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宜庸[1]2004年在《审美之难——电影性爱场面的观看心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主要立足于中国电影观众心理学研究现状，结合中国电影表现性爱中存在的问题，分析电影性爱场面的观看心理中非审美的成份，探寻观影情境、角色身份对于观影心理的影响，归纳这一特殊场面观看心理的特征，肯定它对于个体的意义。 本文主要研究内容为： 其一，以时间为序，从纵向上梳理中国电影表现性爱的历史，介绍中国观众对性爱表现的接受心理变迁，分析中国电影目前的尴尬处境。 其二，以观影态度的演变为前提，通过寻找观众日常观影行为中的细节，具体研究电影性爱场面的观看禁忌及观看享受。 其叁，对构成具体观影情境的观影动机、观影场所、观影伙伴等因素进行细致分析，探究这些因素如何影响观影心理。 其四，重新界定、划分观众的角色身份，揭示个体临时的、隐性的观众角色与长久的、显性的社会角色之间的冲突与妥协对于观看心理的影响，并探寻成年人与未成年人由于电影性爱场面的观看所形成的特殊关系。
李冬琴[2]2006年在《走出禁区 探询生命之源》文中研究说明从对中国电影中性爱表现历史变迁的审视中,我们看到虽然中国电影中的性爱表现在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多重影响之下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但是自始至终性都作为一个表象、一个符号被用于电影创作者的话语表达。那么,性作为符号,作为能指,其所指要表达的是什么呢?论文的第二部分深入挖掘,发现在救亡和启蒙的时代任务之下,性在中国电影中更多的所指在于表现“压迫”和“压抑”,以此来表达对封建社会的无情批驳和对美好人性的热情讴歌。有所指就必定要有能指,在各方力量的压制之下,性不可能在银幕上进行赤裸裸的表现,那么,它又是以怎样的方式进入到话语表现当中的呢?论文的第叁部分通过对中国电影中性的表意方式的审视,发现在中国大陆电影中性表意符号的产生原因与中国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历史、方式、内容等因素进行了探索之后,再注视中国电影中的主要的性承载者——女性,便能够发现即便经历了对禁区的突破却仍然蕴藏在中国电影中的,几乎是亘古不变的中国人微妙的性心理。其最突出之处便是对电影中的妻子和“非妻子”的性表现有着明显的区别。从历史梳理,到对其表现方式、表意内容、微妙心理的分析,中国电影中的性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和政治背景下呈现出了自己独特的面貌。
王璐[3]2009年在《中国电影分级制可行性研究》文中指出在全球化日益突显的今天,世界经济文化交流也更加频繁,越来越多的国际电影走入了我们的视野,大大丰富了中国观众的观影感受。相比之下,中国国产电影题材与种类的匮乏单调就显得尤为引人注目。追根究底,除了经济方面存在的明显差异之外,严厉的中国电影审查制度不能不说是一个主导因素。本文以中国电影尤其是情色电影的生存现状为切入点,运用对比、举例、分析、总结等研究方法,从横向、纵向、多角度地深入剖析了中国情色电影现状的原因所在,通过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专业视角阐述情色电影存在的必要性,及如何改变中国情色电影的尴尬境地,探寻提高国产电影国际竞争力的根本途径,即走中国电影分级制之路。新生代的导演踏着改革的风火轮,乘着时代飞速发展的列车,他们不愿做那身旁一一掠过的风景,而是要投身艺术的海洋,做划时代的先驱者。然而残酷的现实给予他们沉痛的打击。他们怀揣着一颗跳跃的激情澎湃的心,呐喊着心中的那个渴望,在中国电影分级制越来越高的呼声中,酝酿着的将是一场怎样的变革。本文作者以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和发展国产电影为目标,对中国电影分级制的可行性进行了系统化分析,并辨证地阐述了实行分级制将带来的利与弊,明确了电影管理部门未来的工作方向和改进重点,为中国电影实行分级制,早日登上国际舞台奠定了理论基础。
