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古斯丁书信的发现、整理与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奥古斯丁论文,书信论文,发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e,354—430）是著名的基督教思想家，他虽然是名垂青史的“教父”，但其影响已经超越了宗教领域，成为整个西方文明的精神导师之一。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奥古斯丁日益关注，出现了许多研究成果。① 不过，中国学者对奥古斯丁重要代表作品的熟悉程度和使用频率，比如《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忏悔录》（Confessiones）、《论三位一体》（De Trinitate）等，远大于对其书信（Epistulae）的了解。这当然同国内学者理解奥古斯丁的侧重点有关，基本上把他放置在哲学思想或者宗教哲学的谱系中进行解读。但是在西方学术脉络中，奥古斯丁研究（Augustinian Studies）隶属“教父学”（Patrology）这个更加专门和宽泛的学术阵营。这不仅意味着对奥古斯丁的解读，远不能局限于他的哲学思想，而且目前相关研究所依据的文献资料也不是寥寥代表作能够涵盖的。但是，由于教父学研究在国内尚属起步阶段，② 文献建设工作仍存在广阔的发展空间，奥古斯丁的书信这份独特的原始资料就很有引介的必要。
一 书信的整理和翻译
就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情况来看，奥古斯丁遗留下来的书信大约有308件（其中49封是其他人写给奥古斯丁的，另有7封信中奥古斯丁既非写信人也非收件人，由于内容与奥古斯丁有关，也被收入奥古斯丁书信集），记录了他从386—430年的人生经历。在1981年之前，书信的总数还只有270件左右。1981年，一位奥地利学者偶然发现了一批拉丁文书信，后被证实出自奥古斯丁的手笔，因此奥古斯丁书信的总量达到了目前的300多件。③
目前我们所拥有的奥古斯丁著述，包括书信在内，经历了一个长期编辑整理的过程。在奥古斯丁于430年8月28日去世后，他的门徒卡拉玛的主教波斯底乌（Possidius of Camala）就开始收集其作品清单，已经把他的书信纳入了作品名录。 ④但是波斯底乌对奥古斯丁书信的整理有失完整和精确，比如他把许多书信的写作日期弄错并且遗漏了大量书信。
因此，后人对奥古斯丁书信的整理，需要完成两方面的工作：确定书信数量以及推算写作日期。此前，人们一直认为阿莫巴赫（Johannes de Amerbach）在1493年整理的奥古斯丁手稿是最早比较系统的书信版本。后来，在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发现了由梅特林（Mentelin）于1471年整理的一个更早的版本，把时间提前了20年。⑤ 1528年伊拉斯谟（Erasmus）在巴塞尔出版了一个新版本，对阿莫巴赫的版本进行了修订和补充；在此基础上，伊拉斯谟于1569年又出了一个增补版，加入了38封信，此时已经包括了88封奥古斯丁的书信手稿。1576年耶稣会成员鲁汶（Louvain）在安特卫普出版了当时最全面的奥古斯丁作品集，一共收录了183封书信，其中包括29封新发现的书信。1668年海哈特（L.F.Reinhart）在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出版了一个版本，加入了7封书信。
不过，上面提到的各种书信版本虽然在数量上超越了波斯底乌，但是书信本身的文字校对工作并不令人满意。于是在几十年之后，也就是17世纪晚期，在巴黎圣莫尔本笃会（St.Maur）的组织下完成了一个系统和全面的新集子。⑥ 这一版本新加入了16封信，书信总体规模达到270件。莫尔本笃会（Maurist）版本基本上根据书写年代把书信划分为四个部分：书信1—30，大约写于386—395年间，奥古斯丁被任命为希波主教之前；书信31—123，写于396—410年；书信124—231，写于411—430年；书信232—270，写作年代无法确定。
莫尔本笃会版本的编排全面精细，尤其按照年代顺序排列，为后来的各种版本奠定了基础，不断成为翻印的蓝本。目前最权威的拉丁语版本是由勾德巴赫（A.Goldbacher）编辑的《教会拉丁文作者文集》（Corpus Scriptorum Ecclesiasticorum Latinorum,CSEL），1895年首次出版第34卷上册，包括书信1—30。此后陆续出版了第34卷下册，包括书信31—123（1898）；第44卷包括书信124—184A（1904）；第57卷包括书信185—270（1911）。到1923年出齐最后第58卷，添加了序言和索引，全部整理工作一共持续了近50年。
