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政策理论研究牵引作用谱写民政事业发展新篇章
——2019年民政论坛在杭州举行
□ 策划 本刊编辑部 执行 陶冶 李明锋
桂馥兰馨，叠翠流金。
10月20日，来自全国各地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各级民政部门的有关负责同志及部分民政政策理论研究成果获奖者齐聚美丽的杭州，参加一年一度的“民政论坛”，共同研讨当前民政改革发展的重大政策理论问题和民政工作的热点难点问题。
前后两阶段比较（2000年2月－2006年1月和2006年2月－2012年1月）：前一阶段病人总数7例，全部死亡，其中6例为放弃后死亡；后一阶段病人总数25例，存活11例（44%），死亡7例（28%），放弃7例（28%）。后一阶段存活率明显提高，放弃率降低。
2019年民政论坛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民政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重点，坚持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充分尊重基层创新，注重借鉴各地经验，广泛动员各方参与，全面提升研究成果质量，为新时代民政事业改革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本届论坛共收到全国民政系统和高校科研机构提交的论文1396篇，评出一等奖24篇、二等奖52篇、三等奖87篇。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国民政系统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作为统领民政工作的主线和灵魂，以“学懂”为前提，以“弄通”为关键，以“做实”为落脚点，采取一系列措施狠抓学习贯彻，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跟踪采样周期为0.1 s，测距精度为100 m，测角精度为0.001 5 rad，进行100次蒙特卡洛，得到的3种算法跟踪结果如图2～图5所示。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对民政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深刻揭示了民政工作的本质、特点和规律，是管长远、管根本、管方向的根本依据遵循，为新时代民政工作提供了长期思想指引。要结合新时代的发展要求，结合不同阶段民政工作重大任务，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推向深入，进一步增强做好新时代民政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着力优化民政事业发展布局，增强民政事业发展动力，夯实民政事业发展基础，切实担负起党和国家赋予民政部门的重要职责使命。
会议要求，要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科学思维、坚持问题导向，推进民政政策理论研究工作。各级民政部门要高度重视民政政策理论研究，持续优化体制机制，着力推进研究成果转化运用，为新时代民政事业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发言摘要A组
王剑侯 （浙江省民政厅厅长）
以“基层治理四平台”改革推动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
浙江作为中国革命红船的起航地、改革开放的先行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萌发地，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主政浙江时提出的“八八战略”中涵括的“平安浙江”“法治浙江”等理念，为推进浙江基层治理现代化体系提供了思想基础。近年来，浙江省在“最多跑一次”改革基础上，根据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角度提出“基层治理四平台”的改革举措。这一改革既推动了政府职能整合、条块关系理顺与基层治理的数字化转型，也符合中央关于基层社会治理“条块结合、以块为主”“重心下移、属地管理”的目标，有效提升了基层政府治理效能和便民服务能力，显著增强了基层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民政部门是政府机构中实施基层社会治理的职能部门，浙江省通过整合政府职能、理顺条块关系，同时运用基层治理的数字化，推动社会治理模式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合，实现政府四个平台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无缝整合，真正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基层治理四平台”的关键举措有：梳理治理事项，厘清基层治理内容；整合条块力量，理顺基层治理主体权责；依托基层网格，优化基层治理单元；以信息化再造流程，完善基层治理方式。目前改革已初具成效，下一步浙江将以“最多跑一次改革”为契机，持续推进“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通过回答新时代基层治理“治理什么”“由谁治理”“依托什么治理”“用什么手段治理”，以及民政工作如何与基层治理四平台改革协同推进等问题，努力打造新时代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浙江样板。
