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贯中西的视角把握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贯中西论文,社会科学论文,视角论文,体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科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及其活动规律的重要科学。它与自然科学一样，作为人类文明的两大成果，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相互促进，协调发展。人类文明史表明，社会科学是一切思想变革、社会制度变革和生产力发展的先导。我们党和国家历来重视理论研究、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毛泽东同志讲过，“自然科学是要在社会科学的指挥下去改造自然界”，“我们应该重视理论工作者，应该重视理论”。邓小平同志也讲过，“科学是了不起的事情，要重视科学”，“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江泽民同志对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提出了“四个同样重要”。他指出，“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培养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家与培养高水平的自然科学家同样重要，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与提高自然科学素质同样重要，任用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与任用好自然科学人才同样重要”。
胡锦涛同志也非常重视哲学社会科学。2005年3月7日，他在参加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讨论和11月25日参加中央政治局第26次集体学习时，就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作用、指导方针、研究方向、研究内容、研究成果、队伍建设等发表了重要讲话。之后，制定印发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这些，都体现出在新的历史时期党和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
恩格斯曾经说过：“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德国诗人海涅也曾经说过：“思想走在行动前面，就像闪电出现在雷霆之前一样”。加强社会科学研究和理论建设的任务，就是要运用理性思维去总结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从而发现规律、探索未知、设计未来。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状态和文明素质。不同历史时期哲学社会科学的内容、地位与作用，在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在人类通向现代文明的道路上，东西方都为人类的文明做出过贡献，在这一点上应该说是共同的。但是，东西方在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哲学和艺术上又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比如，中国古代哲学与西方哲学就有很大的不同。西方哲学家多讲宇宙论等纯哲学的问题，把宇宙论、认识论与伦理道德和政治问题相分离。在方法论上，他们多用逻辑推理、演绎、判断和求证等方法，因此，有人把西方哲学称之为科学型哲学。中国古代哲学家则比较重视把伦理道德、政治放在首位，哲学更多的表现在为维护封建王权的伦理道德服务，在研究方法上也多用具体的事物形态代替抽象概念，用叙述道理代替逻辑推理。因此，有人把中国古代哲学称之为道德型哲学。在中外文明的发展与传承中，应该说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们今天研究哲学社会科学要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胸怀，运用思想批判的武器去继承人类各种不同的先进思想和文化。
当前，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低估的战略地位和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对于制度设计、理论创新、资政育人、服务社会；对于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当今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历史大变革时代，如果用画油画来形容，当今中国社会有两道底色，一是生产力水平从农业社会加速向工业化、信息化社会过渡；二是社会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由此带来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变化和改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哲学社会科学承担着重要使命，它要努力回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体育社会科学是研究体育社会现象，反映其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体育社会科学在我国体育事业发展中，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和不可低估的地位。繁荣发展体育社会科学，必须紧紧围绕体育事业发展的大局，树立科学的体育发展观，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在继承民族优秀体育文化遗产的同时，把握世界体育发展趋势，积极推动体育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
繁荣发展体育社会科学，需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要把当前体育重大理论和现实课题，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攻方向，努力取得更多有深度、有分量、有说服力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要对新时期的体育实践做出新的理论概括。体育理论工作者虽然与从事政治、意识形态和文艺批判工作者不同，但也要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积极关注新时期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和体育实践。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体育全面走向世界，无论是竞技体育，还是群众体育、体育人口、体育场馆设施、体育科研、体育教育、体育产业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实践呼唤理论指导的声音越来越强烈，特别是中国将要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代要求我们要以与时俱进的精神推进理论创新，不断拓宽理论视野，瞄准当今世界体育的学术前沿，着力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方法指导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坚持把体育理论研究与体育实践结合起来，用科学的理论来指导新时期的体育工作。
