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时代与青年世俗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俗论文,经济时代论文,青年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主持人的话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市场经济日益发展，尤其是进入到90年代以来，其势头更显迅猛。与此相应，整个社会文化、价值、道德等诸方面也日趋世俗化。这种倾向在青年人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青年的生活方式构成了社会世俗化的最有代表性的景观。例如，对名牌的追求，上大学热衷于选择微机、商贸等实惠专业，注意挣钱和花钱的艺术等等。这一切都表现出以具体功利为追求、以感官享受为满足、以眼前利益为目标的世俗化价值取向。它构成了市场经济时代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文化表征。所以，很有必要就市场经济时代的青年世俗化问题做一番探讨。
市场经济与青年世俗化的合理性
王晓华（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当今的青年世俗化的趋向，表现得非常明显。比如说，在沿海发达地区，有别墅和自己的私人轿车，手持大哥大，去高级酒楼，打高尔夫球已趋成为一种时尚。人们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根据一个人所拥有的商品的总量，来判断他的社会地位。在大众传媒上青年人世俗化的取向就体现得更为明显。它们给我们讲述了许多成功青年的奋斗史、成功史，为青年人甚至也为其他年龄段的人树立起了一系列新的生活楷模。应该说这种现象的出现是有其合理性的。从西方来看，世俗化表现为社会历史进展的不可缺少的阶段。我们知道，世俗化在英文中是secularization，是与超越性相对的概念，表示出人们关注现实生活的取向。不过在西方，世俗化主要是与中世纪贵族社会的瓦解相关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新兴市民阶层开始形成和发展，随之产生出一种相应的新的价值尺度，就是把钱作为一种衡量人的社会身份和成功标志的普遍尺度。这一世俗化的过程在西方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到了后工业时代，已经表现出了更多的对世俗化批判的意向。在中国，与市场经济相对应的世俗化运动才刚刚开始，因此，它还是一种前沿性的、先锋性的运动（青年文化本身就有一种先锋性与前沿性的特点）。所以，当代中国青年的世俗化是有其合理性的。
葛红兵（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谈市场经济与世俗化，首先要把这两个概念搞清楚。市场经济的概念我们是大体清楚的，而世俗化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我觉得世俗化，特别是青年世俗化是与青年的价值观和自我身份感的变化直接相关。具体来说，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方面是由过去的重视道德价值向现在的重视经济价值转化。过去衡量一个人总是看他道德上是否完善，现在则主要是看他是否有能力，即能不能赚钱，能不能在向社会服务的同时，得到更高的经济回报，这也就是把钱做为主要的衡量尺度。第二方面涉及到是自我中心还是群体中心的问题。过去不管是整个社会还是青年人，总是把自己的价值实现寄托于社会整体方面，现在青年人则非常强调自我实现、自我满足和自我享受，将成功感与自身所拥有的金钱和财富联系在一起。上述两点都与传统社会评判人的标准产生了根本的差异。在封建社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主要是由其血缘关系来确定的。在中国70年代后期以前，也是非常强调血缘关系的。这体现了封建宗法社会评判人的标准。这种标准就是把人一生下来就固定死了，人就无法再自己改变自己了。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用钱来衡量人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因为钱毕竟是可以通过后天个人的努力来获取的，所以这种转化代表了某种进步的方向。 范钦林（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谈到世俗化的问题可以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来认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西方中世纪贵族阶级占据着统治地位，它的思想方式、行为标准及生活方式成为整个社会的楷模。当资产阶级诞生以后，随着他们所拥有的财富日益增多，占据社会财富的主要份额时，他们就开始明确地向贵族阶级要求自己的权利，向整个社会推行自己的生活方式与价值标准。而这些都具有强烈的世俗化性质，是对过去那些相对陈旧的、不变的、代代相传的贵族准则的冲击与革新，并且促进了社会与历史的发展。从现实的角度上来看，八、九十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迅速成长。过去那种以与血缘加政治权力相关的一套准则来约束、要求、评判个人的东西，更多地让位于金钱和财富的标准；财富的追求成为主要的时代风尚，促使中国大踏步地向商品社会、世俗社会前进。这样就使得知识界过去所拥有的那套“君子固穷”式的价值准则受到了空前的挑战，而且也益发显得落伍。
