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研究和走向本体——国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一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体论文,现代文学论文,中国论文,走向论文,国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4－1877（1999）04－0034－05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受益于国外研究的事实是有目共睹的。面对蜂拥而至令人眼花缭乱的国外研究，限于篇幅，本文所关注的是以日本为代表的实证研究和国外所普遍重视的本体研究。
日本实证研究传统的基本特点，简言之，即是注重事实材料的发现和考辨，在占有翔实资料的基础上立论；论著往往不以宏阔的思辨见长，而以扎实的功力呈现出坚实的风姿，比深刻、创新更致力于精密和细致；研究者治学态度严谨、扎实，决不华众取宠。日本这种独具风彩的学术研究传统使其在许多学术领域取得了独特的成就，因此这种传统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就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而言，运用这种传统的研究方法，使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具有高度的严密性和科学性，在许多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甚至有些方面走在中国研究者的前面。比如藤井省三通过史料的查询、考证、分析，得出日本人最早介绍鲁迅文学活动的时间是1909年《域外小说集》的出版，推翻了中国学者认为始于1920年青木正儿的文章（注：董炳月：《构筑新的时间与空间——关于藤井省三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年第2期。）。 由“仙台鲁迅记录调查会”（半泽正二郎任会长）一书，凡六章，对鲁迅至仙台的经过、鲁迅在仙台的生活和学习、鲁迅和仙台同学的友谊、鲁迅的离开仙台等都作了仔细的、文献性的调查，提供了许多新材料，书中还附了很多极可贵的照片。不论在日本或中国，都是迄今为止调查鲁迅最详尽的一本书（注：吕元明：《日本鲁迅研究史》，《鲁迅研究年刊》（1981年）。）。日本学者对鲁迅在日本的资料搜集和考释，详尽到足够编一部留学日本年谱和内容丰富的鲁迅留日史。日本对郭沫若、郁达夫、茅盾在日本资料的搜集整理也填补了我国研究的某些空白。如永骏教授用了几年的时间所写的《京都原町调查》查证了茅盾当年在日本居住的真实地方，不仅落实了茅盾在日本京都住处这个中国和日本研究界都搞不清的问题，还通过调查描述茅盾当年客居日本的生活，为理解茅盾由经验世界转化为艺术世界——在日本的创作提供了基础（注：木函、爱华《近年来国外对茅盾研究述评》《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6期。）。再如， 由著名汉学家中山时子动员近百名研究者倾八年时光编写的《老舍事典》，不仅是中外老舍研究史上的一个创举，简直就是一部有关老舍及其著作的百科全书。全书的前编主要解释老舍著作中涉及到的北京街道、胡同、公园、湖、河、古迹、交通、动植物和北京自清朝到当代各阶层人的职务、生活、社会、经济、风俗、宗教、教育等等方面的知识；后编则主要是老舍传略、年表、家居生活、著作翻译情况、著作中方言土语诠释等。书前附有101 家旧北京各类店铺的“幌子”——招牌和72种京剧脸谱及老舍爱吃的点心与小吃的32幅照片，书原有参考文献目录等。此书不仅是外国人认识和学习老舍的工具书，也为中外认识和学习中国文化传统、民族风情、特别是了解北京人的方方面面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注：曾光灿：《老舍研究在日本和南洋》，《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6 期。）。中国现代作家的年表、年谱、著译系年等资料专文、专书不少先出自日本学者之手，作家著作的全集和某些著作先由日本出版。他们的学术著作往往附有参考文献目录、研究资料索引、作家小传、作家年表、年谱等，不仅显示其实证的传统风格，更重要的是方便读者的应用。这无疑要求研究者必需具有扎实的功力和付出辛勤的劳动。说起日本学者普遍具有的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及其由此而取得的成就，对我们是很有意义的。