在CSEL的版本出现后，又确认了奥古斯丁的3封新书信。勾德巴赫发现了2封书信，编号为92A和173A，加到CSEL的第44卷中。摩利（Morin）发现了书信215A，加到第58卷中。1974年，奥地利科学院研究员约翰尼斯·笛福雅克（Johannes Divjak）在马赛的国家图书馆对中世纪手稿进行整理的时候，偶然发现了一批15世纪的信件。最初他以为这批署名“奥古斯丁”的书信，不过是某个匿名人士的假托之作。但笛福雅克在对书信的遣词造句、讨论内容进行仔细研读之后确认，它们确实出自奥古斯丁的手笔。为了同此前发现的书信相区别，在数字编号后面加上* 号以示不同。这批书信共计31件，其中有一封是杰罗姆（Jerome）写给奥瑞里乌（Aurelius）的（书信27*）。后来笛福雅克在巴黎找到了更早并且更好的一个版本。经过细致的整理校对之后他于1981年把这些书信作为CSEL的第88卷出版。这些书信是奥古斯丁在70余岁以后写成的，虽然不大会改变人们对奥古斯丁的既有认知，却能展现一个更加生动的非洲主教的形象。其中，书信1*A就是1939年由拉姆博特（Lambot）发现并整理的书信231A，都是写给费尔姆（Firmus）的。⑦ 而莫尔本笃会版加入的书信250A则被认为是书信1*的残篇。
另外一个比较通行的拉丁本是由米涅（J.P.Migne）主持的《教父文献大全（拉丁篇）》（Patrologiae Cursus Completus,Series Latina,PL），其中第33卷是奥古斯丁的书信。这个完成于1841年的版本在莫尔本笃会版的基础上加入了书信184A和202A。可惜，这个版本在19世纪中期出版之后，虽然有过重印，但一直没有把笛福雅克所发现的新书信添加进去。
奥古斯丁的许多著作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书信的翻译工作也一直没有中断，已经出现了各种语种的译本。⑧ 但是由于笔者能力有限，本文只考察英语的翻译情况，而且仅限于国内可以见到的版本。
1919年斯帕罗一辛普森（W.J.Sparrow-Simpson）还在感叹奥古斯丁的书信从来没有被全部译成英文，⑨ 但是这种局面一直在不断得到改观。奥古斯丁的著述比较早的英译版本收入在《奥瑞里乌·奥古斯丁文库》（The Works of Aurelius Augustine）中，共15卷，编者为多兹（M.Dods）和库宁汉（J.G.Cunningham）⑩。其中书信部分在第6卷和第13卷，并不是全译本，只有160封信。1886年菲利普·夏弗（Philip Schaff）主持整理了尼西亚时期的教父文集，其中第1卷是奥古斯丁的书信，这是英语世界对奥古斯丁书信全面翻译的最初尝试，总计收录了160件。(11) 由巴克斯特（James Houston Baxter）翻译的节选本，1930年作为罗叶布经典（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出版，也仅仅包含了62封书信。不同译者往往根据自己对奥古斯丁的理解，选择性地翻译了自认为最重要的书信。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加大了对奥古斯丁的研究力度，开始大规模翻译奥古斯丁的作品。由美国天主教大学（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组织翻译的《教父文集》（The Fathers of the Church,FC）第一次翻译了已发现的奥古斯丁的所有书信。这个浩大的工程从1951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89年。译本以CSEL为原本，同时参照了PL，完全遵照CSEL的书信编号方式。其中第11卷包括书信1—82（1951），第18卷包括书信83—130（1953），第20卷包括书信131—164（1953），第30卷包括书信165—203（1955），第32卷包括书信204—270（1956），第81卷包括书信1*—9*（1989）。目前国内只能找到第30、32卷和第81卷。
