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社会争论的根源——以科学的不确定性为视角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基因论文,不确定论文,根源论文,视角论文,性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4)01-0182-05
持续多年的对于转基因的争论激烈而广泛，即使有各种权威机构或者权威人士的出面仍旧不能使这一问题平息，并且，随着全球对于转基因的推广，这场争论愈演愈烈。本文从转基因作为生物科学本身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出发，探讨了关于转基因争论如此激烈广泛而长久的根本原因，认为正是由于转基因首先作为一个科学问题，其不确定性导致了这场争论的持久和激烈。
一、转基因争论的火热
转基因这个话题现在非常火爆。无论是电视媒体、网络媒体还是报纸杂志，无不聚焦于此；众多学者专家，专业的、非专业的，似乎都有话要说。网络上出现多次激烈争论，或由方舟子而起，或由蒋高明而起，或由袁隆平而起，或由农业部而起。这种极度的火热并非只在中国，在全球范围内，转基因都是极度火热的话题，各国的政府和民众都关注于此并为此激烈争论，甚至有政府为此专门立法——美国康涅狄格州通过立法限制转基因，要求所有转基因食品必须明确标示[1]。关于这一话题的争论不仅广泛激烈，而且是长久的，人类对于转基因这一问题的关注和争论早在十几年前就已开始[2]。但是回顾转基因争论的历史，可以发现，在中国，从2009年起，关于转基因的争论发生了质的变化。
2009年11月27日，中国农业部颁发了两种转基因水稻、一种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这一事件顿时引爆了整个中国关于转基因空前的关注和讨论。讨论和争论的参与者可以大致划分为主推派和反对派，争论的焦点在于要不要将转基因农作物进行现实的商业化推广。论战至今已有三年多，但仍未能有定论。
主推派主要有转基因领域的研究者、各级农业部门的官员以及一些大型粮商。而反对派则包含着各行各业的人。从人数上来讲，反对者远多于支持者。然而，反对转基因的大众虽然人数众多，但多属于草根阶层，有专业知识者不多，有公共话语权者更是寥寥。反观支持者一方，虽然人数较少，但多位是有一定话语权的科学家或者官员。以目前的现实来看，主推派对国家政策的影响似乎更大。“十二五”期间，国家对转基因品种的研发支持是300个亿，常规育种只有1.8个亿，相差167倍[3]。这一定程度上迫使这一领域内的研究者为生计而转向转基因。这更加使得反对派感到担忧。
2010年12月爆出新闻，农业部机关幼儿园不吃转基因食物，幼儿园网站的“营养配餐及食品安全”一栏明确指出，幼儿园的“鱼肉类食品统一由为农业部机关食堂供货的优质水产品公司供货，食用油采用非转基因食用油”[4]。这再次将转基因问题推上风口浪尖。屡次为转基因作物开绿灯放行的农业部，为什么其自己的机关幼儿园不吃转基因食品呢？大量的公众带着愤怒的情绪质问：为什么奥运会、亚运会、大运会、世博会、农业部机关幼儿园、甚至转基因巨头孟山都公司的食堂都不吃转基因[5]？
2013年，央视著名主持人崔永元多次自费前往美、日等国调查转基因，并宣称得出两个结论：一是“美国人放心吃了十几年转基因”纯属谣言，二是美国主流科学家对转基因存在争议[6]。这一事件伴随着崔永元与方舟子的论战以及崔永元自央视离职，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媒体竞相报道，再次引起转基因的争论，其激烈堪称空前。
反对派咄咄逼人，主推派也不遑多让。以方舟子为代表的主推派多次举行试吃转基因食物的活动，似乎他们吃了转基因的食物就能证明转基因的清白。2013年6月，农业部再度批准发放3种转基因大豆进口安全证书。毋庸置疑，这为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的争论又添了一把火。
争论其实远不止于此。也许，真正的争论还未到来。这样广泛激烈而长久的争论是罕见的。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广泛激烈而又长久的争论呢？或者说，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源是什么？
二、关于转基因长久激烈争论的根源
从转基因本身来讲，由于其与人类的健康问题和生态环境问题有着紧密关联，这使得它容易受到关注。同时，作为一种新兴的生物技术，转基因被联系到粮食危机与食品安全等热点问题上。甚至，基于转基因产生了许多阴谋论，比如，国外学者威廉·恩道尔在其《粮食危机》一书中说美国利用转基因对别国实施阴谋，这使得转基因这一话题更加吸引人。由于众多科幻题材影视作品的夸张渲染，部分民众对于某些类似于转基因的新技术产生了难以磨灭的恐惧感，对于转基因的争论，他们自然相当关注。不仅如此，关于转基因的言论在民间具有巨大市场的原因还在于，部分政府部门对转基因态度暧昧，这引来众多猜想和批评，而众所周知的是，民众往往有一种逆反心理，与政府唱反调的言论从来不乏听众。同时，由于转基因的火热，导致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媒体公众，都更加关注于这一问题，而学术界和媒体公众的关注又更进一步促进了转基因话题的火热和争论的激烈，可以说，转基因在影响力上形成了一种自我扩张式的循环效应，堪称与“英语效应”、“美元效应”类似的“转基因效应”，这使得转基因问题的火热能够经久不衰。
但是，上述分析都不是最根本的原因，因为这只能解释转基因这一话题的吸引人之处，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关于转基因会有如此罕见激烈的争论。关于转基因问题有着如此罕见激烈的争论，其根本原因在于，转基因本身在科学上的不确定性。