吕德明 （江苏省民政厅厅长）
区域协调发展背景下的行政区划：挑战、启示与展望
重庆大学张邦辉教授全面介绍了新时代民政基本社会服务体系建设的重点和创新路径，介绍了国内典型地区以及国外的做法。其研究表明，我国民政基本社会服务体系建设必须立足国情、省情、市情，不能照搬照抄，应把握社会服务体系标准化与多样化的关系，即顶层设计与地方特色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赵法生教授讲解了中国传统丧礼的人文精神，丧礼的完整程序以及每个环节的意义，并介绍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华人国家的丧礼传承情况。他们的做法表明，丧礼的仪式并不等同于大操大办，对先辈的尊敬重在人文精神层面而非物质层面。何镜清局长、周小平局长分别介绍了广州和上海的社区治理情况，制度与技术创新涉及多个平台的整合，关系多方面的利益，其打通制度层面壁垒的经验值得学习，成功的社区治理与社会服务是一揽子计划，应坚持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
朱学庆 （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党组书记、厅长）
社会组织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贡献度评估及提升路径研究
十九大报告先后五次提到了社会组织，习总书记也强调要加强社会组织的建设，更好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广西近年来持续推动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革，在建立领导和管理体制、构建监管体系、加强综合监管上取得了新进展。社会组织对经济和社会贡献度有多大？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发展的作用机制是什么？有效发挥社会组织贡献度的路径是什么？课题针对这些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在理论层面，课题系统阐释了社会组织在公共治理中的角色和职能定位，并量化构建社会组织经济和社会发展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在实证分析方面，以广西社会组织为样本，从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度视角对其规模、结构等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剖析。研究结果表明：一、广西社会组织仍然存在一定的发展空间。目前广西大部仍然是欠发达地区，是全国脱贫攻坚主战场之一，尽管近些年广西社会组织发展取得了积极成效，也达到了一定数量，但在提高质量、优化结构方面距发达地区尚有不小差距，特别是助推经济转型升级、服务社会治理、保障民生需求类型的社会组织总体上还偏少，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和挖掘潜力。二、党建工作在社会组织发展中发挥着重要引领作用。课题研究分析，内部设立党支部的社会组织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度为0.26%～0.32%，而未设立党支部的社会组织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度为0.10%～0.12%，前者明显高于后者。在探析提升社会组织经济和社会发展贡献度的路径方面，一是要持续扩大党建工作覆盖面，着力提升政治引领力；二是要发挥领导协调机制作用，强化社会组织综合监管和服务；三是要优化社会组织结构，推动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四是坚持对社会组织扶持和规范并举，优化社会组织发展环境。
游劲民 （湖南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深化民政领域“放管服”改革研究
文军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教授）
专家点评
“放管服”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部署，是转变政府职能、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民政领域“放管服”改革事关民生改善、民心向背和党的执政根基，要着眼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着眼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体进程，着眼于民政部门业务特点，系统谋划、整体推进。民政领域“放管服”改革要坚持系统思维和全局观念，从市场经济、民生保障、社会治理、政府治理四个方面明确改革重点任务。同时，民政领域“放管服”改革也是一项基础性、系统性和长期性工程，要建立健全领导机制、部门合作机制、上下联动机制、内部责任机制。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持续深化民政系统“放管服”改革，要坚持分类、系统、推进和创新，聚焦民政工作的主责主业，抓住改革突出问题、关键环节。