张艳红[4]2009年在《女性主义视野下的媒介批评》文中指出当下中国大众传媒不仅对自古以来歧视女性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心理存在弱意识、不作为甚至推波助澜的态度,而且自身也在不同程度地传播性别歧视内容：强化、暗示女性的传统角色；将女性描画为公共领域的附属者、活跃于私人领域的主角、被看的审美客体。其客观效果是以“唯贤妻良母论”奴化女性受众、以女性视觉化或性对象化的“唯审美对象论”将女性予以商业化利用。广告、电视剧、新闻报道均不同程度涵有“女人味塑造=魅力女人”、“女强人=孤独、不幸福”、“美女=妖魔”等带有偏颇性质的思维强化。其主观意图是维护现有的男性中心秩序,一味迎合受众的故有思维,以提高发行量、收视率、收听率、点击率,其客观效果是对大多数女性受众的奴化。当代中国女性传者也在遭受不同程度的性别歧视：被局限于所谓软新闻报道领域。近些年来,在战争、灾难、时政等所谓硬新闻领域涌现了一批知名的女新闻工作者,且因其其独创性、人文性、亲和性的作品风格和“巾帼不让须眉”的职业精神而声名大振,但却付出了多倍于男性的代价、顶住多倍来自家庭内外的压力或偏见,更不能抹煞女性传者整体上的非主流、边缘化趋势；广播电视领域里女性似乎有独领风骚的趋势。在传媒市场竞争白热化甚至全球化的严峻现实面前,一部分传煤女性却以“无奈、清醒、暖昧的被看者”被传媒机构商业化利用。娱乐节目女主持人的“低龄化、美貌化、愚乐化”现象,知名女记者的女性身份、美丽外表被传媒过多炒作而其专业技能和职业精神被忽略的“媒体宝贝”现象,虽有“足情达趣乃人的天性”、“受众是上帝”、“内容为王”、“趋利性是市场经济的特质”等诸多解释与说辞,但大众传媒追求经济效益、牺牲社会效益,但在担当引领受众审美趣味的社会职责方面,存有不足；相对于传媒领域男性决策者的人数比例,女性传者进入决策层的比例偏低。少数能够进入传媒决策层的女性担任副职的居多,担任正职的女性大多秉持职业人思维,无力(或不能)专门张扬社会性别意识和性别敏感。造成上述现象的主要根源在于：一是当下中国大众传媒意识到传媒经济是眼球经济、注意力经济,经营运作日益商业化；被注意的信息才是有价值的信息,将女性性对象化、商品化是大众传媒商业化竞争中吸引受众眼球的制胜秘诀；受众被投其所好的程度与其接近、亲近大众传媒的可能性成正比,而中国受众的媒介素养和性别敏感意识不容乐观。二是“传媒女性更适宜于软新闻或私人话题”的领域划分、传媒决策层男性化,女性传者面对性别歧视存在无语或失语现象；男性传播者及决策层的社会性别意识普遍较弱。叁是女性受众对冲破男权中心的传媒秩序,多持无为心态；作为消费者,权利意识不强。四是当代中国女性(女性受众、女性传者)的群体意识较弱,彼此之间缺少呼应、支持与形成群体力量的强烈意识。六是对大众传媒的社会监测尚显不足,公众的媒介素养整体水平参差不齐。性别意识是文化规范的产物；当代大众传媒操纵其传播内容、语言模式和传播过程,最终达到操控社会文化规范的目的；大众传媒由于其公共性与影响力,具有建构性别模式的功能。大众传媒淡漠、推波助澜于性别歧视是一种带有全球性、流行性的传媒病态,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遭到了女性主义者们的强烈批判,逐渐成为媒介批评的一个独特视角；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在中国受到关注；20世纪90年代,随着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女性主义开始进入媒介批评领域。随着传媒科技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因特网在中国的兴起,大众传媒影响受众乃至整个社会的社会心理与价值观念的深度和广度不容小视；其巨大影响是一柄双刃剑,既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大众传媒既可以张扬真善美,注重其“社会效果”,也可能在受众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受众需求日益难以迎合的不良生态环境下,牺牲社会效益而趋经济效益,或以经济效益损害社会效益。新闻传播学理论中的“既要注重经济效果,又要注重社会效果”之完美主义诉求常常在当下传媒现实生态面前显得不堪一击,是大众传媒业内、业外均已意识到的世界性的通病。