1990年代以来，美国奥古斯丁薪传研究会（Augustinian Heritage Institute）组织人力重新翻译奥古斯丁的所有作品，甚至计划翻译一直没有英译的作品，(12) 试图构建一套到目前为止最完备的《奥古斯丁文库》（The Works of Saint Augusinte:A Translation for the 21th century,WSA）。这套丛书涉及书信的部分目前出了4卷，不过只包括书信1—270，估计要再等一段时间我们才能够看到所有书信的完整英译本。其中，第二部分的第1卷包括书信1—99（2001），第2 卷包括书信100—155（2003），第3卷包括书信156—210（2004），第4卷包括书信211—270（2005）。
如果利用网络资源，则可以找到电子版。(13) 这些书信的英译在1997年完成，但只有166封书信。书信的划分方法基本延续了莫尔本笃会版本的分组方式。
目前研究者使用的比较多的英译本是夏弗的版本、美国天主教大学的FC及奥古斯丁薪传研究会的WSA。夏弗的版本出版于19世纪末，年代久远，甚至保留了一些古英语的表达方式，尤其是涉及引用的圣经内容。但是这个译本的翻译比较忠实拉丁语，在追求准确性的同时，削弱了可读性。FC的版本克服了这个缺点，翻译兼顾了准确性和可读性，但这个译本删除了拉丁语版本中的数字段落排序号，对于返回拉丁语，查找原文出处不太方便。不过，FC的版本在最后的第81卷，也就是笛福雅克所发现的书信的译本更正了这个失误。WSA的译本，正如他们的宗旨所期望的，是面对21世纪读者的，所以语言更加符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这或许意味着翻译具有更多意译的成分。此外，这个译本在每一封书信前都有一段导读，实际是对书信内容最简短的介绍。这有助于读者迅速把握书信的整体内容。
二 相关研究成果
菲利普·夏弗早在19世纪末就意识到了奥古斯丁书信的重要性，(14) 但是关于书信的专门研究至今乏善可陈——当然是比照奥古斯丁的其他作品而言。尽管如此，还是有诸多关于书信的研究成果问世。
笔者查阅到的关于书信的研究论文近50余篇，(15) 时间跨度从19世纪末至21世纪初，其探讨的主题极其灵活，而涉及的书信数量在50封之上。
把奥古斯丁的书信作为研究文献，首先要解决一些基本问题，诸如确定写作日期等。大体而言，由于年代久远，并非所有书信都能够精确定位，而只能根据书信内容估计一个大致的时间范围；个别书信的日期并不为所有学者所认同。比如，德国学者迪斯勒就对编号228—231的书信日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6) 通过对相关书信更加仔细地研读，同时参考与奥古斯丁同时代人物的作品，迪斯勒认为这4封书信的日期应该比传统确定的日期（429年左右）稍微提前。另一位德国学者库茨还梳理了奥古斯丁书信在中世纪的搜集和整理情况。(17)
对书信的基础研究还包括从拉丁语文学艺术的角度进行的解读。不少学者留意到奥古斯丁在写信过程中引用了大量古典作家的著述，比如他可以信手拈来西塞罗的名言，这就涉及奥古斯丁对异教文化的接受和认同问题。奇娜指出，奥古斯丁对古典文化传统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充满敌意，只有在古典作家鼓吹多神崇拜时才会有所批评。(18) 晏金斯则更加细致地梳理了奥古斯丁对古典作家的引用情况。虽然晏金斯的本意是检讨勾德巴赫整理的拉丁语书信版本在索引中暴露出的缺陷，(19) 但是通过他的工作我们能够体会到罗马传统文化之于奥古斯丁的重要性。还有学者从修辞学的角度分析书信，比如在霍尔和奥博哈曼看来，奥古斯丁的书信完全是基督教作家的一种文学创作样式，他们试图分析书信在结尾部分所体现出来的韵律，总结奥古斯丁在音律学意义上的写作习惯。两位作者把奥古斯丁的书信划分为三个时间段，以图表的形式统计了书信中体现出来的押韵形式及例外情况。(20)侯德则留意到奥古斯丁在书信中所使用的客套称谓，并且把这种写作习惯同奥古斯丁的主教职责联系在一起考察，指出这与奥古斯丁所认同的理想生活状态有密切联系。(21)
对笛福雅克发现的新一批奥古斯丁书信，也有不少学者进行了基础的文本研究。由于笛福雅克是这批书信的发现者和整理者，所以他对书信手稿的研究最有发言权。他在一篇论文中详细描述了原始手稿的状况，并且根据自己的考证和理解确定了这批书信的日期。(22) 笛福雅克发现的原始文稿有不少缺漏，必须经过编辑加工才能出版。不过，在一些细节问题上，普利玛不同意笛福雅克对一些书信的文本整理。他逐条列举了有待商榷的书信内容并且提出了自己的看法。(23) 普利玛态度严谨，哪怕一个允许忽略的指示代词都没有放过。薛柏林也试图把奥古斯丁的新书信作为文学样本进行解读，并从中分离出奥古斯丁对文学本身的理解。(24)
奥古斯丁的书信数量大，内容丰富，学者可以从多种角度进行分析。当然，最自然的选择是分析奥古斯丁在书信中体现的神学思想。德瓦特梳理了西奥多（The odore of Mopsuestia）对奥古斯丁形成基督论神学思想的影响，(25) 罗伯特·J.奥康奈分析了奥古斯丁在书信143对灵魂起源的论述，(26) 格林斯则对奥古斯丁如何向异教徒解释复杂的基督形象充满兴趣。(27)
