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70年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重大进展
文／张卓元
摘要：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经济与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实现了三次飞跃：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再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学理论研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基本经济制度、收入分配、宏观经济调控、对外开放等方面取得了诸多创新成果，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学理论研究在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宏观经济调控和对外开放理论的同时，对经济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发展理念等新的经济理论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关键词： 新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政治经济学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经济与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饱受列强欺凌积贫积弱一跃而起，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经济大国、科技大国、文化大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也出现使很多人做梦都想不到的几十倍的增长，再过五六年就将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中国正处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最光辉耀眼的盛世。在这一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学也大步走向繁荣和发展，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后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等，更是对经济科学的划时代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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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理论的初步探索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只用了两三年的时间，就医治了战争对国民经济的创伤。1953年起，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从那时开始，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寻找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也曾经进行了一些有积极意义的探索。如1956年，毛泽东就重工业和农业、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等十大关系发表了重要讲话。[1]陈云也提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要有市场调节作为补充。[2]
1956年之后，中国经济学家也比较活跃，提出了一些远见卓识。如孙冶方首先提出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基础上的鲜明主张。[3]顾准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可以设想让价值规律自发调节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4]于光远认为，凡是加入交换的产品，都是商品；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的几种交换关系，都是商品交换关系。[5]沈志远提出，按劳分配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一样，“具有相对稳定性”。有人过分强调按劳分配的过渡性特别是强调它具有法权性质等“缺点”，从而“把事情说成仿佛从社会主义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了按劳分配规律的作用范围逐步缩小、按需分配规律的作用范围逐步扩大的过程”，这是值得商榷的。实际上，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内，“按劳分配制度势必经历一个不断完善、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6]
但是，一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我们对中国最基本的国情即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没有很好了解和掌握，往往超越阶段，经济情况稍好一点就在城市和农村搞“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升级，急于消灭个体和私营经济，急于割资本主义尾巴和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加上学习和实行从苏联那里学来的传统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没有认识到中国是商品经济很不发达的国家，而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视市场为异己力量，以致造成极其严重的灾难性后果。总体而言，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发展还不算慢，1952-1957年和1962-1965年期间还相当快。但是，由于大起大落和“文革”期间相对停滞，致使到“文革”结束的1976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和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指引下，从1979年开始，有经济学家提出，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不发达阶段，必须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以解决数以千万人的就业问题。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1987年8月，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7]
正是由于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我们党终于在改革开放中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982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由于我们找到了唯一正确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给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因此可以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走上健康发展轨道的指路明灯。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几大创新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至党的十八大召开，以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成功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也不断开创新局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取得了诸多创新成果。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
其次，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2013年9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之后，又先后设立了1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试验区率先开展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改革试点。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宣布:“党中央决定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有学者认为，应当努力把海南打造成中国开放新高地。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各项工作中，关键是形成自由贸易港的制度安排。[15]
需要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理论支柱。因为改革经济体制，就是要把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个根本性转变，其他改革都要围绕实现这个根本性转变进行。传统的经济学包括西方经济学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是不能结合的，公有制和市场经济是不能结合的。而中国作为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在改革过程中，由于找到了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作为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从而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证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能够相结合，公有制和市场经济能够相结合。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是意义重大的理论创新，从而大大丰富和发展了经济科学。
（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
现阶段，我国水价政策主要根据《关于水利工程水费核订、计收和管理办法》，就当前市场经济而言，现行的水价政策存在滞后的情况，不利于农业灌区的发展。
The world’s longest sea bridge opened on October 23, snaking 34 miles across China’s Pearl River estuary［河口，江口］ to form a pillar［柱子］of Beijing’s plan to merge［合并，融合］11 cities in its southern region［地区，范围］ into one megalopolis［特大都市］.