多年来，体育界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在理论建设和理论联系实际方面，虽然做了不少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从总体上说，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还显得很弱，理论滞后的现象还普遍存在。比如在竞技体育方面：虽然我们在6届夏季奥运会和8届冬季奥运会上共取得了116枚奥运金牌，但这并不代表不存在着危机，在我们的少数运动项目中，由于理论建设薄弱，已阻碍运动技术水平向纵深发展。每届奥运会、亚运会回来，均有少数队伍在理论联系实际地总结经验教训方面做得不够，特别是对通过现象看本质，找问题找不足不习惯也缺少方法。例如，一个项目、一支国家队几十年来，参加了若干届世界大赛、亚运会、奥运会，经验积累和理论建设很不够，狗熊掰棒子。这样一种现状怎么能够设想，在当今竞技体育竞争如此激烈的形势下去攀登奥运高峰？事实证明，忽视理论建设是我国某些落后项目在多届世界杯、世锦赛、亚运会、奥运会上原地踏步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体育界，由于运动员年龄小、文化程度低，外出多、比赛多，加上大运动量训练，长年处于疲惫紧张状态。不少教练员和运动员对自己的经历及丰富的经验只是停留在感性认识上，难以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一些人的眼光顾及不到理性思维的境界，只是停留在最直接、最具体的比赛得失上，提出问题也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教练员和项目管理层这种重视直接经验，轻视理论与间接经验的状况，其结果只能是限制了对训练领域深层次问题的探索。一些项目由于不能够把大量感性的具体经验上升为理论，所以在项目发展中没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因此，长期以来训练和管理工作缺乏针对性，训练质量和水平低下，就更谈不上创新。
比如体育科研方面：多年来，科研人员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但由于少数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缺乏宏观思维，不能从本质上概括出运动项目制胜的规律，在训练学理论上又缺乏系统研究，往往科研做不到从整体上对纷繁多变的竞技体育实践的把握。因此，体育科研的内容只是停留在具体的服务手段和细节上，少数科研单位和院校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而科研选题和成果存在着理论脱离实践的问题。既然体育科研工作主要是为竞技体育服务，为提高运动技术水平服务的，那么科研选题和立项就要首先从宏观上弄清楚项目的本质和规律，以及当前该项目的世界发展趋势和潮流，否则选题和立项只能是隔靴搔痒，价值不高，最终科研地位上不去，得不到运动队的重视。造成以上状况的根源，主要原因不是经费和物质层面的问题，而是理论和观念层面的问题。
比如在体育社科研究方面：应该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巨大变化，在体育社科研究方面的内容十分丰富，热点、敏感的问题也很多。例如，如何看待体育的举国体制问题；全运会存在与否的价值问题；竞技体育与大众体育的关系问题；体育在提高全民族素质中的作用问题；体育的商业化、产业化问题；体育的竞技精神与和谐社会和现代文明的关系问题；奥运金牌与体育资源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奥运金牌与民族心理问题；怎样评价一届成功的奥运会；北京奥运会应该在体育、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留下何种遗产；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体育的走向，以及如何看待中国足球的状况与体制；如何看待当前竞赛及十运会的赛风问题等等。
总之，在体育社科方面有许多值得研究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但是，要真正拿出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并不容易。近些年来体育的社科研究发展很快，无论从队伍成长、基地建设、经费投入、学术成果上都有很大进步，应该说成绩是主要的。这些成绩的取得与体育学术和理论界的同志们多年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但是，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存在的不足。目前，在社会上少数社科文章和论文中有一些现象值得重视：一是一些论文缺乏思想性和观点，大多是对上级文件、领导讲话的诠释，没有自己的观点和思想，甚至空话、套话一大堆，用老百姓的话讲叫做拍马屁的文章或御用文章。二是文章有论点，但偏激、极端，与主流观点对着干，你说东我偏说西，你说西我偏说东，专门找领导、权威、名人来骂，这类文章对学术本身并无太大价值，而是追求轰动效应，以作者出名为最终目的。三是一些留洋回来的，了解了一些西方的思潮以及西方经济学和管理学概念，但对那些东西只是一知半解，而对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却一窍不通，回国后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惯，用一些国外的例子指点江山，文章高产一篇接一篇，但内容既荒诞又无知，不仅中国人看不懂，外国人也不明白。这些人自认为是精英，其实是在作秀，“故作精英状”，作精英秀。
对待竞技体育和体育科研需要理论指导，没有理论指导工作上不去。那么，对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就更应该突出理论性，要有严谨的学术态度。在学术领域，我们一定要解放思想，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同时只有做到实事求是才能更好地解放思想，但解放思想不等于奇思怪想。作为知识分子做学问，起码要表现出对学术、真理、人类终极关怀问题的虔诚，对待学术问题的态度首先是求实、严谨，探求真理应该是有几分根据说几分话，有七分根据决不说八分话。现在社会风气有些浮躁，某些官员商人说话不严谨，老百姓编段子侃大山都可以理解，如果知识分子和学者也不严谨，很难想象我们的社会将会成为什么样子。回到体育的话题上，比如对体育的举国体制和全运会的利弊到底怎么看，是取消还是继续保留，不能简单地不加分析地肯定或否定；对竞技体育与大众体育孰轻孰重、奥运金牌与竞技体育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也不能单方面根据部分人的观点说谁重要谁不重要；对中国足球问题不能仅看现象，如黑哨、赌球、球员收入过高、技术水平低等，而要从足球改革的进程和体制上找原因。现在有的文章提出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中国体育就要彻底市场化、职业化，各级体育局撤销，竞技体育寿终正寝，持这种观点的依据是前民主德国，以及1964年日本东京奥运会后，日本竞技体育水平下降等。
对待以上这些体育热点问题，要全面、理性地分析，任何孤立、片面、脱离国情的感慨、议论和批判都不足以解决实际问题。毋庸讳言，在我国的体育事业发展中，特别是在竞技体育的发展中，的确存在着一些弊端和问题需要认真对待和改进。但这些问题的解决不是非此即彼，用“砸烂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的思维方法去解决。而是要根据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权衡利弊、因势利导、审时度势地去逐步解决。