媒介批评的主要功能是充当大众传媒机构(包括传者、受众、传媒作品等等)、传媒领域不良现象的“啄木鸟”或“鉴赏者”,除了欣赏其中值得推介、彰显的优胜者、宝贵经验或优良作品,主要在于发现、警示、矫正传播过程中的病态现象,张扬、彰显一种既能体现大众传播专业主义倾向又能推促人类和谐的人文主义诉求。概言之,监督大众传媒、针对大众传媒的病态现象提出预警或治疗方案。媒介批评的学术理论框架与思维视角是多样的。批判大众传媒的文化工业化、去个性化是法兰克福学派予以媒介批评的主旨要意；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是较为常见的媒介批评理论模式。以批判大众传媒对女性性别歧视或贬抑女性合法权益为宗旨之一的女性主义视角,是一种富有批判精神的媒介批评。这是本文进行媒介批评的理论模式和立论点。作为一种世界范围的政治思潮、理论思潮、批评方法的女性主义,其历史基础和理论背景、其日益发展与学科化建立,起源于西方国家的第一、第二次女权运动浪潮以及直接得益于第叁世界妇女提出诉求的第叁次女权运动的推促,发展于关于女权运动的反思、总结与学科化研究,兴盛于全球化浪潮的推促与文化多元理论的支持,具体于女性主义理论的跨学科趋势与多元化的边缘学科的建立；女性主义不仅在全世界扩展与深入,而且已渗入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其观点与方法被逐步引入新闻传播学领域,成为最具有解构意识和批判精神的媒介批评,推进了其自身理论与社会实践的双重进步,女性主义视野下的媒介批评应运而生。女性主义视野下的媒介批评涉及多种学科、多个领域、多种研究方法。本文涉及的概念主要包括：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媒介批评、传者与受众、女新闻工作者、女作家与女导演；社会性别、社会性别意识与性别敏感、文献分析、内容分析、个案研究、个别访问、问卷调查、网上调查。其中,“女性主义”意指“支持男女平等的法律、政治主张或学术思想”,侧重于批判男性霸权,后又增加了“注重自我反思与批判、女性主体意识与女性独特视角”。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者普遍将“女权主义”译为“女性主义”。鉴于中国妇女解放的复杂性与长期性、追求妇女合法权利的任重道远,以及女性主义(及其媒介批评)拷问性别权、政治权与话语权的“维权性”,本文仍在概念界定时介绍了“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社会性别意识”意指关于人的性别认知,来源于社会对性别意识的建构,社会性别虽然存在差异,但男、女应该平等；“性别敏感”指的是对包括传媒领域在内乃至全社会中对女性的性别成见、性别贬抑、性别歧视等诸多不平等现象保持高度清醒与理性解构的态度。女性主义视野下的受众批判基于西方综合性的女性主义理论及其传媒理论。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经过选择、剥离、分析、诠释、整合等细致环节,借鉴了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学派、政治经济学派等西方批判学派的批判性视角,从中归结了自由派女性主义、激进派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的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等五个学派的受众批判理论,分别予以评析,并将之置于中国的具体语境中予以考量。共同点是以女性主义的核心理念“追问女性权利”、“社会性别意识及性别敏感”为立论点,以批判大众传媒对女性受众的观念奴化、商业化利用为基点。后现代女性主义敢于颠覆“主流与边缘”、“精英与平民”的划分,从性别歧视中识别性别歧视,对性别歧视的传播内容做出逆反式解读,张扬“积极的受众论”,既注重解构又寻求建构的思维进路,带有一种乐观、空谷足响的意味；其余四个学派对大众传媒领域的性别歧视注重解构、轻建构,带有一丝悲观色彩。身处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体制中的东西方受众之间存在诸多差异,西方女性主义受众理论正处于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双向进程中,所有西学东渐的理论都无法超越这一点。