[2]《陈云文选（1956-1985）》，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3页。
在引进和利用外资方面，1980年正式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创办经济特区。办特区是为了吸收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扩展对外贸易。1979-1984年，实际使用外资142亿美元。1988年起，每年实际使用外资都在百亿美元以上，1997年达644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453亿美元。
在公有制经济改革方面，中国经济改革是从农村起步的。1978年底，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自发实行包干到户后，短短几年，到1983年底，全国98%的农村集体都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和农户承包权的分离。与此同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1996年，乡镇企业从业人员达1.35亿人，增加值达1.8万亿元。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起，乡镇企业逐步开展了旨在改变政企不分和明晰产权制度的改革。
毕总还特别提到，中美贸易战中对叉车也加征了关税，造成了中国叉车品牌在海外市场的价格相对上涨，比亚迪叉车也在其中。海外客户则表示，相较于比亚迪叉车为企业节省的生产成本，比亚迪叉车仍是非常好的选择。
[8]《薛暮桥回忆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49页。
根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有制结构变化情况，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后，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都重申要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并有新的发展。比如，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党的十七大提出在“两个毫不动摇”基础上，要“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
以上说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创新成果。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形成和发展中，曾经有过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是，进入新世纪后，随着非公经济发展壮大，非公经济对GDP的贡献已超过50%，有专家认为公有制为主体已不符合实际。另一种是，有人在2018年提出“民营经济离场论”，说民营经济已经完成使命，要退出历史舞台。这两种认识都是不全面的、不切合实际的。
（三）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理论
1978年改革开放后，在分配理论方面最大的突破，是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除了要实行按劳分配以外还要按其他生产要素进行分配。谷书堂和蔡继明在1988年最早提出了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观点。[9]当时有一些经济学家不赞成其观点，展开过相当热烈的讨论。不久，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按生产要素分配逐渐被党的文件确认。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2002年，党的十六大强调:“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此后党的文献一直坚持这一分配制度。
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会不会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这是经济学家们关注的问题。还在1998年，就有经济学家指出，按要素分配并不违背劳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是指商品价值由人的活劳动创造，它涉及的是生产领域，而按生产要素分配是指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价值如何分配，它涉及的是分配领域，根本不涉及价值是如何创造的。萨伊的要素参与分配理论是要素创造价值，而我们所说的要素参与分配，并不涉及要素创造价值，而是指要素在形成财富中的作用。[10]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做出更全面的论述，指出:“宏观调控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减轻经济周期波动影响，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健全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相比，党的十九大不再提价格政策，增加了区域政策。增加区域政策是很有必要的，中国那么大，区域协调发展是优化重大结构的内容，而促进重大结构优化正是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党的十九大还提出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这是一个重要进展。因为货币政策一般主要关注物价稳定，货币政策要不要关注资产价格变动一直有争议。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大家反思认为，要维持金融稳定，只关注物价稳定的货币政策是不够的，还要有宏观审慎政策，以便把更多的金融活动和行为纳入管理。[14]
按生产要素贡献参与分配，这个贡献是指创造价值的贡献还是指创造财富的贡献？经过讨论，主流的看法是，按创造财富的贡献而非按创造价值的贡献，否则就会同劳动价值论相悖了。
（四）宏观经济调控理论
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没有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概念，不存在宏观经济调控理论。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是指令性计划管理，不存在宏观调控问题。改革开放后，农民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个体和私营经济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国有企业也开始有一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总的说是微观经济开始放活了，这就要求宏观经济管理要跟上去，使之活而不乱。1985年9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世界银行在“巴山轮”上联合举办了“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来自西方和东欧的著名学者和中国的知名决策咨询专家（薛暮桥、安志文、马洪、刘国光、高尚全等），就中国经济改革中碰到的宏观经济管理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外方专家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市场经济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理论、政策和经验，并同中方专家一起讨论如何对中国宏观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一致认为应从直接管理转变为以间接管理为主，主要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它们之间的松紧搭配进行调控，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协调。这些认识，逐步成为中国制订宏观调控政策的依据。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这实际上对之前一段时间广泛讨论的宏观调控的任务包不包括结构优化问题、宏观调控要不要运用计划手段问题，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把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
