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科技革命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新要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体制改革论文,新科技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6X（2002）03－0005－06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以微型计算机的大批量生产及广泛应用、软件开发和大规模产业化为主要标志的新技术革命，在世界各地广泛展开，推动了信息技术、新材料和生物工程等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深刻的影响。在经济体制方面，这种影响既表现在市场结构、公司治理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和融资结构等微观层面上，也表现在教育体制、科技体制、政府管理体制和参与全球合作等宏观层面上。
一、新科技革命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
1.新科技革命打破了传统的垄断性市场结构，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产生重大影响。新科技革命直接冲击着传统的市场结构。在一些新兴产业和服务领域，新技术的引进使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相对于管理效率、技术能力和服务质量的重要性明显下降，新的生产方式要求打破垄断性的市场结构，建立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结构。新技术的发展改变了垄断的实现路径和形式，价格控制型垄断逐步让位于技术主导型垄断，通过锁定用户和“路径依赖”赢得垄断地位。企业将新技术转化为新产品，建立技术标准，通过锁定用户来占领和扩大市场。一些企业通过购并来限制其他企业对其技术垄断的威胁。但是，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和迅猛发展加剧了市场竞争，不断通过“创造性破坏”打破原有的垄断格局，加快垄断与竞争的转化速度。
西方发达国家为适应新科技革命带来的市场结构变化，进行了较大范围的规制改革。改革以加强市场竞争，打破垄断，取消和降低进入和退出壁垒，强化市场功能为主要内容。其中影响最大是电信业打破垄断和重塑现代金融体制。1993年美国提出了“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为推动国家电信基础设施的建设，1995美国司法部和AT&T达成协议，将AT&T分解为七个地方贝尔公司和一个长话公司（沿用AT&T的名称），同时着手修改1934年的《通信法案》，放松对电信业的控制。1996年美国通过新的《电信法》，规定要建立一个促进竞争、减少管制的政策框架，以便通过竞争和市场的力量来推动国家电信基础设施的建设。重塑现代金融体制的内容，包括放松对利率的管制，准许所有由联邦担保的金融机构经营付息存款账户、活期存款账户以及其他服务。1999年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废止了规制美国金融业达66年之久的《199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关于分业经营、单一银行制度等重要条款，允许银行、保险和证券等金融公司开设分支机构，允许各类金融机构实行跨业经营，提供各种形式的金融服务。西方国家的规制改革，顺应了新科技革命带来的市场结构的变化，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新经济”快速成长创造了新的市场环境。如美国金融规制的改革，直接推动了金融衍生工具的大量创新，促进了美国各类投资业务特别是风险投资的迅速发展，为成千上万个中小型科技企业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2.新科技革命正在改变传统的公司股权结构，公司治理结构和产权制度发生新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公司制度调整的核心是保护投资者或股东的利益。进入80年代，机构投资者的崛起，使股权结构发生了革命性变革，机构投资者成为大公司的主要产权主体，“股东资本主义”迅速兴起。随着企业更加注重直接融资，企业管理者以主要职责是对股东负责为由，日益抵制政府的管制压力；而投资者也可以通过资本市场直接约束经营者的行为。在内部组织结构上，股东和投资者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促使企业治理结构从经理主导型向机构主导型转变；机构投资者放弃了传统的暗箱操作－用脚投票，转而用手投票；在企业经营目标上，股东利益最大化被置于优先地位，经营者的收益与股东的收益直接挂钩。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产权制度变革还包括管理者和雇员的股票期权制。将部分产权分割给管理者和雇员，把管理者和雇员的经济利益与企业经营状况直接挂钩，这种做法迅速在欧美国家推广。1998年美国股票期权占企业市值的9％，高达8000亿美元， 收益者达800多万人。 一部分从事高科技和服务业企业的管理层精英迅速致富，跻身富人行列。这种从“经营者资本主义”向“股东资本主义”的转变，不仅改变了投资者与经营者的关系，而且创造了激励创新和创造更多财富的企业治理结构，从而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微观制度基础。
3.新科技革命改变了传统的企业组织结构，企业规模效益边界发生新的变化。通常企业经营规模的扩张与交易费用存在同向变动关系，也就是说，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张，企业组织成本、管理成本将随之增加，交易费用相应上升，交易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企业规模的边界。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企业组织结构日趋扁平化，企业有效管理半径空前扩大，许多跨地区、跨国界实行多元化经营的大企业集团，在广阔的空间优化资源配置，不仅形成了“巨无霸”形态超大规模等级的跨国公司，而且还出现了各种形式的企业联盟；另一方面，信息网络使市场交易突破了技术瓶颈所导致的时间和空间限制，供求信息不对称的状况得到极大改善，使以往不具有竞争优势的中小企业迅速成长，具备了与大企业竞争的能力，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新兴的产业和服务领域通常是由代表新的生产力的中小企业的发展而兴起的，这些领域的中小企业往往代表着新的生产力的发展方向，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和旺盛的生命力。
