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学者论青少年、青少年文化和青少年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青少年论文,英国论文,学者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变迁中的青少年与青少年研究
青春期作为等待、发展、成熟并完成由儿童向成年过渡的一个时期，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肯定是一个延长了的生命阶段。在养育孩子实践中所遭受的各种社会压力和变迁似乎决定了生命中儿童时期的缩短。现在的年轻人比他们的父母、祖父母辈更加早熟，他们小小年纪就通过更加开放的家庭和媒体成为家事、国事及全球事务的参与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们远在小学毕业前就进入了青春期。与此同时，义务教育的延长和高度技术化的工作压力助长了年轻人呆在学校或加入继续教育的可能，获得收入的推迟好象也是促使青少年延期步入成人阶段的因素之一，即使对于那些早年进入劳动世界的人来说，独立和成人地位也很难达到。年轻人的低薪使他们无法离开父母而生活，社会福利系统的改进迫使家长在他们的孩子步入青春晚期时还得为其生活和福利负责。因此社会和政治的变迁延长了青少年依赖父母的阶段，并推迟了他们独立承担社会责任的年限。
1、青少年问题和社会变迁
琼斯(G.Jones,1988)认为，正是在50年代期间，青少年问题才真正显露出来。60年代创造了代际（而非社会阶级）冲突的气候。我们生活在一个“富饶的社会”里，阶级区分据说正在消失。60年代晚期的学生运动应和了社会评论家的罗曼蒂克想象，表面上肯定了冲突是发生在代与代之间而非阶级之间。学生运动主要是中产阶级的，表面上看提供了对现存秩序的政治和社会选择，因此被贴上“反文化”的标签。对一些研究者来说，反文化的解释可以从“代际阶级”(generational class)的概念中找到。如弗里登伯格(Friedenberg,1973)认为年轻人受到成人社会的压迫，他们被视为社会的边缘人群，因此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但这种分析不断遭到批评，因为它忽略了社会阶级差异问题。爱伦(Allen,1968)指出并不是代际关系解释了社会中的稳定与变迁，而是社会变迁解释了不同代之间的关系。
70年代期间，社会阶级被重新带回到青年研究的前沿，尽管这时候的经验工作限于青年群体的亚文化研究。青年亚文化被认为与社会主导文化直接关联，由于社会阶级是现代社会中最基本的群体，主要的文化形式将是“阶级文化”，青年亚文化是与阶级文化共存的。维尔列斯(Willis,1977)认为劳动阶级的再生产不是职业选择的输出。而是劳动阶级流派文化的输出，默多克和麦克伦(Murdock & McCron,1976)认识到青年亚文化的研究应更加综合并包括先前忽略的青年群体和成人；无论工作和非工作情境中的经验考察都是必须的，因为日常经验中体现了阶级的不平等；宏观层次上的分析也是必要的，包括对青年的社会和文化观念变迁与阶级关系结构为基础的意义系统的变迁之间的关系进行结构和历史的分析。
80年代期间，青年研究的重点转移到与劳动市场相联系的青年变迁的研究。这部分由于离校后的失业队伍的飞速增长，对大范围内青年失业的影响的关注导致对青年向成年的转变的研究兴趣，因为没有成功地获得工作上的转变，就会影响年轻人生活中的其它领域的发展。
2、处于转变期的青年
青少年的适应力对成年的发展有关键性的影响。这一认识导致对青春期的不断增长的研究兴趣，关于青春期的早期传统理论已经建立了某些确定的趋向、重点和成见，它们在关于儿童到成人的转变的现代观念中仍有影响力。劳依德(Lloyd,1985)曾对历史上一些有助于创造青春期的公共形象的重要理论作了概括，其中斯丹列·霍尔(Stanley Hall)将青春期视为“动荡与压力”(storm and stress)时期的观点至今仍主宰着公众的思想，如同弗罗伊德关于人类行为是由无意识的心理和性欲力量所刺激的思想一样。本尼迪克特和米德关于原始社会的工作也引导公众更加注意文化因素对青年发展产生的不同影响。戴维斯(Davis,1990)追朔了历史上关于青年的种种观点，如“青年是国家（经济的）财富”，“青年是最少定型观念的人”（既是积极的又是消极的），“青年是时代的测试表”（用于衡量社会的善恶），等等。他认为，自从60年代开始，主流成人文化出现“青年文化化”(youthwculturalisation)的趋势。戴维斯进而提出他的中心论题，即“青年是（社会的）延续体”，在他看来，年轻人远非革命性或颠覆性的。一代接一代的年轻人献身于他们所在社会的基本价值和制度。问题在于成年的掌权者需要积累材料证明相反的观点，通过建构这种青年形象以便说明他们对青年的控制和压迫要求的合理性。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青年研究者倾向于将青春期主要视为一个从儿童的被保护和依靠地位到成年的独立和自由地位的转变过程，而不是一个或数个阶段。在这转变时期，青年的发展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心理的和情感的压力对青少年来说是内在的，而其它来自父母、教师、同伴和更广阔的社会的压力是外在的。有时候这些外在因素会推动个体更快地走向成熟，有时也会成为阻碍青少年获得自由和独立的绊脚石。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促成了青少年从孩提向成人转变的成功或失败。