本文参阅、借鉴西方女性主义的受众理论,结合中国传媒生态的具体特点,深入观照中国“贬抑与放权相融的两性关系”、“女性传者与女性受众的群体意识比较薄弱”、“具有女性主体意识的女性隔漠于其他女性”、“中国的总体经济水平与广大普通女性所面临的生存压力与观念困境”等不同于西方女性的情形,对西方女性主义受众理论予以中国化思考,以期能够理性矫正西方女性主义传媒研究理论在被译介、移植过程中的“准成熟状态”。女性主义视野下的传者批判主要以中国女性传者为侧重点。其一,女性受众的解读权、女性主体权常被大众传媒漠视或损害；其解读心理、价值取向常被大众传媒有意、无意地误导甚至是商业化利用。男性受众作为男性中心秩序的性别受益者,受到的性别利益损害少于或弱于女性受众(当然,男性受众也是广告内容的劝服对象和商业化对象)。其二,传者是传播过程的主体,女性受众能否摆脱来自大众传媒的性别歧视或性别利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身为女性、更易对性别歧视感同身受的性别移情的女性传者(这并非意味着抹煞一些男性传者为消解性别歧视所作的努力)。女性传者对性别群体利益受损的敏感度与深切度一般先于、高于男性传者,从事女性报道、从事女性主义传媒研究的,女性占绝对比例就是比较典型的例证。其叁,女性传者本身也是男性中心性别秩序的被强化者和受贬抑者。她们比一般的普通女性可能具有更高的性别敏感度或性别文化批判力,但她们至今未能摆脱男性中心的性别秩序和大众传媒领域的男性霸权。女性主义视野下的传播内容批判,致力于揭露传播内容所含的性别歧视、贬抑或性别利用：媒介有意复制性别刻板印象；过度渲染女性年轻美貌的外在价值,忽视其内在价值和社会价值；贬低大众媒介中的女性形象。妇女常被当作暴力受害者或作为有辱人格的色情形象出现在媒体中。女性主义视野下的媒介批评,采用了文献分析、内容分析、个案研究等研究方法,研究途径是个别访问、网上调查、问卷调查。主要侧重于受众调查,包括网民、少数民族地区男女受众和高校大学生、研究生。女性主义视野下的媒介批评具有跨学科性、立体性、渐进性的特点,不仅有机整合了女性学、新闻学、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法学等多个学科,而且以其深刻性、立体性指导着媒介批评的现实实践,既为女性主义找到了具有实践干预性和可操作性的现实途径,也为媒介批评找到一个独辟蹊径的思维视角；启示着女性主义在政治领域、学术领域、实践领域的新增长点和延伸方向；女性主义媒介批评关涉市场经济、国家政治体制、文化传统等客观原因,使媒介批评避免陷入极端化、感性化、男女对立化等倾向,突破了当下中国学术界关于女性主义、媒介批评、文化研究等研究领域原有的理论范式,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大胆理念,引领着相关学术实践沿着更为理性与务实的方向发展。女性主义视野下的媒介批评运用社会性别理论和媒介批评理论,从实践层面提出了一些对策与建议：加强女性传者的自身素质和性别主体意识,加强女性传者的社会性别意识和女性受众媒介素养培训,建立传媒监测网络,从制度和法律层面遏制大众传媒贬抑、利用女性；呼吁女性积极利用新媒介技术(网络)来拓展反对性别歧视的空间与策略。本文提出了一些具有新意的观点：女性受众可以制约大众传媒传播含有性别歧视的内容、促使大众传媒均衡再现或塑造多元化的女性形象。其前提是要树立女性主体意识和传媒消费者的权利意识；男性受众可以被争取、劝服成“男女平等、两性和谐”的同情者、支持者甚至是研究者；相关研究者应该走出男女两性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同时走出隔漠、隔离、隔阂于各阶层女性的“象牙塔”,培养与男性传者、男性传媒决策层对话、沟通、谈判的“弹性意识”与“策略意识”,并通过其性别观念的转变来影响整个社会的性别观念,但也预料到这种假设在当下中国现实中被消解的可能性；女性新闻或涵有社会性别意识的新闻应在新闻价值的考量范围之内；女性进入传媒决策层,具备社会性别意识和性别敏感应是选拔德才兼备女性进入传媒决策层的重要标准；博客调查真实可靠。这种研究方法具有迅捷性、交互性、真实性等优点,“以假名说真话”是已被证实的博客特点。