在雅马哈展台，随处可见的是品类各样的精制乐器，令所有前来观展的来宾享受到了一场集视觉、听觉、触觉为一体的高科技、多感官盛宴。
（五）对外开放理论
1979年7月，我国开始在广东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厦门建立经济特区。特区经济发展以吸引外资为主，产品主要外销。此后，中国对外开放由东到西，由来料加工放开制造业到逐步放开服务业等，发展为实行高水平全方位对外开放。对外开放初期，社会各界对打开国门搞建设有争论。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支持兴办特区、利用外资、搞来料加工等，并于1992年提出了著名的“三个有利于”原则。在这一背景下，我国经济学界积极展开对外开放理论的研究。袁文祺等从理论上论证了发展对外贸易包括同资本主义国家对外贸易，可以取得比较利益，对国家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11]20世纪90年代后期，经济学家进一步从比较优势研究转向竞争优势研究，认为比较优势只有最终转化为竞争优势，才能形成真正的出口竞争力。为适应知识经济和高新技术产业蓬勃发展的需要，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从以比较优势为导向转向以竞争优势为导向实为必然的选择。[12]关于引进外资的作用，世界银行报告认为，“总体上，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3]
2001年11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在入世谈判过程中，有些人忧心忡忡，怕入世影响国家经济安全，许多产业会受到大的冲击。但入世后实践表明，入世对中国利大于弊，原来的许多担心并未出现。入世后，中国的经济总量、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外汇储备等一段时间增速都加快了。开放还促进了改革，入世使中国一大批同市场经济通行规则相抵触的法律法规得以废止和修正。
三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深化和演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进入新时代以后，中国经济学研究在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宏观经济调控理论、对外开放理论的同时，对经济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发展理念等新的经济理论进行了开创性研究，逐步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一）宏观经济调控理论的深化
冬凌草与麸皮的比、接种量、温度、pH值和固液比对固态发酵的影响见图1。由图1(a)可知，随着接种量的增加，纤维素酶活力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当接种量为1.5%时，纤维素酶活力达到最大值。由图1(b)可知，随着温度的增加，纤维素酶活力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当温度为31℃时，纤维素酶活力达到最大值。图1(c)显示，当基础营养盐液的pH值为7时，纤维素酶活力达到最大值。图1(d)显示冬凌草与麸皮比为1∶4时，纤维素酶活力达到最大值。图1(e)显示纤维素酶活力随着固液比的增大而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当固液比为1∶1.5时达到最大值。
（二）对外开放理论的深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对外开放理论随着我国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全方位对外开放而取得重大进展。
首先，是放宽投资准入，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经过几年的努力，2018年6月，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发布了《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2018年，关税总水平由9.8%下降到7.5%。同时扩大金融、汽车等行业开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将于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改革开放一开始，各方面都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尊重价值规律，引入市场机制。这就必须逐步放开价格，放开市场，发展商品生产和交换。1979年全国第二次经济理论研讨会上，不少经济学家都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也是一种商品经济，或者具有商品经济的属性，竞争是社会主义经济内在机制，价值规律调节生产和流通，企业应是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等。改革初期广东等改革先行地区放开蔬菜、水果、水产品价格后，这些产品像泉水般涌流的活生生事实，使大家看到了市场机制的“魔力”。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对此前理论界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否具有商品经济属性的争论作了肯定的结论。此后，以放开价格和建设各种各类市场为中心的市场化改革逐步展开，国民经济迅速活跃起来。1991年10月至12月，江泽民在北京召开十一次专家座读会，酝酿和建议采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法。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不是区分社会制度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随后，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从而形成比较完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此后，市场化改革在经济各领域包括国有部门大步推进，并于20世纪末在中国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再次，推进“一带一路”建设。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截至2019年4月底，中国已与131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签署187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据商务部数据，2013年至2018年，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超过900亿美元，年均增长5.2%。目前，“一带一路”已成为对外开放理论研究的热点。有学者认为，“一带一路”是新时期中国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开放国策、外交战略、结构调整、促进增长目标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16]
最后，积极参与全球治理。2015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指出:“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支持联合国、二十国集团等发挥全球经济治理主要平台作用，推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发挥作用，共同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的发言权和代表性。”有研究认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重点要抓住三个战略平台:G20机制、国际经济组织和区域经济组织，针对不同的全球经济治理领域，实施中国的参与战略。[17]有的专家主张通过深化金砖国家合作推进全球经济治理改革。[18]
（三）经济新常态理论
