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战争小说概观（下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概观论文,下篇论文,中国论文,战争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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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战争小说的繁荣鼎盛时期是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
真正具有史诗品格的优秀战争小说往往不是产生在战争中，而诞生在战后的和平年代。这差不多是战争小说创作的一条规律。首先，战争环境中写战争，不免受视域的局限。战争形势瞬息万变，作家要从全局的、宏观的角度把握战争，写好战争，是有一定难度的。正因此，我国现代战争小说，无论是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时期的作品，其实还没有产生过一部真正称得上史诗的宏伟巨著。其次，小说创作有自己的特殊艺术规律，它不同于诗歌和散文可以凭一时的激情而急就，也不同于报告文学要求迅速、近距离地反映生活，它更需要作家丰富的生活积累、余裕的创作时间、精巧的艺术构思，而战争的艰苦环境显然难以为小说创作提供充分良好的条件，这是战争中写战争难以产生艺术精品的客观原因。我国现代战争小说普遍存在艺术上的粗糙，盖源于此。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这就为作家创作战争小说精品提供了良好的客观条件，也使他们有了深入思考、精心构思的充裕时间。无论是从枪林弹雨中闯过来的军队的业余作者，还是亲历过战争艰苦岁月磨炼的专业作家，他们都具有丰富的战争生活积累，对那刚刚消散的战火硝烟，那无数耳闻目睹的英雄故事，他们有一种急于表达和讴歌的强烈创作冲动。同时，正在和平建设新中国的广大人民群众也期望从优秀的战争文学中了解过去的战争历史，汲取建设新生活的精神力量，这一切都为战争小说创作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契机。
50年代初期，新中国诞生伊始，战争小说创作就很快掀起了浪潮。其时在各种题材小说创作中，革命历史题材占据主导地位，而在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战争小说又占据了突出地位。这些小说从各个不同角度反映了波澜壮阔的人民革命战争，其中描写正面战场的如碧野的中篇《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通过一个英雄连队战斗经历的描写，概括了1948年华北太原战役的全局，塑造了一群个性鲜明的我军干部战士的形象，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陆柱国原战役的全局，塑造了一群个性鲜明的我军干部战士的形象，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陆柱国描写朝鲜战场上我志愿军将士英勇作战的一组中篇《上甘岭》、《风雪东线》、《中华男儿》在读者中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组小说均以志愿军基层部队的战斗生活为线索，正面描写了严酷的战争场面，表现了志愿军战士的革命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特别是以震惊中外的上甘岭战役为题的《上甘岭》，生动描写了志愿军一个连队在前沿与敌人反复争夺阵地，在人员和弹药耗尽、缺水断粮的情况下，坚守坑道20多天，终于赢得了战争的胜利，深情地歌颂了志愿军为和平事业舍身杀敌而创立的神奇战绩。1956年改编成同名故事影片后，在广大观众特别是青少年中间产生了巨大的教育作用。
战争生活是丰富多彩的，除了枪炮轰鸣、冲锋陷阵，那些紧张工作支援前线的后方民众，那些舍生忘死救护子弟兵的英雄人民同样是战争小说必不可少的表现对象。50年代初期的小说有不少是从这些侧面表现战争的，如柳青的《铜墙铁壁》以1947年延安保卫战为背景，描写沙家店粮站的干部民工为保证进攻榆林部队的粮食供应而忘我工作，英勇斗争，从而折射出整个西北战场的形势变化。陈登科的《活人塘》则以解放战争时期苏北敌后斗争中的一个真实故事为基础，表现了薛陆氏一家舍命救护解放军伤兵，“军民一体骨肉相连”的血肉关系。峻青的《黎明的河边》描写小陈一家为护送革命干部不惜流血牺牲的感人事迹，歌颂了英雄的战士和英雄的人民，形象地揭示了人民战争必胜的原因。小说采用第一人称的写法，增强了真实性和艺术感染力。