在社会组织管理领域，要围绕发挥社会组织作用深化“放管服”改革，增强放权的协同性、提高监管的有效性、强化服务的便利性；在社会救助领域，要围绕强化基本民生兜底保障功能，深化“放管服”改革，实现及时救助、精准救助、主动救助。在基层政权与社区治理领域，要围绕共建、共治、共享，深化“放管服”改革，突出社区自治功能、强化社区法治之路、提升社区服务能力；在区域地名管理领域，围绕区划调整和地名命名的科学化，深化“放管服”改革；在社会事务领域，要围绕惠民便民，深化“放管服”改革；在养老服务领域，围绕构建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深化“放管服”改革；在儿童福利领域，围绕儿童安全和健康成长，强化部门协作、提高服务水平，深化“放管服”改革；在慈善事业和社会工作领域，围绕激发社会活力深化“放管服”改革，建立汇聚爱心的民政、守护爱心的民政、传递爱心的民政。
以上四位同志的报告紧扣当前民政工作，聚焦民生热点问题，既有理论上的创新，又有实践中的探索，总的来说具有四个方面的特征。第一，理念新、站位高。报告体现出了“民政为民、民政爱民”工作理念，以及认真履行社会基本保障的踏实工作作风。第二，业务精、目光远。报告既有对行政区划、社会组织等基本具体研究领域的分析，也有对基层治理体系、民政领域“放管服”改革中综合性、结构性工作的探索。既有对现实问题的深入剖析，也有未来工作前瞻性的思考。第三，善思考、形式活。报告包括经验的总结、理论的思考、问题的分析、政策的建议，体现了课题研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工作作风与科研态度，也体现了民政工作者善于思考、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精神。第四，聚民生、汇热点。报告聚焦当前民政的热点、焦点和难点议题，也扣紧了国家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社会体制改革重要的议题，从民政工作的角度，阐释民政如何在现代化社会建设中发挥集中性的作用。在此基础之上提出四点建议，第一，需要重点加强民政体制、机制层面的研究和实践探索。将国内现有大量的、局部的、碎片化的成功经验，通过提炼上升到体制机制的层面。第二，进一步探索发展性的民政工作。现有的民政工作更多的是聚焦在社会应急方面的工作，还应该着眼于预防性、发展性的社会工作。第三，需要将基层的治理与社区的服务结合起来。关注基层治理中新的动向，提高基层治理的科学性化水平。第四，积极聚焦民政的热点难点问题，加强理论研究，与时俱进，密切关注社会发展的新动态，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创建新型的民政研究发展道路。
发言摘要B组
柳望春 （湖北省民政厅党组书记、厅长）
取消设立许可后养老机构监管的难点与对策研究
2018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进行了修订，决定取消养老机构的设立许可，实行备案管理。自此，对养老机构的管理由准入审批转变为事中事后监管。如何积极适应政策调整后的形势，加快建立完善事中事后监管的工作体制和运行机制，切实履行好对养老机构的监管职责，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议题。对加强养老机构事中事后监管政策的理解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降低准入门槛，取消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实行备案管理，通过简政放权，进一步鼓励和吸引社会资本发展养老产业。二是“宽进”匹配“严管”，取消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实行备案管理，但要用严谨的标准、严格的监管、严肃的问责、严厉的处罚，切实做好事中事后的监管。目前养老机构事中事后监管的难点主要有：一、事中事后监管的难度高于事前监管，事中的监管是过程监管和动态监管，面对更多的随机事件和不确定性，事后监管以惩戒性监管和回馈性监管为主，强调的是结果导向。二、部门间协调联动机制尚不健全，目前，诸多部门间的协调联动机制还在建立与磨合之中。三、部门间信息不畅通导致监管真空，影响整体监管。四、民政部门进行现场检查的专业性有限。为了加强养老机构事中事后监管，要施行“责任清单”制度、重大突发事件报告制度、“双随机、一公开”制度、以标准规范为支撑的等级评价制度、信用监管和“红黑名单”制度、违法违规惩罚制度、信息平台共享制度、年度工作报告报送制度等。
由图3可以看出，该组试验颗粒粒径分布与Rosin-Rammler分布函数规律相吻合，说明该组试验颗粒粒径分布服从Rosin-Rammler分布，也为后面模拟结果的可靠性提供了依据。
一是扶贫项目的建设周期和脱贫攻坚的时间要求难以统一。每个项目建设是有其自身特定的建设周期的，若要把各环节工作做细致，从科学规划、择优立项、精心设计、按期申报到建设实施、验收审计，有的长达2-3年，相应项目资金也需要跨年使用，存在政府要求的工作完成进度与项目实施时间难以对接的问题。同时，由于统筹整合资金体量大，短期内集中投入到贫困村和贫困户，很多项目仓促申报、立项导致制订方案时缺乏科学的决策依据，不符合农村实际，而且项目一经审批立项，也不能随意调整变动，造成项目难以实施。
“虽惭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晚节香”。看来，为官者必须将“廉”字统管整个“官程”，高高筑起清廉的铜墙铁壁。其理浅显：为官者一俟失去了清廉，一切都是扯谈！