首先，如何认识新常态？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新常态不完全是速度换挡，更主要是经济转型。经济转型主要是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同时，居民的收入水平也要随着经济发展得到同步提升。有的专家提出，应把提高生产率作为新常态发展主动力，认为:“在我国经济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中，生产率提高作出了重要贡献。最近几年我国生产率提高速度放缓，是成功追赶型经济体普遍经历的规律性现象，也是我国经济发展达到新水平的表现。但这也提醒我们，今后应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充分释放生产率提高潜力，使生产率提高成为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主动力。”[19]有的专家也认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从表象上看是经济增长减速换档，但从本质上说是发展动力的转换和重塑。”“要实现经济发展动力的转换和重塑，就要从追求高速增长转向追求高效增长，将提高效率和效益作为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常态是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效增长阶段跃升的过程，也是我国经济实现由大到强的过程。”[20]
（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并明确2016年主要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为了落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三期叠加”到“新常态”，再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不断探索、深化认识的过程。2013年，中央认为我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阶段，明确了我们对经济形势应该“怎么看”。2014年，中央提出经济发展“新常态”，对此作了系统性理论论述，既进一步深化了“怎么看”，又为“怎么干”指明了方向。2015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提出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深化了“怎么看”和“怎么干”的认识，又进一步明确了主攻方向、总体思路和工作重点。权威人士认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五大政策支柱”，即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上我们要着眼于打好持久战，坚持稳中求进，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战术上我们要抓住关键点，致力于打好歼灭战，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完成好“五大重点任务”要全面深化改革。“五大重点任务”的具体内容非常多，但病根都是体制问题。无论是处置“僵尸企业”、降低企业成本、化解房地产库存、提升有效供给还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解决的根本办法都是依靠改革创新。[21]
但是，高级人工智能将以其高级能力将相生相克的大体平衡打破，它不依赖于其他任何生物，且可以超出人类的控制。如果高级人工智能被设定(或自我设定)的任务是无限复制X，那它就可能霸占地球(甚至比地球更大的范围)，使人类毁灭。如果X是不断复制自身，如蓝藻复制自己，那么，人工智能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来复制自身，并且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人工智能通过自我复制来毁灭人类，与蓝藻的自我复制一样，是无需情感的非有意识行为。不过，高级人工智能只是有可能毁灭人类，而非必然。
（五）新发展理念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有的专家认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充分反映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战略，对关于发展的目的、方式、路径、着力点、衡量和共享等方面的问题做出了全面回应，具体体现了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的统一。”[22]有的论著也指出，新发展理念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最新成果，是改革开放40年来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继承与创新，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基本理论遵循和实践指南。[23]
注释：
我国在改革开放前是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改革开放后最早打破这一局面的动因是解决城镇上千万人的就业问题。1979年，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提出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广开就业门路的建议:“在目前，留一点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尾巴，可能利多害少。”[8]1980年底，“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开始发放。当年年底全国从事个体经济人数达到81万人。到1985年，城乡从事个体经营从业人员已达1766万人。
[1]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
个体经济一发展，私营经济必然接踵而来，这是经济学一般原理。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实践，大家对私营经济的认识逐渐明确。1987年，党的十三大指出:“目前全民所有制以外的其他经济成分，不是发展得太多了，而是还很不够。对于城乡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都要继续鼓励它们发展。”1988年，各地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开始办理私营企业的注册登记。此后私营经济快速发展，到1997年，已达96万户，从业人员1350万人，注册资本5140亿元。
公共食堂、供给制、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等基本问题，是人民公社内部两个平均主义的具体体现。因此，为了解决两个平均主义，毛泽东指导全党把公共食堂、供给制、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等问题作为调查研究的重点，既抓住了纲，又抓住了目，因而取得了显著成就。
[3]孙冶方：《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基础上》，《经济研究》1956年第6期。
[4]顾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经济研究》1957年第3期。
(y3-y1)(2y3y4+2y1y2)+y1(y1y3+y2y3+y1y4+y2y4)-y3(y1y3+y1y4+y3y2+y2y4)
[5]于光远：《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问题的讨论》，《经济研究》1959年第7期。
[6]沈志远：《关于按劳分配的几个问题》，《文汇报》1962年8月30日。
[7]《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2页。
国有企业改革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先是下放一些生产经营权限，实行利改税和承包制等。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确定国有企业改革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在这之前，1987年国家体改委在委托八个单位制订中期（1988-1995年）改革规划纲要时，北京大学课题组、中央党校课题组等专家都明确建议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和现代企业制度，不再实行强化政企不分和容易产生“内部人控制”的承包制。
[9]谷书堂、蔡继明：《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中宣部主编：《理论纵横》上篇，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
Sino-US space cooperation faces four major obstacles:security distrust,domestic politicalconflicts,legal issues,and economic competition factors.
