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学经典孙吴情报思想异同述论 *
刘 忠
(南昌师范学院 南昌 330032)
摘 要 [目的 /意义 ]作为中国古代兵学经典的两部代表性著作，《孙子》和《吴子》都有很丰富的情报思想，深入研究挖掘相关内容对于加深理论认识、指导现实情报工作实践两方面具有较大的价值。[方法 /过程 ]采取文本对比分析法，从情报观、情报搜集、情报分析和保密四个方面对两部兵学经典进行对比研究，重点阐述两者在唯物主义的情报认识论、实用主义的情报观、情报搜集研判方法和对保密的思想认识等方面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结果 /结论 ]总体上来看，孙吴的情报思想既有论述内容和侧重点方面的区别，又互有补充相得益彰，唯物主义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是两者共同的思想支撑，也是我国传统兵学情报思想的精髓。
关键词 《孙子》 《吴子》 情报思想
《孙子》和《吴子》((《孙子兵法》和《吴起兵法》的简称)是我国传统兵学经典的两部代表性著作，被世人并称为孙吴。孙武和吴起同为春秋战国时期人，都曾拜为将军而服务于诸侯争霸战争，长期的战争观察和实践经验使他们对战争有了非常深刻的体悟和感受，也对战争中情报的地位、内容和价值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孙吴二人都深刻认识到对彼、己、天、地的察知和研判是统兵用谋的基础，情报思想在他们的著作中有很详细的阐述，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
1关于情报观方面的比较
1.1唯物主义的情报认识论 在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科学技术滞后,人在自然界面前显得脆弱和渺小。为了解决现实的疑惑和阻力，君王将相在战争决策和实施过程中往往采取占星问卜的方法，导致当时的军事思想往往掺杂一些迷信和唯心的内容，这也是我国古代军事思想体系的一个特点和痼疾。然而《孙子》却能够突破这一历史局限，强调在“知”的基础上以“庙算”取胜，如《计篇》所说的“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1]。由于切身体察到“知”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进而在《用间篇》提出了“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这样充满朴素唯物主义哲学色彩的军事论断[2]。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是唯主义情报观是《孙子》挣脱了封建迷信这一时代枷锁，得以流芳百世的重要方面。
《吴子》在《图国》篇中指出，在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大政方针下从事战争有四不和：“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陈；不和于陈，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这本来是唯物主义思想的体现[2]。但紧接着《吴子》话锋一转：“是以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不敢信其私谋，必吉于祖庙，启于元龟，参之天时，吉乃后举”[1]，这说明《吴子》的唯物论是不彻底的，既然有了“四不和”思想，为什么又要提出“不敢信其私谋”，而一定要“吉于祖庙，启于元龟，参之天时，吉乃后举”？台湾学者钮先钟对此的解释是《吴子》虽主张“启于元龟，参之天时”，并非表示他迷信鬼神，而只是向人民表示政府对战争的态度十分慎重。然而这种说法也不能全部使人尽服，即使对“天时”和“元龟”的尊重理解为是向人民故作的一种姿态，也大可不必将“私谋”置于“不敢信”的程度。《料敌》一篇中《吴子》提出了“不卜而与之战者八”“不占而避之者六”的论点，初看似乎很有唯物主义的倾向，但仔细分析还是很有问题，“不卜”是因为“击之勿疑”而不必卜，不能理解为不想卜，更不是不可卜；“不占而避之者六”是因为“凡此不如敌人，避之勿疑”，进而符合“见可而进，知难而退”的用兵之道，试想如果战场情况没有达到这种“不占而避”的悬殊对比而是呈胶着状态，能保证一定不占吗？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与《孙子》相比，《吴子》在情报价值认识论上的唯物主义至少是不彻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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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实用主义的情报观 作为统兵打仗的军事将领，两人都更容易认识到全面而准确的情报对于作战行动的重要意义。《孙子》在《计篇》提出“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在对战争对手有了全面的认知和了解的基础上，通过欺骗和调动等手段来创造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战场环境，进而寻找歼敌的战机，近似于今天所说的拒止和欺骗(Denial and Deception)。