50年代初期的这批战争小说是作家高度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产物，艺术品格真诚，格调高昂，鸣奏着革命英雄主义的旋律。但由于作家普遍注重作品的教育功能和认识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作品的艺术审美功能，加之不少作品构思写作于战争尚未结束的年代，客观环境不允许作家进行更深刻的思想和艺术锤炼，导致这批小说没能达到更理想的艺术境界。但它们毕竟为后来的《保卫延安》、《红日》等战争巨著的诞生铺基垫石，功不可没。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50年代初期战争小说创作曾经显露过多样的思想和艺术追求，如碧野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在正面歌颂英雄人物的同时，也塑造了一些有缺点的可爱的英雄；朱定的《关连长》描写我军某部关连长为拯救被敌人押作人质的孩子们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涉及了战争小说的人道主义课题；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描写了一位志愿军战士在班长的引导下正确处理与朝鲜姑娘的爱情关系，热情歌颂了中朝人民用鲜血凝成的友谊。小说心理描写细腻，感情真挚、深沉，是建国初期难得的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小说。但是，这些优秀作品因为超越了当时人们对英雄的固有理解或不那么切合那个时代流行的审美风尚，因而遭到了错误的批判，导致后来的战争小说不敢触及军队的内部矛盾和其它敏感问题，艺术风格也朝崇高的一路发展，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建国初期17年战争小说思想和艺术的单调。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新时期战争小说中，这种偏向才得到纠正。
当代战争小说经过50年代初期的孕育发展，终于在50年代中后期推出了堪称为战争史诗的巨著《保卫延安》（杜鹏程）和《红日》（吴强）。这是两部结构宏伟、气势磅礴，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展示解放战争中敌我双方大兵团作战的长篇小说。它们均以1947年我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为背景，分别从东西两大战场的战略变化映照出解放战争的历史进程。较之以往战争小说，《保卫延安》、《红日》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有多方面的突破。首先，作品的思想容量大大扩展，小说描写的不是一个战场、一次战斗，而是由若干个战役组成的大的战争坚战、长城线运动战、沙家店歼灭战、九里山追击战等五大战役，同时还侧写了陈赓兵团强渡黄河、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等重大战略行动，构成了一幅极其宏伟浩大的战争艺术画卷。《红日》落笔于山东战场，从涟水战役写起，中经莱芜战役，最后着重描写了著名的孟良崮战役，以山东战场的战略转折辐射出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其次，两部作品都摆脱了以往战争小说创作过分注意情节编排而相对忽视人物形象塑造的偏向，把战争描写与人物形象塑造较好地结合起来，在当代战争小说人物形象画廊中留下了一组性格鲜明的人物群像。当然，两部作品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是各有侧重，各有特色的。《保卫延安》用较多的笔墨塑造了以连长周大勇为中心的我军基层指挥员的形象。作家精心构思，运用多种艺术方法，把人物置于最艰苦环境、最严峻的斗争中来刻划，凸现了人物的英雄本色。《保卫延安》形象塑造的另一重大突破是第一次在小说创作中塑造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艺术形象。彭德怀同志作为西北野战军的司令员、整个西北战场的最高指挥官在战争小说中出现具有石破天惊的意义，因为在此前的战争小说中尚未塑造过我军统帅层人物的艺术形象。