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西方选举与民主的关系及其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启示论文,民主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909(2011)08-0080-07
中国政治发展的“最本质内容和要求是民主”[1](P14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探索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与此同时，民主选举的发展和完善日益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力量。目前，选举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依然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同时“改革党内选举制度，改进候选人提名制度和选举方式。推广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由党员和群众公开推荐与上级党组织推荐相结合的办法，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接选举范围”。新修订的《选举法》中对组织候选人与选民见面、代表候选人近亲属不得担任监票人、实现城乡同票同权等问题也作出了新的规定。通过民主理论与实践探索，“两票制”、“联选制”、“海选制”、党政干部“公推直选”等一系列选举创新不断涌现，中国选举制度建设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在此情况下，探讨西方选举与民主的相互关系，对于完善中国选举制度，明确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选举与民主的统一性
毋庸置疑，选举与民主之间本来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选举的方式正像赤裸裸的暴力或世袭一样，一直在创造着无法无天的统治者”[2](P33)。随着资产阶级登上历史的舞台，人民主权、权力委托、分权制衡等资产阶级民主学说与中世纪君主制或贵族制中发展出来的代议制以及教会选举制度相结合，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代议制选举制度。从此，选举制度被赋予了民主的内涵和功能，成为民主最重要的实现方式，甚至成为民主的代名词。具体来说，选举与民主的统一性表现在：
(一)选举是实现民主的一种方法。历史上看，民主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实现方式，古典民主体现为以公民大会为载体的直接民主，抽签选择公职人员、通过协商进行民主决策是古典民主的实现方法。从理论上看，古典民主似乎更加符合民主的本质要求，但是其有限的规模和对参与主体的严格限制导致古典直接民主仅能够在狭小的城邦范围内实行。随着城邦的瓦解和现代国家的产生，政治单位不断扩大、民主主体不断扩展、社会事务日益复杂，这导致古典直接民主难以适应民主发展的要求。因此，当“资产阶级改革家摆脱了传统思想的束缚，发现如果把中世纪的代议制度嫁接到古代民主的大树上，就可以培养出民主的新品种”[3](P114)，民主开始以代议制为主要的实现形式。当人类社会的民主进程从直接民主走向间接民主，从古典民主走向现代民主之后，选举与民主的关系就变得密不可分了，选举成为实现民主的重要方法。“在民主的技术中，选举的技术当为最为重要的技术。选举的技术问题，确确实实对民主的实现具有决定性的影响”[4]。首先，选举是扩展民主范围的重要方法。据学者的估计，城邦中参与民主过程的成年男性公民的人数范围一般在2000—10000人之间，这是古典直接民主可以发挥作用的最大边界。而选举的引入使民主可以摆脱参与人数的范围，可在现代大规模民族国家中顺利实现。其次，选举是实现主体平等的有效方法。古典直接民主由于其有限的参与规模，致使其运行过程必须以一定的条件排斥特定人群的参与，这导致民主过程中包含广泛的不平等。虽然在代议制民主发展初期，选举权的分配并不平等，但是由于选举具有的高效率和低成本为选举权的扩展提供了充足的发展空间，普遍选举权和“一人一票”逐步成为选举政治的基本原则，选举也成为保障人民政治平等的主要形式。再次，选举是权力委托的必要方法。特定的民主单元中，公民人数越多，其对政府决策的直接参与时间和机会就越少，因此将权力委托给特定的代表来行使就成为民主发展的必然选择，而选举的引入则为权力的委托提供了有效的渠道。通过选举，公民不仅可以选择特定的立法者和政府管理者，而且可以通过统治者的定期更替对当选者施加民主监督压力，保障权力的运行大致符合大部分公民的意愿。总之，选举与民主理念的结合，不仅超越了古典民主的规模限制，而且相对于权力不受限制的专制统治以及不能轮替执政的世袭统治者来说，也是历史的巨大进步。以竞争性选举为核心的代议制民主成为当今实现民主理想的必要方法。
