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谦[1]2000年在《国际战略大背景下“一国两制”在澳门的成功实践》文中研究说明实施“一国两制”，是中国政府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有关世界政治、国家学说和外交战略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中有关国际战略和“一国两制”论述为指导，对国际战略大背景下“一国两制”在澳门的实践过程及基本特点，进行综合研究和系统归纳，试图从宏观战略的角度去分析澳门“一国两制”具体实施模式的形成及其发展进程对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战略影响，并联系香港“一国两制”的实践进行比较分析，思考和探索“一国两制”实际运作的客观规律，归纳出香港、澳门全面实践“一国两制”过程中需要处理和把握的重要关系问题。尤其注意对我国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不同阶段处理澳门问题过程中提出的战略和策略思想，进行收集、归纳、整理，形成系统的文字，以便为进一步研究“一国两制”理论发展过程作一些基础性的工作。 全文分序言和正文8章。序言部分主要对澳门问题的性质及“一国两制”在澳门实践的阶段性特点和在祖国统一大业中的战略地位进行概括性描述，阐明写作本文的目的和意义。正文第一章首先阐述澳门问题的由来、国际地位的变迁及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澳门问题的战略方针。第二章对国际战略背景下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及其在澳门问题上运用进行归纳分析。第三章着重就对中葡双方关于澳门问题谈判过程中的合作与分歧及葡方的战略进行分析。第四章对澳门前过渡期面临的国际战略背景对澳门的影响进行分析，对澳门基本法与香港基本法异同进行比较。第五章主要阐述澳门后过渡期要迫切解决的主要问题和中葡在解决这些问题上的合作与分歧，系统归纳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澳门过渡期的战略策略思想。第六章联系国际背景对澳门特区筹委会筹组特别行政区的实践过程加以综合分析并与香港进行比较。第七章对澳门回归前夕国际战略背景下中葡双方对解决澳门政权交接重大问题的最后战略把握进行分析。第八章在上述过程分析的基础上，着重对解决澳门问题过程中国际环境、中葡关系以及澳门问题等相关因素之间的战略互动关系、中国政府以“一国两制”解决澳门问题的战略策略进行评估分析，对“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全面实践的关系问题进行思考、提炼，提出观点，并对澳门“一国两制”长期实践进行战略展望。
陈俊婷[2]2007年在《“一国两制”方针实践的比较分析》文中研究指明“一国两制”伟大构想是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及统一战线理论的新发展。在实践上它对我国的和平统一进程及世界范围内的和平共处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香港、澳门顺利回归祖国,标志着“一国两制”方针的巨大成功,标志着中国人民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道路上又迈出了重要一步。在“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和各项政策的推动下,海峡两岸关系也有了很大发展。目前,两岸在经贸往来及民间交流方面联系日益紧密,为早日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笔者认为在此时对“一国两制”方针在港、澳的成功实践进行深入细致的比较与分析,不仅可以总结“一国两制”方针的实践规律,丰富和发展“一国两制”理论,而且对于深入研究在当代如何有效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和国际争端,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为绪论部分,主要阐明了写作本文的意义和思路,并在总结国内外在这一领域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本文的创新之处。正文第二章,着重从政治学理论的角度,对“一国两制”方针从酝酿到提出的过程进行系统的梳理,并对其内涵及意义进行阐述,从而为本文的展开打下理论基础。第三、四、五章中,笔者分别从香港和澳门的顺利回归和回归后保持繁荣与稳定的事实,以及我国政府以“一国两制”为基本对台方针所取得的初步成果入手,从实践的角度,对“一国两制”方针的正确性与科学性进行了诠释。在文章的结论部分,本文对“一国两制”的现实意义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与概括。笔者深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国两制”方针在国际社会中必将凸显其重要作用。在“一国两制”方针的理论指引下,我国的统一大业也必将实现。