尽管《保卫延安》并没有把彭总作为主要人物来描写，但作家能够抓住人物的主要特征，通过人物在若干重大战役中的果敢决策和在普通战士、群众中的几组精彩动人的生活细节描写，生动地展示了彭德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采。此外，小说所塑造的从旅长、团长到普通战士的英雄群像在艺术上也是成功的。较之《保卫延安》，《红日》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又有新的特色，它把主视角放在高级指挥员身上，整部作品是以一个军的活动为中心展开情节描写的。在我国现当代战争小说史上，以军一级高级指挥员作为作品的中心人物，《红日》是第一部。《红日》对军长沈振新和副军长梁波的形象塑造是相当成功的，不仅写出了他们对战争全局的运筹帷幄，也表现了他们在戎马倥偬中思想感情的细微变化，甚至触及了他们的婚姻爱情生活，这就使人物显得血肉丰满，富有生活气息，从而产生真实感人的艺术效果。《红日》当然也写到了班、排、连、团的战斗生活，塑造了若干基层指挥员的生动形象，但他们不是作家浓墨重彩塑造的人物。在人物形象刻划的侧重点上，两部小说恰好相反相成，各具特色。此外，《红日》还把笔触伸向敌方营垒，相当精细地刻划了敌方将领的形象。作家笔下的国民党整编74师师长张灵甫不是脸谱化、漫画式的人物，而是一个既骄横狂妄，又色厉内荏，个性相当鲜明的典型形象。这是《红日》人物塑造上的又一新的突破。
如果说，《保卫延安》和《红日》代表着建国初期17年我国现实主义战争小说创作的最高水平，那么，《林海雪原》则堪称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完美结合的战争小说典范。与《保卫延安》、《红日》不同，《林海雪原》描写的不是大兵团作战，而只是一支36人队伍的剿匪斗争。作者曲波以自己难忘的亲身经历、丰富的斗争生活体验，从中国古典传奇小说中汲取艺术养分，赋于笔下的人物和故事以浓厚的传奇色彩，产生了引人入胜、动人心弦的强烈艺术效果，从而极大地丰富了我国战争小说的艺术表现形式。《林海雪原》所展现的战争环境是奇特的：人迹罕至的林莽雪野、猛兽出没的深山老林、杀机四伏的匪窝敌穴。剿匪小分队要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与数十倍于我的匪徒周旋伺机歼灭敌人，其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作者通过这样奇特的环境生动描绘了一系列惊险曲折的故事，成功塑造了一批充满神奇的英雄人物。作者笔下的英雄人物如少剑波、杨子荣、刘勋苍、孙达得、栾超家、高波等各有绝招，绝不雷同。尤其是侦察英雄杨子荣的形象家喻户晓，感人至深，已经成为我国战争小说英雄人物画廊中不可多得的艺术典型。作者塑造这些传奇英雄的成功之处不仅仅表现为对浪漫主义表现方法的巧妙运用，更得益于对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尊重。当代许多武侠传奇小说，人物呼风唤雨，刀枪不入，奇则奇矣，但其虚假荒谬不攻自破，《林海雪原》则不然，它是通过人物在崎崛、险恶的自然环境中，在与凶残、狡诈的敌人的斗智斗勇中显现其英雄本色和传奇色彩的，使人读后感到真实、可信。如“智取威虎山”一节，杨子荣化装成土匪，只身闯入匪穴，凭一口流利的土匪话和缴获的“先遣图”，取得了匪首座山雕的初步信任。“百鸡宴”巧设圈套，万事俱备，只待小分队前来突袭，不料被我俘获的匪徒小炉匠突然逃上山来。风云突变，杨子荣临危不乱，巧妙周旋，凭着压倒一切而绝不被敌人所压倒的凛然正气，制服了对手，终于化险为夷，最后里应外合和小分队一起消灭了敌人。这段描写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杨子荣大智大勇的英雄气概，情节曲折迭宕，却完全符合人物性格与情节发展的逻辑，既真实可信又动人心魄。
这一时期富有传奇色彩的战争小说还有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刘流的《烈火金钢》、冯志的《敌后武工队》、雪克的《战斗的青春》等，这些作品大都取材于抗日战争最艰苦时期－－1942年日寇大扫荡中的斗争故事。它们或描写了战斗在铁路线上神出鬼没、机智骁勇的工人游击队，或表现了坚持敌后武装斗争的八路军武工队、民兵游击队和其它地方抗日武装。由于反映的是最艰苦岁月的战争生活，作家没有回避战争的残酷和巨大牺牲，但更赋予笔下人物顽强的战斗意志、高超的斗争艺术，洋溢着激昂悲壮、乐观勇敢的精神品格，具有感人至深的艺术感染力。
