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辛苦不寻常——读《邓小平“一国两制”思想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一国论文,寻常论文,辛苦论文,思想论文,两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早在十几年前，中年学者程林胜同志就在完成繁重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之余，广泛收集有关“一国两制”的资料，开始了对“一国两制”的研究。1983年至1985年间，他已发表了若干篇研究“一国两制”的论文。此后，又连续出版了关于“一国两制”的专著。这些论著记载着作者在探讨“一国两制”问题上走过的路程和认识的升华。本人只是谈谈1992年12月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一国两制”思想研究》一书。
透过该书，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研究“一国两制”时立意很高。他是从和平与发展这一当代世界主题出发去考察“一国两制”构想的，说明这是现时代新思维的产物，而不是就事论事，把“一国两制”的研究仅仅局限在中国范围之内。在全书最后一章谈“一国两制”构想的伟大意义时，作者也是站在全球的高度，指出这是“实现国家统一的一个新模式”、“稳定世界局势的一个新办法”、“科学社会主义实践史上的一个新创举”、“通向人类最高理想社会的一个新途径”。从全球的高度、时代的高度出发考察“一国两制”的构想，可以更加深刻地阐明这一构想深刻的根据和伟大的世界历史意义。这种写法，在其他众多的关于“一国两制”的论著中是不多见的。
纵观全书，我认为前十六章（即“‘一国两制’构想的哲学基础”）最具独创性。作者在这一章中，首先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对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讲到“一国两制”所具有的矛盾的同一性时，又把一国之内的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存在着的相互包含性具体区分为“直接包含”、“渗透包含”和“潜在包含”。其次，作者运用质量互变规律对“一国两制”进行了分析，指出：“这是在中国社会‘和平发展时期革命’—一非爆发式质变在国家统一问题上的创造性运用。”（454页）“在两种制度的长期的和平竞赛中，通过质量互变的不断积累、台湾与大陆的共同点将会逐渐增多，而存在的矛盾方面将会逐渐减少，直到最后‘合二为一’即共同走向更高级的‘社会台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们自然会向往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最后选择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457页）再次，作者还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一国两制”的构想，就是“严格遵循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进程”而提出来的。作者认为，只有从哲学基础上去研究“一国两制”的理论依据，才是抓住了问题的根本，这是很有见地的。
一个正确的理论观点提出后，在一段时间内，总有许多人不理解，存在许多疑惑，提出不少问题。理论工作者的任务，不仅在于正确地阐发理论观点，而且要善于释疑解惑。这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方针的重要表现，也是对理论工作者理论功底的重要检验。本书作者较好地做到了这一点。他在正面论述的同时，很注意回答大家关心的疑难问题，从而加强了正面论述的说服力。例如，“一国两制”在历史上有无先例？海外有人举出美国的南北战争、俄国二月革命后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以及中国古代的辽国、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陕甘宁边区政府、建国初期西藏保留农奴制，改革开放以来兴办经济特区等为例，把这些都叫做“一国两制”。作者不同意这种观点。他在对上述事例一一进行具体分析后指出：“‘一国两制’决不是古已有之，决不是历史踪迹和历史经验简单的翻版或重复，而是具有新的历史特点和理论特点的稀世之作，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造”。（79页）除此之外，作者还在书中以令人信服的道理解答了一系列其他疑难问题。
当然，本书也不是尽善尽美、无一瑕疵。从章节安排上看，如能把第三章中的第四节（“着眼于‘维护世界和平’”）移入第四章（“‘一国两制’构想与‘世界的现实’”），会更合理些。从内容上看，关于中国政府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基本方针的提法，不太一样。对澳门方针提了三条（260页），对香港方针只提了两条（176页），似乎缺一条，从资料上看，关于澳门问题，有一段重要史实未提及，令人感到遗憾。那就是：1887年10月签订的《中葡通商和友好条约》，1888年换文生效，有效期十年。（其中包括了“葡国永驻管理澳门以及澳门之地与葡国治理他处无异”这一条款）但在1928年4月28日，该条约第4项期满时，中国外交部曾于7月6日照会葡萄牙政府，声明该条约作废。澄清这一史实是非常必要的，他表明，1928年4月以来葡萄牙当局对澳门的占领是没有任何条约（哪怕是不平等条约）为根据的。早在66年前，中国就可依法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此外，如果该书书末能够附上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历史地图，将会使读者对提出“一国两制”的历史依据了解得更加具体、详细、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