爱里克森(Erikson,1968)认为有八个心理——社会危机贯穿个体生命周期，它们形成了个体成熟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寻求认同(search for identity)在青春期成为尤其尖锐的问题，它是个体在生理的、社会的和心理的各方面迅速变化的结果，也是由于职业的决定、理想的接受与拒绝、性和友谊的选择的需要。因此爱里克森认为青春期的首要任务是身份的形成，从儿童到成人，有各种各样个人的和社会的学习任务需要完成，有关青春期这一转变进程中这些心理——社会的任务，已经形成了两种传统的解释方式。精神分析法将重点放在性心理因素，把它看成是构成年轻人远离孩童行为和情绪纠葛的基础。第二种方式是社会学或社会心理学的解释，将青少年的变迁归于社会体系的原因，重点集中在角色的本质和角色冲突，社会期望的压力，以及不同的社会化力量如父母、伙伴、老师、媒体等的相互影响。精神分析和社会学分析强调的重点各不相同，一种强调主体内在的因素，另一种强调外在的因素，但它们显然是互相依赖的，它们享有共同的观念：即青春期是个充满压力的时期。
3、青少年发展的综合理论
为了平衡这些关于青春期的激进观点，我们需要寻找一种关于青少年发展的综合理论，由于现代社会的复杂性，许多孩童有能力在成人社会中很好地发挥作用之前，就已在生理上达到了成年。这种生理能力与社会推崇的独立与权力的脱节，以及它们共处状态的模棱两可，对于青少年的自我意象的形成造成了压力。
科尔曼(J.C.Coleman,1979)提出了青少年发展的“焦点理论”(focal theory)，认为从儿童到成人的转变若没有心理和社会本质方面的实质性调适就不可能完成。这一理论为青少年表面的冲突提供了理由。他认为，不同的年龄阶段聚焦于特别种类的关系形式，但是没有一种关系形式是某一年龄阶段所独有的。因此不同的形式相互交叉，不同的问题成为不同时期的焦点。例如，有关性别角色和与异性关系的关注从大约13岁左右的高峰开始下降；对同龄伙伴的接受或拒绝在15岁左右被高度重视；关于从父母那儿获得独立的问题在16岁左右上升到高峰然后开始下滑。青少年中的大多数人在一个时期只处理一个问题，许多年里主要处在适应状态，同时尝试解决一个接一个的问题，因此任何来自适应新的行为模式需要的压力很少全部集中于一个时期。
柯费尔德(Cofiield,1986)等人认为柯尔曼的焦点模型没有尝试如何处理不利因素和剥夺行为，他们根据研究经验提出了“生态模型”(ecological modcl)，这一模型中社会阶级和父权制被视为无处不在的影响，它们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年轻人在社会的非特权位置可达到的观念与选择。焦点理论集中于宏观层次上分析青少年的心理变迁，而不是个体所处的经济与社会环境。如所有的年轻人不管其社会背景如何，都试图从父母那儿获得日益增长的独立。柯费尔德则正确地注意到个体的社会环境，因为这些环境因素将以重要的方式影响每个青少年的心理调适。从父母那儿获得独立不仅是心理意义上的，同时也具有社会的和经济的含意，毫无疑问，在经济萧条的情况下，以令人满意的方式完成青少年的过渡会更加困难。如亨德利(Hendry,1983)所言，生态因素与心理因素在理解年轻人的发展方面同样重要，环境因素会强加于个体之上，使个体感觉到不太可能对事件施加控制力，这会使得个体与朋友、家庭的关系复杂化，从而给年轻人的成长过程增加额外的压力因素。
青少年作为从儿童到成年的一个特殊过渡时期，在建立他们的成人身份以及在社会中的位置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心理与社会的任务，能否成功而有效地处理青春期面临的压力和挑战，将对今后的成年生活造成终身影响。柯尔曼的焦点理论可作为考察青少年的经验冲突及其解决方式的工具，柯费尔德的生态理论则考察了与自我身份和自我意识的发展密切相关的社会因素，社会性别与阶级被认为在年轻人步入成年的过程中对他们的个性、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关于青少年发展的综合理论强调人与环境的交互影响以及个体作为主动的行为者的作用，这对于理解当今社会的年轻人具有重要意义。
二、青年文化的人类学视角