奥古斯丁与杰罗姆之间的通信往来被称为“早期教会的一份独特文献”，(28) 一直都是学者津津乐道的话题。两位教父的通信发端于对圣经的不同理解，关于他们神学思想的比较研究是学者关注的热点。早在19世纪，德国学者奥弗贝克就开始涉足这个研究领域。(29) 奥弗贝克做了一些基础性的工作，介绍了通信中涵盖的问题。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科尔—特纳更加具体地讨论了这个问题，不过他感兴趣的是争论的由来，试图解答为什么奥古斯丁就《加拉太书》提出质疑，而不是别的问题与杰罗姆商榷。(30) 在科尔—特纳看来，奥古斯丁与杰罗姆的争论源自前者为自己反对异端的立场寻找合法性。所以，科尔—特纳的研究视野没有局限于两位教父的书信，而是扩展到了奥古斯丁论及摩尼教和多纳特派的其他文献。科尔—特纳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因此当德国学者海宁继续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的时候，(31) 很难有所发展，尽管他声称自己的目的是提供一些全新的视角，其实仅仅是浮光掠影的文本解读。
奥古斯丁的许多书信直接谈到了教会的一些实际问题。弗汉德把书信20* 解读为奥古斯丁履行主教职能的依据，分析了他在处理福萨拉（Fussala）主教继承人事件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认为这一事件诱发了奥古斯丁的“信任危机”。(32) 同样是对书信20*的研究， 德国学者奥培特则关注这个事件背后多纳特教会分裂运动的影响，分析了北非教区特殊的迦太基文化环境，并且从“教会政治”这个更高的角度来理解这次围绕主教任免的纷争。(33) 科略克勒注意到了书信54和书信55所涉及的关于教会礼仪的问题，并且结合第二次梵蒂冈公会议就同类问题通过的决议，分析了奥古斯丁的贡献。(34) 奥古斯丁书信中涉及的教会权威问题引起了道尔的兴趣，他在一篇简练的文章中探讨了教义权威的形成和发展过程，(35) 不过这篇文章仅仅是他正在进行的一项庞大研究的一部分，一年后道尔出版了对奥古斯丁书信的整体研究成果。
罗马帝国时期的主教曾经被皇帝君士坦丁赋予聆讯权，专门处理当事人为基督徒的法律纠纷，后来的主教甚至获得了对诉讼的裁决权，奥古斯丁的不少书信涉及了这些问题。芬兰学者海卡斯尤其关注奥古斯丁执行裁决权的实践活动，并且在司法世俗化的语境之下检讨奥古斯丁对法律纠纷的处理，认为司法世俗化为主教在罗马法律体系中加入人性的伦理内容提供了可能。(36) 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海卡斯把书信153作为个案，探讨了奥古斯丁如何积极利用皇帝所赋予主教的裁决权，在维护教会与国家和谐关系的同时，尝试让国家法律向弱势群体和受压迫者倾斜。(37) 兰斯基研究了新书信，试图从主教的直接叙述中归纳出奥古斯丁对这一权力的理解及其实践情况。(38)
相对个别研究的丰富多彩，关于奥古斯丁书信的整体研究就稍显单薄，直到20世纪初，一直没有学者进行这方面的尝试。德国学者首先开拓了这个领域。1910年希摩出版了《奥古斯丁：以书信为依据的生活和性格描述》。(39) 这是第一部关于奥古斯丁书信的整体研究。不过，希摩的成果与其说是专门的研究著作，不如说是以书信为依据的奥古斯丁传记。
1919年，英语世界出现了第一部关于奥古斯丁书信的作品，(40) 但是严格来说，它仅仅是一部关于书信的导读。斯帕罗—辛普森根据自己的理解，把奥古斯丁的所有书信分为11个主题，(41) 每个主题的讨论自成一章。作者的这种处理方式决定了该书只能围绕书信的具体内容展开。实际上，斯帕罗—辛普森肯定是通读了奥古斯丁的所有书信，也一定对书信杂乱的主题头痛不已，所以试图梳理一个清晰的线索来。但这种努力反而让斯帕罗—辛普森陷入了书信内容本身而不能自拔，虽然他的书号称是关于奥古斯丁的研究，却难副“研究”之实。如果有读者被“书信”本身所吸引，而又不愿深入阅读奥古斯丁大量的书信，斯帕罗—辛普森的书无疑是最佳选择。
进入90年代，奥古斯丁书信研究局面被逐渐打开，出现了更多关于书信的整体研究。学者的焦点也不再局限于奥古斯丁本身，而把视野扩展到与奥古斯丁有书信往来的其他主教身上。1990年，英国学者怀特出版了一部研究奥古斯丁与杰罗姆通信的专著，(42) 可以说是这个主题的代表。奥古斯丁与杰罗姆同为教会历史上著名的教父，两人虽然属于同一时代的人，却从未谋面，而是借助并不发达的古代邮政系统用书信维持着联络，其间固然由于种种原因（包括信件投递系统的差池和缺乏保障）造成了一些误解，但最终两人建立了一种“在基督教正统思想框架之下互相尊重的友谊和彼此忠诚的关系”。(43)