4.新科技革命改变了传统的企业融资结构，风险投资等融资方式迅速兴起。风险投资是西方发达国家适应新科技革命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形成的新的融资方式。与传统的银行融资方式相比，风险投资是通过组织资金、购买企业资产和销售持有的企业权益来实现收益，投资对象主要是有巨大潜在商业价值的产品创新、工艺创新或服务创新的小企业及非企业化的创新群体。企业的创新精神、整体素质以及创新活动的潜在商业价值，是吸引风险投资的主要动因。风险投资机制是适应创新活动蓬勃发展，推动创新型企业成长的融资方式的创新，它对西方发达国家增强经济活力和竞争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5.新科技革命强化了人力资本的作用，推动教育体制发生新的变化。人力资本是科技创新的关键因素。新科技革命加快了新兴产业替代传统产业、服务经济替代工业经济的进程，知识和信息成为经济增长中比资本和劳动更重要的内生变量，极大地改变了劳动力结构，使脑力劳动者的比例不断提高。有人估计，在信息化和网络经济时代下，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比例为9：1。西方发达国家为了保持竞争优势，不断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积累，主动调整和创新教育体制。例如，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以提高美国人的科学素质为主要目标的教育创新计划－“2601”计划，这项计划的目的是使美国人能够成为具有高度科学素质的新一代美国人。克林顿时期，又提出《美国教育面向21世纪的行动提案》，旨在建立一流的教育制度，培养世界一流人才，保持21世纪美国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克林顿在国情咨文中还提出了对人力资源素质的具体要求，美国人8岁要能读、能写，12 岁能上计算机互联网操作，18岁能读懂大学课本，成年人要接受终身教育。
6.新科技革命加强了科技与经济一体化趋势，科技管理体制发生新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发达国家为了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保持优势，无不重视科技发展，将科技创新与产业化作为战略调整重点，国家与资本市场也向高科技领域倾斜，形成从政府到民间多管齐下，推动科技发展和创新的格局。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采取了许多战略性措施，通过立法和政策调整，大力推进技术创新。这些措施对20世纪90年代美国取得信息技术革命的领先地位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西方发达国家还加大研究和开发投入，加强政府对科技发展的宏观指导和管理。政府还通过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其他机构，在研究与开发和教育等方面发挥直接作用；通过税收政策激励创新，如允许公司的R&D支出免交20％的税，促使公司投入研究与开发的费用大幅度增长。
7.新科技革命改变了政府建立在分级机构基础上的信息优势，调控主体与调控对象之间形成更为明显、更加复杂的交互作用和博弈关系。新科技革命大大改善了政府与市场主体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全状况，改变了以往信号逐级传递的路径，中间层次的作用减弱，信息沟通更直接、更快捷、更方便，调控主体与调控对象之间形成更为明显、更加复杂的交互作用和博弈关系。为此，西方发达国家重点调整和重构政府管理体制，加强政府公共服务功能在战略性领域的先导作用。财政和金融政策将促进技术创新作为重要的出发点，硬化预算约束，减少政府开支，创造充满活力的融资环境，这一切都有效地增强了企业的创新活力。政府还积极推行私有化，从生产领域退出，放松管制，为投资者提供宽松的创业环境。
8.新科技革命加快了经济、科技全球化进程，全球经济科技合作体系加速发展。新科技革命既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又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信息网络技术为商品、服务、资本、技术和知识等全球交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是冲破市场分割、区域保护和所有市场藩篱的强大力量，大大加快了全球资源的整合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产、要素和市场的整合，以实现多样化、专业化和规模化，成为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国际分工和竞争格局出现了大分化、大重组的趋向，知识和技术成为国际分工的决定性因素。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产、要素和市场的整合，实现了经营的多样化、专业化和规模化。政府还加强国际间协调和相关机构建设，推进以发达国家利益为导向的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为本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创造有利条件。
二、新科技革命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新的历史要求
1.要求放松垄断性领域和产业的市场准入限制，构建并完善新的竞争性市场结构。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4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以来，我国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日益增强，但是在一些基础产业、基础设施、金融服务等领域，仍然存在着对非国有企业和行政性“条块”之外的企业的进入限制。在银行、保险、通信、电力、汽车和航空工业等领域，垄断程度还比较高，市场限制还没有放开，行政性垄断的特征十分明显，深化改革的任务还十分艰巨。以电信服务业为例，通过近年来电信运营体制的改革，基本上实现了政企分开，垄断格局正在被打破。但是固定电话的市场份额仍然高度集中，中国电信的市场占有率接近97％；移动业务由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双寡头垄断，市场占有率分别为76％和24％；IP电话50％的市场份额属于中国电信集团，业务交叉准入水平较低。1999年电信运营体制按业务纵向分割的改革，并未增加同一业务的竞争主体，竞争性市场结构尚未形成。此外，以地方行政性市场保护为特征的市场分割和垄断行为也十分明显。
