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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0）05-0050-07
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引入市场机制的思想萌芽在19世纪末就出现了，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实践也从50年代初南斯拉夫探索自治社会主义起就陆续开始了，市场化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在90年代以前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进展。从这个意义上说，过渡经济学的产生由来已久。但是，90年代前的市场化与90年代后的市场化有着本质的不同。 首先， 在90年代以前，所有计划经济国家的改革都是在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框架中进行的，是一种渐进式的改革。其次，改革虽然是市场取向的，但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的目标并没有获得合法的地位。过渡经济学作为一个被普遍认可的有明确含义的经济学学科，是以80年代末苏联东欧政治上的剧变和经济上全面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为标志的。90年代以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成了各计划经济国家经济改革的基本方向，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进入了一个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时期。以研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和规律为目标的经济学被称作转型经济学或过渡经济学。
过渡经济学的产生、发展与改革的实践密切相关。1989年，当苏东国家发生剧变时，西方正统经济学家立刻达成了一种共识，即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必须采取激进的方式，人们不可能两步跨越一道鸿沟，渐进式改革是难以成功的。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组织的大力推广，一种被称之为“休克疗法”和“大爆炸”的激进式改革方式被广泛采用。但迄今为止的实践却对这种流行的正统理论提出了挑战：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并没有停滞，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而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经济却陷入持续的停滞和衰退，至今仍未跨过“眼泪之谷”。于是，主张渐进式改革、反对激进式改革的意见逐渐增多，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改革方式的大讨论，进而激发了人们对经济学基本理论特别是制度变迁理论的深刻反思。由于不同流派的经济学家对于市场经济的结构、机理以及经济转型的性质和规律、政府的作用、国有企业地位、宏观政策的目标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存在很大差别，由此形成了转型经济学的不同范式。
一、市场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能否在理论和实践中解决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联姻问题，是决定经济体制改革前途和命运的关键因素。市场社会主义就是以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目标的一种理论和主张。由于这种理论反映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和基本目标，因而，对于改革的实践具有很大的影响，在过渡经济学理论特别是中国的过渡经济学理论中，市场社会主义始终处于核心地位。在前苏联和东欧各国发生剧变之后，东欧的新自由主义者和西方主流经济学普遍认为，市场社会主义的试验已经失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水火不容，资本主义是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结果。（亚诺什·科尔内：《通向自由经济之路》，台北，台北远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3。）但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证明，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不仅公有制经济中的乡镇经济、社团经济、合作经济和各种形式的非国有经济可以直接与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即使是国有经济内部各企业之间也存在着财产关系和经营权益上的明显差别，因而也还需要通过市场机制发生联系，受市场机制的调节。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试验，就是以实现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的兼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为目标的。
经过近百年的探索和实践，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完成了从反市场向亲市场的转变，市场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但是，应当清醒地看到，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联姻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初模式即兰格—泰勒—勒纳模式，借用的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这一理论假定，市场机制仅仅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可以脱离开特殊的经济和政治环境而独立存在并发挥作用。后来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虽然在许多方面超越了新古典的范式，但是，中性论的假定却往往毫无批判地被接受下来了，因而这些理论难免会带有新古典理论的所有缺陷。90年代在国外出现的所谓的第五代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试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维护市场社会主义的理想，但也存在着过分的社会民主化倾向和浓厚的空想化色彩。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表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是一项复杂的长期的任务，绝不可能一蹴而就。