如西南学院捅口教授，为了研究早期巴金特别是他和无政府主义的关系，不仅认真阅读了十四卷《巴金文集》，从中发现和掌握有关材料，而且广泛搜集阅读《文集》未收的文章和译作。在此基础上，他又认真考察同时期与巴金有直接、间接关系的重要人物、事件以及巴金译作的内容和原作者的有关情况，认真考察同时期中国社会的政治、思想、文化状况和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产生发展的情况，考察了巴金参与编辑的刊物《半月》、《警群》和《平民之声》等，查阅了同时期大量的报刊和有关人物的著作，如在论及巴金与鲁迅的关系时，列举了鲁迅在日记、书信中的记述和巴金有关回忆鲁迅的文章以及巴金编辑出版的鲁迅书籍等。通过艰苦的劳动、占有大量翔实的资料，其中包括不少当时中国巴金研究学者未掌握的新资料，如关于亡命中国的朝鲜无政府主义者，泉州民团训练所，福建军阀陈国辉等的情况，以及巴金1924年在《春雷》杂志上发表的诗文等。正因为捅口教授处处把具体材料作为立论的根据，非常重视对材料的搜集、鉴别、辨析，因而他的论述周密而细致，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比如，他通过对巴金在成都——上海——南京——上海行迹的考察，对此间巴金发表的诗文、译文及多方面史料的搜集、考辨，认为1923——1926年间“巴金是作为一个无政府主义的信奉者成长起来的。”（《巴金和无政府主义》，1978年）“巴金将无政府主义作为养分的一部分消化了，使之深入了自己的精神结构之中。”（《巴金〈灭亡〉论》，1978年）这样的结论是有根据和基本符合实际的。而当时我国的巴金研究界，对1923至1926年间巴金的活动和思想，或含糊其词，或回避躲闪，或一概否定，很少有从事实出发的认真分析，以致这段时间成了巴金研究的空白。而捅口教授却在此时写出材料扎实、内容厚重和立论坚实有据的论著。一位中国巴金研究学者对这位不惜殚精竭虑地搜集材料，在此基础上冷静钻研、扎扎实实做学问而取得成就的日本学者，不仅表示由衷的敬意，而且深有感触地向中国研究者发出如下感慨和呼吁：像捅口这样的日本学者，“在我国的现代文学研究者中不仅不多、且有后继乏人之虞。也许有人会觉得捅口教授在有的方面过于拘泥、过于烦琐，也许会有人不同意或不完全同意捅口教授的某些看法，但我认为，我国的现代文学研究界同样需要微观研究专家，需要史料专家。多一点脚踏实地，少一些天马行空，多一点具体材料，少一点追风逐潮，多一点寂寞，少一点‘热闹’，这对进一步提高我国巴金研究及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水平，肯定将是有益的。”（注：李存光：《锲而不舍的耕耘者——我观捅口教授研究巴金的特色及成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年第2期。）新时期以来，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对史料工作认识的提高和史料搜集整理所取得的空前大丰收及其在推动研究深入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已充分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实在做学问对于发展我们研究事业是大有益的。
同任何国家所惯用的传统研究方法无不带有局限性一样，日本的实证研究也有它的不足，诸如史料丰厚而理论思辩缺乏，微观考释细致而整体研究薄弱等。诚然，史料对学者如同空气，离开它就腾飞不起来，然而学术研究的理论观念和思辩同样是不可缺少的灵魂。我们指出日本实证研究的不足，毫不意味对其优长的轻视和否定，旨在表明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学术研究模式都必需丰富和发展，其中借鉴吸收异域研究的优长，就是丰富发展自己的必由之路。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由于借鉴吸收包括日本实证研究传统的国外学术研究优长所出现的蓬勃发展局面，以及80年代后由于受中国新时期充满朝气的学术研究和西方社会科学方法影响的一些日本中青年学者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加强了宏观研究和理论思辩而进一步提高了研究水平的事实，就是这种必由之路的明证。
走向研究对象的本体。这是国外中国现代文学所普遍重视的。