顾广梅[5]2009年在《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成长小说作为一个小说类型,肇始于西方启蒙主义时期。20世纪的现代中国也产生和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成长小说。本文采用发生学、文化学和叙事学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对从五四到解放30年时段的中国现代成长小说进行初步的整体勘探。本文共包括绪论、正文和结语叁部分,正文部分共分五章。绪论首先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界定了成长小说的概念内涵,并为厘定筛选文本而进一步对中国现代成长小说进行了要素分析,避免遗漏和误选。其次,通过对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研究现状、选题意义的探讨,意在指出目前的研究缺憾,国内学者对20世纪中国成长小说的研究集中在当代这一时段,而对现代成长小说的整体把握和个案分析都明显欠缺。从整体上宏观把握和认真梳理中国现代成长小说已经势在必行。再者,提出本文具体的研究方法和研究任务。由于论题本身的性质,自然会涉及哲学、心理学、文化学、社会学等方面的内容,而研究的体例和框架又决定了论文还会涉及发生学、叙事学、主题学、文化研究等学科,这就更需要利用各学科所长而避其所短的综合研究视角才能有效地驾驭论题。第一章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发生。这一章主要采取探源和发生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既探讨现代性语境下成长问题的提出,又以此为切入探讨中国现代成长小说发生的历史原因和个人动机。第一节考察了成长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的历史性缺席,并对成长小说在中国叙事文学传统中的匮乏进行深度溯源。第二节以西方成长小说为参照系,论证了现代性语境下成长问题的提出,指出五四个人主义话语作为现代成长小说发生的价值原点。第叁节从“新人”的公共形塑考察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方向和规约。采用文化研究的方法,选取各时代的重要期刊杂志或报纸考察论证了五四新人、革命新人、民族新人和翻身新人的理论塑形,指出这四种新人集中代表社会理性所期待的理想人格,并直接影响和开启现代成长小说对“新人”的想像。第四节集中论证了作家的主体意图,从小说家讲述自己的成长故事和虚构(或纪实)他人的成长故事两方面考察中国现代成长小说发生的个人动机。第二章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嬗变轨迹和叙事类型。这一章主要以史学和叙事学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综合理论视角梳理分析了中国现代成长小说30年来的嬗变轨迹和叙事类型。第一节将从五四到解放30年时段的中国现代成长小说划分为开端、爆发和收获叁个阶段,各个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叙事特征和主题内涵。由于五四作家集中于对传统人格的剖析和反思,更多的人物形象是因袭着传统文化积弊的病态的老中国儿女,“新人”的成长想像还是一个奢侈的话题,所以五四开端期的现代成长小说在叙事上尚显稚嫩,数量上也不够丰富,但已基本具备成长小说的主题内涵和叙事特征。左翼革命爆发期的现代成长小说在数量上明显增多,并呈现出“民族寓言”式的写作趋势,主要表现为:个人成长与外在重大社会事件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成长主人公逐渐大龄化、生理意义上的成长被忽略,精神发育成为这一阶段成长小说的重心;叙事结构和模式逐渐趋同化、固定化。由于个人的成长越来越被视作民族国家历史本质的象征,成长的方向也越来越合历史目的性,因而这一阶段的成长小说已经开始被规约为“教育叙事”。抗战收获期的现代成长小说数量也很丰富,其主题内涵、叙事模式除了承袭爆发期的诸多特点外,还出现了“改造式”的成长主题内涵和叙事模式。