姚新勇（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我想进一步从中国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发展同青年世俗化两者之间的一致性方面，来谈谈青年世俗化的问题。首先，我以为两者的内在价值取向上有一致性。我们知道，我国现行市场经济建设理论的提出和目标指向，就是要通过开创和发展市场经济、商品经济，以达到增强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实在在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需求，而不是象以前那样用高妙、空洞的理想主义口号来束紧几亿中国人民饥饿的肚皮。所以说现行的国家基本政策的取向是现实的，实际的。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社会世俗化的呈现，就是市场经济理论价值取向的具体化与现实化。其次，世俗化尤其是青年人的世俗追求，与我国商品经济的生产市场、消费市场、流通市场等诸方面的建设与品质形成都具有重要的相关性。因为各种世俗化的生活目标的追求，不仅要以商品经济来提供消费品，要以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来支撑；反过来，世俗化的追求，又能剌激商品经济的快速而多样化的发展，促进中国市场经济在发展趋向、要素构成等方面同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世界市场经济体系的接轨。例如对可口可乐的喜爱，对高级音响的追迷，对电脑等高科技西方产品的热衷，对汽车、摩托车等现代化消费品的企慕，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我国企业的生产营销战略的确定，国家进口物资的选择，外汇使用的方向等等。而这一切都与青年的世俗生活目标追求更为相关。再如近几年盛行的直销或传销式推销方式，就主要是依托青年人的挣钱积极性而得以展开的。如果我们再联系到时下各经济门类中的高中级白领人员主要由青年所组成的这一事实，我们甚至可以说，青年的世俗化追求为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人才来源与储备。
范钦林：所谓世俗化为当今相当一部分青年人所崇尚、所追求、所实践着。这对于过去的那种乌托邦的社会生活是一种反拨，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国民的富裕都具有某种积极的意义。我们今天对于青年的世俗化态度不必过多的加以指责，而应该加以引导与适当的制约。当然世俗化与唯利是图、违法乱纪、极端的个人主义是应该划清界线的。我们所讲的世俗化，只应该是小河里有水大河满，关心自己但不妨害他人、妨害社会的良性的个人主义，或称之为个体主义。它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促进整个社会财富的发展，然后推动整个社会富裕起来的基本国策并不矛盾。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肯定世俗化的合理性。
葛红兵：我觉得青年的世俗化有一定的合理性，还在于它在表面上的对金钱、财富追求之下的对社会的贡献上。青年人通过不断地拼命工作，一方面为自己挣取了更多的金钱，另一方面又为社会财富总量的增加做出了贡献。所以，我更倾向于认为青年世俗化的过程，是向社会不断贡献、不断奉献的过程，而不主要是向社会索取的过程。
王晓华：葛红兵说得有点过于浪漫化了。实际上追求商品财富，也就是意味着谋取占有更大份额的社会财富。个人的奋斗和努力的回报，个人的成功并不一定是与对社会贡献的大小为正比的，更主要的是以其对金钱占有的多寡为尺度的。在这点上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不过是衡量尺度与获取机会的多寡的不同而已。
姚新勇：这就涉及到了市场经济与青年世俗化的负面效应的问题了，下面我们是不是主要就这一方面谈谈。
市场经济与世俗化的限度问题