(二)选举是连接民主过程的纽带。现代民主过程中不仅包括公民、政党、立法者、执法者等具有不同功能的主体，而且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民主环节，更重要的是，现代民主过程是由选举制度、代议制度、政党制度等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制度来规范和引导，而贯穿现代复杂民主过程的主线正是选举，正如萨托利所论：“民主的纵向结构依赖选举行为和选举”[2](P155)。选举是连接和整合代议制民主过程中的各个主体、每项环节以及各种制度的纽带。首先，选举在公民、立法者和执法者之间建立起权力竞争、权力转让、权力监督和权力回收的链条，为落实公民权利、标记政治合法性、选择公共政策、引导公民政治行为和监督政府运行提供制度化的渠道，从而为保障权力的稳定运行提供制度化的保障。其次，选举是现代民主过程的基础，是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前提。选举可以迫使政党和政治家为选民提供丰富的政策选项，并且在政策过程中迎合民众的利益诉求；选举使公民有机会选择和更换管理者，使政府管理者的行为不会过分偏离民众的要求；选举是监督和控制政府的有效手段，选民、民意代表以及反对党派可以始终对当选者施加民主监督压力。再次，选举是现代民主制度的核心制度，不同的选举制度可能影响其他政治制度的形态。以西方政党制度为例，选举“孕育了政党：更确切地说，它是党派组织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5](P95)。一方面，选举为政党参与政治活动提供了合法的身份，选举中获胜的党以执政党的身份执掌国家政权，而选举中失败的政党也能以“忠诚的反对派”的身份行使“忠于国家但是批评当局的职能”[6](P41)。另一方面，不同的选举制度也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不同的政党制度，正如迪韦尔热定律所指出的：比例代表制倾向于多元的、严密的、独立的政党体系；双轮多数投票制倾向于多元的、灵活的、非独立的政党体系；单轮多数投票制则倾向于二元政党体系。同样，由于选举制度导致的政党制度以及政党数量的不同，极大地影响着特定国家的政治生态和政治发展，在此基础上可能产生不同的议会制度、政府制度等。
(三)选举是塑造民主能力的途径。民主的发展需要具有一定政治知识、参与技能、规则意识以及包容心态的公民，也需要有信任民众、有序竞争和信守诺言的政治精英，这些能力的获取不仅需要通过家庭传承、学校教育等传统的政治社会化方式来获得，而且需要通过直接参与民主政治实践来锻炼和强化，参加选举无疑是一种高效率、低成本的重要方式。换言之，参与选举是理解和学习民主最有效的方式，它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同时产生积极影响。对统治者而言，为了争夺选票，政党或政治精英必须对选民的基本需求展开调查，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学会信任民众、倾听选民的声音，正如帕特南所述：“民主的重要特征就在于政府不断地对其公民的意愿做出回应”[7](P72)；在竞选过程中，为了避免两败俱伤的局面，政党或政治精英需要在法律和制度的框架内展开有序的政治活动，逐步学会有序竞争的能力和意识；在选举结束之后，执政党还需要兑现自己的竞选承诺以赢得选民的继续支持，而在野党则需要更加努力地回应民众诉求，修正和检讨自己的竞选纲领和策略，以谋求下次选举的胜利。对于民众而言，“选举促进了精神力量的觉醒”[8](424)，使“统治者的统治应该基于被统治者的同意”、统治者的权力受到限制、人民利益诉求应该得到回应等民主思想深入人心，使民众逐步认识和发现“统治的人民”[2](P97)；选举是政治人成长的学校，民众在选举过程中不仅可以了解投票程序和技术，而且会更广泛地了解国家政治制度、公共政策过程、政党行为得失等政治知识，更重要的是在选举过程中民众会逐步学会主动思考、鉴别和包容不同的政治纲领和公共政策的能力，形成有利于民主发展的政治人格；选举是民众政治参与的起点，通过选举，“社会成员大体上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或可以参与影响全体成员的决策”[9](P10)，逐步了解政治过程、熟悉参政的方式和途径、增强政治参与效能感，为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过程中的政治参与奠定基础。