二、比较经济学
用比较经济学的理论来分析现实的改革问题是90年代以前改革经济学或过渡经济学的主流。这种理论从不同的经济体制中抽象出若干基本要素，总结出若干基本原则，形成若干基本的经济体制模式，如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改良的计划经济模式、含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英美的自由市场模式、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北欧的福利国家模式以及各种关于经济运行的理论模式，在此基础上对各种经济体制进行比较分析，做出最优选择，指导改革的实践。
在80年代，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已经全面展开，改革的实践对于体制变迁理论的要求日益强烈；另一方面，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在国内还未普及，正统的西方经济学和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又没有关于市场经济体制演化过程的系统理论，因而，比较经济学的理论在80年代曾经盛极一时。80年代初，当中国的改革刚刚开始起步的时候，人们在东欧丰富多彩的改革理论和改革实践面前感到眼花缭乱，无所适从。先是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后是匈牙利新经济机制，尔后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都曾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理想。90年代，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特别是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经验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市场经济模式和市场化道路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转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应当看到，无论是哪种模式，对中国来说都只能作为参考，而不能照抄照搬。例如，人们热衷于把中国的改革道路与东亚模式相类比，强调二者的共同之处，如注重传统与现代、稳定与变革、集中与自由、政府主导与市场化之间的平衡，在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中推进市场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但是，东亚模式和中国式道路之间不仅具有共性，更具有本质的差异，如：东亚模式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而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结构的国家，现代的工业部门与落后的传统农业并存，而这一问题对于东亚各国和地区并不是一个重要问题，等等。因而，东亚模式的经验并不一定适合中国。
比较经济学的方法虽然有其自身的意义和价值，但也存在着根本的缺陷。一方面，这一理论是经验的而不是规范的，它只对历史中或现实中存在的经济制度进行归纳，而没有形成关于制度变迁的一般理论，因而无法形成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命题。另一方面，这一理论是理想的，而不是现实的，它把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历史环境下的经济体制简单化、图式化，因而无法深刻理解制度变迁的复杂现实。 因此， 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在国内的广泛引入和人们对制度变迁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比较经济学的影响开始衰微，有被新制度经济理论逐步囊括和取代的趋势。
三、新古典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的系统化。按照新古典理论的理解，市场机制不过是资源配置的机器或工具，而这一工具的核心又是供求和价格的相互作用。因此，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核心就是“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实行以稳定化、私有化和自由化为核心的激进式的“休克疗法”。对于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新古典经济学家做出的反应是：一方面他们把中国改革的成功当做一种例外，认为中国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一系列有利的初始条件或内部条件，不具有普遍意义；另一方面他们强调，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是十分有限的，中国的改革正在陷入困境，而这种困境正是由于没有实行彻底的自由化路线所导致的。在《中国、东欧和前苏联各国经济改革中的结构性因素》一文中，哈佛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等人系统地阐述了这一观点。他们认为，与前苏联和东欧各国不同的是，中国是作为一个农业国家开始改革进程的，中国面临的是典型的古典式经济发展问题，即劳动者从低效的农业部门向高效的工业部门转移的问题，而前苏联和东欧各国面临的则是经济结构的调整问题，即削减被政府补贴的低效率的工业部门的就业，以使劳动者向新的有效率的工业和服务业部门转移；标准的经济发展通常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即所有的社会群体都能在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流动中受益，而经济结构的调整则很可能引起利益上的巨大冲突；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的调整要容易得多。因此，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主要是特殊的内部条件或者说是经济“落后”的产物。萨克斯还认为，东欧的改革由于实行了“休克疗法”，因而正在跨过“眼泪之谷”。但是中国的改革却由于国有企业没有实行私有化的改造，因而正面临着产权陷阱，改革前景不容乐观。
