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中夏在五四运动中的历史功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夏论文,功勋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四运动是本世纪初我国人民的一场反帝反封建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革命运动。这场运动的爆发，除了当时国际国内的各种客观条件外，还有一个不可缺少的主观条件，这就是有一批爱国知识分子立志救国，他们早就为宣传和组织群众作了大量工作，从而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和发展准备了充分的条件。邓中夏就是为五四运动进行了一系列重要准备工作的爱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之一。
邓中夏原名邓康，湖南宜章人。1917年暑假，在湖南高师文史专修科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他在湖南高师，与蔡和森是同班同学，经蔡的介绍，与毛泽东也成为挚友。此时他已经是一个满怀爱国思想、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十月革命的成功，震动了全中国和全世界，也引起了邓中夏的极大注意。他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多方搜集资料，研究十月革命的情况，认为中国革命也要“走苏俄的道路”，并立志救国，积极投身于北京学生的救国运动。
组织北京学生首次救国运动
五四运动前一年，即1918年5月，北京两千多大学生举行游行示威，抗议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反对日本占领青岛。这是我国有大学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学生运动，邓中夏是这次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
这年5月中旬，留日学生李达，李汉俊等1400多人回到上海，并设立救亡团本部。随后李达等到了北京，与北大学生中的活动分子邓中夏等取得了联系，共同商讨救国的行动计划。5月20日晚，在邓中夏等人的组织下，北京大学召开学生大会，北京其他高校学生代表也应邀出席。留日学生代表在会上发表演说，控诉日本的侵略罪行，坚决主张废除卖国《协定》。北大学生代表也慷慨陈词，响应留日学生的主张。会议开得激动人心，许多同学痛哭流涕。最后，全体学生决定与留日学生一致行动，第二天就去总统府请愿。
5月21日上午，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北师大前身）、高等工业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等校两千多学生前往新华门总统府请愿，强烈要求废除《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收回山东半岛，情绪十分激昂。当时北京政府的大总统直系军阀冯国璋被迫接见了学生代表，用花言巧语欺骗学生。同学们因缺乏政治斗争经验，听信了冯的谎言，回校后第二天便宣告复课。实际上段祺瑞政府根本没有接受学生的要求，不但没有废除《协定》，而且不久又与日方签订了实施这个协定的详细《办法》。因此，这次斗争实际上失败了。
但是，北京政府无耻的卖国行为和顽固态度，却使邓中夏等爱国学生得到一次有益的教训。他们认识到，仅仅组织一两次游行示威是救不了国的，必须把爱国学生真正地组织起来，进行深入持久的斗争。因此，这次游行示威后不久，在邓中夏等人的活动下，北京一部分爱国学生便组织了学生救国团，天津学生也建立了救国组织。七月间，北京救国团的代表又会同天津救国组织的代表到济南、南京、上海等地进行联络，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学生们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秘密团体──学生救国会。救国会总部设在北京，邓中夏、许德珩等北大学生被推选为负责人。①
出版《国民》杂志
邓中夏等人于1918年秋建立的学生救国会，在军阀政府统治下，一时难以公开活动。因此，学生救国会决定首先创办一个杂志，向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进行反帝爱国宣传，为大规模爱国运动准备条件。在邓中夏等人的积极活动下，于同年10月20日成立了《国民》杂志社，骋请李大钊为顾问。《国民》杂志社共有社员100多人，都是北京大学和其他高校最进步、最积极的爱国青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不久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中，都是积极的参加者、组织者和领导者。
《国民》杂志社成立后，由邓中夏负责的杂志筹备工作进展很快，1919年1月，《国民》杂志（月刊）的创刊号即在北京出版发行。蔡元培校长为创刊号写了序言。《国民》杂志是个宣传爱国思想、评述时事政治、具有反对帝国主义鲜明特点的刊物，它一出版就在广大青年学生中产生很大影响。
