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提升了劳动收入占比吗——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省级论文,面板论文,收入论文,数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4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306（2011）09－0057－09
一、引言
近十年来，中国GDP得到快速增长，但宏观分配格局中一个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劳动者收入占比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从1992—2008年，全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54.59％下滑到43.52％，下降了11.07个百分点。[1]尽管2004年统计局的收入法GDP核算口径发生了一定变化，但统计数据表明，2004年前后中国的劳动收入占比都保持了明显的下降趋势。这表明即使考虑统计口径的变化，“我国近年来劳动收入占比持续下降”结论依然成立。
国外学者认为影响劳动收入占比的因素有资本产出比、[2]技术进步、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3]经济发展水平。[4]我国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也引起了国内学者的极大兴趣。李稻葵等[5]认为GDP中劳动收入占比存在U型规律，对于中国的影响因素主要是产业结构转型和劳动者相对谈判能力的变化，并提出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产生的“摩擦工资”带来收入占比的U型变化。罗长远、张军[6]运用1987—2004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联立方程模型进行三阶段最小二乘分析，发现FDI、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民营化都不利于劳动收入占比的改善。姜磊[7]基于二元经济模型，认为二元经济下巨大的就业压力是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主要原因。白重恩、钱震杰[8]指出2004年统计口径的变动夸大了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程度，认为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主要来源于产业结构转型。
对中国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原因，学者正尝试从各种因素做出解释。在针对教育影响劳动收入占比的研究中，谢攀、李静[9]通过计量得出，在控制工业化进程后，教育支出对劳动收入占比有最大的促进作用；肖文、周明海[10]统计得出1988－2007年我国人力资本收入占比显著提升，原始劳动收入占比下降。Daudey and Decreuse[11]认为教育能提高劳动力的流动性，降低劳动力市场的买方垄断力，从而提高劳动收入占比。Diwan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教育对劳动收入占比有不同的影响方式，富裕国家人力资本积累越多，劳动收入占比越高；而贫穷国家则出现相反的情形。[4]
由以上文献可见，关于教育对劳动收入占比影响机制的研究还很少，大部分研究基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并且观点并不统一。尽管Diwan已经说明了教育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不同，但教育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机制仍没有得到清楚的阐释。Daudey and Decreuse[11]分析的是发达国家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上教育的影响机制，并认为是正向关系，但这并不完全适用于具有二元结构的中国劳动力市场。正如陈广汉和张光南[12]所证实的，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存在典型的二元结构，上述研究并不完全适用于具有双二元结构特征的中国。本文试图从两个方面进行突破：一是基于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属性，从理论上阐释教育对中国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机制；二是国际上研究劳动收入占比常用跨国面板数据，而本文通过运用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来检验教育对中国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样本异质性对实证结论的影响。
二、理论框架
（一）工资效应
教育促进劳动力就业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教育能够提高劳动者技能和劳动生产率；其次，斯宾塞（Spence）在1974年提出的文凭信号模型表明一个具有较高生产率的人会选择攻读高学位作为其信号，向雇主显示自己具有较高的生产能力，使雇主对其支付较高工资。[12]故教育水平的提高能增强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
陈广汉和张光南认为，[13]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存在“无限供给弹性—缺乏供给弹性”的分割。当劳动者接受了更高水平的教育，其人力资本得到提高，在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上的流动性也得到提高。因此，劳动力能够进入更高一级的劳动力市场，处于次要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有能力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而已经处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者可以进入更高端的劳动力市场。对于每一分割的劳动力市场而言，此市场上的劳动力供给减少，如图1所示劳动力供给曲线由
，通过计算得到劳动收入占比提高。