张珊睿[3]2015年在《邓小平“一国两制”理论与实践的创新研究》文中指出从马克思的社会矛盾论到邓小平的社会发展论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的跃迁,具有重要的实践和历史意义。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是邓小平,他创造的一系列理论和制定的一些基本政策,无论是在过去、现在或是将来很长一段时间都将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繁荣稳定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2014年是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一国两制”是他极具代表性的创设性构想。与祖国分离了一个半世纪的香港、澳门的顺利回归,也正是按照邓小平“一国两制”理论的创设性构想顺利完成的。但是在港、澳的具体实践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误解、质疑和反对的声音,有必要对其理论的目的、创新的方法论进行反思和总结,对质疑和反对作出澄清和反驳；国家的统一问题还没有最终解决,“一国两制”能否最终解决台湾问题,仍然是值得思考的。邓小平实现“一国两制”理论的创新包含哪些方面的内容?这需要根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后得出的理论来进行总结。在香港成功回归17年之后,如何实现保持“一国两制”50年不变的长治久安,这需要研究香港多年来的发展问题和诸多关于香港发展的建议才能获得一些有益启示；针对台湾问题的复杂性,“一国两制”理论本身需要怎样的完善与进步,才能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提供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这些都是本论文研究探讨的问题。本论文集中以“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为研究对象,兼及台湾问题作出思考。绪论部分介绍了本论文研究问题的提出及意义,概述了论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第一章是关于邓小平“一国两制”理论的现实创新,概述了“一国两制”理论的现实基础、科学内涵及特别行政区的建立；第二章着重介绍“一国两制”理论本身、评价和现实意义；第三章是“一国两制”理论关于香港问题的解决、实践得出的观点和结论：由统一问题(香港回归)转向发展(香港发展)问题,由政治上的常规(一国一制即英国治下的资本主义)转向特殊(一国两制,社会主义中国治下的资本主义,享有高度自治权的特别行政区),由经济地位的特别化(大陆改革开放的窗口、国际贸易、引进资金和技术等的窗口)转向常规化(参与市场经济竞争的一个普通区域,与上海、深圳、广州等无差别),由利益诉求的特殊化(统一前的政治、经济、区域优势所形成)转向一般化(特别行政区不能具有超越宪法、基本法的政治上、经济上的诉求)等；第四章对“一国两制”理论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对台湾的回归做一些再创新的探讨,认为“一国两制”关于台湾问题要遵循由发展促统一的战略,台湾问题统一仍是首要的问题,必须通过发展两岸关系(例如三通、政治对话等)来促进统一问题的解决。结语部分总结“一国两制”理论伟大创新及对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意义。
董硕[4]2009年在《论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新和发展》文中认为“一国两制”伟大构想是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起源、结构、本质属性、职能及其作用的创新和发展。“一国两制”构想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有着巨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深入研究在当代如何有效解决祖国统一问题、国与国之间的历史遗留和国际争端等问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自邓小平1982年提出“一国两制”伟大构想以来,到现在已27年了。在“一国两制”战略构想的指导下,香港、澳门分别于1997年7月1日和1999年12月20日成功回归祖国。如今,“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在香港、澳门的成功实践分别已经步入了第10个年头和第12个年头,香港、澳门繁荣稳定的事实,辩证地证明了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的科学性和可行性。2008年5月,台湾政坛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新执政的国民党和马英九团队在改善两岸关系上的态度是积极的,这是历史性的突破。在此情势下,为运用“一国两制”构想解决台湾问题研究工作提供了宝贵的机会。本文共分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阐明了写作本文的意义,并在总结国内外在这一领域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本文的创新之处。正文第二、三部分,着重从政治学理论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内涵和“一国两制”构想从酝酿到提出、发展、在香港、澳门成功实践的过程进行系统地梳理和阐述,从而为本文的展开打下理论基础。第四、五部分是本论文的重点章节。第四部分主要论证了“一国两制”构想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新和发展。第五部分主要阐述了写作本文的现实意义,特别是运用“一国两制”构想解决台湾问题的意义。第六部分是通过撰写论文得出的结论。