葛红兵：当然无可否认，市场经济存在着两面性，青年世俗化也存在两面性。世俗化的两面性，表现在它的限度上，首先是金钱成为唯一的标准而带来的人为金钱所奴役的问题。例如在青年人当中流行着一个口号叫“请快来剥削我吧”。这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包含了人的异化，即承认社会的不合理性为合理性。第二个方面是人的单向度化。马尔库赛说过，人本来应该是得到人性的充分的自由发展，成为丰富而全面的人。可是现在过于强烈的世俗功利追求，则使人变成单向度的人，甚至是没有向度的人了。人与人之间，人与自己之间的关系法则仅仅存在为物的、金钱的法则，人成了赚钱的机器，人被工具化了。另外第三点是今天青年人的情感冷漠。比如说对社会公益事业的不热心，发现邻居家遭窃抢装做不知道，甚至看到有人想跳楼自杀，不仅不设法劝阻，反而是观望起哄，嘲笑为何迟迟不跳。我以为，这种情况与过分世俗化不无关系。
王晓华：刚才葛红兵谈到了市场经济与世俗化造成人的单向度化问题。这在我们的现实中表现得很明显。放眼社会不难发现，社会成功者的模式是很少的，大众媒介和日常景观所展示的是千人一面的成功者的形象：身着名牌服装、手持大哥大、出入开私家车、住高级别墅等等。这影响到某些青年用一些假的东西模拟这些形象充门面，而一些缺乏批判精神的媒体也把这些隐含的或公开的价值理想标准和价值倾向向青年推销，使人的社会形象和追求单一化、狭隘化。除了使人单向度化之外，世俗化还造成了新的等级制度。世俗化固然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后天性的尺度和更多的发展机会，但是它又造成了社会等级差别的明显化和普遍化。更为严重的是新的等极制度已经被人们默认和遵守。
市场经济和世俗化的另一个负面效应是对自然界的破坏。从表面上来看，你、我、他是通过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而得取了更大的个人消费满足，可实际上无限度的炫耀性的消费心理和需求，以及所造成的消费品生产的畸形膨胀，往往是以对大自然有限资源的无情掠夺与毁坏为代价的。当我们这个唯一栖居之所——地球被毁灭之后，人也将无以存在，什么世俗化，什么超越性都无从谈起。第四个负面效应是人的超越性的丧失，对理想、对精神的追求有湮灭的危险。
葛红兵：康德说过世界上有两个东西是不能够征服的，第一是头上的星空，第二是心中的道德法则。在今天世俗化的大潮之中，康德的这个说法还是非常能引起我们思考的。第一，不能放弃我们的道德法则，就是说在市场化的过程中要建立符合我们今天发展的新型的道德准则。第二，还应该想到立足于大地的人，想到我们头上的星空，就是要保持超越性。人存在于世界，受到世界的束缚，构成为世界的一部分，但同时他又改造着世界。青年的世俗化如果在今天的市场经济当中仅仅是为了金钱享乐，我们的世界就不会有发展了，市场经济也就不会有前途了。市场经济的前途首先基于人人为社会提供财富来占有财富，靠创造财富来获得财富。我们的最终目标所指，应该是古往贤者的共同理念——“大同理念”，追求人人平等、人人幸福的社会。
范钦林：我们还是谈谈世俗化的局限性。社会不可能只以世俗功利的追求为准则，社会仍然需要理想，需要精神，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关怀。这样看来，人文精神的提倡，是防止目前世俗化偏离正常轨道的重要的精神壁垒。一个没有对立面的社会就缺乏发展的动因，而一个没有对立面的社会现象也是非常危险的。可以说世俗化与人文精神，既矛盾又同一，相反相成。虽说知识分子在整个社会中，目前尚不能担负起社会揩模，来规范社会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但真正的知识分子的社会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仍然对于社会的良性发展起着某种制衡作用。随着知识分子社会特别是经济地位的提高与青年文化知识水平特别是学历的提高，社会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的雅化程度必然会越来越高。另一方面，社会上部分文化水平较低而在过去的若干年里，因为各种原因而迅速致富的人，也会逐渐趋向雅化，因而世俗化也是一个动态的和发展的概念。
姚新勇：以上大家说得都很有道理，但不过我总觉得有点失之高渺。因为当代青年世俗化的重要缺陷可能不在它处，就在于我们现实市场经济发展和世俗化本身的不健全性。我们刚才从多方面论述了当代中国的世俗化趋向，可是将这种现象与政府宣传教育机构的观点相对照，不难发现两者似乎存在着很大的出入。世俗的追求讲求现实性、功利性、享乐性，而宣传教育则强调无私的奉献精神，强调远大理想的追求。这些宣教并非不对，问题是往往过于空洞、教条，与现实青年人的价值取向相差太远。这种反差正好说明了现阶段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与理论的不配套性，说明我们还远未建立起规范化的、基本有序化的、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样也就不可能建立起相应的、有机的社会道德规范与价值准则。这两种缺陷的一个共同表征就是公民意识的缺乏。
走向和谐：超越性，法制，公民意识