诡道需要有全面的战场情报做支撑，因此《孙子》极端强调“知”的重要性，在全书短短5千多字中“知”字出现了79次，并根据所论述问题的不同而赋予包括知彼、知己、知天、知地在内的不同含意。所谓“知”者，又并非仅为知道而已，更含有深入了解的意义[3]。所以，为将者对于国力评估必须有充分和彻底的了解，然后其研究判断才会正确，由此才能获得胜算。反言之，若对评估内容缺乏了解则自无胜算之可能。正是基于此种认识，《孙子》对于“知”的认识和理解散见于各篇章而又不失体系性，如在《计篇》的庙算胜战，《谋攻篇》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怠”，《地形篇》的“知彼知己，胜乃不怠；知天知地，胜乃不穷”，以及《用间篇》的“名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等等[1]。也许正是因为《孙子》是站在军事将领而不是学者的角度来论述“知”与作战，情报与战争的紧密联系，才使得他的思想无处不散发着实用主义的价值取向。
《吴子》对于情报价值的认识也达到了较高水平。《孙子》全书的思想体系是以《计篇》为开端，以“知”字相贯连，以《用间篇》为终结，庙算、五事七计等情报思想贯穿全书，可以说篇篇有情报。然而，就有关情报论述的角度和范围来看，《吴子》的理解论述也有其独特之处。开篇《图国》全面阐述了治国治军的思想理论及对战争的认识之后，就开始对情报问题展开了专论，即《料敌》一篇。思想体系上《吴子》将情报置于国家大战略之下，逻辑体系上《吴子》的情报专论占了全书篇幅的六分之一，理论高度上《吴子》对情报问题的阐述已经超越了传统的“知”的范围，而是趋近于注重分析判断的“大情报观”[4]。因此，价值取向的角度来看，《吴子》的情报思想也有其独特价值所在。
《吴子》的情报搜集方法可以分为两种：①平时的调查研究。吴子深刻体会到“战胜易，守胜难”的道理，注重和平时期广泛搜集别国的情况，从而对“六国之俗”有很好的了解和把握 。使用间谍方面，《论将》篇在论述“凡兵有四机”的“事机”时提出是否“善行间谍”是衡量将帅优劣的重要标准，在《应变》篇中提出两军对垒，“敌人若坚守以固其兵”时，则“急行间谍，以观其虑”。②战场侦察的方法。在古代，由于没有专门的情报机构，情报搜集主要是将帅亲自组织实施，情报工作的开展与将帅的素质关系很大，因此《论将》篇强调将帅要有“出门如见敌”的敌情观念。在战场上善于“观敌之外以知其内，察其进以知其止”，“审查其政”。当“两军相望，不知其将”的时候用尝战法，“令贱而勇者，将轻锐而尝之”，通过观察敌将的行动来判断他的“智”或“愚”。
2关于情报搜集方面的比较
搜集和占有大量的情报材料只是情报工作的第一步，重要的是如何把这些感性信息提炼为理性情报，通过分析研判对情报进行再加工，从而透过“诡道”之形，得知真实之“兵”。作为在战场第一线统兵用权的将领，两位作者都非常重视情报的分析研判工作，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在他们的著作中几乎随处可见。《计篇》提出对于“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的“兵者”“不可不察”，要仔细地分析研究，“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最终达到“庙算”取胜的目的。通过丰富的战争实践，《孙子》在《形篇》中总结出用兵打仗的五条原则：度、量、数、称和胜。提出在“度”敌我土地面积的基础上，“量”双方的物产资源，进而“数”兵员的多寡以“称”敌我军事实力的强弱，在此基础上求“胜”。《虚实篇》指出在战场上要善于“策”敌以“知得失之计”，“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军争篇》在分析判断敌情为“朝气”“昼气”“暮气”的基础上来“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指出用兵之法为“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1]。在《行军篇》中更是列出了多达28种根据征候分析判断敌情的经验性结论，由此提出“兵非益多也，惟无武进，足以并立、料敌、取人而已”[1]。《地形篇》提出“上将之道”就是“料敌制胜，计险阨远近”，进而做到“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1]。
2.2情报搜集的方法 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间谍是情报搜集的主要手段，因此《孙子》对于间谍异常重视，专列一篇进行论述并作为全书的结尾。在《用间篇》就强调战争是劳民伤财的事情，如果将领“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1]。《孙子》认为既然“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则这方面花费再多也是值得的。如果将领因为吝啬钱财而不肯使用、重用间谍，应该受到谴责和惩罚。提出“用间有五：有因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这“五间”要“俱起”，使敌“莫知其道”。除使用间谍外，《虚实篇》还提出了“相敌”“动敌”的思想，即通过观察来判断敌人的实际情况，通过调动敌人来掌握敌人的强点和弱点，提出“作之而知动静之理，行之而知死生之地”，从而达到“至于无形”的境地，使得“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1]。