成长主人公主要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农民的形象出现,在主体构建上按照社会秩序的规约进行以“新我”换“旧我”的精神改造。第二节根据成长主人公是否完成成长仪式,将现代成长小说划分为叁种叙事类型:在路上的成长迷梦、被放逐的成长幻灭和到达“远方”的成长神话,由此相应产生出叁种类型的成长主人公形象,即迷梦型、幻灭型和神话型成长主人公。在对叙事类型的分析过程中,本章着重对叁种类型成长主人公形象进行还原式分析,以期得到对成长人物面貌和作家创作心态的完整把握,避免把作家作品打散后只能作为零星例证出现的缺陷。第叁章身体成长: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诗学维度之一。这一章主要从文化学的角度论证了中国现代成长小说中所展示的身体成长之谜。第一节探讨了身体的时间神话,指出个人成长时间与历史时间的融合,历史时间被分解在个人成长时间里,个人成长时间也在参与历史时间的建构。借用巴赫金的小说诗学理论,提出中国现代成长小说中的“成长时空体”和“道路时空体”两个文化和审美概念。另外,探究了指向未来的先行性时间遮蔽一次性的个体生命时间以及有限性的个人成长时间,并将成长主人公的时间观与价值观、历史观的建构相联系,归纳出叁种类型:进化论时间观的坚定型、指向过去和个人时间的不彻底型、从过去到未来的转变型。第二节探讨了身体的空间实践。运用列斐伏尔的空间批评理论,首先分析了身体成长的空间行为模式——成长主人公逃离家庭空间而闯入社会空间,指出由于家庭空间的封建文化内涵使之对成长个体具有了“异己性”,并且在革命意识形态话语系统里,家庭空间和现代民族国家完全成了截然对立的矛盾关系,顺利成长的前提是舍家为国,甚至是“毁家”为国。女性成长主人公对“父亲之家”和“丈夫的家”进行了双重逃离。其次,分析了身体成长的空间逻辑——开放自由的空间位移和空间拓展,成长主人公正是在了解、接纳和屏弃各种空间的过程中,不断审视调整身体、自我与空间的关系,在社会阶级、性别、文化、经济等各种因素的基础上重构自己的社会身份。空间本身已经作为社会建构,参与到主人公身体成长与身份认同。再者,分析了身体成长的四个典型表征空间——监狱、军队、会议和街道(广场),指出表征空间是想像和探索成长主题的重要手段,并分别揭示其所蕴涵的独特象征意义和审美意味:监狱空间指向身体挣扎与精神超越,军队空间指向身体驯服与新我诞生,会议空间指向身体生成与自我建构,街道(广场)空间指向身体展演和精神狂欢。第叁节探讨了身体欲望的话语转移,揭示出身体欲望作为被启蒙理性唤醒催发的主体意识的主产品,是如何在时代大风歌的变奏下,围绕“革命”这一总体性变革目标进行分配重组和重新叙述的。同时,还揭示出身体欲望的话语转移能否成功进行,直接影响着成长主人公的顺利成长。以历时性的分析框架分别考察了开端期身体欲望与社会理性的初步调适、爆发期身体欲望和革命指令的矛盾冲突和收获期身体面相的多样化。第四章心理成长: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诗学维度之二。这一章运用拉康后现代精神分析学的主体生成理论,考察了心理成长的叁个阶段。第一节探究了镜像阶段对母亲镜像的辨识与想象性认同,主要出现叁种情形:一是在神话型和部分迷梦型成长小说里,母亲镜像既是被超越、被颠覆的小他者,又是难以割舍的根性诉求;二是在部分神话型成长小说里,母亲镜像帮助成长主人公心理成长和精神成长;叁是幻灭型成长小说里,母亲镜像成为无法逾越的心像误认。这叁种母亲镜像认同对主人公的心理成长产生了不同作用,抗争式的母亲镜像认同既使成长主人公积极建构起主体性,又使之难舍与生俱来的根性弱点;精神同盟式的母亲镜像认同加快了成长主人公主体建构、自我确认的过程;仰望式的母亲镜像认同则使成长主人公的主体建构受到阻碍。第二节探究了后镜像阶段对父亲镜像的拆解和审视。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生动回应了五四时期文化先驱者对个性解放、人格自由所做的文化构想,将其具象化为“父”与“子”相冲突对抗的生活场景和心理图式。由于父亲镜像对儿子和女儿的心理投射作用不完全相同,本节从“父与子”和“父与女”的不同角度分别论之:一是“叛逆—归来”之子对父亲镜像的再拆解、再审视,其中选取四个代表性文本具体分析了封建暴君型、阶级仇人型、原罪型和现代民主型四种父亲镜像;二是逆女对父亲镜像的反抗和颠覆,这主要从争取婚恋自由、确立现代民族国家意识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第叁节探究了成长主人公在后镜像阶段送走了血缘父亲,迎来了崭新的“象征之父”。