马琳娜[5]2017年在《“一国两制”台湾模式理论的现实障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政治实力不断增强,在“一国两制”理论指导下,香港、澳门回归祖国怀抱,但台湾问题至今未能解决,祖国尚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统一。梳理“一国两制”理论的知识,掌握“一国两制”台湾模式的关系及特点,分析其发展过程,既能推动“一国两制”理论的发展,丰富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也利于推动当前两岸关系的发展。研究“一国两制”台湾模式理论的现实障碍,探究消除障碍的措施,对于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论文以“‘一国两制’台湾模式理论的现实障碍研究”为选题,通过文献分析法对“一国两制”台湾模式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运用比较分析法对台湾模式和港澳模式进行比较,以期推动既有理论的创新与发展。论文在梳理“一国两制”理论的形成、发展及实践的基础上,分别考察了该理论在制度设计及实际运用方面存在的诸多障碍,在进一步分析上述障碍的原因基础上,论文提出了与之相对应的宏观对策。例如,以“特别政治地位”的方式满足台湾对“地位平等”的追求,以经济手段实现台湾的“主权”追求,并由大陆授权台湾在军事领域“治权”等措施来完善“一国两制”台湾模式的理论设计。在实践中须加强与台湾官方、民间的接触与交流,同时在国际上展开积极外交,以此推动祖国早日实现真正意义的和平统一。在解决台湾问题这一议题上,“一国两制”台湾模式是实现两岸共同繁荣发展的最佳方式。论文认为:由于长期的分离和隔阂,要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大陆单方面的努力远远不够,需要台湾积极参与协商。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对“一国两制”台湾模式进行“分板块”分析,从既有理论设计和两岸现实的角度入手研究现实障碍,通过借鉴“联邦制”的某些特点,给予台湾一定的“对等地位”。
齐鹏飞[6]2007年在《在探索中逐步成型、成熟的“一国两制”之“香港模式”——香港回归10年政治与经济发展大势初探》文中研究说明如何认识和评价"九七"回归以来,"新香港"的政治与经济发展大势?如何认识和评价"九七"回归以来,"一国两制"在"新香港"方方面面的实践?如何认识和评价"九七"回归以来,"新香港"在"一国"与"两制"、"变"与"不变"之间的磨合及其是是非非?不仅国际社会、海内外的中国人包括香港同胞,一直有不同的声
张建[7]2019年在《“一国两制”与中国现代国家历史进程——以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践“一国两制”为视角》文中研究表明"一国两制"与中国现代国家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一国两制"作为探索国家统一的理论,既是实现国家统一的伟大构想,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的重大实践,更与民族复兴的命运紧密相连。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中国正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港澳台地区社会内部也在发生着变化。"一国两制"的理论与实践要不断适应国际、国家和港澳台自身客观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一国两制"的内涵和外延就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与其相关配套的政策和论述也要与时俱进。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的香港、澳门作为实践"一国两制"的主要区域,必然承载"一国两制"发展更多的历史使命,中央必然赋予其更多的内涵。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如何更好地完善"一国两制"的理论与实践是我们面临的重大任务。
佟欣秋[8]2004年在《CEPA法律研究》文中提出CEPA是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之间的“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缩略语。它是在坚持“一国两制”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中国两岸四地在WTO中“一国四席”的有利条件，利用WTO关于区域贸易自由化的例外规定(主要是1994年GATT第24条、GATS第5条的有关规定)，缔结的一个涉及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国内区际法律安排。它是中国内地入世后签订的第一个具有自由贸易协议性质的法律文件。 CEPA的签署及生效对于WTO体系的完善和中国“一国两制”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其中的“零关税制度”、“原产地规则”的确定、“服务提供者”的定义等内容，对中国市场经济法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CEPA为港澳服务提供者打开了内地服务市场的大门。其中，涉及18个服务行业的开放远远超过中国入世承诺，赋予港澳服务提供者“早于东盟——优于入世承诺”的待遇，为实现中国内地与港澳的共同繁荣创造了有利条件。 本文采用对比分析的方式。以CEPA的两个法律文本及其附件内容为主线，结合WTO规规、中国入世承诺、中国内地与港澳现行法律制度，界定了CEPA的概念、性质，梳理了它的产生历程，分析了其目标、原则，论述了CEPA产生的法律意义，介绍了其主要内容，并探讨了现存在问题、提出解决建议。