从作品数量看，这一时期为数更多的还是以现实主义艺术手法创作的战争小说，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冯德英描写胶东半岛王官庄人民为抗击日寇汉奸而英勇牺牲的《苦菜花》，柳杞描写八路军歼灭日寇“名将之花”阿部中将的真实战斗情景的《长城烟尘》，李晓明、韩安庆反映解放战争中我军某部“英雄第一连”从洛阳战役到开封战役的战斗生活故事的《源泉》等。这些小说从各个侧面反映了多姿多彩的战争生活，它们同《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以及《铁道游击队》、《烈火金钢》、《敌后武工队》、《战斗的青春》等小说一起，汇成了20世纪中国战争小说发展史上最壮观的洪波巨澜。
建国初期17年的战争小说创作虽然取得巨大成就，但它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前面提到，早在50年代初期，《洼地上的“战役”》等小说因为涉及到社会生活中的敏感问题受到批判，这种不正常的文艺批评风气到1957年反右斗争以后便愈演愈烈。1958年女作家茹志鹃描写解放战争中军民关系的短篇小说《百合花》因为表现了战争中的人情美、人性美，与那个时代激越高亢的调子不那么合拍，便招来文艺界一些人士的批评和非议。1959年女作家刘真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充满深情地描叙了战争年代一对男女战士从少年友情发展到青年恋情，后来男战士为革命英勇献身，女战士深情怀念的故事。小说感情充沛，真挚含蓄，具有浓厚的人情味。同《百合花》一样，因为抒写了人性美、人情美，蕴含了对战争与和平，对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思考，便被当作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靶子加以猛烈批判，作者也因此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些战争小说的遭遇留给人们的思考和教训是深刻的：战争小说是否只能有高亢雄壮一个调门？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是否只能有高大完美、叱咤风云这一类，而不能同时又具有人性味、人情味和人道主义思想？战争文学创作中，可以不可以、应该不应该触及军内生活的各种矛盾？等等。假如没有对这些小说的错误批判，17年的战争小说创作也许会取得更加全面、更加辉煌的成就。
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60年代中期以后的10年时间里，我国当代文学创作陷入了全面灾难中，战争小说同样难逃厄运。1966年2月，由林彪委托江青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座谈会的《纪要》声称建国以来的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从而全盘否定了建国17年的文艺成就。这一《纪要》一出笼，首当其冲的便是革命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保卫延安》、《红日》、《铁道游击队》、《战斗的青春》、《苦菜花》等一大批深受读者喜爱的战争小说被诬为毒草，打入冷宫，作者或被关押或遭流放，失去了创作自由和人身自由。在这种极不正常的情况下，战争小说创作几乎全面停顿。可敬的是，老作家黎汝清和孟伟哉置巨大政治压力于不顾，坚持战争小说创作，分别于1976年1月和1976年12月出版了《万山红遍》和《昨天的战争》，成为十年动乱时期仅有的两部有较高艺术水平的长篇战争小说。前者描写了党领导的一支红军部队在祖国南方四岭山区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故事，塑造了郝大成这一具有一定典型意义的红军指挥员的形象，尽管受“三突出”模式的影响，这一人物有人为拔高的痕迹，但基本上不失为一个成功的艺术典型。后者描写了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志愿军某部团长周天雷率领十几人的小分队潜入“三八”线以南的敌占区，获取有关美军将在朝鲜蜂腰部两栖登陆的重要军事情报的故事。小说情节曲折，人物形象鲜明，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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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7年开始的新时期战争小说经历了复苏、深化和开放性发展的过程。