这个代表新的秩序和法则的“象征之父”以成长主人公的启蒙者、教育者形象出现在其心理成长的关键时刻。成长主人公对“象征之父”的接纳,首先是从对启蒙者面像的想象性认同开始的,本文归纳并分析了五种启蒙者面像介入方式:从欲望化到“去欲望化”、男主女从式、序列化、“群众”、“公家人”等。随后,启蒙者传达“先行掌握”作为象征性导引,不同时期启蒙者的“先行掌握”不同,从个人主义话语、革命意识形态话语到民族主义话语,这和社会文化语境的变迁紧密相关。相应地,成长主人公对启蒙者的他者话语进行了象征性认同,只有被他者话语询唤为说话主体,成长仪式才能真正完成。第五章精神成长: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诗学维度之叁。第一节从新知识与新教育的领受考察了精神成长的文化内涵,分析成长主人公知识建构的叁种方式,指出现代传媒和现代学校作为新型的教育途径对精神成长的催发作用,同时检视了学校作为意识形态机器的教化功能,以及由此对精神成长的阻碍和负面影响。第二节从意义和信仰的找寻考察精神成长的文化内涵,运用弗兰克尔的意义学说分析意义意志、意志自对精神成长的重要作用,指出现代成长小说中信仰找寻与精神成长相等同,信仰成为成长主人公意义世界中最关键的一维,由此成长故事一定意义上成了信仰故事,本文对这种特殊的中国式成长现象从心理学、社会文化学进行了多角度的原因分析。另外,结合文本细读阐释了找寻意义和信仰的精神产品——痛苦体验。结语“成长”抑或“生成”?探讨中国现代成长小说所展示出的“成长”一定程度上演变为“生成”。原本自然意义和生命存在意义上的“成长”因为现代中国社会转型和更迭的巨大牵引力而演变为带有强烈规训意味的“生成”。成长主人公身体成长、精神成长和心理成长都表现出经受社会文化模造的“生成”特征。由此成长主人公的形象塑造和成长故事的讲述具有了社会文化的示范意义,但也因此出现主题内涵的单一化、叙事的模套化、程式化和审美风格的重复单调等缺憾。指出成长小说不应忽视生命原初意义上的“成长”,更不能完全以意识形态修辞来规约成长的“因”与“果”。本论文的学术目标和创新点在于:1、根据选题的性质,选取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视角,主要运用文化学、发生学和叙事学的研究方法,对中国现代成长小说进行整体把握和文本细读,这是本文的方法论创新目标;2、重新发现并解读被文学史忽略了的众多现代成长小说文本,如王统照的《一叶》、张闻天的《旅途》、冯铿的《最后的出路》、张天翼的《齿轮》、苏雪林的《棘心》等等,以期对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全貌作出令人信服的探察,这是本文还原历史的创新目标;3、从身体成长、心理成长和精神成长叁个诗学维度考察了中国现代成长小说中蕴涵的“成长之谜”,为成长小说的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范式和切入点,这是本文的理论创新目标;4、始终坚持纵(历时)、横(共时)两个向度相交叉结合来考察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发生和嬗变、叙事类型和诗学维度,这是本文的写作范式创新目标。
参考文献：
[1]. 审美之难——电影性爱场面的观看心理研究[D]. 郑宜庸.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04
[2]. 走出禁区 探询生命之源[D]. 李冬琴. 云南师范大学. 2006
[3]. 中国电影分级制可行性研究[D]. 王璐. 东北师范大学. 2009
[4]. 女性主义视野下的媒介批评[D]. 张艳红. 武汉大学. 2009
[5]. 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研究[D]. 顾广梅. 山东师范大学.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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