以需求为中心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在市场化条件下，能够被满足的需求与需求者的经济条件有关，被称为“有效需求”，即“支付得起的需求”。课题研究的数据来源于全国城乡老年人状况追踪调查数据、北京市居家养老相关服务设施摸底普查数据、北京市“精准帮扶”调查中60岁及以上困境老人数据。研究结果发现，在机构集中服务方面，与基本需求和有效需求的人数相比，真正得到的服务只占基本需求的5.2%和有效需求的29.4%，即95%有基本需求（半自理和完全不能自理老年人）未得到满足；70%能够支付得起服务未得到满足。在居家分散服务方面，北京市三分之一的乡镇街道，五分之三的社区（居委会和村委会）没有居家养老设施与之配套。目前所提供的居家服务基本上是市场化的付费服务，而且居家分散服务成本要比集中居住服务高得多。由于收费高，很多老人并不会去利用；由于成本过高，很多社会组织和企业也不愿进入。居家养老是政府强调最多、最重视的领域，如果仍然坚持市场化运作，居家养老很难继续推进。因此，研究提出了以下建议：一是政府要将老年人的“获得感”作为工作目标，不应仅仅着眼于“供给侧”，而应该更多体现在“需求侧”，要关注和测量获得服务的覆盖率、效果和满意度。二是政府应该从“推车”变为“开车”，从“后台”走向“前台”，把工作重点从针对17.5%的“有效需求”转向针对82.5%的“基本需求”，并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三是政府应该坚持“基本公共服务”定位，政府的努力目标是让所有老年人都能够过上体面且有尊严的晚年生活，而且要“一个都不能少”。四是老年人实现“获得感”的前提是政策要落地，中国养老服务体系能否真正的建立，关键取决于是否能够构建一个整合性的养老服务体系。
关信平 （南开大学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院教授）
乔晓春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条件下我国社会救助的发展方向与改革任务
椎管内神经鞘瘤是一种起源于神经鞘膜雪旺细胞的良性肿瘤，多为单发，是椎管内髓外硬膜下常见的肿瘤之一[1-2]，椎管内神经鞘瘤因其生长部位不同具有不同特征，目前关于椎管内表现为神经出入征的神经鞘瘤影像表现报道较少。现报道我院具有神经进出征的椎管内神经鞘瘤1例。
王道勇 （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
新时代民生观的基本内涵
党的十八大后，国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且国内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化。在新中国建立70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的新时期，更加需要建立新的民生观。从宏观上来看，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的民生有了极大地改善，已经走过了从无到有的阶段，正在从有向着优的方向进行发展。要真正实现这一宏伟目标，需要明晰新时代民生观的基本内涵，需要党和政府、社会各界尤其是普通民众在民生问题上达成基本共识。从理论上看，民生是推动社会结构，尤其是社会现代化的主要途径。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至中后期时，其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同等重要。改善民生是调整社会结构的重要手段。需要牢记习总书记对新时代民政工作的定位：“抓民生也是抓发展，发展民生也是发展生产力。”建立新型民生观与建设基本现代化、现代化强国这一新发展阶段的要求相互适应，进而沉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重要内容。第一，要大力宣传民政价值观，增强普通民众的社会义务观。第二，要关注普通民众的获得感，防止出现客观地位高、主观评价低的现象出现。第三，增量改革转为存量改革。当今社会各个领域都存在大量的存量改革，例如教育公平问题、延迟退休问题、遗产税问题等，使普通民众感受到改善民生是需要社会付出成本的，而正是通过付出的成本才能够促使整个社会不断向前进步。第四，一枝独秀转变为一主多元，必须坚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由社会整合转变为社会合作，利益协调转变为利益协商。全国各个省份都应该统筹发展，相互借鉴经验，共同促进我国新时代民生观继续向前发展。
专家点评
张车伟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我国民生领域过去70年的成就令人感到自豪，但是关于民生的定义仍不够明确，中央党校王道勇教授的“民生观”的提法恰逢其时。那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民生观？这需要一个新的理论来支撑，王教授的研究为此奠定了基础。南开大学关信平教授提出了新形势下社会救助的改革方向。最近十年，我国社会救助领域的成就在全世界范围内无可比拟，明年全面实现脱贫之后，社会救助工作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救助标准从绝对标准进入相对标准，这对民政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北京大学乔晓春教授用规范的调查研究方法，揭示了北京市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并作了深入分析。