(四)选举是推动民主发展的动力。选举不但是代议制民主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是夯实民主基础、推动民主发展的重要力量。首先，选举有利于实现政治斗争的有序化和制度化，为民主政治发展创造稳定的政治环境。由于获取政治权力是获取政治权利和政治利益的基础，因此为政治权力尤其是国家政权的争夺伴随着国家的产生而存在，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围绕政治权力的争斗往往以政变、暴动、暗杀、战争等非常残酷的形式出现，尤其是权力交接过程往往伴随着军事对抗和社会动荡，这种非制度化的权力争斗不仅给人类带来沉重的苦难，而且不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而选举制度把政治权力的斗争有效地纳入制度化、法制化的程序，为政治精英权力竞争、权力监督、权力更替提供了制度化的平台。由于政治权力的有限性和权力更替的定期性，各种政治力量一般都有参与和掌握政治权力的机会，这就使得权力竞争由对抗走向对话、由无序走向有序、由分歧走向共识，通过和平的方式达成共赢成为可能，从而为民主的稳步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其次，选举促进社会的平等和公民的自由，为民主的发展注入不竭动力。个人身份平等和意志自由表达是选举民主的本质要求，虽然在选举引入民主过程初期，根据出身、才学和职业的不同而不平等地分配投票权的现象广泛存在，但是各种类型的选举不平等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遭到抛弃，“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故他们都能平等地按其能力担任一切官职、公共职位和职务，除德行和才能上的差别外不得有其他差别”[10](P42)的理念深入人心，并从政治平等逐步延伸至社会、经济领域。再次，选举作为一种方法和机制，其不仅可以被代议制民主模式所运用，而且可以有效推动其他民主模式的发展。以协商民主为例，虽然其批判代议制民主的僵化性、虚伪性和对抗性，但是很多协商民主论者都认为选举方式并非仅仅是自由主义民主所特有的，将协商机制融入选举过程，通过选举过程中公民对政治议题的协商以及与选举候选人的交流，可以达到促进公民美德和提升民主质量的双重目的[11](P128)。
二、选举与民主的差异性
虽然选举仅仅是代议制产生以来一种实现民主的方法，但是随着选举权的普及和选举活动的蓬勃发展，很多民主理论家都认为民主的核心在于通过竞争性的选举来产生民意代表和政治管理者，定期的竞争性选举成为衡量各个政权是否具有民主性的标准，正如亨廷顿所述：“评判一个二十世纪的政治体制是否民主所依据的标准是看其中最有影响的集体决策者是否通过公平、诚实和定期的选举产生，在这种选举中候选人可以自由地竞争选票，而且基本上所有的成年人都可以参加选举”[12](P5)。二战以后，选举逐步成为民主的代名词，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以此为标准在世界范围内大肆推行以竞争性选举为核心的民主体制。但由于竞争性选举体制中权力和利益之间的对抗是政治生活的常态，西方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经济较为发达、社会相对稳定的、中产阶级庞大、政治共识较多的社会体系，竞争性制度安排的弊端可以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和程度上，但对于处在社会剧烈变革、矛盾集中爆发时期的发展中国家，竞争性选举体制不但往往将独裁专制、效率低下、腐败无能的政府选上台，而且诱发种族、宗教、民族、地域、职业群体之间的矛盾与对抗，最终导致社会的撕裂与动荡。如前所述，选举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是不民主的，在当代某些特定的政治环境中，尤其是处于社会剧烈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选举也很可能导致反民主的独裁和动荡。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是因为选举与民主之间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选举与形式主义。通过选举的方法产生统治者相对于世袭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历史进步，但是由于选举只是选择统治者和管理者，民众对于选举之后的政治决策和政治管理并没有很大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对选举的这种质疑伴随着代议制民主的产生而产生，恰如卢梭的精辟论断：“英国人民自以为是自由的，他们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的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了”[13](P121)，因此他倡导通过人民直接投票的方法制定法律。