不过坦率地说，关于奥古斯丁与杰罗姆的书信中涉及的神学问题，前人已经做过深入研究，怀特似乎很难提出更具洞见的思考。尽管怀特的态度是严肃的，但是她已经无法做出更深刻的研究，因此她把奥古斯丁与杰罗姆书信的英文翻译作为自己这本书的重要内容。(44) 即使在称得上研究的前半部分，怀特也以讨论这些书信牵扯的问题为主，来龙去脉的背景叙述远多于思想内容的检讨与梳理，即使最廉价的价值判断都没有提出。
1993年，摩根斯坦的辛勤工作让奥古斯丁的书信研究出现了一个全新领域。(45) 他超越了斯帕罗—辛普森纯粹依据内容对书信的划分，而把收件人作为主体，并且根据收件人的身份，总结了一个包括朋友、各级神职人员、大公教会的平信徒、非基督徒、异教徒以及罗马贵族在内的交际圈，这正是奥古斯丁的“通信伙伴”网络。这个庞大的交际圈通过书信往来构建起来，并由大量信件得到维系，其纵深甚至已经超出了北部非洲的地理范畴。可惜的是，尽管摩根斯坦意识到了书信的其他意义，比如能够反映当时的社会环境，(46) 但他最终只能局限于描述奥古斯丁复杂的“通信伙伴”网络，而对这个网络体系的运作方式以及功能的评价，几乎没有展开任何论述，因此《希波·奥古斯丁的通信伙伴》一书的大部分章节仅仅沦为书信内容的简单转述了。
1998年，巴奇出版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希波的奥古斯丁在书信中对圣职的神学阐述》。(47)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部真正具有学术意义的对奥古斯丁书信的系统研究。巴奇胜出摩根斯坦的地方在于，他没有像后者那样把奥古斯丁的书信视为单个文本，而试图从它们当中提升一个可以整合所有书信的关键词。巴奇找到的这个关键词就是圣职（Ordained Ministry），因此他的研究集中讨论奥古斯丁如何获得圣职、如何理解圣职以及如何履行圣职。(48)
《圣职》一书的中心内容其实相当明确和简练，但是巴奇显然有更大的野心，试图就圣职进行更加全面的阐释，并且以奥古斯丁的书信为依据，指出其他学者对类似问题的认识偏差。巴奇想强调的是，基督论（Christology）是奥古斯丁理解圣职的前提；(49) 同时，圣职不仅在本质上具有谦卑的属性，而且圣职所有者也必须在实践活动中流露谦卑的气质，(50) 因为“基督是谦卑的榜样和导师”。(51)巴奇顺承“谦卑”这个关键词继续深入探讨，固然是思维逻辑上的延续，但显然已经超出了奥古斯丁书信本身所涵盖的内容，虽然奥古斯丁强调“谦卑”的素质在圣职中的地位。尽管巴奇在该书第四章和第五章，尝试从社会分析的角度梳理罗马传统文化对奥古斯丁的影响，因为这些影响可能会塑造奥古斯丁关于“谦卑”的认识，但是巴奇在使用书信作为论据的过程中，有一种“强制证明”的嫌疑，他往往稍事论述后，随即抽取奥古斯丁在书信中的相关章节，既无上下文的还原，也无事件背景的交代，这使《圣职》一书的论证略显单一和浅显。
最新的研究成果无疑是道尔的《作为规训者的主教：以奥古斯丁的书信为例》。(52) 按照道尔自己的说法，他选择奥古斯丁的书信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是因为感叹不少研究方向已经过剩，比如关于奥古斯丁的恩典理论等；另一方面他认为有价值的教会纪律这个研究领域又鲜有学者涉足。(53) 从道尔的预期来看，他自己的研究不仅有填补空白的作用，而且把书信的研究带入了一个更加深刻的境界。
同巴奇一样，道尔的成功之处不仅在于对奥古斯丁的书信烂熟于心，(54) 还在于他同样高明地寻找到了另外一个能够统摄大部分奥古斯丁书信的关键主旨：教会纪律。在这个主题之下，内容庞杂的书信具有了很强的相关度，不再支离破碎，反而是一个紧密的整体。当然，首先是要对教会纪律进行清晰的界定。道尔从语源学的角度考察了这个词在拉丁语境（disciplina）中的含义，然后分析了它在基督教经典文学中的使用情况以及北非教父对disciplina的传统认识。最后的着眼点当然是奥古斯丁自己对disciplina的理解，根据道尔的判断，disciplina是由教会权威派生出来、规范基督徒在教会中生活的手段。(55)
不过，道尔的研究方法，正如他自己所言，首先通读奥古斯丁书信的拉丁语原文，划出与自己的研究主题相关的书信，然后对这些书信进行神学角度的解读，即分析教会纪律在基督徒社区中的作用。(56) 这种研究方法决定了道尔无法关照奥古斯丁的所有书信，因此不能算作完整意义上对奥古斯丁书信的系统研究。