《吴子》将“以见占隐，以往察来”作为情报分析研判的主导思想，开篇就通过自己的分析判断指出“主君何言与心违”，令文候“身自布席，夫人捧觞，醮吴起于庙，立为大将”[1]。《料敌》全篇更是闪烁着情报分析研判的光辉，通过对各诸侯国的国情进行分析判断而夺天下大计，定攻守之策。通过对军中将士特点和能力的分析判断来“选而别之，爱而贵之”，那么“能审料此，可以击备”[1]。在《论将》一篇中列出了对敌情分析研判进而“因形用权”的十一种方法，达到“不劳而功举”的目的。《应变》篇中论述了在敌众我寡，地形和作战态势不利与我的情况下，通过对情报的分析研判而制定相应对策的九种情况。
《吴子》继承了《孙子》“知彼知己”的情报思想并将其与“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大战略联系起来，《图国》开篇就提出了“以见占隐，以往察来”的大视野，表现出一种“大情报观”的思想。《吴子》不是将其情报搜集的范围局限在战场和战术层面，而是更多地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料敌》篇以“安国之道，先戒为宝”为其情报思想的主旨，广泛搜集其他六国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地理等各方面的情报，在此基础上对六国国情利弊进行分析判断，以此制定正确的战略决策。这是《吴子》与《孙子》情报思想最大的不同。《吴子》在《论将》篇强调将领要通晓“四机”：一曰气机，二曰地机，三曰事机，四曰力机。指出“知此四者，乃可为将”。另一方面，又指出：“凡战之要，必先占其将而察其才”，以此达到“因形用权，则不劳而功举”的目的[1]。可见《吴子》对于双方将领的情报更为重视，认识到“军之将”是“总文武者”，对战争胜败关系重大，不可不察。最后，《吴子》更加注重在动态中考察敌情。既然战场情况是实时变化的，那么情报的搜集就更应注重时效性，这样才是真正的“知彼”。《料敌》篇提出了“观敌之外以知其内，察其进以知其止，以定胜负”，“用兵必须审敌虚实而趋其危”[1]的思想。
庭院里面最左侧，是塔尔伯特·莱斯（Talbot Rice）画廊的入口，这里经常展出艺术家的画作，为旧学院增添了浓厚的艺术气息。
3关于情报分析研判思想方面的比较
2.1情报搜集的内容 《孙子》将情报搜集的内容概括为彼、己、天、地四个方面，这与现代作战指挥中判断情况的内容：地形(地)、敌情(彼)、我情(己)、战场环境(天，包括气象条件和战区的民情社情等)基本上是一致的。《孙子》将“彼”“己”同归为情报搜集和考察的内容，将敌我双方的五事(道、天、地、将、法)七计(主孰有道? 将孰有能? 天地孰得? 法令孰行? 兵众孰强? 士卒孰练? 赏罚孰明?)作为衡量将道和战争胜负的重要条件。在此基础上，《孙子》着重阐述了“地”的极端重要性，认为只有“知天知地”才“胜乃可全”。钮先钟先生评价孙武为世界上第一位地缘战略学家[5]。在《孙子》十三篇中不仅有《地形》一篇专论地形的意义及在不同地形条件下作战的基本原则，还在《计篇》《军争篇》《行军篇》《九地篇》《九变篇》等多篇中论述了地形的问题，指出利用地形的最高境界就是“形人而我无形”，守能做到“藏于九地之下”，攻能做到“动于九天之上”，达到“自保而全胜”。同时对气象条件也有客观全面的认识，《计篇》中将其归纳为阴阳、寒暑、时制三个方面，《火攻篇》在谈到实施火攻必须具备的气象条件时指出“发火有时，起火有日”，并进而分析“时者，天之燥也；日者，有在箕、壁、翼、轸也，凡此四宿者，风起之日也。”[1]在当时的科学技术条件下《孙子》能够对时日有此分析判断，而不是求诸于神灵，演出“孔明祭东风”那样的故事，实属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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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情报保密方面的比较
我国古代兵书在战略指导上一贯重视防御，这一倾向反映到情报工作中就是极为注重保密，相对轻视情报进攻。《孙子》和《吴子》对于保密和反情报方面的内容都有精彩论述。孙子将情报保密工作分为三类：①在军事行动中保密。《形篇》指出要做到守的时候 “藏于九地之下”，攻的时候“动于九天之上”，这样才能“自保而全胜”[1]。《虚实篇》提出“形兵之极，至于无形”，达到敌“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的境界[1]。②对我方的战略情况保密。《九地篇》指出“政举之日”要“夷关折服，无通其使，厉于廊庙之上，以株其事”[1]。③在实施反情报工作过程中加强保密工作。《用间篇》将间谍分为因间、内间、反间、死间和生间五类，其中特别强调反间的作用，专门列出一段进行叙述。指出对“敌人之间”要“因而利之，导而舍之”，那么“反间可得而用也”。通过反间了解敌情，“故乡间、内间可得而使也”“故死间为诳事可使告敌”“故生间可使如期”。君主要了解掌握“五间之事”，而“知之必在于反间”，所以“反间不可不厚也”[1]。