新古典经济学对于理想状态下市场机制的运作问题提供了一套精确、优美而又简洁的理论和工具，反映了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运行的一些基本规律，这对于分析转型中的市场经济问题来说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但是，新古典经济学描述的是一个静态的无摩擦的市场秩序，它涉及的只是理想市场的运作而不是市场的生成和发展问题，它既舍弃了时间或过程的存在，又假定制度不起作用，把复杂的经济简化成了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所以就不可能对制度的变迁和市场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做出正确的解释。从根本上说，改革不是一个简单的货币和价格问题，而是一个深刻的社会制度变迁过程，而社会制度的变迁又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政治、经济与文化，历史与现实，主观意志与客观条件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整体过程的产物，因此，仅仅依靠“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并不能造就一个新的经济体制，新体制的成长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有赖于整个社会结构的长期复杂的进化和改造。
四、凯恩斯主义
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认为，自由的市场经济可以实现充分就业和资源的最优配置，凯恩斯对此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他认为，自由的市场经济是不稳定的，政府对经济的有效干预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转的必要条件。当代凯恩斯主义接受了这一基本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发展，形成了一些不同的理论流派。后凯恩斯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是当代凯恩斯主义的两个重要流派。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前提，即市场出清、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提出了全面挑战，并建立了以经济的不确定性、时间的不可逆性、货币的内生性、成本加价等基本概念为基础的理论体系。一些经济学家以这种理论为基础，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型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看法。马克·奈尔（Mark Knell）等人认为，激进式改革对于自由市场的崇拜是盲目的，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方案往往忽视了这样几个重要因素：（1 ）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交易关系，而是一种生产关系。（2）企业是生产组织，市场是交易机构，企业与市场是相互补充的， 而不是相互替代的。（3）价格机制不仅是一种解决经济问题的手段， 同时还有金融功能、战略功能、生产功能等，在满足这些功能上越是成功，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就越难以实现。（4 ）竞争的产生首先是以技术为基础的，为了进行竞争，企业必须学习创新。（5 ）私有化对于提高效率并不是必要的，在适宜的环境下，国有企业也可以对市场做出积极的反应。（6）货币供给是金融制度的内生变量， 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受到严格限制，因此，政策真空或错误的政策会产生难以补救的灾难性后果。他们还认为，价格的全面自由化会产生其他一些严重的问题，如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的接轨引起价格的上升，形成巨大的破产压力；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高度集中的工业结构未打破之前放开价格，会加固企业的垄断地位；经济的大幅下降会产生严重的失业问题，等等。 因此， 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十分重要的。 （Mark Knell
andChristine Rider.Socialist Economies in Transition:Appraisalsof Market Mechanism.Edward Elgar Press,1992。）
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一书中，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根据他所说的信息经济学的范式，对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转型经济学理论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在决定选择哪种市场经济模式时，一定要牢牢记住实际的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的，而不是去记住毫不相干的完全竞争范式。正统的以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不仅对转型经济和制度选择用处很小，即使在解释发达的市场经济方面也存在着根本的局限，正统的经济理论对于许多东欧转型国家所面临的灾难性局面负有部分责任。在系统地批判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转型理论的基础上，他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型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看法。例如，他认为，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竞争远比私有化重要得多，认为只要明确界定产权，实行私有化就可能提高效率的看法是一个危险的神话，头等重要的区别是竞争和垄断的区别，而不是私有制和国有制的区别；由于信息的不完全，私有企业和公有企业一样都会出现激励问题，市场和政府都会出现失败问题，因此，建立一种集中与分散、公有因素与私有因素相结合的混合体制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正确选择，等等。