笔者有理由相信，把书信纳入研究视野的奥古斯丁研究，不仅在“教父学”的学术谱系中仍然是一个有待发掘的领域，而且对中国学术界的研究环境也具有深远意义。细致而充分的奥古斯丁研究可以消除我们对西方文化的模糊认识。论及西方文化，国内学者或许大都能够意识到基督教文明所占据的地位。但是，对基督教在西方文明进程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做出客观评价，而不是大而化之的概述；对一些基本概念、重大事件、典章制度做到回归真相，而不是先入为主的成见，这项工作一直都完成得不太理想。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或许可以归结于以往相关研究过于粗疏，没有深入文本分析，停留在人云亦云的肤浅层面，以至于要么以讹传讹，要么人为添加了大量想当然的成分，最终的结局往往是对西方文明的误读或者偏见。展开奥古斯丁研究或许有助于改变这种僵局。实际上，依凭书信为原始文献对奥古斯丁进行深入解读，已经是西方学术界的一个较为普遍的做法。拉密哈德很早就表示，如果研究者为了检验自己假设的合理性，比如关于奥古斯丁时代的教会场景，对奥古斯丁的书信进行深入解读，将会得到惊人的成果。(57) 詹姆斯·J.奥当耐也有同样的认识，他指出奥古斯丁的书信和他的《忏悔录》一样重要，为我们默默地展现着奥古斯丁的自画像。(58) 道尔更是在自己的书中多次提到，不少奥古斯丁的研究专家都特别强调书信的重要性，认为它们是拓宽奥古斯丁研究的丰富宝藏。(59) 同时，在中国的学术语境中开展教父研究，不仅能够在方法论上回归解读原始文本的研究方式，而且这种学术态度和视野若能够逐渐得到推广，必将提高整个学术界的水平，深化中国学人对西方文化的认识。
注释：
① 国内奥古斯丁研究的主要成果有唐逸：《希波的奥古斯丁》， 《哲学研究》1999年第2、3期；高峰枫：《奥古斯丁与维吉尔》，《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第3期；张荣：《奥古斯丁的基督教幸福观辨正》，《哲学研究》2003年第5期；夏洞奇：《在婚姻与守贞之间——对奥古斯丁婚姻观的一种解释》，《西学研究》2003年第1辑；《现代西方史家对奥古斯丁政治思想的解读》，《史学史研究》2004年第1期；张荣：《神圣的呼唤：奥古斯丁的宗教人类学研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周伟驰：《记忆与光照：奥古斯丁神哲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周伟驰：《奥古斯丁的基督教思想》，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② 国内以“教父学”为名进行学术研究的开拓者是清华大学的王晓朝。他先后著述或者主持编撰了《信仰与理性：古代基督教教父思想家评传》，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教父学研究：文化视野下的教父哲学》，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③ 关于笛福雅克(Divjak)的发现，详见后文，也可参见W.H.C.Frend,“The Divjak Letters:New Light on St Augustine's Problems,416—428，”The Journal of Ecclesiastical History,vol．34,1983．
④ 笔者使用的是Patrologiae cursus completus,series Latina,vol.32,J.P.Migne (ed.),Paris,1841;Reprint by Brepols,Turnhout:Belgium,1979.Possidius,Vita Sancti Aurelii Augustini,18.“statui…in huius opusculi finem etiam eorumdem librorum,tractatuum et epistularum indiculum adiungere.”
⑤ Rainer Kurz,“Zur 
berlieferung von Sammlungen der Breife des HL.Augustinus im Mittelalter,”Codices Manuscripti,Jahrgang 10,1984,p.126.
⑥ 参见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Saint Augustine:Select Letters,James Houston Baxter (trans.),London:William Heinemann LTD,1930,p.xlv.
