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关系的再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主义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08）01－0070－03
一、后现代思想家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言说
后现代主义的产生源于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化状况的不同体认。尽管这些学者的探讨尚未形成统一的流派或范式，但他们或在其思想渊源上，或在其理论表述中，显示出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联系，从而彰显出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不可超越的视界”。
海德格尔注意到马克思主义拒斥形而上学的努力，认为：“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尼采把他自己的哲学标示为颠倒了的柏拉图主义。随着这一由马克思完成了的对形而上学的颠倒，哲学达到了最极端的可能性。哲学进入其终结阶段了。”[1] 但是，他进一步指出，把一个形而上学的命题倒转过来仍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命题。他还批评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仍然是一种人道主义，而任何一种人道主义都或者奠基于一种形而上学，或者其本身即为一种形而上学的根据。总体上来说，海德格尔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具有过渡性。一方面，他承认在从哲学的终结走向“思”的过程中，马克思的学说有着比较重要的参考价值；另一方面，他对马克思的学说却又有相当多的保留乃至批评。但是，只要我们肯定海德格尔在后现代理论中近似鼻祖的地位，他对马克思的言说，就会对我们今天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入解释，对理解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具有明确的启示。
福柯、利奥塔、鲍德里亚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有着共同的经历：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加入过左翼组织，宣称要比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更激进、更具革命性，但在政治多变的20世纪60年代理想破灭后走向新的思想历程。福柯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实践意义上是还原主义的，是压迫性的，应代之以多元的知识形式和微观分析。利奥塔认为，马克思主义借助于辩证法才成为一种解释无限矛盾的普遍性话语，而现在辩证逻辑本身正成为纯粹的风格语言。既然只不过是一种风格语言，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性与合法性就不比其他理论话语更多。与马克思主义的分裂成为利奥塔走向后现代主义的开端。鲍德里亚把现代性看做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的时代，认为现代性的革命是一场意义的革命，后现代的革命则是对意义的广泛的解构。虽然这三位思想家在发生认识论上的转向之后，对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颇有微词，但曾经的信仰使得他们的理论思考不再仅仅具有文本的意义，而是融入时代政治及历史语境之中，成为历史性的思考和写作。他们始终关注现实，对现实的积极批判使其思想具有积极向上的革命力量。
詹姆逊则在后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建构起一套充满内在张力和弹性的“宏伟叙事”。詹姆逊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出发点之一是提出了一个不可缺少的问题，而不是给出一个答案。而包含了从语言到精神分析的一系列内容的后结构主义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则是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性中生发出来的。詹姆逊认为，马克思主义既不是本体论，也不是哲学，而是一种符码体系，它业已充分渗透到各个学科内部的各个领域，从而早已不再是专门化的知识或思想分工了。马克思主义阐释框架的优越性在于它总是介于并斡旋于不同的理论符码之间，它“容纳这些显然敌对或互不相容的批评操作，在它自身内部为他们规定了令人可信的区域合法性，因此既消解他们同时又保存他们”[2]。由此，詹姆逊做出判断，认为应该存在几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而每种马克思主义都满足了其自身社会、经济体系的特定需要和问题。这同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同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相一致。詹姆逊的思想表明，在解释历史的纷繁复杂方面，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化思维没有过时，仍然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但这种整体化思维不再企图建立整个世界的完美统一的阐释框架，而是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语义丰富性的充分展开。
后现代思想家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言说，暂且不论其正确与否，对于我们来说，其意义在于：首先，它表明在后现代主义形成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无疑是一个“不可超越的视界”；其次，它提供了一种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新视角，这种新的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有助于我们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的深层内涵，重新认识和理解游离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之外的重要观点、方法和原则，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
二、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意蕴
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们所创造的启蒙精神，把科学和理性视为历史进步的唯一尺度和动因。但是，历史发展表明，科学和理性并不是解放全人类的最佳合法手段，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威胁着人类的生存。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的早期，就已经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并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批判，对现代性问题进行了深入反思。而20世纪50年代以来兴起的后现代主义，其产生本身即是对西方社会中诸种社会弊病和问题进行反思的结果，于是乎它对科学、进步、理性等产生了怀疑。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关系，借用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利奥塔的话来说，“无论现代性还是后现代性都不能被认定和定义为界限明确的历史实体，后现代总是在现代性之‘后’到来。我应当说，正相反，在现代中已经有了后现代。”[3]26“后现代性已不是一个新时代，它们对现代性所要求的某些特点的重写，首先是对建立以科学技术解放全人类计划的企图的合法性的重写。但是，我已经说过，这种重写已经开始很久了，并且是在现代性本身中进行的。”[3]37 正是在这种对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批判、反思与重写中，马克思主义具有了某种后现代意蕴。
后现代主义对“元叙事”持彻底的怀疑和批判态度。所谓元叙事，是指“纯思辨理论叙事”——黑格尔式的思想传统和“自由解放叙事”——法国启蒙主义的思想传统，前者注重同一性价值的思维模式，后者注重人文独立的思维模式，两者联合起来，共同为占有全部真理和追求永恒正义辩护。但辩护的结果却是：理性极度膨胀，个性的人却被消解；科学突飞猛进，人文世界却趋向沉寂。马克思对于这一切也给予极大的关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就宣布，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并致力于对现代思想传统特别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无论是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对黑格尔以后的哲学形式的批判”，还是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归根到底都是对资本主义异化及其理论逻辑的揭露、分析和批判。