与新古典主义理论相比，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于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和内在机理的认识更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现实，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些基本观点，如经济的不确定性、时间的不可逆性、市场的不完善和信息的不对称、货币供应的内生性等，对于转型经济具有重要意义，他们对于转型经济中产权改革、宏观经济、转轨速度和次序、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认识值得重视。但是，从总体上看，现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主流经济学范式的一个发展，因而，它不可能超越主流经济学的局限。与新古典主义理论一样，它是关于市场机制运作的经济学理论，而不是一种关于市场机制生成发展的制度变迁理论，因而不可能对转型过程中经济、政治、文化及各种社会组织和社会集团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及规律给予充分的说明。
五、进化理性主义
哈耶克等人主张的所谓进化的理性主义，试图为个人自由和自发秩序的合理性提供强有力的论证。按照进化理性主义的观点，知识和信息是主观的，而且是以分散的个人的状态而存在的，因而，人们根本无力认识和控制社会生活，文明的进化只能是自发的、渐进的、无意识的，是对经验和传统不断适应的结果，通过理性设计而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必然会造成社会的灾难。（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北京，三联书店，1997；卡尔·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渐进式改革优于激进式改革。英国经济学家麦克米伦和诺顿认为，计划经济之所以缺乏效率，就在于计划者不能获得充分而准确的必要信息，而在市场经济中，生产决策所必要的信息都集中体现在市场价格中了。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中，根据一个预定的时间表进行“一揽子”改革时，设计人和执行人同样面临信息不足的难题。市场不是一对抽象的供给和需求曲线，而是一种制度。市场是通过一系列规则和惯例发挥作用，而这种规则和惯例不仅要设计，更要发育和生成。 （ McMillan,J and B.Naughton.How to Reform a Planned Economy:Lessonfrom China.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1992（1）。 ）美国经济学家蒙勒根据演进的经济学和保守主义的政治理论，对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两种改革方式的区别作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两种改革方法的根本区别在于：激进改革把社会看成是一种资源配置手段，因此它设计了一个理想的配置机制，希望将其一步到位，渐进改革则把社会看成是一种信息加工手段，认为社会的信息量有一个累积过程，任何改革方案最初都是以旧体制下获得的信息为基础的，对于未来，改革者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两种改革观的这种根本区别决定了其他的一些区别，如：激进改革是从预期的终点来规定自己的计划，强调立即实施成熟的市场经济，而渐进改革要解决的是目前最迫切需要改革的问题，其建立的基础是对目前需求的实际评价；激进方法强调破坏旧的，认为旧体制在最终状态中毫无价值，渐进方法承认现存组织在持续运作中所掌握的信息和经济因素在持续相互作用中所掌握的信息；激进方法追求速度，实行坚持不变的既定方针，渐进方法则强调信息和知识的连续性，实行可逆转性政策；渐进改革可以是小规模的、可试验的，等等。他认为，最成功的改革将属于那些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不断进行变革的国家，而不是那些用经济战略在过去和未来之间造成突然断裂的国家。（彼得·蒙勒：《论激进经济改革与渐进经济改革》，见《当代国外经济学家论市场经济》，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
与新古典主义那种简单的自由主义相比较，进化的自由主义对于社会变迁和市场秩序的理解要深刻得多，它对于唯理主义和激进式改革理论的批判发人深思，这一理论中的一些核心概念，如社会秩序的复杂性、社会进化的不确定性、社会理性的局限性以及强调传统、经验和不断试错在社会进化中的作用，对于我们深刻把握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内在逻辑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但是，由于进化的理性主义和以此为基础的保守主义理论是建立在彻底的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基础上的，因而，不可能对社会进化的客观过程做出正确的解释。比如，由于它主张社会是不可认识的，因而就无法说明经济制度的发生、发展和演化过程；由于它否定了社会理性的存在和人们对社会进化进行干预的可能性，因此它也就不能为社会的改革和制度的选择提供一个客观的理性的标准；由于它过分强调了文化传统的决定意义，因而事实上就否定了改革和革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保守主义理论主张渐变与改良，但是它不能说明历史上为什么要发生那么多激烈的社会革命；保守主义理论认为渐进式改革优于激进式改革，但是，它不能说明为什么前苏联和东欧各国在90年代前进行的渐进式改革没有成功反而陷入了困境，而激进式改革作为一种社会灾难又为什么能被社会所接受。这种自发秩序原理的根本缺陷在于它把人类社会与动物界完全等同起来了，排斥任何形式的社会理性、社会干预和社会选择。
六、新制度经济学
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制度变迁问题是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界比较流行的做法。根据这种理论，当改革的成本与收益从而制度的供给与制度的需求相等时，制度处于均衡状态；当改革的预期收益大于改革的成本时，制度变迁就会发生，因此，改革的过程实质上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寻求改革成本最小的最优改革路径问题。（盛洪主编：《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而改革中的核心问题又是“产权的明晰化”和“交易的自由化”，新制度经济学影响的日益增长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一个值得重视的趋向。这种趋向的产生，一方面反映出中国的改革经济学的不成熟，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近年来新自由主义潮流在经济学理论中的广泛影响。