马克思也认识到选举民主的虚伪性和形式性，他强调选举是“或者被当作议会批准神圣国家政权的工具，或者被当作统治阶级手中的玩物，只是让人民每隔几年行使一次，来选举议会制下的阶级统治的工具”[14](P96)。从选举政治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来看，随着获得选举权的人数增多，公众并没有相应地获得更多的民主参与机会。以民主决策为例，选举本身并不能迫使不同党派和政治家提出明确的政策选择、不能保证民众切实地关心政策问题、不能确保当选官员会信守诺言，当代民主理论家也承认选举仅仅是“一个有助于使民众归顺既定秩序的象征性形式”，“选举是选民决定政策问题的不得力形式”[15](P226)。因此，选举往往成为资产阶级统治者以及其他类型的独裁者维护其统治利益的虚伪外衣和表面形式。
(二)选举与精英政治。选举过程中绕不开的另一个障碍是精英政治。自由主义理论家曾乐观地认为，随着选举权的普及、人民平等选举与被选举权的落实，尤其是普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整个国家将逐步走向人民的统治。现实情况是，虽然普选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实行了约一个世纪，但是“选择体制并没有使领导阶层彻底‘民主化’，而仅仅是使精英统治合法化，使精英内部更换得快一些”[5](P98)。其实，选举引入民主过程的初衷，一方面是为了明确权力来自人民的理念，从而打破君权神授和封建统治的桎梏，为资产阶级登上历史的舞台扫清障碍，另一方面也是为资产阶级的精英统治建立制度基础：选举是限制民众直接参与政治管理的一种方法，在资产阶级统治者眼中，民众是一种矛盾的存在，其不仅是无知、矛盾、反复和冷漠的，也是狂热、暴戾和不负责任的乌合之众，即民众并不具备自己统治自己的能力，因此以选举为核心的代议制民主的核心任务就是要选举具备“理性、责任和美德”的政治精英代表人民进行统治，“代议制民主作为既负责任而又可行的政府得到赞美，在广袤的国土上和漫长的时间跨度内保持稳定”[16](P148)；另外，选举成为巩固精英统治的“防火墙”，定期的选举可以使民众的不满和反对集中于特定的政府部门或个体精英，虽然政府往复更替、精英不断流动但根本政治制度和精英统治基础却得以保存。
(三)选举与政治冷漠。政治冷漠是影响选举效果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选举试图成为民众选择和监控公共政策以及管理过程的一种手段，那么选民必须对政策问题和管理过程持有浓厚兴趣并了如指掌，并且对特定问题有自己明确的观点。但是正如大量研究和民意调查证实的那样，大部分选民缺乏足够的政治常识来支撑自己独特的政治理念，而且大部分选民的观点是相互冲突和矛盾的，例如很多人支持增加社会福利但强烈反对增加更多的税收。因此，选民的冷漠、无知和矛盾使选举的民主功能大打折扣。民众冷漠的另一个表现是投票率的逐步降低。根据统计，在过去的20年间，世界各国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投票率都呈稳步下降趋势，20世纪90年代后平均投票率已降至69.7％，到21世纪更跌至69％以下，其中加拿大、美国、英国等国家的投票率在60％以下[17](P206)。虽然一些学者乐观地认为低投票率也许表明民众对政治体系基本满意，但是这种走低的投票率其实更能说明选举不能反映全部民众的意志。由于“每个社会的穷人和未受过教育的人最不可能投票”[18](P239)，这就导致公共政策明显偏向社会中上层。选举和政治冷漠还有另外一层的关系，即选举本身就是造成政治冷漠的原因，“当人们主要通过投票来进行集体的自我决定之时，他们既不需要知识和技巧，也无须为规划自己的生活而操劳，由此，人民已经习惯于自我压迫”[19](P175)，“少数精英的参与才是关键，缺乏政治效能感的冷漠的、普通大众的不参与，被看做是社会稳定的主要屏障”[20](P89)。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冷漠是选举政治存续的基础，其注定了选举与民主的差异性。
(四)选举与过度竞争。民众的政治冷漠并不意味着选举过程的风平浪静，由于选票是政治精英获得权力的凭证，因此不同精英之间对于选票的竞争往往处于白热化的状态。过度的竞争往往导致一系列问题，不但削弱了选举的民主功能，而且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首先是金钱政治问题。由于选举竞争本质上是影响力的竞争，而掌握资源的多少与影响力的大小往往成正比关系，因此选举逐步成为政治资源的比拼，尤其是金钱的比拼。选举政治发展的历史证明，掌握更多选举经费的候选人更加容易胜出。资本与选举结合产生了诸多问题：选举成本越来越高昂，普通民众的被选举权进一步虚无化。