对待上述中国体育的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课题，一定要从中国的历史、文化以及中国当前社会的发展阶段，全面、历史、辩证地审视。不能够静止、片面地对待，或者为了某种需要不顾事实，究其一点不及其余地瞎说，更不能出于个人的某些不满泄私愤，甚至谩骂一通。这些都不是严谨的学术态度，是不可取的。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首先要有思想境界和立意，然后要查阅占有大量资料，对现实问题要实事求是地阐明事物的现实性与可能性、当前与未来、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等，而且成果要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社会科学的研究离不开社会存在。中国体育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城乡二元结构十分显著，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持续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这些都决定着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更决定着中国的体育体制。因此，中国体育不可能脱离中国社会，演绎出一个某些人希望的理想主义的纯概念的柏拉图式的产物。
加强体育社会科学队伍建设，必须要有一支有历史责任感、业务精、作风正的理论队伍。要加强对理论优秀人才的重点扶持，造就一批学贯中西、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的体育理论家。从国家体育总局抓体育哲学社会科学的工作角度，我们要计划加强对崭露头角的学术新秀的重点培养，造就一批学科专业的领军人物；加强对体育理论人才的重点培养，力争造就一批后备人才；要充分发挥体育社科研究基地的龙头作用。广大体育理论工作者应加强团结协作，自觉把学术研究与社会责任统一起来，加强思想修养，打牢学术基础，提高研究水平，潜心钻研，力戒浮躁，严谨治学。
注重对体育实践的研究与规律的把握，注重理性思考是人的一种素质。往往思考与探索这一过程并没有什么现实利益，但它的最大价值是培养出重视精神和思维的文化传统。这种传统有两个表现，一个是理性的传统，就是广义的科学精神，它可以拓展人们的思维空间，激发人们对精神生活的热爱；另一个就是神圣的好奇心，以及对好奇心的鼓励。在人类历史上，正是因为有一些不为任何实际目的，不为功利所动，只为纯粹的思想兴趣、纯粹的学术兴趣、纯粹的科研兴趣的人，所以才产生了大思想家、大科学家。在西方历史上有为“思考的权利”而死的哲学烈士，有为“日心说”而死的科学烈士，而中国历史上则有数不清的为忠孝捐躯的英豪，但很少出现像苏格拉底、布鲁诺这样的纯精神圣徒。这是不同的传统文化所形成的折射。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逻辑，弄清楚地球围着太阳转还是太阳围着地球转没有多大意义，除非能带来现实利益。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有纯粹思想兴趣的人不多，
思考问题的角度，多从维护自己的利益或怎样照顾好人际关系出发，对事情本身缺乏一种求实态度。
我们喊了多少年实事求是，反对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但总是摆脱不了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片面性，造成上述原因除了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发扬民主不够，知识水平和阅历局限等等，与我们的民族文化中拥有太多的小农智慧、实用主义，缺少理性思辨和科学求实的传统不无关系。一个国家不怕物质贫乏和经济落后，这些是容易被发现而且可以赶上的。可怕的是思想贫乏、精神麻木和思维的落后，这些是最隐蔽也是最致命的。要提高体育界干部队伍乃至全民族的素质，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克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用性品格，提高对精神价值的重视。今天，在我们的体育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中，尤其要重视这个问题。我们不仅要学习中国历史，而且要学习西方历史。否则，我们就难以培养出一批学贯中西，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的体育理论家。
世界上一切奇迹都是人创的。人的创造性取决于人的思维能力。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指出，人的思维具有至上性。是否具备哲学思维能力既是衡量管理者也是衡量理论工作者素质高低的重要标志。哲学思维也是理性思维和辩证思维，是指对全局性、规律性的问题做出决策的科学思维方法。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不是每个人都故意想把事情办坏、弄糟，但不懂辩证法，缺乏辩证思维的认识，是无论如何做不到从实际出发的。犯错误的人往往把认识过程中某一个成分片面加以夸大，自己认为还挺能说服人，甚至能摆出一些具体的事实来，实际上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在这里起作用。他们没有把事物放到全局、总体联系当中来把握，因而主观离开了客观。这些，都反映出一个人的理论素养和思维能力。
党的十六大指出要建立学习型社会。现在要学习的知识种类繁多，应该说，提高人的思维能力是诸多学习任务中最为重要的。要想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要学习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德国古典哲学来源于欧洲中世纪哲学，欧洲中世纪哲学来源于古希腊哲学。从体系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属于西方哲学体系而不是东方哲学体系。辩证法是黑格尔创立的，没有西方哲学的唯理性主义和思辨的传统，辩证法是产生不了的。在体育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探索规律、制度创新、理论创新，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理性思维也叫做哲学思维，是每一位管理者和理论工作者必须选择的思想方法和领导艺术。
今年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的第一年，同时对于体育界来讲，它又是新的奥运周期的第二年。当前体育界正在紧锣密鼓地迎接2008年北京奥运会。从广义上讲，奥运会的准备也是一个系统工程，体育理论建设、体育社科研究也与此有着密切的联系。2008年北京奥运会涉及到的众多领域是立体的和前所未有的，它为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工作者展示才华，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对于中国体育的快速发展，对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需要一批学贯中西的体育理论家，这既是实际工作的需要，更是时代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