深化改革必须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增强市场功能。迎接新科技革命的挑战，推动高技术产业的快速成长，必须增强市场的竞争性，放松垄断性领域和产业的市场准入限制。除涉及国家安全和国家有特殊规定的行业外，拆除基于所有制、地区和行业的进入壁垒，真正给各类企业以进入和竞争的机会，允许和鼓励各种经济主体参与投资建设和经营，为多种所有制主体开展公平竞争和共同发展创造宽松的市场环境。随着我国加入WTO，对进一步开放的领域应充分利用过渡期， 率先放宽国内企业的进入限制。我们要进一步打破垄断，放开市场准入，培育市场竞争主体，构建并完善竞争性市场结构，优化全社会资源配置。
2.要求进一步完善产权制度，建立产权激励机制。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在传统体制下，我们没有把产权制度提高到应有的地位加以认识。在公有制“一统天下”的时代，产权是不言自明的，因而无需明晰产权。在新科技革命条件下，由于技术积累和产业化进程加快，产权不清，产权就无法交易，结构调整也就难以推进；更重要的是，产权不清，我们就不能依法保护产权，对产权所有者也就难以形成创新和创造更多社会财富的激励。因此，明晰产权，依法保护产权，建立产权激励机制，是深化改革的迫切任务。
明晰产权，最重要的是要合理界定国有产权，打破国有资产“人人拥有，又无人所有”的怪圈。对非国有资产，同样也要进行明确界定。依法保护产权，既要加强对有形产权的保护，更要重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创新成果没有法律的保护，就会缺乏激励机制。依法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才能从根本上形成激励机制，调动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科技人员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立产权激励制度，核心问题是要不要给经营者以产权。事实上，许多高新技术企业已经在实行给经营者以股票期权，我们要做的是在法律上给予明确规定，经营者可以获得与其风险和业绩相对应的、一定比例的产权。
3.要求推进所有制结构调整，为中小型科技企业成长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在传统经济体制时期，我们往往把国有大企业与先进生产力联系起来，把中小企业与落后生产力划等号。然而，从近年来发达国家经验和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的实践看，国有大企业固然是先进生产力的重要载体，但中小企业同样可以成为先进生产力的载体，特别是高新技术领域内的中小企业是我国经济中最富有活力和最具创新能力的企业群体，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具有十分广阔的发展空间。这些企业大部分是非国有制的民营企业，具有多元化的产权结构，管理层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和现代管理意识，专业技术人员在管理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公司内部的激励机制相对完善和多样化，公司的管理制度和财务制度更倾向于采取规范化和标准化的模式，更加符合国际惯例。由于这些特点，这些企业通常比传统体制下形成的企业更具活力，更愿意在法律和规则许可的范围内经营，并对外部投资者更具吸引力。因此，我们要解放思想，大胆推进所有制结构调整，大力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民营中小型科技企业的发展。要通过立法和修改现行法规，明确非公有、非国有企业的社会、经济和法律地位，在政策上与国有企业一视同仁，并且运用多种政策工具，支持创新能力强的中小型科技企业的迅速成长，带动所有制结构的调整。
4.要求改革投融资体制，发展资本市场和创新融资方式。改革投融资体制，最重要的是改变现行的低效和僵化的融资和投资体制，根据高新技术产业和创新型企业的资本形成、资本积累不同于传统产业的特点，培育和发展资本市场，建立风险投资机制，发展多样化的投融资方式，建立健全适应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投融资体系，为高新技术产业和创新性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根据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相关资本市场的发展现状和国际经验，现阶段改革的着力点是培育资本市场和加强资本市场的体系化建设：加强证券市场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全过程的支持作用，特别是适时推出二板市场，强化创新型中小企业的融资功能；利用证券市场中较严格的监管体系对高新技术产业投资项目形成约束机制，提高投资效率；加快建立风险投资机制，在适度限定业务区域和投资范围的条件下，鼓励以不同形式组建风险投资公司和风险投资基金。同时，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要切实加大R&D投入力度，建立和充实科技成果产业化基金，充分发挥政府在创新投入中的先导作用；鼓励各级地方政府利用本地财政资金，采取多种形式组建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基金，发展为中小型高科技企业提供融资和贷款担保的多种融资担保机构。