[10]黄泰岩：《论按生产要素分配》，《中国经济问题》1998年第9期。
[11]袁文祺、戴伦彰、王林生：《国际分工与我国对外经济关系》，《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12]洪银兴：《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经济研究》1997年第6期。
[13]世界银行：《中国利用外资的前景和战略》，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年，第34页。
[14]张卓元：《中国经济改革的两条主线》，《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1期。
医护人员在进行护理工作的过程中，首先要注意患者的感受，学会换位思考患者及其家属焦灼的心情，切勿因为长期接触病人产生麻木的心态，作为医护人员，一定要对生命怀有一颗敬畏之心，这样才能更好的为患者服务，对生命负责；其次，在具体的操作上，护理人员应该严格执行一日清单制度中的任务，对收费的标准进行耐心讲解，因为在中国现有的社会条件下，疾病的发生对一个家庭来说可能是致命的打击，所以作为天使的护理工作者有责任帮助患者排忧解难，严格遵守职业道德。
[15]迟福林：《把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打造成开放新高地》，《人民日报》2019年3月21日。
[16]卢锋等：《“一带一路”的经济逻辑》，《国际经济评论》2015年第3期。
式中：l3为杆3的长度，lr为点A、C间的距离，S为夹持力作用点到D点的距离，α为杆r与水平方向的夹角，M为A点输入扭矩，F34为D点处杆3对杆4的作用力。
战争结束后，曾树生回到了自己的城市。当她敲开门的那一刻，她满怀期待的以为自己的丈夫或孩子会开门迎接自己，可是结果却出乎意料。当她得到自己丈夫去世的消息时，内心是极度的悲伤。她内心一直以为，因为自己的离开才导致了丈夫的离世。当她走在街道上，丈夫去世，儿子失联，而此时，她恐怕也拒绝了陈主任的追求，他满怀期待的归来，结果得到的只是满满的负罪感和内疚感。在战争已经胜利的夜晚，家家户户都在庆祝劫难的逝去，然而她却没有了家。她因为要摆脱这家庭沉重的桎梏而离开家庭，寻找自由，得到的却是更加空虚的内心的悔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寒夜太寒冷了，她需要温暖。
[17]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课题组：《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战略：未来10-15年》，《改革》2014年第5期。
[18]翁东玲、汤莉：《金砖国家推进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机遇与路径》，《新视野》2017年第6期。
[19]刘世锦等：《把提高生产率作为新常态发展主动力》，人民日报理论部编：《中国经济为什么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77页。
[20]王一鸣：《使创新成为发展驱动力》，人民日报理论部编：《中国经济为什么行》，第185、186页。
[21]《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权威人士谈当前经济怎么看怎么干》，《人民日报》2016年1月4日。
[22]蔡昉：《四十不惑：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经验分享》，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73页。
[23]张卓元、胡家勇、万军：《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四十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62页。
中图分类号： F09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0138(2019)05-0005-07
作者简介： 张卓元，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市，100836。
责任编辑 马相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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