对于次要劳动力市场上的非熟练劳动力来讲，其存在无限供给的特征，加之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次要劳动力市场转移，所以，次要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曲线的移动幅度很小甚至没有，教育的工资效应对提高非熟练劳动力的劳动收入占比所起作用甚微。对于主要劳动力市场上的熟练劳动力来讲，其存在供不应求的状况，劳动力流动性的加强更加剧了这种短缺，使得劳动力供给曲线移动幅度大，故熟练劳动力的劳动收入占比由于工资效应提升很快。随着非熟练劳动力不断向熟练劳动力转变，熟练劳动力占劳动力的比重不断提高，长期内工资效应对提高劳动收入占比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
（二）劳动生产率效应
教育对劳动收入占比还存在另一种负向效应，如图2所示，教育通过提升劳动生产率使劳动力需求曲线更加陡直，即从
。经计算得知，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对于非熟练劳动力，由于其无限供给特征并未改变，所以工资仍维持在生存工资附近，生产率提高不足以对劳动收入占比造成显著改变。对于熟练劳动力，生产率的提高在造成劳动力需求曲线旋转的同时可能会使其发生外移。但需求曲线外移不会改变劳动收入占比，其劳动收入占比依然下降。
图2
（三）总体效应
对于具有典型双二元结构的中国来说，教育对两个市场的劳动收入占比有不同的影响机制。对于非熟练劳动力来说，教育水平的提高对其劳动收入占比具有负向影响；对熟练劳动力来说，由于这部分高素质劳动力短缺，因此，工资效应大于劳动生产率效应，教育对其劳动收入占比产生正向影响。综上，教育对劳动收入占比的总效应取决于两种劳动力的比重和供求状况。
三、实证模型、变量与数据
为了研究教育水平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参考Daudey and Decreuse，[11]本文设置了如下形式的面板数据计量模型：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GDP按收入法分成劳动报酬、固定资产折旧、生产税净额和营业盈余四部分。各地区的劳动收入占比是劳动者报酬占该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在2004年经济普查中，国家统计局将个体经济业主收入从劳动收入变为营业盈余。为了避免由统计方法改变导致的跳跃性变化对经验结果的影响，本文分别使用1994—2003年和2004—2007年的数据。为了控制其它因素的影响，我们还引入了如下解释变量：
（1）失业率（UNR），用来衡量就业压力的大小。鉴于失业率数据的可得性，我们采用城镇登记失业率来度量失业率。
（2）资本产出比（KY），以控制要素相对价格变化对资本收入份额的影响。资本存量数据来自于吕冰洋。[14]为保证不同年份产出数据的可比性，产出数据以1982年为基期的实际GDP。资本产出比等于资本存量除以实际GDP。
（3）贸易开放度（OPEN）。用各地区按境内目的地和货源地分商品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来度量贸易开放度。由于统计年鉴中进口和出口的数值都是以美元表示的，因此，按照每年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的平均值将各年进口和出口数值换算成人民币。
（4）FDI占GDP比重（FDI）。按照各年度人民币兑美元的年平均汇率将FDI转换为按人民币计价的数值。采用与永续盘存法核算资本存量类似的方法来核算FDI存量，取10％的折旧率，并取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为FDI的价格指数，计算出各省1990年价的FDI存量。然后，用各省1990年价的FDI存量除以1990年不变价的各省GDP，从而得出各省历年的FDI存量占GDP比例。
（5）二元转型系数（DUAL）。假设传统部门是农业，现代部门是第二和第三产业，可以用第二和第三产业的从业人数占从业总人数的比重来度量二元经济的发展水平。加入DUAL这个控制变量的目的在于控制二元经济不同的发展阶段。
（6）人均GDP增长率（PGDPGR），以控制经济波动的影响。
（7）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GOVC），反映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
本文原始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1949－2008》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本文收集了中国29个省级单位1994－2003年和2004－2007年期间的数据，由于西藏的数据缺失，因而研究不包括西藏，同时把重庆的数据并入四川省一起计算，共计405个观测值。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鉴于2004年劳动收入占比的统计口径发生变化，我们将样本期分成两个时段进行考察，分别为1994—2003年和2004—2007年。为确定面板数据模型的具体形式，构造F统计量用于比较固定效应模型和混合估计模型。Hausman检验判断应当建立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Hausman检验拒绝了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所需要的假设，因此，我们更信赖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
表1的前两列报告了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估计结果。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教育水平的符号为负，但不具有显著性；教育水平平方项的符号为正，也没有显著性，表明教育水平与我国的劳动收入占比之间不存在U型关系。控制变量的系数大多没有显著性。
考虑到跨截面异方差的存在会导致估计结果不再有效，本文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重新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表1的第三列。结果表明，教育水平的符号为负，在5％水平上具有显著性，这与Diwan对发展中国家实证分析的结论一致，[4]即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其教育水平对劳动收入占比产生了负面影响。教育水平平方项的符号为正，且在10％水平上具有显著性，表明教育水平与我国的劳动收入占比之间存在U型关系。控制变量中，失业率和二元转型系数的符号为负，并在1％水平上具有显著性，这验证了姜磊的观点，[7]即就业压力对劳动收入占比产生负面影响：在刘易斯拐点之前，二元转型水平越高，劳动收入占比越低。人均GDP增长率的符号为负，并在1％水平上具有显著性，表明我国劳动收入占比具有反周期特点。资本产出比、贸易开放度、FDI和政府干预的系数均没有显著性。