养老服务的提供非常复杂，应对人口老龄化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从研究中的数据来看，政府、市场、社会所负责的责任应该是有边界的，政府所做的就应该是兜底保障。另外，他提出“有效需求”的概念正是市场需要满足的，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让政府的购买服务转化为市场主体服务的一部分。湖北省柳望春厅长汇报了养老服务机构“放管服”之后政府职能的转变问题，认为报告中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在养老服务领域，到底什么是基本养老公共服务，其边界在哪里？二是政府与市场的协同问题。最后，应对人口老龄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重大挑战。从发展的角度看，与老年人相关的需求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把动力转化为抓手，人口老龄化问题将会迎刃而解。
发言摘要C组
何镜清 （广州市民政局局长）
社区治理体系建设的广州模式
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上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核心是人，只有人与人和谐相处，社会才会安定有序”。广州市始终坚持问题、目标、需求导向，积极探索“线上+线下”协同发展的社区治理体系创新，为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区治理格局积极探索本地做法，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各有偏重：第一阶段，探索硬件先行。以完善社区管理体系、规范自治组织建设等为主要内容，优化社区治理的基础运行环境。第二阶段，夯实服务基础。培育社区服务组织，搭建社区服务平台，不断扩展社区服务功能。第三阶段，激活内生自治动力。从基层党组织建设、社区服务供给、利益协调、信息平台等方面，注重提升社区治理层次和居民参与能力。广州模式的主要特点表现为政府主导、多元参与、多种社区融入。政府承担政策供给、制度建设和服务规划三重任务，厘清政府、社区、自治组织权责边界，明确社区服务事项清单，孵化培育多元主体，涵盖单位型、单元型、移民和乡缘型以及城中村型等多种社区。依托197个社工站、8095个社会组织、1.03万个志愿服务组织、272万名志愿者、随约服务平台以及“时间银行”，广州市实现了居民需求表达、传导、回应渠道有机串联，线上线下及时精准对接，群众90%以上的物质需求、精神文化需求在街道、社区第一时间得以满足。
周小平 （上海市浦东新区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这个方法真不错，也许大赛之后，自己可以找个机会，把她的材料弄过来。他一边操控着滑翔翼，一边在心里盘算。他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自己，这个女孩凭借她的聪明和强性，可能会在近几届的滑翔大赛上，将多一半的冠军勋章收入囊中。
“有困难找居村”——浦东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重心在城乡社区，要坚持重心下移、力量下沉，为群众提供精准有效的服务和管理。浦东新区坚决贯彻中央要求，把群众的小事当成自己的大事，积极探索党建引领下的“家门口”服务体系建设，坐实“有困难找居村”机制，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做到“服务零距离”。浦东新区管理幅度大、城市建成区面积大、人口多、人员结构复杂，群众服务需求和诉求多元，如何在大区域和扁平化管理体制下实现城市的精细化管理，是浦东新区面临的挑战。从2017年5月起，浦东新区开始推进“家门口”服务体系建设，即在“三个不增加”（不增加机构、不增加编制、不增加人员）基础上，通过“三个优化”（优化资源整合、优化机制保障、优化服务模式），在村居层面打造了一个资源整合、功能集成、机制有效、群众参与的平台，提供就近、便利、稳定、可预期的七大类基本服务（党群服务、政务服务、生活服务、法律服务、健康服务、文化服务、社区管理服务），努力实现“生活小事不出村居、教育服务就在身边”。经过两年努力，浦东建成居民区“家门口”服务站、村“家门口”服务中心1300个，覆盖全部村居，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办事、办成事，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不断提升。