⑦ 关于拉姆博特的发现，参见 Johannes Divjak,“Augustins erster Brief an Firmus,”Latinit
t und alte Kirche,1977.
⑧ 其实在法语和德语世界，有许多优秀的译本。比较全的法语译本是 Lettres de saint Augustin,traduites en francais et précédées d'une introduction,par M.Poujoulat.Paris,1858,4 vols.8vo.比较早的德语译本是 Alfred Hoffmann,Des hl.Augustinus ausgewhlte Briefe,Kempten andMunich,1917,2 vols.
⑨ W.J.Sparrow-Simpson,D.D.,The Letters of St.Augustine,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19,p.7.
⑩ J.G.Cunningham,Letters of Saint Augustine,Bishop of Hippo,Edinburgh:T.and T.Clark,1872—1875.
(11) 参见Ed.,Philip Schaff,A Select Library of the 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 of the Christian Church,Buffalo: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Company,1886.近一个世纪后的1994年，美国一家出版社全版影印了这套丛书，内容上没有变动，只是开本略小。笔者在这里使用的是旧版。
(12) 参见 http://www.augustinianheritage.org/.
(13) 参见 http:// www.newadvent.org/fathers/1102.htm.
(14) 菲利普·夏弗在序言中列举了大量思想家的书信之于研究者的重要性。奥古斯丁的书信同样具有类似的意义，它能够提供超出《忏悔录》之外的许多信息。参见Ed.,Philip Schaff,introduction.
(15) 必须承认，笔者的能力有限，目前只能就英语和德语学术界的成果进行总结。德国维尔茨堡奥古斯丁研究中心在自己的主页（www.augustinus.de）嵌入了一个庞大的奥古斯丁论文检索数据库，免费开放。这个数据库几乎搜罗了所有学者在各个领域关于奥古斯丁的研究成果。仅以书信研究为例，我们就可以看出各国学者成果之斐然。如果以“书信”的不同语言为关键词在数据库中分别进行搜索，都将会得到不下百篇成果。
(16) Hans-Joachim Diesner,“Zur Datierung der Augustinbriefe 228—231,”Forschungen und Fortschritte,35(1963),p.184.
(17) Rainer Kurz,“Zur berlieferung von Sammlungen der Breife des HL.Augustinus im Mittelalter,”Codices Manuscripti,1984.
(18) Keenan,Mary Emily,“Classical writers in the Letters of Augustine,”Classical Journal,32(1936),p.35.
(19) Claude Jenkins,“Augustine's classical quotations in his Letters,”Journal of Theological Studies,39(1938),p.59.
(20) R.G.Hall & S.M.Oberhelman,“Rhythmical clausulae in the letters of Saint Augustine,”Augustiniana,37(1987),pp.261—266.
(21) Arthur G.Holder,“Styles of Clerical Address in the Letters of Augustine,”Studia Patristica,33(1997),pp.100—104.
(22) Johannes Divjak,“Zur Struktur Augustinischer Briefkorpora,”Les Lettres de Saint Augustin par Johannes Divjak,Paris:Etudes Augustiniennes,1983,pp.14—27.
(23) Adolf Primmer,“Nachlese zur Textgestaltung der neugefundenen Augustinusbriefe,”Les Lettres de Saint Augustin par Johannes Divjak,pp.44—82.
(24) Christoph Schublin,“Zwei Bemerkungen über Literatur in den neuen Augustin-Briefen,”Museum Helveticum,1984,pp.54—61.
(25) Joanne McWilliam Dewart,“The Influence of Theodore of Mopsuestia on Augustine's Letter 187,”Augustinian Studies,10(1979).
(26) Robert J.O'Connell,“The Origin of the Soul in Saint Augustine's Letter 143,”Etudes Augustiniennes,28(1982).
(27) Wilhelm Geerlings,“Die Belehrung eines Heiden Augustins Brief über Christus an Volusianus,”Augustiniana,41(1991).
(28) Carolinne White,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Jerome and Augustine of Hippo,Lewiston:Edwin.Mellen Press,1990,p.1.
(29) F.Overbeck,“Aus dem Briefwechsel des Augustinus mit Hieronymus”,Historische Zeitschrift,6(1879),pp.222—259.其实有学者更早就对两位教父的通信有过研究，可惜由于年代久远，笔者已经很难找到原文。参见J.A.
,hler,“Hieronymus und Augustinus im Streit über Gal.2.14.”Gesammelte Schriften und Aufstze ,Band.1,Regensburg,1839.