考虑到变量的内生性，表1的第4列报告了我们使用工具变量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回归估计的结果。一些研究表明，资本产出比具有内生性问题。[15]因此，本文用资本产出比的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估计。回归结果表明，教育水平和教育水平平方项的符号、量值和显著性同不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相似。
下面运用上述同样的方法对2004－2007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2。表2的第一列和第二列报告了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估计结果。Hausman检验表明，固定效应的结果更值得信赖。由于广义最小二乘法考虑了截面异方差问题，因此，广义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优于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而本文主要讨论广义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教育水平和教育水平的平方项的符号同1994－2003年的回归结果一致，且显著性得到提高。但失业率和二元转型系数不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用城镇登记失业率度量失业率存在的问题，因为它不能完全反映来自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压力；二元转型系数不再显著表明，在刘易斯拐点之前的某一个时期之后，二元转型水平的符号不一定为负，劳动收入占比有可能随着二元转型水平的提高而相应提高。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同广义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相似。
上述实证分析表明，我国教育水平与劳动收入占比之间呈现U型关系，且中国当前处于U型的下行区，即教育水平对劳动收入占比的负面影响在逐渐减小。这表明教育的劳动生产率效应大于工资效应，从而使得教育对劳动收入占比的综合效应为负。但工资效应的增长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效应的增长速度，表现为尽管教育水平仍然对劳动收入占比产生了负面影响，但其影响在逐步减小。
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劳动力将会由过剩转变为短缺，劳动的供给曲线将变得陡峭，劳动收入占比将进入上升通道。2011年，“民工荒”现象已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传统劳务输出的中西部地区内陆省份“推进”。由于我国经济总体规模大，对劳动力的新增需求也大，但新增劳动力却逐步下降，供需关系改变，加上近年来在产业西移政策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中西部迁移。因此，未来数年内工资效应对于劳动收入占比的正向作用可能更加明显。
教育水平与劳动收入占比之间关系的变化还反映了我国二元劳动力市场中非熟练劳动力和熟练劳动力比重的变化。我国每年有数百万大量毕业的高素质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而且非熟练劳动力也通过学习、在职培训等途径提升其人力资本水平，这使得熟练劳动力的比重逐步提高，而熟练劳动力比重的提高有利于提高总体的劳动收入占比。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提出教育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分为工资效应和劳动生产率效应，并结合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阐述了教育影响劳动收入占比的机制，然后运用1994－2003年和2004－2007年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教育对我国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计量结果表明我国教育水平与劳动收入占比是负向关系，但近十年来二者之间呈现U型关系且中国当前处于U型的下行区。这种U型关系一方面反映了教育工资效应的增长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效应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反映了我国二元劳动力市场中非熟练劳动力和熟练劳动力比重的变化。
为促进我国劳动收入占比的提升，需要进一步扩大对非熟练劳动力的教育投入，加强对他们进行职业技能培训。这样一方面可以缓解非熟练劳动力的就业压力，提高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地位，增加劳动收入。另一方面，可以增加全社会的熟练劳动力的供给，满足产业升级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然而，我国教育经费10年“欠账”超1.6万亿的事实表明政府的教育支出还处于较低水平。[16]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不足4％的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
最后，劳动力市场分割是劳动力流动的一大限制，影响了工资效应的充分发挥。如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流动，而国有垄断行业影响了劳动力市场内部的流动性。为此，要破除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加快户籍制度的改革，促进市场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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