人类学是研究人类的，但很少将青年作为研究的主题。或许人类学家跟一般人一样，不太重视青年，认为他们尽管有时非常有趣，但却是具有潜在危险的和骚动不安的，最近关于青年文化的著作仍大多集中于反抗与越轨。我们的目的是想通过提供一种民族志为基础的不同民族情境中不同类型青年的研究范围，扩展青年文化的领域。这些研究将年轻人中的少数与主流、“问题青年”与普通青年同样对待，青年与儿童和成人相对照所具有的独特特征将加以分析，并且年轻人的生活被置于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中。尤其重要的是，我们将从理论上关注年轻人在文化的意义和符号形式的建构中如何作为主动的行为者而起作用。
大多数关于青年的社会化、教育和自我发展方面的著作都将青年描绘成成人活动的对象，研究者更多关注的是青年所处的社会制度系统，而不是青年文化，关于青年文化的产生的分析提出了当代人类学争论中最核心的问题，它包括对文化活动的具体形式和独有实践及产物之间关系的关注，对文化意义的社会情境的关注，关于人类学家如何处理短暂而非永久的集体行为和文化构造的关注，关于文化的繁衍、全球化和殖民化的关注。等等。我们希望通过“重写”(rewriting)文化，给出人类学中当前的一般论题，同时填补青年文化研究中的特殊空白。
1、视青年为问题和反抗者
从跨文化的视野看，人类学家意识到关于青年文化的大部分研究都集中于西方大都市的男性青年。当50年代青年文化研究刚刚开始出现时，大多由社会学家而非人类学家来运作，现在的情况仍大致如此，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提出了不同问题，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因而得出与人类学家不同的结论。关于青年的早期人类学研究将青年视为在成长旅程中学会应付今后的挑战，而非形成他们自己独特的、虽不是持续很久却非常重要的方式。帕森斯(1914/1964)将“青年文化”这一术语解释为由特殊的年龄和性别角色所构成的独特世界。他特别关注美国中产阶级青年，这些青年迷恋于与异性取乐，并继续享受摆脱了成人责任的自由。柯尔曼(James S Coleman,1961)强调青年文化与成人社会的分离，以及通过流行音乐的消费与市场的接近，他用“亚文化”这一概念来描述，使它与阶级概念一道成为青年文化文献中的著名术语。60年代，斯丹列·科恩(Stanley Cohen,1972)和约克·杨(Jock Young,1974)等“过失理论家”(delinquency theorists)将美国的标签理论应用于青年文化。科恩的研究特别注意到大众传媒如何创造了视青年为问题的一个社会性的“道德恐慌”。
关于亚文化和阶级的更加系统的研究来自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the CCCS)的成员。在70-80年代，他们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基础的研究框架，通过阶级结构的分析考察作为社会群体的劳动阶级青年亚文化，将其描述为通过公开形式反抗阶级统治。伯明翰学派有它自己内部的和外部的批评家。通过批评与反批评来修正他们的工作。例如，理查德·坚金斯(Richard Jenkins,1983)提出应将研究重点从越轨和亚文化的独特性转移到承认不同文化之间的同质性、相似性以及关联性上来。在评论CCCS的代表作《通过仪式反抗》(ResistanceThrough Rituais)时，雷伏(Lave)等人注意到CCCS过去的工作主要集中在理论分析，经验研究较为缺乏。他们认为伯明翰学派从不充分考察结构与主体性之间的关联性，也没有给予主体性的重要性以足够的注意。这是基于对社会学中实证主义的批判，也是马克思主义范式和跨学科的学术合作体系的产物。但在人类学中，很少时间内这已不是个主要问题。
青年文化研究的另一个特征是应用研究和政策导向的接近。学者们或许在是否该牺牲工作质量为代价而快出成果问题上左右为难，并觉得人们在期待某些结果的出现。来自国际组织和发展机构的不断增长的对青年研究的兴趣，也可能成为赞助研究的一种方式。尤其是在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资金裁减时代。许多青年学者在学术内外作为青年工作者、教师、记者或音乐人工作着。
2、年龄和代
年龄和代的原则常与青年联系在一起，好象它们仅仅应用或关涉于年轻人。大多数关于年龄的研究都是集中于生理年龄所构成的社会。最近出现了一种生命进程观念，将年龄本身视为一种社会进程，生物学意义上的代在时间长度上是相同的，但文化意义上的代却变化多样。作为年轻人的体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但它采取了许多不同形式，部分文化的、政治的，部分个人的。我们认为人是与文化相互协调的，并由文化进程所构成。当文化进程由年轻人形成时，我们就在面对青年文化，青年文化通常与青年人相联系，年龄在13-19岁之间。然而文化的界限一方面把青年与儿童分开，另一方面又与成人分开。事实上不仅“青年”是建构的结果，“儿童”与“成人”也是建构的结果。如贝纳特·伯格(Bennett M.Berger,1971)所指出的，青春可以延伸到年龄之外，它并不是年轻人的专利，青春的特征在于自发的、充满活力的、冒险的、充满欲望的、活泼有生气的，等等。人们已经注意到这一事实，即青春期正趋向于延长。这部分是由于学校教育的延长，部分由于失业的影响。这种现象可理解为文化的滞后(cultural moratorium)。年轻人在通过体验不同角色的方式延长他们青春的同时，推迟了成年的责任。
