年腐败现象得到明显遏制的目标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