具有深厚现实主义传统的我国战争小说在经历了10年沉寂后，随着政治上的拔乱反正，很快恢复了它的创作生机。1977年至1981年是新时期战争小说的复苏期。这一时期出版的战争小说基本上沿袭建国初期17年战争小说创作的路子，表现为作家在创作动机上依然是出于崇高的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文学观念上还是偏重作品的教育功能和认识价值；创作方法上坚持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原则；审美品格上追求崇高的革命理想，注重塑造具有理想色彩的英雄人物，感情基调乐观昂扬；文体形式方面重视结构的完整、人物性格发展和故事情节线索的清晰脉络，叙述语言的准确明了。同前17年一样，复苏期战争小说成绩斐然的依然是长篇，短短5年时间，就有近百部战争革命题材的长篇小说出版。在这么多的长篇小说中，魏巍的《东方》是唯一可以与《保卫延安》、《红日》相提并论的优秀的现实主义长篇巨著。这部动笔于“文革”前，完成于“文革”中，出版于“文革”后的作品是作家调动全部艺术功力，倾心创作的艺术精品，堪称为表现抗美援朝战争最全面最深刻的作品。小说描写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全过程，从志愿军出国作战到凯旋归国，其中重大的战役和战斗、战争局势的演变、战略方针的变化等，都在小说里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表现。同时，小说还将抗美援朝战争与国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农村的阶级斗争和土地改革等结合起来，交错展现，在尽可能广阔的背景上表现时代的全貌，使其具有了“史诗”的意义。在战争小说反映社会生活的容量上，《东方》超过了建国初期17年的所有战争小说。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东方》也有新的突破：其一是着力描绘了郭祥这个具有独特个性、血肉丰满的英雄形象。尽管小说的创作年代跨越了“文革”，但郭祥的形象决不是按照“三突出”的模式塑造出来的“高、大、全”的超人，而是完全从生活实际出发，既有英雄壮举，又有独特性情、癖好和喜怒哀乐的凡人。尤其作家敢于突破“四人帮”设置的禁区，大胆地描写了郭祥与杨雪的纯真、美好但却是悲剧结局的爱情生活，使小说人物形象的真实性和作家对战争生活的思考都获得了升华。其二是借助于陆希荣这一志愿军内的蜕化变质分子的形象描绘，大胆触及了军队内部的尖锐矛盾和激烈斗争。在全面真实反映军队生活这点上，《东方》超过了《保卫延安》和《红日》，这是战争小说创作的一大进步。由于小说的审美风尚和所反映的社会情绪基本上还停留在50、60年代的水准上，而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正处于大变革的前夜，人们的审美需求、社会情绪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以至于作家倾注巨大热情创作出的这一长篇巨著并没有在读者中间点燃起同样的热情。不仅《东方》，复苏期其它传统题材的战争小说也同样有这种“生不逢时”之感，这是不以作家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因此，尽管这一时期战争小说数量浩繁，但它们的社会反响已非建国初期17年可比。新的时代潮流呼唤战争小说创作新的重大的突破。
1979年2月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打响，军内外数百名作家在战时和战后深入前线采访，反映这场战争的各类文学作品数以千计，其中以报告文学最为出类拔萃，而小说则显得相对逊色。这不仅因为作家们还未能对这场战争及其影响作深入考察和思考，以充裕的时间在小说中作艺术化的表现，而且因为战争小说的艺术观念还拘囿于传统的模式中，大量作品轻车熟路就战争写战争，走故事化模式的老路而成为过眼烟云，只有少数作家开始感应到时代敏感的神经，酝酿着战争小说的重大突破。《人民文学》1980年第1期发表老作家徐怀中的短篇小说《西线轶事》，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被誉为当代军事战争小说的里程碑。这篇小说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作家不拘泥于写战争、战场本身，而把笔触伸向战场以外，探及社会生活的纵深面，揭示人的心灵的丰富世界。小说主人公之一刘毛妹完全不同于以往战争小说所塑造的带有较多理想色彩的英雄，而是新时代的平凡的英雄。他出生于老干部家庭，本是一个长得白净、性格文静，象个小姑娘的纯真少年，“文革”中家庭的巨大变故使他的心灵受到创伤，变得有些玩世不恭，言谈中总是带着一种半真半假的讥讽嘲弄的味道，“常常是解开两个纽扣，用军帽扇着风”。