(30) 参见 Ronald S.Cole-Turner,“Anti-Heretical Issues and the Debate over Galatinas in the Letters of St.Augustine to St.Jerome,” Augustinian Studies,vol.11(1980),p.155.早在1979年，美国学者罗伯特·J.奥康奈就写过一篇研究奥古斯丁和杰罗姆通信的论文，可惜笔者一直未能找到原文，在此仅能提供文章的出处。Robert O'Connell,“When Saintly Fathers Feuded: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Augustine and Jerome,”Thought,54(1979),pp.344—364．
(31) Ralph Hennings,“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Augustine and Jerome,”Studia Patristica,27(1993).
(32) W.H.C.Frend,“Fussala:Augustine's Crisis of credibility,”Les Lettres de Saint Augustin par Johannes Divjak,Paris:Etudes Augustiniennes,1983,p.251.
(33) Ilona Opelt,“Augustins Epistula 20* (Divjak)ein Zeugnis für Lebendiges Punisch im 5.JH.Nach Christus,”Augustinianum,1985,pp.121—132.
(34) Martin Klckener,“Augustins Kriterien zu Einheit und Vielffalt in der Liturgie nach seinen Briefen 54 und 55,”Liturgisches Jahrbuch,41(1991).
(35) Daniel E.Doyle,“Doctrinal Discipline in the Letters of St.Augustine,”Studia Patristica,38(2001),pp.84—94.
(36) Kauko K.Raikas,“The Principle of Juridical Vulgarization in the Letters of St.Augustine,”J.Divjak (ed.),Studia Ephemerides Augustinianum,31(1990),pp.413—425.
(37) Kauko K.Raikas,“The State Juridical Dimension of the Office of a Bishop and the Letter 153 of St.Augustine to Vicarius Africae Macedonius,”Studia Ephemerides Augustinianum,58(1997),pp.683—694.
(38) Noel E.Lenski,“Evidence for the Audientia episcopalism in the New Letters of Augustine,”in Ralph W.Mathisen (ed.),Law,Society and Authority in Late Antiqui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83—97.
(39) 参见 Wilhelm Chimme,Augustin.Ein Lebens und Charakterbildauf Gund seiner Briefe,Gttingen:Vandenhoeck&Ruprecht,1910.
(40) W.J.Sparrow-Simpson,D.D.,The Letters of St.Augustine,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19.
(41) 其中包括获得圣职前的书信、与异教徒的书信、关于上帝的教义、非洲教会的分裂、恩典理论、圣经解读、与杰罗姆的通信、关于妇女问题、关于圣礼、非洲教区的教务以及晚年的书信等。
(42) Carolinne White,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Jerome and Augustine of Hippo,Lewiston:Edwin.Mellen Press,1990.
(43) 参见 White,ibid.,prefeace.
(44) 参见 White,ibid.,pp.65—239．在已经有各种英译本的情况下，怀特坚持自己翻译这些书信，目的是尽量“忠实杰罗姆和奥古斯丁原书信的风格”，甚至不惜牺牲英译的可读性。
(45) Frank Morgenstern,Die Briefpartner des Augustinus von Hippo,Bochum: Universittsverlag Dr.N.Brockmezer,1993.
(46) 1992年他在一篇论文中更加具体地谈到了书信展示社会环境的功能。参见 Frank Morgenstern,“Das Soziale Umfeld des Augustinus von Hippo Dargestellt Anhand Seiner Briefpartner,”Augustinianum,32(1992).
(47) Lee Francis Bacchi,The Theology of ordained Ministry in the Letters of Augustine of Hippo,San Francisco:International Scholars Publications,1998.为叙述方便，下文以《圣职》简代之。
(48) 相关内容分别在本书前三章。参见 Bacchi,op.cit.pp.1—142.
(49) Bacchi,op.cit.,p.142.
(50) Bacchi,op.cit.,p.53.
(51) Bacchi,op.cit.,p.116.
(52) Daniel Edward Doyle,O.S.A.,The Bishop as Disciplinarian in the Letters of St.Augustine,New York:Peter Lang Publishing,2002.
(53) Doyle,op.cit.,introduction,pp.xvii—xviii.
(54) 参见 Joanne McWilliam,Journal of Early Christian Studies,vol.11,2003,p.571.
(55) Doyle,op.cit.,p.25.
(56) Doyle.op.cit.,p.9.
(57) Lamirande,“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St.Augustine's Ecclesiology,”Augustinian Studies,5 (1974),p.248.
(58) James J.O'Donnell,“To Make an End is to Make a Beginning,”Augustinian Studies,25(1994),p.234.
(59) Doyle,op.cit.,introduction,p.xv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