赵法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目前我国的社会救助制度体系已基本建立并逐渐成熟，基本兜底保障功能发挥较好，在消除生存型贫困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前社会救助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三个：一是社会救助对象逐年减少，二是生活型贫困和发展型贫困治理功能不足，三是社会救助管理与服务方面问题较为突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背景下，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发展方向应是从保障基本生活到缩小生活差距，从依赖型保障到增能型保障，进而达到从消除生存型贫困到缓解生活型贫困和发展型贫困。社会救助主要有两大功能，一是兜底保障，即其他方面无法解决的问题，由社会保障来加以解决（低保、特困、灾害救助、临时救助、农村住房救助等）；另一个是托底支持，即已经有其他方面的保障制度，但需要社会救助对贫困者加以进一步支持（医疗救助、教育救助、就业救助、城市住房救助等）。当前，我国贫困治理的手段较为多样，如农村区域性发展援助和城市就业促进政策、教育、医疗与社会福利事业和社会工作的全面参与。从长期来看，我国的社会救助制度还需要完成以下改革任务：一是按照新的要求和改革贫困标准，建立双层标准体系；二是根据生活型贫困和发展型贫困情况而适度扩大规模；三是根据需要提高救助待遇水平；四是根据需要扩大服务救助；五是建立更具包容性的社会救助体系；六是积极推动社会救助与促进就业之间的协调机制；七是注重社会救助体系内及与其他社会保障制度的衔接与合作；八是进一步优化社会救助宏观管理体系和基层经办管理体系；九是加快社会救助的立法建设。
概念的掌握不等同于记忆名词，原理、概念表达的简洁性、正确性，结论的准确性尤其重要。所以地理教师要弄清楚知识的来龙去脉，掌握其确切的概念和规律，精心组织教学语言解读，确定怎样开头，怎样过渡，怎样结尾。只有概念精准思路井然有序，讲解才会条理清晰，学生在重点难点等关键问题上才能得到透彻的理解。
告别与归来——儒家祭丧礼中的人文精神
生和死是我们最熟悉的两件事。生命的尊严和意义，这是葬礼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儒家、道家、佛家对这个问题都有非常高明的见解。在今天大多数人的理念中，死亡就是告别，永不再见；但是，儒家认为通过葬礼而安定的死亡不仅是告别，更是归来，不仅是分离，更是团聚。儒家认为，人分为两个组成部分，第一是人的“魂器”，第二是人的“体魄”。人的体魄终究要化为泥土，它是短暂的，它和自然界的其他物质没有什么差异，但是人有灵魂，这个灵魂是一“种器”。《礼运》有云：“体魄则降，知气在上。”因此，中国古人认为，祭祀祖先的牌位比上坟更重要，因为坟里祖先的遗骨早已腐烂，但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品德、精神、理想是永恒的。目前我们国内的殡葬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我认为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单纯强调简化，把葬礼中极其重要的人文价值完全忽略了，也就会把生命的意义完全忽略。虽然，传统的祭礼、丧礼不能完全搬到今天，但是其中仍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就是安顿生命、养生送死。孔子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中华文明叫作礼乐文明，我们中国人的意义、价值、尊严、人格是靠两个字撑起来的——礼乐。所以，我们应该重视、重建、爱护礼仪，让它与时俱进。我们的殡葬改革应该把传统祭丧礼中的人文精神转化成现代的形式，让人们易于接受，又能从中发现生命的意义，让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个承前启后、幸福美满的人生。
通过对山洪灾害发生区域的自然和社会条件进行调查分析，降雨特别是强降雨、地形地质条件是山洪灾害形成的基础，而不合理的人类活动加剧了山洪灾害的形成及灾害程度。山洪灾害一旦发生往往造成毁灭性灾难，是必须面对并应重点防范的自然灾害。
张邦辉 （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民政部政策理论研究基地主任）
新时代民政基本社会服务体系建设的重点和创新路径
伴随着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背景，面对新时代的新要求、新压力、新挑战，我国基本社会服务还存在诸如规模不足、质量不高、发展不平衡等短板。民政部门作为基本社会服务的重要提供部门，对于构建和完善我国基本社会服务体系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在新时代背景下创新和完善民政基本社会服务体系显得尤为关键。我国基本社会服务政策经历了从起步到发展的多个阶段，工作理念和重点服务领域各有所强调。例如，起步阶段强调建立基本社会服务制度，重点关注低收入家庭、受灾群体、孤残儿童和老年人。发展阶段则强调提高保障标准、保障规模和保障质量，坚持以人为本，强调基本生存权和平等参与社会发展，重点服务公共法律、社会救助、养老、社会福利、自然灾害和社会工作队伍建设等方面。新时代民政基本社会服务体系发展的创新路径在于：一是转变基本社会服务供给理念，树立以服务对象需求为导向的供给观念；二是推进民政政策动态调整与经济社会发展步伐同步，优先保障兜底性社会救助服务供给；三是推进基本社会服务管理体制改革，深化“法治民政”工作新机制，拓宽需求表达渠道。
专家点评