邓中夏是《国民》杂志的主要创办人，又是杂志的编辑之一。他经常用“大壑”为笔名对国内外大事进行评述。1919年2月至4月出版的三期《国民》中，邓中夏先后发表了《欧洲和议吾国委员之派遣》、《国防军之成立》、《国防军与日本》、《中日新交涉》等八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邓中夏借助国内外报刊舆论，以大量的事实，犀利的笔锋，向全国人民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收买北洋军阀，控制我国军事、财政大权，侵占我国领土，妄图吞并中国的狼子野心；同时也揭露了军阀头子段祺瑞为扩张自己的势力，不惜充当帝国主义走狗，出卖国家利益的罪行。
1919年3月，邓中夏在《国民》第三期发表了《国际军与日本》、《中日新交涉》等文，充分地揭露了段祺瑞的卖国罪行与日本帝国主义妄图永远霸占我国领土的野心。吸引了广大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对巴黎和会的注意，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为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作了一定的思想准备。
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
为了向广大劳动群众进行爱国教育，邓中夏在校长蔡元培和陈独秀、李大钊等的支持下，与廖书仓等同学共同发起成立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1917年3月7日，他们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征集团员启》和《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简章》。《启》和《简章》指出：本团：“以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教育活动采取露天讲演方式进行，“讲演分为定期与不定期两种”，定期讲演“每月4次”；不定期讲演，则根据需要在假期和重大节日进行。
讲演团章程和招收团员启事公布后，很快得到许多同学的响应，十多天内就有30多人向邓中夏报了名。从4月1日开始，讲演团将团员编成4年小组，在邓中夏等率领下，到北大东便门外蟠桃宫举行露天演讲，邓中夏演讲的题目是“现在的皇帝倒霉了”。其他团员演讲的题目有“平民教育演讲之意义”、“勤劳与知识”、“如何求幸福”、“爱国”、“国民应尽之责任”等。他们的演讲受到广大劳动群众的热烈欢迎。有一天“黄沙满天，不堪张目”，但演讲照常进行，“听讲者之踊跃，实出乎意料之外”。4月下旬，讲演团又在地安门外护国寺开辟新的讲演场所，演讲的题目更带政治色彩，如“什么是国家”、“权利”、“平民”、“寄生虫”等等。
由于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演讲活动得到各阶层人民的普遍重视和赞扬，北京高等师范等校也相继组织了平民教育讲演团，对劳动群众进行露天演讲。
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是邓中夏等爱国学生继《国民》杂志社之后建立的又一个重要团体。讲演团的讲演提高了群众的爱国主义觉悟，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了一些思想准备。更重要的是，讲演团开创的露天演讲方法，能使学生的爱国斗争立刻取得广大群众的支持。
参与领导五四运动
1919年初夏，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了。邓中夏从一开始就以满腔热情投入了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
5月1日，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了北京。这一消息如同晴天霹雳，引起人们极大的震惊和愤怒。邓中夏等当天下午就召集《国民》杂志社的各校学生代表，在北京大学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付办法。会上决定以《国民》杂志社的名义，通告北大全体同学，于5月3日（星期六）晚，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全体学生大会，并邀请高师、工专、农专、法专等校同学的代表参加。
5月3日早晨，北京所有报纸都报道了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人们的情绪更加激愤。晚7时，北大学生在北河沿法科大礼堂按时召开会议，北京其他各校也派代表参加了大会。《国民》杂志社、新潮社、平民教育讲演团的领导人邓中夏等主持了这次会议。大会首先请北京新闻界人士报告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原委，接着由北大各社团代表和学生代表演说。他们的演说慷慨激昂，悲愤填膺，声泪俱下，感人肺腑。会议最后作出四项决议：“（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签字；（三）通电各省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游行示威运动；（四）定于星期日（即4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之大示威。”②
