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社会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命运（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位论文,命运论文,世纪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回首百年历程，有人把人类社会发生的种种灾祸的根源，一股脑扣到了社会主义头上，说什么社会主义的崛起是“20世纪最大的不幸”，攻击十月革命犯了“原罪”，断言“共产主义已走到了尽头”，宣称“21世纪将是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还有些同情或信仰社会主义的人，虽不赞成上述观点，但却认为社会主义是“早产儿”、“搞早了”，并对社会主义的未来感到困惑和迷茫。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讨论和回答的问题：20世纪社会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命运究竟怎样？
一、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世界的今天
社会主义的崛起，究竟是“20世纪最大的不幸”还是20世纪世界和人类的“大幸”？这是关系社会主义在本世纪的历史地位和命运的大问题。抛弃对社会主义虚无主义否定一切的态度，尊重百年的历史事实，就不能不承认：社会主义推动了世界历史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20世纪社会主义的崛起是世界和人类的“大幸”，没有社会主义决不会有世界的今天。社会主义的历史地位是不可抹杀的。
首先，进入20世纪后，资本帝国主义强国间的矛盾空前尖锐，它们在相互关系的调节上已黔驴技穷，彼此都竭力想以残酷的战争压倒和镇服对方，以期独霸和统治世界。于是在短短二、三十年内，就使人类蒙受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和崛起，才使人类逐渐摆脱这种“战争怪圈”。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今日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局面。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随即宣布退出肮脏的战争，并颁布了《和平法令》，呼吁无条件签订和约，加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在二战中，社会主义的苏联充当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力军，对打败法西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战后，美国在世界到处驻军，拼凑军事集团，建立了数百个军事基地，并以挥舞手中的核武器相威胁，使世界面临新的世界大战的威胁。50年代苏联人造卫星上天，60～70年代中国两弹一星试验成功，才使世界有了抗衡战争的力量。可以说，没有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爱好和平的力量，与帝国主义战争势力进行不懈的斗争；没有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在社会主义的影响下的觉醒和斗争；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早已降临到世界人民的头上了。总之，没有社会主义力量的崛起和发展，人类所遭受的战争灾难决不止已有的两次，今日的世界还不知会是什么样子。冷战结束后，没有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与国际上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和爱好和平的人民一道，反对“单极世界”，倡导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而任凭霸权主义横行，决不会有今后世界的和平与安宁。
其次，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长期奴役、掠夺、压迫和剥削世界弱小国家和民族，将世界瓜分完毕，建立了野蛮的殖民体系；而社会主义国家支持鼓舞民族解放斗争，对埋葬世界殖民体系发挥了巨大作用。十月革命的胜利增强了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抗殖民压迫的信心，并给他们提供了进行解放斗争的思想武器。在社会主义的影响下，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先后有100 多个国家获得独立，使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经营了几个世纪的殖民体系终于彻底崩溃。人类文明和国际社会在20世纪的这一重大进步，是与社会主义的诞生和发展密不可分的。
再次，资本主义虽然视社会主义为对立面，但事实上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今日改良了的资本主义。
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大危机，宣告资本主义传统的市场自我调节理论失灵，必须寻找新的出路。苏联刚建立的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客观上为资本主义提供了参照体，使资本主义从这一新体制中获得了延缓衰老之术。在大危机爆发前，社会主义的苏联已于1928年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这立即引起西方经济学家的密切关注。1929年美国经济学会主席、新古典经济学派理论家费·曼·泰勒（1855—1932）就发表了《社会主义国家生产指南》一文，提出了“指导性计划”的新概念，强调资本主义国家如果采用“指导性计划”来对市场经济加以宏观调控会大有好处。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深重时刻，民主党领袖罗斯福就任总统后，采纳了由国家干预、政府进行计划调控的建议，开始实行“新政”，从而使资本主义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之外，又增加了国家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果然收到了加速经济复苏的效果。稍后，即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约·梅·凯恩斯（1883—1946）发表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才从理论上总结了资本主义国家“反危机”措施的经验，提出了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需要的基本理论。这就是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在坚持市场经济机制的基础上，加强国家的干预和调控。二战后，国家干预、计划调控的做法普遍为资本主义国家采用，从而为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体制基础。
同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迫使资产阶级不得不对工人阶级作出让步。按资产阶级自己的说法，拿出一点钱来对工人进行施舍是医治“红色瘟疫”的良方，以避免活不下去的工人将自己送上断头台。为保全自己，资产阶级不得不对野蛮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良，从而逐步建立起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换来了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比较稳定的社会环境。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和批判，从而为其找到了“病根”；没有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对资本主义的启发；没有资本主义国家工人斗争所形成的强大社会压力，就没有资本主义今天的体制，就没有资本主义国家人民今天所享受的社会福利。近10年来，因社会主义遭受挫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资强劳弱”的力量对比，于是资方大砍福利，向职工既得的斗争成果开刀，这就从反面证明，没有社会主义在本世纪的发展，决不可能有资本主义国家人民今天的福利和生活状况的改善。
总之，社会主义在20世纪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时代，战胜了穷凶极恶的法西斯主义，抗衡战争势力维护了世界的和平，推动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埋葬了野蛮的殖民体系，并迫使资本主义进行调整和改良，从而对人类进步和世界文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世界的今天。
二、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
20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不发达的特征，在相当长时间内还不可能是“够格的”、理想的社会主义。于是有人说社会主义是“早产儿”、“搞早了”，十月革命是“原罪”，“本来就不该搞”。