王晓华：刚才我们谈到的实际上是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是现实世俗化是否健全的问题。应该说在中国，世俗化本身并没有充分实现，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第二方面涉及到如何限制世俗化的问题。问题的根本是，我们在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如何在世俗化和超越性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平衡和张力。或者说我们在21世纪即将开始的时候，必须在世俗化和超越性之间，找出一个合理的“中庸之道”。
范钦林：也许“中庸之道”只是一种比喻。但是不管怎么说，一个社会不可能完全世俗化，也不可能完全“贵族化”（这只是借用这个词而已），这两者之间必须维持适度的张力。我们赞赏与期盼的是青年在正常轨道上的世俗化，同时我们也应该呼唤社会出现更多的“贵族精神”（这仍然是借用这个词），来使社会生活的“精神含金量”更充分些，以防止物欲横流、人欲横流和文化精神的“沙漠化”。而饱受物质困顿之苦的中国社会，弄不好是很容易出现这种问题的。我们过去是靠乌托邦支撑着的，后来这种支撑不复存在，整个社会都在“向钱看”。因而精神文明的建设的确是一个需要科学地加以研究定位和建构的问题。当然在很大程度上，它有赖于物质文明的进步。
葛红兵：范钦林和王晓华都谈到了对世俗化加以限制的必要性，问题是依靠什么来限制。如果说在过去的宗法社会中，对人们的制衡主要靠精神性的东西，比如说精神理念，要求人们在道德上的自我完善；而在今天的商品经济社会中主要要依靠法制，就是说要建立法的观念，而不是过去的礼的观念。所以我以为，不应该象王晓华那样提倡超越意识。那还是延续了过去的传统思维，似乎我们还应该象在宗法社会中那样依靠个人在精神上、道德上的完善来提高社会整体健康水平。如果真是如此的话，我们每一个人手捧一本《论语》去读不就行了？所以我还要强调，今天的制衡机制就是法律。这要求法制的健全与完善。这种完善绝不仅是干巴的法律条款的设定，还应包括与之相关的社会习惯和行为方式的“匹配”。如果我们整个社会能够在法制及其相关方面健全起来，我们整个社会的世俗化就有可能成为一个有规则的世俗化，世俗化也就不可能发展到偏狭。法制的健全将使社会世俗性的追求有法可依，有目的可求。所以说，世俗化并不可怕，可怕的只是失去了法律制衡的世俗化。
王晓华：世俗社会实际上就是市民社会，而市民社会的维系是离不开公民意识和法律制度的，但是仅仅依靠法制来制约世俗化显然是不够的。
范钦林：对。法也并不是万灵之药，而且法只能是某一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不可能不带有局限性，况且在中国还有个执法问题。
王晓华：对。例如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法规和其他社会行为法则是相当健全的，它们的社会世俗化和法制化已达到相当高的结合程度。但是，在那里显然还存在许多缺陷。当事情一旦涉及到人的价值和尊严、家园感等等这些和宇宙相关的问题时，法制就显得无能为力了。西方发达国家为什么会出现一些象绿色和平主义者这类人呢？就是他们要通过自己的行动去制约西方社会的无限制的市场经济化和商品化，而这些行动时常是与国家法律相冲突的，难道我们就此应该判定他们的行为是错误的吗？所以用法制建设来限制过度的世俗化，只能是一个基础，而用人的超越性来限制世俗化才是一种比较高级的阶段。
姚新勇：不错，从原则上来说，法制化和超越性都是需要的。但我还想进一步思考的是，我们所谈的问题，究竟涉及到哪些行为主体？针对现阶段世俗化的最紧近迫的问题是公民意识的不健全性，与此相关的主体各自应该做哪些工作呢？我以为这里涉及三类主体：国家主体，知识分子主体，青年主体。这三个主体的活动应该围绕着如何健全公民意识而共同努力。对国家主体而言，就要求它的意识形态学说如何能够尽快地从传统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不谐调的状态中摆脱出来，为社会、为青年人提供更具体、更富于弹性、更具说服性，既具现实性而又不失理想性的国家意识、价值准则和社会伦理规范。而对知识分子而言，要求我们更加具体、深入、客观地观察、认识社会，尽可能地及时而准确地对市场经济社会中各方面情况和青年问题提出独到而有价值的见解，而不是或者一味跟随市场潮流，失去知识分子的批判向度，或者抱着僵化的理想主义观念，对青年人的追求一味的指责，这正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基本公民义务所在。而对青年主体来说，就要求他们应该明了，市场经济、世俗利益的追求，并不意味着个人的思想行为仅应该以各种直接的消费性满足为引导，作为商品经济社会中的一个公民个体，他应该意识到自己的世俗追求不应该建立在感官肉体的基础上，而应该建立在公民意识感、公民身份感的基础上。一旦当他去思考什么是公民，一个合格的公民意味着什么，具有什么样的权利和义务，怎样才能践行这些权利和义务时，也就意味着他开始从纯粹的物质性功利满足欲的被动存在中解脱出来，开始关心社会，关心他周围的其他公民，关心他作为一个公民的存在。只有当这种公民意识成为青年、成为全社会普遍自觉的意识时，我们这个社会才有可能走向更高的、更具超越性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