如1856年林肯参选总统花费大约2.5万美元，而2008年总统选举的花费则超过10亿美元；选举腐败层出不穷，选举成为资本家与政治家交易的平台，资本家通过支持特定的政治家以获取未来的政策回报，因此政治献金、贿选都是选举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难题。其次是选举过度包装问题。由于选民知识结构的有限性、政治心理的易变性、政治过程的专业性以及不同候选人政策主张的同质性，导致选民往往不是在选“政策”而是在选“人”，而一个人的外在形象和短期表现往往会左右选票的流向。因此候选人往往将大部分的时间和资源投入在“形象工程”的建设上，通过各种眼花缭乱的公关活动以及天花乱坠的政治承诺来竞争选票，这不仅导致资源的大量浪费，各种虚幻的承诺也必然不会落到实处。再次是选举道德堕落问题。纵观世界各国竞争性选举的发展历史，为了赢得选票，政治家之间相互诋毁、制造谣言、侵犯隐私等不道德行为广泛存在。更有甚者，甚至通过煽动民族、宗教、种族、地域之间的矛盾来获得特定人群的“铁杆支持”，这为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埋下了隐患。
(五)选举与政治限制。当代对投票的各种限制已经被放入历史的博物馆，一人一票、同票同权、选举过程向所有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成年人开放的选举理念和实践已经成为各国选举过程中所遵循的基本原则。选举过程中的形式平等与开放并不意味着选举是包容所有主体、观点和行为的开放过程，正如上文所论及的：选举是排斥民众直接参与政治决策、政治管理的方法，选举也是限制普通人行使被选举权的伎俩。选举过程中的政治限制还包括：选举和投票制度可能被统治阶级所利用，从而固化现有的政治和利益格局，限制和排斥特定政治主体参与政治管理的机会，比如一些国家通过使用单轮多数投票制限制中小党派的政治参与，在美国“全国范围内，所有想打破两党统治的企图都以失败而告终。在英国，自由党几乎消亡，选举制度起了加速作用，它同样是阻止共产党在1945年发展的强大工具”[5](P110)，即使在实行比例代表制的国家也一般通过不同的席位计算方法或选票获得的“门槛”来限制小党派的发展；选举限制民众偏好的真实表达，选举仅仅是投票者表达偏好的方式，而当代投票者中很大一部分是所谓的“中间选民”或“游移性选民”，他们对候选人提供的有限政策选项可能并不满意，其仅仅是根据临时的喜好或政治心理的临时波动去投票，即使选民是有能力清晰表达利益偏好的理性个体，公民的情感、个性、价值观和多元偏好也被选举过程简化为选票数量的数学运算，而运算结果的解释权则掌握在少数政治精英手中，因此在这种意义上，选举并没有为公民理性偏好的表达提供制度化的机制。
三、选举与民主有机统一的条件
如前所述，选举为民主克服空间和人数的限制以及实现“统治者的统治应基于被统治者的同意”的理想提供了一种现实可行的方法，从民主发展的历史和理论逻辑看，当代民主的实现离不开公平、公正的选举。但不能因此就将选举的民主功能绝对化，将民主等同于周期性的选择统治者，民主过程还包括公民通过多种多样的形式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过程。而且“将选民的权威让渡给了他们这些统治者，还使得那些选民可有效地掌控他们需要服从的法律，以及有效地掌控那些制定、解释或执行那些凌驾选民之上的法律的人，这本身就是一个极为牵强的宣称”[21](P183)，选举作为一种实现民主的程序和形式，在特定条件下很可能歪曲和绑架民主的实质内容，导致寡头统治、政治冷漠、政治限制等问题，从而走向民主的反面。发挥选举的民主功能，限制其反民主倾向，实现选举与民主的有机统一，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
从理论上看，选举之所以会损害和动摇民主的基本原则，是因为选举政治中存在利己主义与公共利益之间、“理性无知”与精英控制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虽然选举制度产生的初衷是追求公民政治平等以及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但是随着选举制度的发展，“民主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如此显著的变化……它很明确的从平等派的手里传递到了利己主义制度的政治领袖手里”[21](P178)，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成为选举政治的思想基础。在利己主义主导的代议制民主政治体制中，选民被认为是为了自己利益着想的理性选民，其通过投票的方式可以明确表达其对政策选项和候选人的偏好，因此通过选举实现大多数人利益的最大化。理性人假设的最大缺陷在于忽略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就像“囚徒困境”所证明的那样，“完全理性的个人，在某些情况下，会做出从全体当事人的角度看是‘非理性’的行为”[7](P193)，从而导致公共利益的受损和社会的失范。