但他并不是一个沉沦的青年，在他冷漠的外表下跳动着一颗滚烫博大的心灵，他那封给母亲的长信，他在战场上英勇果敢的行为，他在牺牲前的表白，使人们清楚看到，刘毛妹代表的是经历十年动乱后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军人。他们正视现实，勇于思考，当祖国需要的时候，他们毅然赴汤蹈火，为祖国的荣誉而献身。较之刘毛妹，六个女电话兵的形象逊色了些，但她们也都是各有个性，各具审美特点的“这一个”。作家着意描写战场上女兵的故事，也为刀光血火的战争生活增添了美的情趣，使作品更具艺术魅力。《西线轶事》的出现改变了战争题材小说单一、僵化的表现模式，使新时期战争小说创作找到了突破口，预示了它新的美好的发展前景。《西线轶事》因此以最高选票荣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继《西线轶事》之后，1982年部队青年作家李存葆的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的出版，再一次引起了社会的“轰动效应”。《高山下的花环》的问世标志着新时期军事战争小说创作的全面深化，它为当代战争小说的发展作出了多方面的杰出贡献。
首先，在军事战争小说的社会化上，《高山下的花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同民主革命时期的战争不同，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是发生在和平时期的一场局部战争，它对长期沉浸在和平生活的人们无疑是一次严峻的考验。战争是局部的，但其社会牵扯面是相当深广的。作家敏锐地抓住了这场战争的特点，对战争与当代社会生活的关系进行了一次立体交叉扫描。我们看到，作品无论是对战场、战斗本身的描写，还是对各种相关人物和事件的描述，都与70年代末特定的社会因素紧密结合。如一个打到前线指挥所要求“走后门”的电话，暴露了当今社会不正之风无孔不入的严重程度；两发制造于“文革”中的“臭弹”，控诉了十年动乱对军事工业乃至整个经济建设的严重破坏及所造成的恶果；梁三喜的一张欠帐单，反映了极左思潮给农村带来的贫困；围绕靳开来的评功，暴露了形式主义对军队政治工作的扭曲。小说所描写的故事都发生在军队和战场上，但其辐射力却穿透到社会生活的广阔领域，使人感到了小说的沉重分量。战争小说的社会化描写是战争小说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也是战争小说艺术活力的源泉之一。《高山下的花环》和《西线轶事》的成功就得益于此。
其次，在对当代英雄形象的塑造上，《高山下的花环》也有了进一步的深化。战争小说往往离不开塑造英雄，《高山下的花环》当然也塑造英雄，而且是英雄群像。但这些英雄没有哪一个是似曾相识的，更没有哪一个是概念化的化身和多余的点缀。他们是一群性格鲜明、血肉丰满，具有新的时代特征的活生生的英雄。作家塑造这些形象，是完全从生活实际出发，不粉饰、不雕琢，达到了惊人的真实。尤其是若干主要人物，作家竟不自觉地使他们走向了悲剧结局，更增添了感人的艺术力量。如农民出身的连长梁三喜，诚实、宽厚、忠于职守，为掩护战友而牺牲，生前没有豪言壮语，临终还念念不忘对战友的“欠帐单”，这是一个多么高尚的灵魂，一张“欠帐单”，感人肺腑，催人泪下。副连长靳开来是一个“牢骚大王”，心直口快，直言无忌，外表豪迈爽朗，内心坦荡耿直，有着高尚无私的灵魂，为了给战友弄几根解渴的甘蔗，不幸踩响地雷献出了生命，死后却连“三等功”也没评上，令人叹惋，更令人深思。战士“小北京”抱负远大，才华过人，沉着勇敢，却因为“文革”中制造的两发臭弹而作了无畏的牺牲。小说中着墨最多的指导员赵蒙生，是一个富有典型意义的人物。这个出身将门，从小养尊处优，不愿过艰苦生活的特殊军人，为了“曲线调动”下连队任职，为了逃避战争，临战前竟要求调离参战部队，几乎要成为可耻的逃兵。但正义的力量终于唤醒了他未曾泯灭的良知和自尊，敌人的凶恶和战友的牺牲点燃了他心中的烈焰，他奋不顾身冲进敌群，在战火中净化了灵魂，洗刷了耻辱，获得了再生。正义的战争可以使一个怯懦自私的灵魂获得钢铁般的重铸。雷军长出场不多，但他对“救命恩人”、老战友吴爽不正之风的断然斗争，他在师干部会上对歪风邪气的怒斥，他对牺牲在战场上的独生儿子抑制不住的悲伤，经过作者几笔勾勒，一个威重令行、壮怀激烈、情深义重的老将军形象跃然纸上，叫人肃然起敬。至于只知奉献、毫不索求的梁大娘和韩玉秀，利用权势走战争“后门”的吴爽，也塑造得异常成功。一部不过8万字的中篇小说，竟能把8个主要人物，个个写得活灵活现，绝不雷同，确实难能可贵。《高山下的花环》所塑造的梁三喜、靳开来、赵蒙生等已成为当代文学中不可多得的成功的艺术典型。