总而言之，因为网络需要对大量的应用与数据进行承载，从而导致需要具备大量的安全审计数据信息。所以通过提取与处理这些数据信息，而且能够确保通过对其所含有的网络入侵行为的特征量进行萃取，已经成为网络安全防范工作中极其重要的问题。同时因为网络入侵检测属于对安全审计信息进行处理与操作，不断对数据挖掘技术进行引入，确保在大量的数据中网络系统，不仅能够对潜在的知识信息进行快速的判断与提取，也能够对其是否存在具体的网络攻击行为进行判别。所以需要不断对基于数据挖掘的网络入侵安全保护系统进行研究与探讨，从而确保充分地发挥网络入侵安全防护系统的效能。
相对来说,《吴子》的情报保密思想就要简单得多，他只是在《应变》一篇中明确提到了情报保密问题。指出在战场形势对我方不利的情况下，将兵力“分为五军，各军一衢”，这样，“五军五衢，敌人必惑，莫之所加”，在这种情况下使敌人不能了解我军的主攻方向，从而达到出其不意的攻击效果。随后指出，在“谷战”中要使己方的兵力“分车列骑，隐于四旁，相去数里”，那么敌人就会“不见其兵”，摸不清我方的真实情况，进而产生恐惧心理,形成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战场态势。
通过以上简要分析不难发现，《孙子》和《吴子》的情报思想有丰富的内容和共同的唯物主义价值观支撑，各有特点各显短长，对他们的深入挖掘研究有很大的空间，也有很大的必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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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Intelligence Thoughts Between Sun Tzu And Wu Zi
Liu Zhong
(Nan Chang Normal University,Nanchang 330032)
Abstract [Purpose /Significance ]As two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ancient Chinese military classics, sun tzu and wu zi both have rich intelligence thoughts. In-depth study and exploration of relevant contents are of great value for deepening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and guiding practical intelligence work.[Method /Process ]Take text comparison analysis method, this paper from the view of intelligence, intelligence gathering, intelligence analysis and intelligence confidential four aspects of two classic art of comparison research, emphasis on both intelligence in materialism epistemology, pragmatic view of intelligence, intelligence gathering analysis method and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thinking and understanding of confidentiality.[Result /Conclusion ]On the whole, the two intelligence thoughts are not only different in content and emphasis, but also complementary to each other. Materialist values and methodology are the common ideological support of the two and the essence of China's traditional thoughts on military intelligence.
Key words Sun Tzu Wu Zi Intelligence thought
中图分类号 E8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1965(2019)01-0019-04
引用格式 刘 忠.兵学经典孙吴情报思想异同述论[J].情报杂志，2019，38(1)：19-22.
DOI 10.3969/j.issn.1002-1965.2019.01.004
收稿日期： 2018-11-21
修回日期： 2018-12-17
基金项目： 南昌师范学院 11531工程培育学科 (马克思主义理论 )
资助项目 研究成果之一 ；南昌师范学院博士科研基金项目 “中国古代兵学文化研究 ”(编号： NSBSJJ2018007)。
作者简介： 刘 忠 (ORCID：0000-0002-4911-2041)，男，1979年生，博士，讲师，研究方向：军事历史、中国古代军事思想。
(责编 ：王平军 ；校对 ：白燕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