新制度经济学由于把新古典经济学所舍弃掉的制度现象，如企业制度、产权制度、市场制度以及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纳入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之内，大大扩展了经济学的视野，推进了制度理论的发展，对于我们研究制度现象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但是，这一范式也存在严重的缺陷，如：新制度经济学把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理性人范式套用于制度分析中，把社会当做个人的简单加总，把人与人的关系归结为抽象的交易关系或契约关系，否认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独立性和客观性，否认生产过程在人类社会中的基础地位，因而无法解决个人与社会的整合问题，最后只能把社会制度的变迁仅仅变成个人心理的偏好或文化问题。又如，尽管交易费用已经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范畴，但在各种交易费用理论中，仍然缺乏一个能准确地反映交易成本本质并具有可操作性的定义，而这种定义的混乱又反映了交易费用理论深刻的内在矛盾。交易费用理论是以个人主义理论为基础的，但是交易费用概念本身却选择了一个客观的社会性的效率标准，这样就陷入了无法克服的自我矛盾之中。因为，按照个人主义的分析方法，只有个人是真实的存在，集体和社会只是一种虚幻，因而，只存在个人的成本和收益，没有社会的成本和收益，或者即使存在着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也因为个人目标函数无法加总，使它们只能成为无法捉摸的“幻影”，但是，制度却是社会的，是一种典型的“公共产品”。
因此，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范式是有严重缺陷的，特别是对于我们所研究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这样一个整体的、重大的和长期的历史现象来说，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并不是一种恰当的和科学的方法。
七、特殊改革方式论
有相当多的学者把对经济转型过程的研究重心放在了对不同改革方式和方法的比较上面。林毅夫等人认为，经济改革的核心是经济发展战略的转轨，改革以前中国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而改革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关键则在于改革“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使中国的资源比较优势能发挥出来。同时，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保证是选择了一条代价小、风险小，又能及时带来收益的渐进式改革道路。（林毅夫等：《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在《“双轨制”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革（1978—1992）》一书中，张军提出，由于传统国有部门的绝对规模使它事实上处于垄断地位，因而，在改革过程中如果实行完全的价格自由化，就可能给国有企业提供控制市场和操纵定价权力的机会，导致产量的下降和价格的提高，造成生产下降和经济的衰退。与此相反，在价格双轨制下，国有部门将比完全的价格自由化条件下生产的产品多且定价更低。以价格双轨制为特征的“边界改革”的经验正在于，国有部门在计划外边界上通过对价格信号做出反应去捕捉获利机会，要比突然被私有化的国有部门去对经济扭曲和短缺做出的反应更迅速。还有学者认为，渐进式改革的实质是在旧体制改不动的时候，积极地在旧体制旁边发展新体制，通过新体制的成长逐步为深化改革创造条件，从而降低改革的成本，最终使本来无解的问题等到解决。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可以为国民经济提供一个收入增量，减少改革的阻力；可以为国有经济的改革创造一个竞争的市场环境；可以为旧体制的改革提供示范，减少改革的学习成本。（樊纲：《渐进之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对于渐进式改革方式特点的上述概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特殊性质和特殊路径，深化了人们对过渡经济的认识，推进了过渡经济学的发展。但是，它们都是在改革的目标相同而且确定的假定前提下围绕着改革方式的差别而展开讨论的，而没有深入考察改革过程与改革的目标之间的辩证关系。事实上，改革方式的优与劣、改革政策的成功与失败、改革措施的成本与收益等各种具体问题，都只有在确定的目标和约束条件下加以考察才有充分的意义。
八、整体的政治经济学范式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是包括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深刻变迁的整体性过程，因此，只有用整体的、历史的分析方法才能得出比较科学的结论。这种整体的、历史的分析方法的最高成就，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在《过渡之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一书中，笔者试图建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整体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过渡经济学理论框架。这一框架有两个基本特点：
1.对目前国内外流行的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为基础、以新古典范式为核心的个人主义分析方法提出了批评，强调从主观与客观、历史与现实、个人与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的统一中去深入剖析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内在逻辑。
2.否定了目前国内外流行的把渐进与激进的差别仅仅归结为改革的速度和方式的流行观点，而把中国渐进式改革定义为工业化与社会主义宪法制度双重约束下的市场化，把工业化、市场化与社会主义宪法制度三者的关系当做支配中国渐进式改革内在逻辑和历史进程的普照之光。
对不同的经济学流派来说，过渡问题的出现既是一个机遇，又是一种挑战，不同理论所具有的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将受到严峻考验。在实践中形成一种比较科学的价值和逻辑相一致的制度变迁理论，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展中面临的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应当为此做出努力。
[收稿日期]1999—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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