况且在政治环境日益复杂化、政治过程日益专业化以及政治结果日益不确定化的今天，所有处于政治领域的政治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尤其是信息不对称的广泛存在，导致普通民众很难具备对政治信息进行理性分析的能力，这就使得依据个人利益的聚合来实现公意或共同福利成为空中楼阁，阿罗不可能定理对此作了深刻的分析[22](P13)。公民“不完全理性”的利己主义为精英的统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有道德、智力和物质手段的人会将他们的意志强加于别人，领导他们，对他们发号施令”[23](P212)，精英通过利用公民的无知和利己，以及在信息和金钱等资源占有方面的优势地位来控制和摆布公民的选举和投票行为，这进一步导致上述选举政治中可能隐含的诸多反民主倾向。
面对利己主义与公共利益之间、公民“理性无知”与精英控制之间的张力，一般有两种解决方案：一种是自上而下的霍布斯式解决方案，即引入第三方监督和强制执行，社会所有成员通过向国家出让权力，从而建立一个凌驾于利己主义和“理性无知”之上的理性政治主体和政治运行规则，最终达成一种“人人为自己，国家为人人”的均衡状态；另一种是自下而上的社会资本解决方案，这种方案强调公民间通过信任、互助与合作来约束利己主义的不利影响，并为公民意识和能力的提升提供充足的机会和方法，而且“社会资本的存量，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往往具有自我增强性和可积累性。良性循环会产生社会均衡，形成高水准的合作、信任、互惠、公民参与和集体福利”[7](P208)。换言之，霍布斯式解决方案试图通过建立理性的监督和执行主体、完善政治运行规则来实现一种等级式、制度化的均衡，但其明显的缺点在于，理性主体可能成为具有自身利益的新型精英，而政治制度也可能退化成为精英统治服务的形式；通过增加社会资本可有效增强民众之间的互信与政治能力提升，通过合作的方式形成可以制约精英统治的政治力量，其缺点在于社会资本形成过程缓慢且充满不确定性。其实，民主政治的发展历程从来不是完全依照理论的完美推演，而是各种方法、因素之间的动态平衡。从西方民主的发展历程看，其之所以能够将竞争性选举制度的弊端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和程度内，正是因为上述两种方法的综合运用从而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民主制度、相对克制的政治精英、较多政治信任以及较强的公民政治能力。由此可以认为，选举与民主的有机统一需要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较为发达的经济和合理的经济关系。“把政治制度与社会其他方面联系起来，最常见的提法可能就是把民主与经济发展情况相连”[24](P33)。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往往与其阶级阶层结构、公民受教育水平以及公民民主意识和能力密切相关的。一般来说，较为发达的经济可以促使人们利益观念、权利意识以及选择意识的觉醒，从而产生推动民主发展的广泛诉求；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可以造就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和纺锤形的社会结构，有效降低阶级、阶层、职业团体之间的冲突水平，为选举政治的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往往与教育水平成正比，从而有利于提升公民的民主参与意识与能力，制约因为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精英专制；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可以使公民以更加理性、包容和平和的心态参与民主过程，使其不受欺骗性宣传与鼓动的影响，切实增强公民抵制部分候选人的威逼利诱的能力，从而有效减少选举过程中的欺骗、贿选、霸选等行为。但发达的经济并不一定意味着选举政治的稳定发展，还有一个重要条件是社会成员在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和经济发展成果分配相对公平，“平等的政治价值就在于它能最大限度地维护政治稳定，促进政治发展”[1](P131)，经济关系中社会成员的地位悬殊，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社会财富分配过度不均，不但会使民主选举过程中处于不同经济地位的人具有不同的作用，强化政治精英操纵选举的能力，还会导致社会底层不满情绪的积淀，为政治冲突埋下隐患。因此对于处在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剧烈变革、矛盾集中爆发时期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过度强调发展竞争性选举民主往往会导致社会的撕裂与动荡。