吕国营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行政区划是最悠久的民政传统业务，在治国理政中起到基础性制度框架的作用。区域协调发展是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战略，如何在区域协调发展的宏大背景下发挥行政区划的应有作用，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全局，把区域协调发展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行政区划与区域协调发展之间存在牵引与促进的相互作用，重大战略部署对行政区划工作也提出了新要求、新挑战：一是如何最大限度发挥行政区划优势，又避免执行行政区划过程中的“壁垒效应”，促进不同地区共同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环境改善；二是如何通过行政区划手段，解决大城市承载力趋于饱和而小城市发展相对迟滞的问题，促进城镇之间协调发展；三是如何进一步统筹城乡发展空间，增强城镇对乡村的带动能力，增添乡村发展活力，实现乡村与城镇互促互进、共同发展。通过江苏省区域共同发展战略的实践来看，行政区划体制创新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红利，重大区划调整为区域协调发展增添了新动能，准行政区划手段在区域协调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未来还需要加强行政区划的前瞻性研究，绘制新时代行政区划蓝图；发挥行政区划的培育功能，完善城镇布局、优化规模结构、探索“大市镇”发展模式；推进行政区划体制机制创新，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发挥准行政区划手段作用，推行开发区与行政区“区政合一”新体制。区域协调发展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和动力源泉。江苏将超前谋划、主动作为，深入推进行政区划与区域协调发展联动并进，充分发挥行政区划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发言摘要D组
胡跃忠 （苏州市民政局副局长）
扫描苏州现代民政发展新理念与新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7年，苏州民政有10项硬指标跻身全省和全国地级市最前列，这10项硬指标，既是现代民政发展缩影，又勾画了苏州民政由补缺型向普惠型、温饱型向温暖型、传统型向现代化发展轮廓。扫描苏州民政的发展轨迹，归结起来就是新思想领航，高质量发展。核心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针，全面、系统、准确地按照总书记关于民生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吃透精髓、保持定力、做实工作，做到“三个搞明白、五个贯彻到位”。“三个搞明白”是：搞明白新思想引领现代民政必须确立的发展理念、思路和方法，搞明白建设高质量现代民政必须破解的瓶颈、软肋和短板，搞明白民政在围绕中心服务全局中的使命、责任和职责。“五个贯彻到位”是：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到位、贯彻“重心下沉”的工作方法到位、贯彻“聚焦重点”的主责主业到位、贯彻“法治民政”的制度设计到位、贯彻“共建共治共享”的方针目标到位，真正以改革创新勇气、担当作为精神、追求卓越的目标，开创新时代现代民政新局面。
黄晓春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副院长）
当前城市基层治理创新前沿的深层挑战与理论思考
近年来，中国城市基层治理领域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制度性变革。基层政府的职能结构开始深度调整，从注重经济职能向追求较为均衡的多目标任务体系转变。其次，有别于GDP增长、招商引资额，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领域的绩效产出模糊难测。在此新情况下，传统基层治理的重要制度特征发生转变：1.基层财力的“灵活性”不足问题日益突显——当基层政府面对这一难题时有较强的动机重构“灵活性”空间。2.上级政府考核、激励基层政府缺乏关键“抓手”，基层政府政绩竞赛也缺乏清晰、客观、可比的标准——传统的“锦标赛”模式在基层治理领域难以应用。于是，当前城市基层治理面临三个挑战：1.基层治理领域面临艰巨的评估与激励难题。首先是基层治理领域政绩“外显度”不高。其次是评估与激励难题。再次是基层改革攻坚的内生动力缺乏稳定支持。2.治理创新成为一种主要“信号”，面临“盆景”化难题，横向组织学习水平偏低，形式主义和基层压力增大。3.行政“借道”社会现象开始呈现，这会导致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和社会属性弱化。如何应对这些挑战？首先，形成与公共服务型政府治理模式相匹配的新型评估与激励模式；其次，更加注重上下级改革的协同效应——挑战“渐进式改革”的传统观念；再次，应注意到当前社会组织发展中的复杂动力机制，应当以发展社会组织的方式解决行政体系内部面临的张力。
(1)设计桥模型：小组成员头脑风暴，综合考虑稳定性、承重性、构件连接方式、美观性等方面设计纸桥模型，并画出设计图纸，在图中标出每部分所用的材料，在不断的设计与改进过程中发展审美情趣与艺术素养。
黄家亮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社区基金会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以北京市为例