5月4日下午1时许，北京13所高等学校的学生3000多人，从四面八方陆续汇集天安门。北京大学的队伍出发后，被北京政府教育部的代表（次长）和警察阻拦。邓中夏、黄日葵等学生代表与教育部的代表展开辩论，终于突破阻拦，急速向天安门进发。③北大学生队伍到达天安门后，随即举行会议。大会通过了由北大学生起草的《北京学生界宣言》，接着就开始游行。游行过程中。因火烧卖国贼曹汝霖的公馆赵家楼，北洋军阀政府出动大批军警，捕去学生30多人。
邓中夏得知30多位同学生被军警逮捕后，立即和李大钊及各学生社团负责人作了研究，一面将情况报告蔡元培校长，请其设法营救被捕学生；一面决定立即把全校同学组织起来，准备斗争。当晚，北大学生便成立了干事会。干事会分设总务、文书、交际、纠察、演讲等股。《国民》杂志社、新潮社、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成员积极参加了干事会的工作。邓中夏直接负责领导文书股。文书服是个宣传机构，主要任务是对外宣传，负责编辑、出版《五七》小报。
5月5日，北京各大专院校学生全部罢课。从这天起，邓中夏领导的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开始奔赴各处发表演讲，演讲的题目有“青岛交涉失败之原因”、“争回青岛”、“日本的野心和中国救亡的法子”等等④。在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影响下，各校也迅速组织了讲演团。“到了5月7日以后，北京学校自中学到大学没有一个不组织讲演团”，而且各讲演团演讲的内容，“总不离‘抵制仇贷’、‘争回青岛’那些话”。⑤
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邓中夏被选为该会总务干事，是主要负责人之一。运动在发展着，扩大着。5月中旬，邓中夏代表北京学生联合会前往长沙，向湖南学生介绍北京学生的斗争情况，要求支援。他还和毛泽东等人商讨了如何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等问题。这次邓中夏代表北京学联来湖南活动，受到了毛泽东等的热烈欢迎与密切配合，老朋友见面格外亲热，但因北京的爱国运动形势紧张，斗争尖锐，需要他回去，下旬邓中夏又匆匆离开长沙，赶回北京。
6月1日，北京政府以大总统名义接连下了两道荒谬的命令。一道命令是为曹、章、陆卖国贼辩护，一道命令是再次要求学生停止爱国活动，立即复课。同时，反动军警在北京街头逮捕了许多推销国货的爱国学生。这一切，更加激起了广大学生的义愤。学联召开会议，决定从6月3日起恢复街头演讲。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的需要，邓中夏等又扩大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6月3日上午，北大等校学生2000余人，高举讲演团大旗，分赴各处展开爱国宣传活动。
学生们的爱国活动遭到北京军警当局的镇压，当天就被捕去170多人。可是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没有吓到爱国学生。6月3日晚，学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各校继续派学生上街演说，每校每批50人。结果，4日一天内，又有7百多名学生被反动军警拘捕。“到5日上午，抓去的学生约有1000多人。”⑥
北京政府镇压爱国学生的残暴行径，更加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从6月5日起，上海六、七万工人举行大罢工，同时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在上海的影响下，天津和北京的工人也准备举行大罢工。北京政府对此十分惊恐，为了缓和人民的情绪，不得不在6月10日下令释放全国被捕学生。同时免除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后来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也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从而使这场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取得了胜利。
综上所述，邓中夏在五四运动前一年，就和许德珩等领导过北京学生首次救国运动，这是五四运动的预演，为五四运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接着，邓中夏等组织了学生救国会，成立了《国民》杂志社，出版了向广大青年宣传反帝爱国思想的《国民》杂志，后又建立了平民教育讲演团，这一切，都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做了一定的组织准备和思想准备；五四运动爆发后，邓中夏又全力投入运动，始终站在运动的第一线，参与领导了运动，促进了运动的胜利发展。邓中夏作为一位杰出的爱国知识分子和进步学生领袖，为五四运动的准备、爆发和胜利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
注释：
①许德珩：《回忆五四时期的邓中夏同志》《光明日报》1959年4月17日。
②《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2期第148页。
③彭明：《五四运动在北京》第134页。
④⑤⑥《五四爱国运动》（上册）第525页，第509页，5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