再次，在对军内生活矛盾和某些阴暗面的揭露和批判上，《高山下的花环》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刻程度。军内矛盾和阴暗面一向是战争小说创作的“禁区”，50年代曾有个别作品初浅触及即遭无情打击，直至《东方》才有了一定程度的剖露，但也只是局限于军内异已分子和暗藏的阶级敌人。《高山下的花环》则毫不留情地把部队工作的某些弊端和军队内部某些特权阶层的不光彩行为暴露在大庭广众面前，显示了真正现实主义作家的勇气和胆识。但不论是对军区卫生部副部长吴爽企图利用自己和丈夫的地位、权势走战争“后门”的揭露，还是对评战功问题上形式主义工作作风的批评，作家都没有作自然主义的描写，更没有把它们夸大为生活中的主流，而是充分显示了生活中正义、健康、积极力量的强大，展示了美对丑的战胜。作品通篇洋溢着一股悲壮激昂的豪情，给人以深刻的思想教育和灵魂的净化。《高山下的花环》以卓越的艺术成就荣获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它不仅是当代文学也是20世纪战争小说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大约在1983年前后，新时期文坛出现了“向内转”的创作趋势，受这股文学潮流的影响，战争小说也发生了静悄悄的变化。一些作家开始尝试超越战争本身的激烈外部冲突，而转向对战争和人的关系的哲学的、道德的思考，并进而向人的意识的深层进军。创作方法上也不满足单一的现实主义手法，而广泛借鉴、吸收各种文学流派尤其是现代主义的艺术长处，以丰富和提高新时期战争小说的审美品格。
在战争和人的关系问题上，长期以来，我们的战争小说重视的是人对战争的影响，大量的笔墨用于演绎战略部署、战役经过，表现人的主观因素对战争胜负的决定作用，而对战争如何影响了人却重视不够，战争小说家完成的常常不是战争小说的审美任务，而是战争史学的任务。随着新时期文学“人”的意识的觉醒，战争小说开始关注战争这一人类特殊生存环境中人与人的冲突、人与自身道德意识的冲突也就成为必然的了。
在战争对人的诸多影响中，表现道德意识的影响是1983年以后战争小说创作中的一个热门主题。战争一旦打响，战争逻辑与道德逻辑的冲突就在所难免了。王中才的短篇小说《最后的堑壕》就展现了战争中指挥员的责任与道德力量的尖锐冲突。在向敌人阵地的冲锋中，团长赵恂遇到了一道难以逾越的“情感堑壕”：要么炮击有我们一个战士（是团长非常喜欢很有才华的战士）在的敌人堑壕，要么牺牲更多的战士去攻占堑壕。结果团长为了1个，又牺牲了18个。战争的铁血逻辑与道德情感逻辑是难以调和的，团长最后被撤职更加深了这层寓意。《最后的堑壕》所设置的战争逻辑与情感逻辑的冲突其实还是很肤浅的，但已足以说明战争小说一旦利用自身题材的优势引进新的矛盾冲突方式，就将别开生面。
在战争小说中展示人性的深刻冲突是我们以往战争小说几乎未涉足过的主题。青年作家周梅森在这一题材领域进行了成功的探索。他的“战争与人”系列中篇小说以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人为表现对象，淋漓尽致地展示了战争中人性的裂变、人的求生本能与道德价值的激烈冲突，融注了作家对战争和人的关系充满理性的睿智的审美思考，赋予当代战争小说以新的审美价值，引起了广大读者，尤其是文学评论界的瞩目。周梅森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他用传统小说表现形式的“旧瓶”装入了充满现代意识的“新酒”。他的战争小说有很强的故事性：决战、突围、逃亡、越狱……险象环生，扣人心弦，很能调动读者的阅读兴趣。但作家决没有为迎合读者的阅读噱头追求浅薄的生动，而是在对人物命运、故事情节的层层演进中机智地融入了作家对历史、道德的独特的审美评价。《军歌》把人性置于战俘营这一特殊生存环境中进行“显微”。被日军强迫在煤矿服苦役的四百多名国民党军战俘秘密策划暴动，却因有人告密而被封在井下，陷入绝境的俘虏们有的决心拼个鱼死网破，有的竟要把暴动的组织者交给日本人换取活命。在生死抉择面前，人性的美丑善恶、高尚卑下都在黑森森的井下彻底曝光。这篇小说以对人性的独特思考和对生命意义的终极肯定而荣膺1985－1986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周梅森的其他战争小说，如《国殇》、《孤旅》、《冷血》、《大捷》、《日祭》等都以对战争中人性和人心的深刻洞察而享誉文坛。