康学芹[9]2013年在《穗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经济合作研究》文中认为20世界80年代以来在”温特尔”主义国际分工背景下,在多边贸易谈判进入僵局情况下,国际经济区域合作迅猛发展起来,成为参与国际经济、政治竞争的主要形式,国际经济发展中区域、次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形成的产业集聚成为增强国际竞争力的主要产业组织形式。为此,中国共产党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十八大报告中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又进行了深入发展的部署。而中国具有自己特色的经济发展历程,又面临着复杂的国际经济、政治关系,国际大国在中国周边布满势力,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必定充满艰辛与挑战。穗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突破性的、符合现实需要的选择,通过穗港澳增长三角的经济辐射带动珠三角地区、华南乃至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发展,经济辐射核心区域成为中国整体经济发展强有力的增长极,成为中国经济对外交往的甬道,成为中国经济整体跃迁的前提与基础。本研究以经济发展需要在开放体系条件下才能够可持续发展为思想指导,基于当前“温特尔”国际分工背景,边界效应转变为线索,以国际经济学、区域空间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学科为理论基础,跨学科对粤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促进经济增长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并对其运行机理进行深入探讨,通过静态、动态经济效应两个维度探讨粤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总结其可供借鉴的经验,穗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依据与现实发展经验不仅丰富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对中国乃至其他国家进行经济发展、区域合作都具有现实参考价值。著名经济学家赫希曼主张一个国家的发展不可能平衡发展,在发展过程中要出现区域增长极,通过增长极的涓滴扩散效应达到整体的发展,这就涉及到在整个国家发展战略中的有效投资顺序问题,打破常规的按部就班的发展顺序,会催生一些环节或地区跳跃式、更高效发展。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大地上,经济、文化、生活、民族都呈现多元性,可以清晰的看出经济发展水平呈“东—中—西”阶梯状分布,而且层次间落差较大,如果全国采取平衡发展最终结果只能是“不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只有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因势利导,充分利用一切资源发展经济才有可能发展起来,此意识对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穗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合作的实证研究实质上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道路的实践证明。经济学理论中对外贸易、国际投资促进一国经济发展有深刻系统的论述,区域合作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贸易创造、投资创造使区域内部成员间要素更有效配置,相对区域合作之前内部成员间更外向性、更开放；对外贸易、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是否增加及增加程度是衡量区域合作绩效的最传统也是最有效的静态经济效应研究方式,通过实证研究证明对外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来证明穗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合作的绩效；而为什么增长三角次区域合作会对“后厂”地区的经济模式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呢,这就是在次区域合作过程中生产制造企业根据空间经济学原理进行生产区域选择形成产业集聚,产业集聚会创造、解放生产力,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动态经济效应,往往比容易计量的静态经济效应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更大影响更长远,产业转移调整、产业集聚、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这一切都源于在区域合作过程中区域间空间相互作用、协调；区域(次区域)经济合作本身就是在参与方积极主动的相互协商中发展进行的,制度在区域(次区域)经济合作中起了重要作用甚至是合作前提,穗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合作的进展与中国内地改革开放进度密切相关,而改革开放政策的具体体现就是边界效应的转变,促使边界以前的屏蔽效应向中介效应转移,所以整个研究以大陆开放政策制定、边界效应的转变为线索来研究穗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合作对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产业集聚、经济增长的作用。