本体研究语源于西方哲学，本世纪中期引进到文学批评领域而从此广为流行。本体研究的基本内涵是，关注和进入对文学的内在元素和作为语言艺术产品的话语特征的考察和评析，而不是简单地从客观社会生活或其他的外在生活角度来研究文学，但又不是要从根本上否定文学作为意识形态产品对客观生活的反映。它是一种学术研究真正自觉和深化的标志。鉴于它所包括内容的丰富复杂性，国外重视对中国现代文学本体研究的表现也是多方面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帕特利克·韩南的《鲁迅小说的技巧》（注：李欧梵：《美国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现状和方法》，《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1986年第5期。）， 的确没有直接涉及当时的社会政治和作家的生平思想，但他对鲁迅小说“反语”的运用与作家和作品人物“距离”的技巧等艺术的分析评论是非常精细、新颖和具有说服力的。尤其是对前者，不仅对“反语”的概念、内涵及其在《怀旧》和《呐喊》、《彷徨》中近20篇作品中的具体运用和价值作了国内研究尚未有的细致阐述，而且对果戈理、显克微支和夏目漱石的“反语”艺术技巧及其对鲁迅小说影响的追源是有新意和说服力的。著者不仅简明有力地概括“反语”艺术对鲁迅作品表达内容的重要作用，而且对于鲁迅处理作品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关系的独特以及高超的艺术技巧给鲁迅作品带来的辉煌成就，作了如下很精辟的概括：“鲁迅是一位全心全意地关心文学社会效果的作家，因此，他对技巧也极为重视。这种重视在他的文章中几乎看不出来，他从来不分析自己作品的技巧，有时甚至表现出某种幽默的自我否定。但他的小说本身却使人必然得出重视技巧的结论。和其他作家相比，鲁迅的每篇小说都可以说是一新的技巧的探索，是力求使形式完全适应主题的一次新尝试。他曾经说自己的小说是挤出来的，这意味着有困难，恐怕也是因为他对技巧的严格要求所致。由于认真对待技巧，又由于作品有着强烈的感情和判断力，使他所写的为数不多的小说全部成为现代中国文学中最有表现力的作品”。（注：译文载《鲁迅研究年刊》（1981）。）对于国外在分析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时，有的将内容和形式割裂开来，甚至表现憎恶内容。这不仅不可取，而且也可投以憎恶。然而他们将研究的目光和精力集中于作品艺术形式的分析，是符合文学本身特质的。文学的根本存在其实就是它的语言形式的存在，离开了艺术形式追求的独特性，文学就不再是文学了。注重文学技巧的研究，准确地理解文学形式的追求，是文学研究走向本体深层的标志，是符合文学研究的本质意义和要求的。当然离开内容的单纯形式研究，无疑是一种偏颇。
文学是艺术的，又是抒情的，“一切艺术都源于人的心灵，即源于我们对世界的反映，而非源出于视觉世界的本身。”（注：岗布里奇：《艺术与幻觉》，转引自《当代西方美学》，朱荻著，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生活与人生一旦进入艺术创造者的思维领域，就经历着一场被创作主体心灵化的过程。而艺术家对生活与人生的感受和审美传达，不仅是多样的，而且往往是扑朔迷离的。创作中的这种固有的复杂心理结构，决定了在分析作品时，不光需要对作品中人物心灵有敏锐的洞察力，而且需要深入剖析作家创作的心灵世界。这也是国外学者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本体研究的突出方面。日本学者松俊裕的《〈狂人日记〉小考——以其隐含的创作意图为中心》，通过追叙鲁迅对周建人和芳子的关系和婚事，由最初的反对，到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1916年鲁母祝寿活动后的缓和，直到终于修复和好的经过，透视鲁迅在创作《狂人日记》时负疚等复杂情感世界。他认为鲁迅所说的“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未必将其创作意图全盘说出，“除了描绘中国社会是由儒教伦理所统治的‘吃人社会’的图景，并对此作了深刻的揭露外，还勇敢地告白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特别是在第十一、十二两章，借‘狂人’和‘兄、妹’这样的结构以及狂人心甘情愿地接受责骂的形式，来求得被自己所‘伤害’过的人尤是建人和芳子的谅解。”“这种告白的积极意义在于它使鲁迅卸下了精神的重负，是在痛悔中传递出作为改革者再出发的坚定意志和自新的勇气。”日本另一位学者中并正喜的《关于〈伤逝〉的笔记》，对中国学者以往将一对青年爱情悲剧的原因归结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局限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动摇，他指出“一般来讲是正确的，但却未能充分说明子君毁灭和涓生悔恨的悲哀的必然性。”