战争小说创作引入现代主义艺术手法最成功的尝试者是莫言。他的代表作《红高梁》描写高密东北乡“我”的祖辈们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采取第一人称的全知视角，转述、追忆祖、父辈的旧事，调动了现代小说几乎全部的视听知觉形式，大大地扩展了作品的容量，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中国的战争小说创作惯用的手法是巧妙构置故事，精心刻划人物，琢磨和运用细节。《红高梁》摒弃了这种繁复的描绘再现方式，而以“我”（这个“我”是复合的，有时是“爷爷”的孙子，有时是“爷爷”的儿子）的主体心理体验为中心，写出了余占鳌（爷爷），奶奶、罗汉、父亲等一组有情、有义、有血、有欲的人物，讴歌了先辈在激烈壮阔的战争岁月中闪烁着的生命的伟大。作者用注重感觉的描绘、思无定检的想象、率尔造极的夸张、非逻辑的联想等种种奇瑰笔触，把一个最容易落套的抗日伏击战故事写活了，赋予它多层次的隐喻和象征寓意，蕴含全新审美价值，具有“立体化”的审美效果。
进入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战争小说创作又出现了新的景观。一方面是一些青年作家继续属意于新的艺术表现形式的探索，努力挖掘战争小说的深层寓意，从微观领域拓展战争小说的思想和艺术深度。另一方面，一批在文坛享有声望的老作家以深邃的历史眼光，丰富的人生经验，深厚的艺术功力，着力于革命战争的史诗性再现，从宏观方面开拓了战争小说新的艺术天地，如黎汝清的《皖南事变》、《湘江之战》、《碧血黄沙》，魏巍的《地球的红飘带》，李尔重的《新战争与和平》，周而复的《长城万里图》，陈沂的《白山黑水》等。这些厚重的革命战争历史小说均着重从史的角度、以史家的笔法，真实地再现了重大的革命战争历史事件，带有浓厚的纪实色彩。如《皖南事变》描写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的全过程；《湘江之战》和《碧血黄沙》分别再现了红军长征初期的历史转折和红军西路军的悲剧命运；《地球的红飘带》则是关于红军长征全貌的史诗性作品；《白山黑水》（上部）近乎全景式地勾勒了东北解放战争的全貌；至于《新战争与和平》和《长城万里图》则是迄今为止关于抗日战争历史风貌的最完整最宏大的两部战争文学巨著。前者分8部出版，后者分6部出版，总篇幅分别达到400多万字和300多万字的浩大规模。
历史文学创作必须立足于正确的历史观，作家们都努力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认识、理解和观照生活，并在艺术转化过程中显示了他们的胆识、勇气和艺术功力。如黎汝清在再现“皖南事变”这一历史事件时，本着“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原则，独立思考，调查研究，从生活的固有逻辑出发得出自己的结论。再如抗日战争，这是一场全民族的抗战，但以往许多反映抗日战争的作品却忽略了在抗日战争中曾经起过重大作用的某些人物或将领的历史作用。作为亲历过抗日战争的老干部、老作家，李尔重和周而复都站在历史的高度，以全民族的观点来观照抗日战争的历史，把握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因而他们的作品敢于如实描写抗日战争中国民党爱国将士的英勇斗争。这也是作家们得益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结果。
较之一般战争小说，历史题材的战争小说在重大历史事件的描写、重要历史人物的形象塑造上要求尊重历史的真实，这就使作家的艺术想象天地受到一定限制，增加了创作的难度。令人敬佩的是，这些老作家所塑造的主要历史人物的形象达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高度统一，《皖南事变》对项英形象的塑造就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作家致力于挖掘人物的心灵世界，把历史悲剧和人物的性格悲剧、心理悲剧交织在一起，不仅写出了项英性格中正反两面的特征及其对事变悲剧结局的直接影响，而且从传统文化心理积淀的深层开掘他的悲剧性格，从而使项英的形象获得了多面立体的艺术展现。《湘江之战》对毛泽东、周恩来、李德形象的塑造，《碧血黄沙》对陈昌浩悲剧性格的揭示，《白山黑水》对林彪形象的如实描绘，《新战争与和平》对冯玉祥、傅作义、张学良、宋哲元、蒋介石、何应钦以及日本裕仁天皇、女特务川岛芳子等的描写，《长城万里图》对蒋介石、汪精卫复杂性格的展示，都获得了较大的成功。20世纪中国战争史上的若干重要的风云人物都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战争历史小说中获得了集中的艺术表现，这不能不是20世纪中国战争小说创作的一个奇异景观。我们期盼着20世纪战争小说创作奏出更响亮的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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