5.要求改革教育制度、劳动就业制度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在新科技革命的浪潮中，竞争的核心已经不是工业时代的资本和机器，而是经过专业训练的高素质人才。要迎接新科技革命的挑战，就必须为各类人才脱颖而出和充分发挥作用创造有利的制度环境。改革人事制度和干部管理制度，最迫切的是要将国有事业单位、科研单位的领导人员、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从现有党政干部序列中分离出来，给予这些单位充分的人事自主权，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需要的优胜劣汰原则和与其相适应的识别、考察、筛选制度和标准，选拔和使用人才；改变党政机关直接任命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作法，实行党组织考核与市场选择相结合，按照股份制的规范和市场竞争原则，在全社会范围选聘企业经理人才，形成经理层优胜劣汰机制；破除“官本位”，经营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逐步与行政级别脱钩；实行领导岗位竞争上岗制度，推行工作业绩或利润目标责任制；建立有进有出，能上能下的人才激励机制。
改革教育制度，在加快基础教育发展，提高国民文化教育水平的同时，大力推行素质教育，改革教材和教学方法，注重培养大批高质量的技术创新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发展职业教育和终身教育，提高国民的职业与技术教育水平；建立和发展国际化的教育、科普与技术交流网络平台，提高科学技术知识普及程度；制订政策和创造环境，吸引大批留学生回国创业；研究制订吸引国外专家、人才到我国就业和入籍落户的有关政策，通过引进人才来引进知识和技术；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和鼓励技术创新与创业的文化氛围与正确的社会价值观。
在新科技革命条件下，不仅要重视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更重要的是要调动劳动者特别是经营管理者和科技人员的创造性。我们长期实行的是按劳分配制度，这个“劳”实际上偏重于体力劳动，而没有建立与脑力劳动的贡献相适应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最重要的是在继续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制度的前提下，更好地把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结合起来，鼓励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从适应新科技革命发展的需要和特点出发，充分认识科学技术研究、智力劳动和经营管理是更高级的、更复杂、更具创新性的劳动，应该享有优先分配权，应该得到与其创造的财富和承担的风险相对应的收入。
6.要求加强科技与经济整合，创新科技管理体制。我国科技进步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是科技和经济两张皮，技术创新链条断链。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关键是要解决科技与经济脱节问题，在国家层面上优化科技力量布局和科技资源配置，加强技术创新链条的衔接，克服产业链的断链，减少或消除创新活动的系统失效问题。确立和强化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地位，鼓励企业增加R&D投入；根据不同行业的情况提高折旧率，减免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关税；探索政府将技术改造投资变为产业共性技术、关键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投资，技术创新、技术改造大型项目由政府负责改为向社会招标，由产业界和企业界负责，放大杠杆效应和传导效应；鼓励建立企业与大学、科研院所联合的机制，有效促进产、学、研结合。
7.要求大力推进政府管理制度创新，对现行的机构设置、管理层次和决策程序进行重新设计。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政府建立在分级机构基础上的信息资源优势逐步弱化，要求大力推进政府管理制度创新，对现行的机构设置、管理层次和决策程序进行重新设计，加强纵向的决策分散化和横向的部门间协调，以适应新科技革命条件下市场的迅速变化，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政府应放松对企业的管制，鼓励竞争，限制垄断，构建分散和化解创新风险的体制和机制；政府工作重点应转到公共服务上来，转到法制、管理，建立公平合理的竞争机制上来；政府在鼓励和推进技术创新中承担适当的职能和角色，建立并不断完善鼓励技术创新与产业化的有关法规和政策，建立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以及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战略性、前瞻性、基础性技术和公益性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如农业、医疗、环境、安全、技术标准与监督等），保障必要的投入，并引进竞争机制；对市场或者企业还来不及响应或没有能力响应而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需要的高新技术研究与开发，政府应发挥重要的先导作用，到市场响应的时候，政府再逐步退出，把运作交给企业。
8.要求积极参与经济、科技全球化进程，在参与国际合作中增强我国的创新能力。我国已经加入WTO，与各国经济、 科技的相互依存性空前加强，我们已经不可能关起门来抵挡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科技优势，必须在国际竞争中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同时积极参与经济、科技全球化进程，分享和吸纳国外先进科技成果。在加强自主研发和创新的基础上，按照平等互利、成果共享、维护知识产权的原则，积极参与国际科技合作，引进先进技术和知识，增强我国的创新能力。鼓励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研究与开发机构，把引进人才和技术作为我国利用外资的优先领域。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综合性、复杂性和科技项目的超大规模，也要求加强国际合作，应支持我国科学家参与世界重大科学工程和各种全球性重大科学问题研究。我国还应积极参与电子贸易、信息技术产品贸易、国际知识产权以及新产品技术标准等新规则的制定，在谈判中维护和争取我国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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