“还有必要联系鲁迅感情生活来考察《伤逝》所流露出的鲁迅‘个人的必然性’。”通过考察他认为，小说传达了鲁迅对许广平和朱安所报的情感态度，袒露出鲁迅个人委婉、细腻、丰富、感人的情感世界。对许广平“鲁迅深知他日甚一日的思慕，通过《伤逝》，在要求她对中国现实生活保持清醒认识的同时，还带有自戒浅薄的‘婚姻自由’，脱离社会我行我素的近代恋爱观的充满苦涩的自我告诫的意味，同时也是对许广平真正的爱护。”对朱安，“在给鲁迅和朱夫人都造成颇多苦恼的旧式婚姻的持续中，出现了鲁迅一个人获得幸福的可能性。鲁迅深知这对本来也没有罪的她之不幸。”从此出发，著者认为，《伤逝》男主人公涓生的悔恨，“是鲁迅搅动潜藏在心灵深处的与此相似之情而作的感情移入，”“从而默默地恳请朱夫人的谅解，同时也寻求自我良心的些许宽恕。”通过这些作家情感世界的分析，中井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讲，《伤逝》是具有作者个人“感情渲泄”的意味（注：刘国平：《八十年代以来日本中青年学者鲁迅研究评介》， 《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3期。）。象松井、中井对鲁迅创作动机和隐含意图的探微，不仅饶有兴味，更重要的是这种进入本体的研究确实为人们更为全面地理解作品丰富的内涵带来启示。新时期中国研究者从此切入所撰写的文章就是明证。如有的文章认为：“如果说在涓生身上有着鲁迅婚恋生活的明显折光，那么，子君这个形象则是他和许广平热烈相爱以及和朱安痛苦相处的深切感受，再加以艺术虚构塑造而成的。”（注：李允经：《婚恋的投影和折光——〈伤逝〉新论》，《鲁迅研究动态》1989年1—2期。）《孔雀胆》在郭沫若抗战史剧中相当别致，它离开了《屈原》、《虎符》、《南冠草》、《高渐离》的创作思路、不去反映仁人志士慷慨捐躯的业绩，而把创作的热情投注于元代边远宫廷中一个缠绵悱恻的爱情悲剧，使得许多批评家对该剧的主题困惑了。而有的论者通过考察和思辩进入了作家的情感世界，了解郭沫若于1939年重返于乐山故居，吟哦《辞世诗》来“重新温暖旧梦”，读到郭沫若因老父去世而撰写的《家祭文》中对抛妻别子，安娜身陷敌国的不安与怀念，把思辩的目光移向阿盖，移向剧作家所赞赏得流连忘返的阿盖公主，《辞世诗》终于解开了迷底：郭沫若从阿盖身上看到另一位女性的心灵——安娜给予他的爱情与温暖，为他承受的苦难与牺牲。缠绵悱恻、凄婉深情的《孔雀胆》，就是郭沫若献给陷在日本的安娜的心的礼赞（注：见朱栋霖、王文英：《戏剧美学》，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可见进入作家情感世界的本体研究对理解和分析作品的重要意义。
作家的内心世界无疑是丰富复杂的，其中思想感情充满着矛盾就是这种丰富复杂形态的重要方面表现。国外在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本体研究中，非常重视对这种人所普遍固有的思想情感形态的发现和开掘，用以深化对作家繁复心灵和作品丰富内涵的理解和评论。竹内好这位被视为日本鲁迅研究史上难以逾越的学者，他在代表论著《鲁迅》（中译本1986年11月由福建文艺出版社出版）中所阐述的一个主要观点和内容就是鲁迅的矛盾。他认为“鲁迅在本质上是个矛盾。”他在矛盾中产生，在矛盾中发展，矛盾成就了鲁迅，成就了他的伟大，鲁迅本就是矛盾。鲁迅的本质是启蒙者和文学家的矛盾统一，这并且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本质。由于他对鲁迅精深的、独具个性色彩的研究，并使自己的研究成为一个体系，因而人们称之为“竹内鲁迅”，并视为一个难以逾越的日本鲁迅研究高峰，许多后起的日本鲁迅研究者往往以“打倒”（应理解为突破和超越）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限于篇幅我们无法在这里展示“竹内鲁迅”的特点、内容和价值，但竹内对鲁迅矛盾的精深论述，使我们更加深刻地、也更感性地认识与体验到作为“人的鲁迅”与“文学家的鲁迅”的精神世界，大助于对鲁迅著作及其全人的认识和评价（注：详见原著，参阅李春林，藏恩钰：《关于“竹内鲁迅”的断想》，《鲁迅研究月刊》1995年第4期。）。 美国新一代汉学家权威林毓生在他的代表专著《中国意识的危机》（中译本1986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单列第六章论述鲁迅复杂深刻的思想矛盾。