(二)较为完善的政治制度。稳定、健康的选举需要良好的制度环境。公正、完备的政治制度可以有效规范公民和精英的政治行为，培养全社会的规则意识和制度意识，减少选举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和不规范的政治行为。具体来讲：其一，选举的发展需要完备的选举制度。选举制度必须将平等、普遍等原则真正确定下来，必须对选区划分、选民登记、候选人提名、竞选团队运作、选举经费筹集、经费使用、投票流程、投票监督、选票统计、废票处理、结果发布、选举诉讼等一系列与选举过程相关的环节作出明确、细致的规定，尽可能地减少制度漏洞，为选举过程中产生的各种争议提供制度化的解决渠道；选举制度的创设必须依据公平、公开、平等、竞争等原则，防止因为特殊目的而明里暗里为特定群体的参选设置障碍，或设定有利于特定群体的制度安排。其二，选举的发展需要完善的配套制度。选举作为公民选择管理者的一种方法，其影响不仅仅局限于选择的过程，还广泛涉及决策、管理、监督、退出等一系列环节，因此，选举民主的顺利落实以及发挥作用必须有政党制度、公务员制度、议会制度、财政制度、考核制度、罢免制度等配套制度的保障，否则制度间的相互冲突与内耗会导致选举的效果大打折扣。其三，选举的发展需要法制的保障。有效选举的实现不仅需要相关法律对选举过程中选举管理机关、选民登记、候选人提名、选区划分、选票计算和选举诉讼等各个环节作出明确的规定，而且需要宪法和法律对公民的选举权、被选举权、言论、结社、集会、监督等政治权力作出明确的规定并予以切实的保障。
(三)较为有效的社会管理。有效的社会管理对于选举民主的发展与完善具有多重意义：首先，有效的社会管理有利于缓解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避免因选举而人为加剧国家内部的文化、种族、宗教、民族、语言、阶层以及区域之间的冲突，从而为选举的发展和发挥作用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其次，有效的社会管理是塑造和培养“政治人”、抵御过度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的重要过程。由于选举“必须依赖个人为基点，而以个人为基点几乎无可避免地导向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又无情地解构了社会和群体”[25](P1)，这导致社会的原子化、政治功利主义以及政治冷漠，而当今社会管理强调管理主体的多元化以及管理过程的互动化，这为多元主体“培育合作精神和公共精神……培育互信、互惠、温和、妥协、谅解、宽容的品行……培育与人交往共事的交流技能”[7](P112)，为缓解个人功利主义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张力提供了有效路径；再次，有效的社会管理可以提升政府执政的合法性，这不仅可以减少选举过程中国内外敌对势力蓄意操纵和破坏的机会，而且可以破除“选举是合法性唯一来源”的谬论，使选举真正承担起权力稳定交接、丰富政策选项、监督政府行为等民主职能。
(四)较为丰富的民主形式。选举仅仅是实现民主的一种方式，选举的实现不仅需要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公民政治素质、完备的配套保障制度等一系列苛刻的条件，而且需要在与其他民主形式的互动中才能不断完善和发挥其民主功能。简言之，选举民主的发展需要多元化民主形式的支撑与促进。例如，通过发展参与民主，不仅可以有效促进公民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而且可以“补民主大厦，重新构建合法性”[25](P5)，为选举民主提供良好的合法性基础和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更重要的是，参与民主通过在基层政府、社区、工厂、自治团体和学校等底层“有限网络”内部实行公民直接参与管理和决策，可以促进社会组织内部信任、规范和网络等社会资本的积累，进而有效提高选举民主的质量与效率。再如，发展协商民主可以有效克服以“利益聚合机制”为核心的投票制度加剧社会冲突和政治冷漠的弊端，通过公民之间深思熟虑的协商可以实现公民偏好的转变，进而缩小公民之间的利益分歧，为选举民主处理多元社会的复杂问题夯实基础；“协商民主是培育公民精神的学校”[26](P21)，它可以培养包容、理性的公民性格，促进公共责任感的形成，增强社会信任的基础，为选举民主的发展培养合格的“政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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