搞社会主义，毫无疑问需要一定社会物质文化的发展为前提。但“革命”与“建设”对这一前提的要求是不同的。对于搞社会主义“建设”来说，这一前提至关重要。没有高度发达的物质文化条件，是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否则将是“蹩脚的”、“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在不具备这一条件的情况下，急于宣布“建成了”社会主义，并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那的确是“搞早了”。共产党人过去在这个问题上的教训是很深刻的。但是对于“革命”，即取得政权为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创造政治前提来说，对这一物质文化发展前提的要求是不同的，是有相当伸缩性的。因为“革命”虽然也必需有一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作为前提，但这个“一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并无绝对标准，而且革命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过程，它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其他社会政治条件，即是否存在“革命危机”。否则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即使再怎么高，也不可能爆发革命，譬如像今日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上个世纪，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曾设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先进国家发生，但他们并不否定在特殊条件下也可能在不发达国家发生。马克思说过，由于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国际交往所引起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类似的矛盾，而没有必要等这种矛盾在这个国家中发展到极端的地步。恩格斯也说：“假如我们不得不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到处都发展到底以后，等到最后一个小手工业者和最后一个小农都变成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牺牲品以后再来实现这个改造，那对我们可就太糟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4卷，第500页）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很明确，落后国家也可能和可以发生工人革命，在革命条件成熟时，不应放弃机遇去等待资本主义的“成熟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俄国出现了这种特殊情况。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虽然还不充分，但社会矛盾十分尖锐，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政党是否要顾虑“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不足”而放弃领导革命呢？列宁说：“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呢？”（《列宁选集》新版第4卷，第777页）列宁抓住革命机遇，毅然决然地领导了十月革命，并取得了胜利。后来，处于资本主义国家包围之中的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处境很困难，但在短短十多年间就迅速由落后的农业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工业国，从而为打败法西斯奠定了物质基础。事实证明，列宁的选择是正确的。
至于中国革命，它是深刻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产物。当时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劳苦大众过着牛马般的生活，连起码的生存都没有保障，所以不得不起来革命。中国共产党人搞武装斗争，也是国民党的屠刀政策逼出来的。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曾对外国朋友说：“1921年，中国成立共产党，我就变成共产党员了。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准备打仗。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有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这就把事情说得很清楚了。
从世界范围看，本世纪前半个多世纪里，社会主义由涓涓细流发展成波涛汹涌的洪流，并不是共产党人随心所欲地制造出来的，而是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当时由于资本主义使本国劳动人民长期处于凄风血雨之中，还发生了一次世界性大危机（1929～1933）、两次世界大战，给世界人民带来了空前严重的大灾难，结果资本主义因此威信扫地。二战结束后一批人民民主国家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使世界社会主义由苏联一国发展到欧亚多国。当时社会主义国家东起长白山脉，西至易北河畔，北起北地群岛，南至湄公河流域，在地理上连成一片，后又扩展到拉美的古巴。那时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土面积占世界陆地面积的1／4以上，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3， 工业产值约占世界的2／5，国民收入约占世界的1／3。1957 年苏联人造卫星又先于美国上了天，毛泽东据此形象地说当时的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此外，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十分高涨，法共、意共在战后初期曾对其本国资产阶级的统治形成威胁。亚非拉蓬勃发展的民族解放运动一直延续到60年代，最终摧毁了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形成了“第三世界”。当时资本主义成了“臭狗屎”，而社会主义却是“香饽饽”，新独立的国家不少选择了“非资本主义道路”，出现了各种牌号的“社会主义”。这决不是偶然的。
有人说，社会主义既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为什么苏联等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却像多米诺骨牌一样顷刻就倒塌了呢？应当说，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产生是必然的，而后来的垮台却不是必然的。因为如果搞得好，这种情况完全可以避免的。为什么这样说呢？
苏东社会主义的崩溃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原则的失败，而只是社会主义一种特定的实践模式——苏联模式的失败。所谓“苏联模式”，指的是苏联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所采取的“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即通常所说的“体制”。苏联模式作为社会主义的一种实践模式，当然体现和包含着社会主义性质的基本制度和原则，但因体制上存在严重弊端，社会主义性质的基本制度和原则不仅不能发挥作用反而被严重扭曲和变形了，从而在整体上成了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障碍。社会主义要继续向前发展，不对这一模式进行改革，不从总体上突破这一僵化的模式，是没有希望的。尽管这一模式的形成有其合理性，但并不乏局限性；虽然它在苏联迅速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以及后来打败希特勒法西斯的斗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后来越来越僵化，特别是在战后新科技革命和新的国际环境下，其负面作用越来越明显。因此，苏联模式必须改革。但对这一模式的“改革”不是要“改向”，对其“突破”不是要“彻底摧毁”。正如给孩子洗完澡倒脏水时不能连孩子一起倒掉一样。中国的改革使社会主义焕发出生机活力，苏东国家的改革却导致了社会主义制度彻底崩溃的悲剧，一个重要原因是各自对原来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中国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集中表现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彻底改革旧体制”，而苏东国家的“改革”变成了“改向”，即“彻底摧毁原来的社会主义制度”。
苏联东欧剧变的教训说明，当代社会主义面临三种选择，或称三条路，其中两条是绝路，只有一条是活路。这就是：坚持僵化的“苏联模式”不改革，那是一条绝路；放弃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胡改瞎改，也是一条绝路；只有既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实行改革开放，才是社会主义繁荣昌盛的光明大道。这就是邓小平尖锐地指出过的：“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苏联东欧国家的垮台，垮就垮在先是长期不改革，后是放弃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而胡改瞎改，使改革变成了“改向”。前后两种选择都是绝路。因此苏东社会主义的垮台并不能证明社会主义没有前途而必然失败。（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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