他指出，鲁迅在他自己“显示的、争辩的”意识层次上“隐示的”意识层次上，对某些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如“念旧”的人情观念），在认识上、道德上有所承担，二者之间构成了一种真正的紧张。在“五四”时期笼罩一切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和深层的一元论与主知主义传统思想模式影响下，鲁迅既不可能超越这种紧张，又不可能深入探讨他已在“隐示的”意识层次上觉察到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从而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反而产生了深刻的意识危机。而鲁迅的痛苦、困惑，正是“五四”时期中国意识危机的代表。1986年10月，林毓生赴北京参加“鲁迅与中外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会上作了《鲁迅与思想的特征——兼论其与中国宇宙的关系》的学术报告。他指出，儒家天人合一的观念认为，超越的意义是内涵于人的生命之中的，鲁迅深受此影响，并接受了由此衍生出来的基本观念，即认为由人性的内涵可达到超越，在人生的活动中可臻神圣之境；同时，鲁迅因自己全盘性反传统主义而产生的罪恶感，进而产生了为国家奉献牺牲的精神，加上他对思想的力量的信仰，使鲁迅不是推衍出虚无主义结论而是作“绝望的抗争”，“在一再承担着挫折感与深沉的绝望之中，鲁迅是把自己坚定地奉献给中国重建的工作，当做他在现世现时的人生中追寻意义的活动的一部分——选择的举措显示了一个纯正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注：郑心伶、梁惠玲：《美国鲁迅研究概述》（一、二、三）连载《海南师院学报》1992年第3 期、第4期、1993年第3期。）茅盾在国外研究者的笔下，也是充满矛盾的。他们在研究早期的茅盾及其小说时认为，由于茅盾的矛盾，在分析茅盾这一时期小说中主人公的关键“在于认识这些人物生活中所包含的基本矛盾”，那就是“拯救自我”与“挽救民族”、“个性解放”与“投身革命”、“个体的人”与“社会的人”之间的矛盾（注：李岫：《评国外对茅盾短篇小说的研究》，《浙江学刊》1985年第3 期。）。对国外某些学者硬要把茅盾分割为革命家和文学家，专挑两者的对立，我们是不能接受和反对的，但是他们注重进入作家的内心世界。注意发现和探究作家头脑中客观存在的矛盾，不把作家丰富复杂的思想情感简单化和平面化，这对我们深入研究革命作家作品是有启示意义的。因为革命作家的内心世界也不能超越人所普遍共有的矛盾形态。对此采取回避甚至否定的做法同样是不可取的，因为不利于研究的深入。关键是对于这种矛盾形态能否给予科学分析和评价。新时期以来，尤其是80年代中期开始，国内研究者对于作家丰富复杂精神世界的开掘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如在鲁迅研究中，对于作家主体精神结构复杂性和心灵中的矛盾的展示，认为鲁迅的主观精神结构是一个宛如蛛网的意境，是由许多无法避免的矛盾言行、各不相容的思想交织而成的；鲁迅对于自身的矛盾有着深刻的自省与自知，但是却不得不同时信奉这些相互矛盾的思想，从而长期地处于精神的矛盾和紧张之中。在茅盾的研究中，关注茅盾政治情绪与审美情感体验、艺术风姿之间的深刻矛盾。前者如汪晖的《绝望反抗》、钱理群的《心灵的探寻》，后者如王晓明的《一个引人深思的矛盾——论茅盾的小说创作》，都是为大家所熟知的代表。
新时期以来尤其是从中期开始，研究界所张扬的“回到鲁迅那里去”、“回到郭沫若那里去”，“走向诗歌本体”、“走向小说本体”、“走向现代文学本体”等越来越高的声浪及其在实践中所取得的丰硕成果，都表明本体研究自身所具有的根本性和永久性的价值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研究者的巨大诱惑力。我们无意于将国内研究的这种可喜局面完全归功于异域的影响之力，但谁又能否认这种影响的重要性！一个国家要想发展自己的学术研究事业，必需借鉴吸收国外的研究成果并加以改造、创新，已被中外的学术研究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了的。必需走向中国现代文学的本体研究，不仅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而且越来越成为研究者清醒的理想目标和更加自觉的实践。
收稿日期：1998－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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