后现代主义表征了“资本主义持续变革的逻辑”，并凸显出资本主义变革的危机色彩，即“叙事危机”、“表征危机”、“合法化危机”。而马克思则在资本主义处于早期阶段时就揭示了“资本主义持续变革的逻辑”，并极富预见性地阐述了资本主义时代所面临的经济危机、文化危机和社会危机。“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情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4]275
危机意识与问题意识、批判意识密切相关。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都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马克思强调，“问题就是口号”，并认为问题比答案更有意义。马克思将现代社会所存在的问题作为关注的焦点。马克思正是从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出发，形成了其批判理论。恩格斯指出，人们认为可以到马克思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是一种误解。至于后现代主义，实际上它首先是作为问题或课题而存在的，它直接关注的就是现代性本身的问题。后现代思想家们看到了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千疮百孔、病态百出，并试图对其进行有力的批判。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的正面作用有着充分的估价。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在历史上所起积极作用的估价甚至比资产阶级思想家更充分。“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使，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那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4]277 然而，马克思关注的中心不是现代性的成就，而是现代性的问题。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对现代异化的思考始终是马克思理论活动的主线，对现代性问题的批判也一直是马克思理论关注的焦点。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弊病的批判，两者在批判中又不约而同地表现出批判意识、危机意识与问题意识，所以，马克思主义准确地预见到了“后现代”的某些特征，具有了某种后现代意蕴。
三、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关系的思考
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在当代的相遇表明：作为一种批判资本主义的思想和运动，马克思主义是毋庸忽视的历史性存在，而后现代主义作为对现代性的重写或改写，应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一种游移、延续和增补。詹姆逊曾明确的将后现代主义定义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德里达指出：“解构不是，也不仅仅是对话语、哲学陈述或概念以及语义学的分析；它必须向制度、向社会的和政治的结构，向最顽固的传统挑战。”[5] 福柯指出，他关注的是知识、学术、理论同真实历史的奇特关系，他对知识与权力、监狱与权力等关系的探讨，都旨在揭示资本主义的压迫机制。德里达从马克思的商品转换理论过渡到符号转换问题，并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进行“符号经济学”的批判。上述后现代思想家的观点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确实极为密切、不可忽视。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也受到了来自于后现代主义的激烈批判。马克思是19世纪出现的“话语实践的创始人”（福柯语），他创造了以后的文本能够采用的相似性因素，马克思主义也就成为理论领域的普遍性话语。而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50年代才出现，80年代以后才获得高度发展的新的社会思潮，它以差异、多样性、非理性、无意义、解构主义等为基本特征，这和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同一性形成鲜明对比。由此出发，后现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也就顺理成章了。因此如何看待后现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也成为理解两者关系的不可回避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对总体性、同一性的重视和后现代主义对差异、多样性的追求，最终导致两者的分歧，后现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也由此产生。虽然它们都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但两者之间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马克思主义着眼于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的批判，而后现代主义着眼于对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马克思主义主要强调对资本主义宏观状况的批判，而后现代主义主要强调对资本主义微观领域的剖析；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解放不是单个的、孤立的个人事件，而是人类的整体命运，而后现代思想家则从反总体性的立场出发，对社会解放的总体化叙事不再抱任何信心。
但是我们不能就此抹杀两者的一致性。例如，就普遍历史进步的概念而言，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都信仰一个具有多样性、可塑性和自由运转的、没有限制的历史。关于差异，两者没有根本性的分歧。只不过在关于现代时期是多么进步或者相反方面，马克思主义表达得更为细致精确。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东西方关系问题上，两者同样表现出惊人的一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成为理论领域的普遍性话语时，同时也为话语的“异质性”打开了空间。这和后现代主义所强调的差异、多样性无疑是相一致的。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后现代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批判，但这种批判更多是策略性的，而非理论上的。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解读时，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往往强调其方法而非结论，重视其思路而非体系，赞赏其片断而非整体。至于严重一点的批判，就是一些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对马克思主义中某些成分的强调，意在对其进行拆解，使其呈现内在的对抗性和自我消解性。在后现代语境中，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变得支离破碎，不再具有一以贯之的统一意义。后现代主义认为，这种支离破碎既标志了既有马克思主义阐释模式面临危机的症候，同时也孕育了克服危机的萌芽。因此，后现代主义的登场，从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消解（消解其中心地位，消解其总体化、同一性等）；但另一方面，在支离破碎中，马克思主义的“异质性”（如多样性、差异性、可塑性等）彰显出来，并契合着当代社会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东方与西方的关系问题等），展示出马克思主义新的理论活力及在当代的理论生长点。在两者的相遇中，马克思的文本重新获得了鲜活的生命力和现实意义。
对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关系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开放和发展的理论体系，它绝不仅仅局限于我们过去所理解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它始终和时代紧密联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不可超越的视界”。同时，只有在和新理论的相遇中，马克思主义才能得到重新阐释，才能获得新的理论活力和思想资源，才能在历史的长河中永葆青春。
收稿日期：2007－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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