自2008年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成立以来，深圳、上海、南京等地陆续出台相关政策推动社区基金会的发展，北京、天津、重庆、成都等地也开始了社区基金会的试点。北京市“十三五”民政发展规划中提出，争取到2020年实现社区基金会街道基本覆盖。自此，社区基金会得到了迅速发展，但也存在不少困惑。例如，对于我们为什么需要社区基金会，社区基金会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尚缺乏足够的认识。理想状态下，社区基金会主要承担本地资助者、跨界合作推动者、本地问题回应者、慈善资源管理者和社区参与动员者等五重角色。当前，社区基金会的发展面临一些主要挑战。以北京为例，挑战如下：1.社区基金会的定位和功能模糊；2.当前基金会管理的相关政策制约了社区基金会进一步发挥作用；3.缺乏专业化的基金会运营团队；4.社区基金会面临筹资困境。笔者认为，应回归社区基金会的“初心”，以社区基金会为核心，打造社区公益支持体系，重新认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加强对社区基金会的政策支持和指导。建议北京市以充分发挥基金会在社区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因地制宜、适度竞争，有条件成立社区基金会的街道（乡镇）社区可以成立社区基金会，尚不符合条件的可以在现有基金会下设专项基金，等条件成熟时再转换为社区基金会，同时增强社区基金会的自身建设。
孟天广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3）实现成本的精细化管理。一是合理分工、明确职责，细分人员费用、办公费用和水电煤费等业务成本，依据耗用量分配计入其相对应的业务成本。大型医院以时间驱动作业成本法开展更有效的成本核算；二是按病种为医疗项目分类，根据项目的不同规定不同的费用明细分配系数，再对总成本进行计算与分配；三是医院财务报表的科学合理。每个月的医疗业务成本，根据医疗项目的成本分配表，进行有效的合理分配。
大数据驱动的基层治理能力
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跨越式进步，使得中国在大数据方面较之于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具有了超前性发展，甚至较之于发达国家也具有了极其难得的竞争优势。因此，随着大数据技术的迅速发展，大数据在政府治理领域中日益广泛应用，实践的发展正推动着学界就大数据与政府治理的关系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通过全面分析大数据驱动的政府治理能力建设问题，深入分析大数据为政府治理能力提供的驱动力，从而得出关于数据驱动政府治理能力的理论依据。笔者首次提出“大数据驱动的政府治理能力”(Datadriven Governing Capacity，DGC)概念，其意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公共权力部门直接面对大数据、全面基于大数据、创新应用大数据而实施政府治理活动的过程及其能力。同时，基于大数据时代所展现的大数据驱动问题，政府治理的基本框架及其面临的治理挑战等三个层次分析，结合国家能力、科技与政治、治理理论等理论资源，充分挖掘了大数据驱动政府治理能力构建的理论路径和实践创新。结合理论发展和实践应用，当前中国应大力强化基于大数据的开放政府、智慧政府、回应政府和濡化政府等模式创新，以全面提升政府决策能力、吸纳能力、整合能力、濡化能力和传统政府能力。
专家点评
郁建兴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新课标提出，初中教师在开展化学教学的过程中，一定要对科学素养的培养工作加以重视，应借助适当的培养策略，促使学生科学素养的提升，为现代社会创新性人才的培养工作贡献力量。因此，在现代化教学中，初中教师在化学教学中，一定要深化在此方面的认知，以此来落实新课改的所提要求，为我国教育事业的稳定发展助力。
四位演讲者的精彩演讲代表了民政论坛越办越好的重要标志。苏州市胡跃忠局长介绍了苏州民政事业的辉煌发展，10项硬指标全部位居全省、全国前列，刻画了全兜底、精准化的现代救助保障体系，全覆盖、社会化的养老服务体系，全方位一体化的社区治理体系。这并非只是先进地区才能实现，别的地区需要思考的问题是：1.有没有树立起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2.有没有在体制机制上进行改革和突破，进行系统谋划、整体推进城乡一体；3.魔鬼在细节，正确的体制机制有没有做精准和落实，也就是有没有把对的事情做好。上海大学黄晓春教授提出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三个挑战：一是评估与接力，所有要求性、过程性的干预，都会增加基层负担。我认为手段只要是合法的，过程性的评估应当取消以避免减负的增负悖论；二是治理创新的盆景化，警惕创新成为“一骑绝尘”的孤立，避免创新的孤岛现象；三是“行政借道社会”现象值得警惕。中国人民大学黄家亮教授讨论了一个新鲜话题——即我国社区基金的发展情况，指出了社区基金会面临的定位和功能模糊，政策制约，缺乏专业化运营团队等问题。清华大学孟天广教授介绍了大数据驱动政府治理情况，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介绍了大数据在“民情感知”“吹哨报到”等方面的作用，对其他城市的基层政府治理有重要启发。但是，需要警惕数据治理或机器学习的危害性，我们仍有一半人口没有接入互联网或使用智能手机，如果都是在数据平台上参与，容易将弱势群体进一步变成边缘群体，会损失非常宝贵的自由、开放、包容、信任的社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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