另一个对于青年文化的研究以及研究的延续至关重要的问题是青年文化学者自身的年龄，这些人的年龄正在不断增长，并非青年文化的研究者必须是青年，头发花白的学者也可以具备与青年人交谈、交往、让他们放松并开放、展示他们真实世界的能力。然而成熟的青年文化学者依然存在一个问题，即他们当中很少有人在这一领域扎根、大多数人逐渐转移到其它领域和主题，这大概是由于青年文化研究在学术界的边缘地位。杰出的学者或许一开始作为青年文化学者出道，但他们工作的主要部分却驻足其他领域或主题，因此对于青年文化学者来说，时间就成为他们可以提供给所研究的青年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青年的状态——尤其从成人的观点看——是将要逝去的状态，青年文化是有时间限制的。
3、青年作为文化的行为者
按照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76)的说法，行为(ageney)是“世界万物进程中人类行为或沉思的偶然介入的河流”，他将行为与实践的概念相联系，后来(1979)又根据包含结构二元论的结构化理论发展了行为与结构相互依赖的思想，指出社会结构既是它的系统实践的内容，又是其系统实践的形式。玛格丽特·阿尔克(MargaretArcher,1988)认为结构与行为和文化与行为差不多是同一问题，因此有必要在社会理论中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Baunan,1992)将行为与习性(habitat)联系起来，指出青年选择了他们周围环境中可得的因素形成自己的身份，这本身就是一种行为。玛格丽特·米德是最先研究代际文化的学者之一，她关于互喻文化(cofiguculture)的观点事实上也可视为一种文化行为，由于社会的变迁父母辈的后喻文化(postfigurstive culture)对年轻一代来说不再适用，这时年轻一代就不得不形成他们自己的互喻文化。
社会结构变迁与青年文化行为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在现代化过程中，年轻人不得不在传统与全球化的发展与消费主义的相互交叉中形成现代身份，他们确实有一些空间来形成自己的青年文化，大多数在服装、音乐、影视或俚语等公共实践中表达出来，当这些成为全球化、国际联系时，青年文化就走到了理论兴趣的前沿。青年的观念和物品很容易穿越民族界线，影响并同时受制于各种结构与意义，年轻人之间有某些共同之处，这一点对人类学来说已是老生常谈了。这些共同的东西是成年人生活中不一定理解或感兴趣的，因此通常被成人观察者和评论者所忽略。由于传统的社会化观点，青年（和孩子）还倾向于被认为是不完全的成人，不是真实的、充分的人，不能理解生活实际上是怎样的，而那主要是随成年时代一起到来的责任和艰辛。根据这种观点，青年比成人知道得少，除了他们所处的特定情势和环境中必须做的之外，对其它东西知之甚少。然而，青年是自己的文化、生活方式和时尚的创造者与行为者。
4、比较青年文化
麦科尔·布莱克(Michael Drake,1987)在关于青年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在美国，青年文化倾向于以种族来定义，在英国则倾向于以阶级和时尚来定义。对他来说，同一与对抗是青年文化的关键概念。运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我们提议扩展这一领域的范围，青年文化不仅仅由关于西方城市白人男孩的反抗与过失构成，青年文化应是所有年轻人关注的东西，与大部分的早期研究相比，它包含更多的文化行为。
青年文化研究通常并不对文化概念的发展作出任何实质性的贡献，事实上在这些研究中，文化概念很少成为讨论的问题。相反，在文化概念的定义上似乎存在一种暗示的一致性假设，然而文化的概念化，尤其是多元文化策略或文化的可能性意识将从关于青年的发现中大大获益。现在该到了人类学家对青年文化研究作出更多贡献的时候了。将年轻人视为文化的行为者，并阐述他们对社会生活中一系列的一般主题如性别、阶级、种族、全球化等等的看法，同时也不能轻视年轻人特别关注的主题如兴奋、越轨、机会、探寻等等，让青年文化的概念真正在人类学中找到它应有的位置。
资料来源：Leo B.Hendry,Janet Shucksmith,John G.Love&AnthonyGlendinning,1993.Young People,s Leisure and Lifestyles,LondonRoutledge
Vered Amit-Talai & Helen Wolff-ed.1993,Youth Cultures:A Cross-cultuiral Petspective,Loudcu Routled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