本研究主体主要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包含前三章内容,主要是对研究的国际分工背景、本文思想渊源、前人研究基础进行梳理总结,为后面的研究打下理论根基；第二部分包含第四章、第五章内容,第四章主要基于国际经济生产制造区位选择理论对穗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空间经济结构进行分析,穗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对香港、澳门、中国华南乃至大陆经济发展都具有攸关历史意义,第五章主要利用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经济发展相关理论、以穗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历程边界效应转化程度为线索,分阶段定性分析了穗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前店后厂”模式的形成、发展演变升级,分析了合作对华南区域外向型经济形成,产业结构调整、产业集聚带动的城镇化运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以及CEPA签订以来穗港澳增长三角制度化下经济发展、意义以及发展中产生的新问题进行了分析。第三部分主要基于相关理论构建模型对穗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经济发展进行实证分析,包含第六章、第七章内容。首先利用经济增长收敛测度出穗港澳增长三角模式对“后厂”地区经济发展有正效应,随后对穗港澳增长三角促进经济发展运行机理进行一系列实证检验分析。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合作方消除边界屏蔽效应是一切合作工作开展的前提,根据研究目的的需要对引力模型核心方程加入新变量进行扩展,对穗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边界效应的转化进行实证分析；利用区位熵对穗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产业集聚进行实证研究机理探讨,最后基于前面实证分析本章落脚在穗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促使“后厂”地区对外贸易高速发展,吸纳大量港澳直接投资,快速形成外向型经济对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在引力模型理念指导下,基于时间序列计量模型进行了协整、格兰杰因果检验,进行实证研究探讨。第七章通过测度大陆与香港、广东省与香港的贸易成本对穗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合作过程进行更加细致的分析解读,在贸易成本趋势分析中对穗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国内外影响因素、事件、政策进行了分析。第四部分是前面分析基础上形成的对本研究进行总结性质的第九章,通过与五个国际上具有代表性的次区域经济一体化进行比较、评析,得出穗港澳次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的国际上一般性具有参考意义的经验与特征；总结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今后发展的具有可供借鉴参考价值的经验、特征。
李志永, 袁正清[10]2018年在《“一国两制”规范创新的中国智慧》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一个新事物,"一国两制"给予了主权规范诸多创新,但却一直没有受到国际关系学者的应有重视。规范创新依赖于具有创新精神的个体,但更是该个体适应特定国内外环境的产物,是其基于自主性目标与结构多维互动的结果。对"一国两制"深入的"结构-进程"分析表明,"一国两制"对主权规范的诸多创新虽然闪耀着邓小平个人的智慧,但更是中国政府与国内外社会展开的双向争论与规范创新的成果,是中国政府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精神的体现。这一规范创新的伟大成功不仅彰显了中国对现代主权规范的中国智慧,而且必将为"一国两制"台湾模式的设计提供关键启示。
参考文献：
[1]. 国际战略大背景下“一国两制”在澳门的成功实践[D]. 张谦. 中共中央党校. 2000
[2]. “一国两制”方针实践的比较分析[D]. 陈俊婷.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07
[3]. 邓小平“一国两制”理论与实践的创新研究[D]. 张珊睿. 云南大学. 2015
[4]. 论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新和发展[D]. 董硕. 沈阳工业大学. 2009
[5]. “一国两制”台湾模式理论的现实障碍研究[D]. 马琳娜.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7
[6]. 在探索中逐步成型、成熟的“一国两制”之“香港模式”——香港回归10年政治与经济发展大势初探[C]. 齐鹏飞. 香港回归后社会经济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2007
[7]. “一国两制”与中国现代国家历史进程——以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践“一国两制”为视角[J]. 张建. 港澳研究. 2019
[8]. CEPA法律研究[D]. 佟欣秋. 大连海事大学. 2004
[9]. 穗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经济合作研究[D]. 康学芹. 华东师范大学. 2013
[10]. “一国两制”规范创新的中国智慧[J]. 李志永, 袁正清. 太平洋学报.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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