从广义上来说，科学本身即具有不确定性。首先要说明一点，科学与真理并非等同。从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说，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是处于永恒变化之中的，人类对于未知领域的探索很多是不能下定论的，而且，即使今日有所定论，在未来同样可能被否定。历史上此类例子并不罕见：以前人们认为太阳东升西落，当然是太阳绕着地球转，但是后来哥白尼提出“日心说”否定了它；以前牛顿以其天才的智慧揭示了牛顿定律的存在，数百年间受到广泛推崇，但后来爱因斯坦提出的相对论证明在微观和高速领域牛顿定律是需要修正的。
人们通常所说的科学，是指狭义的自然科学。相比于其它门类的自然科学，生物科学或者说生命科学，具有更强的不确定性。科学之所以为科学，在于其说服力和准确性。是什么来实现这二者？是科学实验。而所有的科学实验都必须要有条件设置，正是在这一点上，生物科学与其它科学有着差别。对于物理化学实验来说，实验条件、实验参数是相对容易固定的，比如说一个化学反应，在确定的温度、气压等条件下，其反应也是确定的。物理的实验同样，参数确定后，其结果也是确定的。但生物的实验不同，别的科学研究的对象是死的，而生物科学研究的对象是活的。很多生物实验，其条件是无法完全固定的，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时间周期，一个月会有某种结果，一年可能会是另一种结果，十年则又是不同的结果，而更久的时间，则可能会有更多不同结果。时间周期是一个例子，实验规模的不同同样可能带来结果的差异。其实此类例子有许多，都说明了部分生物实验其说服力和准确性容易受到挑战。正是这导致了生物科学相比于其它自然科学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
而在生物科学众多的分支当中，转基因理论和技术的不确定性尤其突出。首先，转基因的发展历史不长，从1983年世界第一株转基因植物诞生至今仅仅30年，甚至于，人类对基因的认识从1953年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至今也不过才五六十年。转基因技术并未受到现实长时间的检验。其次，由于转基因技术是在分子水平上的微观操作，在现有科学条件下，大多数关于转基因的实验都是间接实验而非直接实验，这样的间接实验使得其不确定性增加。再者，也是最重要的，是转基因实验在时间周期和实验规模上的限制使得其结论在现实中的推广让人难以接受。
对于如此众多的转基因争论者，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为非生物专业人士，一种为生物专业人士。非生物专业人士在争论中有两种，一种是避开转基因问题本身，顾左右而言他，抛开转基因问题本身来谈转基因背后的社会公民意识、法律缺失、政府行为及某某国家的政治操作等；另一种是基于专业人士的言论和观点，来发表自己的意见，这就牵涉到专业领域的问题。众多所谓的专业人士，其中不乏生物学方面的博士、教授甚至院士，他们的加入让这场争论愈演愈烈。但是，由于转基因问题本身在科学上的不确定性，即使是专业人士基于科学实验得出的结论，同样容易受到挑战。如下列举两个例子。
著名的“普兹泰(Pusztai)事件”。该事件是转基因争论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在英国罗威特(Rowett)研究所的一位普兹泰博士1998年秋天在英国电视台发表讲话，声称大鼠食用了转雪花莲凝集素基因的土豆后，“体重和器官重量减轻，免疫系统受到破坏”[7](p29)。
这一例子被众多反转基因者引用，视为铁证。但是，这一专业人士的科学实验结论同样受到了其他专业人士的质疑。英国皇家学会组织专门的评议，并于次年5月公布报告，指出普兹泰的实验存在六个可疑之处：(1)不能确定转基因和非转基因土豆的化学成分有差异。(2)对食用转基因土豆的大鼠未补充蛋白质以防止饥饿。(3)实验动物数量少，饲喂了几种不同食物，且都不是大鼠的标准食物，缺乏统计学意义。(4)实验设计差，未作双盲测定。(5)统计方法不当。(6)实验结果无一致性[8]。换句话说，作为专业人士的专业实验，同样容易受到质疑。
孟山都公司对其转基因玉米的安全性做了实验，并基于此实验宣称该公司旗下的某型号转基因玉米产品的安全[9]。显然，异议者如云。在观察了孟山都公司的实验数据后，反对者对该实验仅有三个月的时间提出了质疑。对于一个生物实验，尤其是关于转基因的实验，这样的质疑是完全有理由的。因此，在这样的质疑之下，孟山都公司的实验的可靠性明显降低。并且，在2012年9月，法国科学家塞拉利尼宣称实验证明转基因玉米诱发肿瘤，其实验周期为两年。这一结果更是对孟山都公司的所谓安全性实验当头一棒。
但是，同样，即使是塞拉利尼的实验，仍旧遭到质疑。许多专家对该实验的统计方法的正确性提出质疑，而另一些专家则对实验材料的选择表示质疑。例如我国的曾庆平教授[10]。
转基因背后的不确定性不仅来源于生物科学的不确定性，同时还有统计学所体现的不确定性。现今的生命科学研究许多都要借助统计学的手段，在有关转基因的研究上尤其如此。在转基因的争论上，许多对于转基因问题的质疑都是基于统计学的观点提出的。统计不仅仅是一种广泛应用的科研手段，同时，其本身也是一门科学。但是，统计学有着比生物科学更大的不确定性，许多生物学的不确定性正是来源于其统计手段。统计学往往是用于研究整体性问题，其结论也只能从宏观整体上得出，这样所得的结论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只是一种概率性的结论，而非逻辑性的结论。显然，这种概率性的结论往往伴随着极大的不确定性。统计学的不确定性还有可能来自于研究对象的规模。一般来说，规模越大，所得出的结论越有说服力，概率性的结论其概率也会越精确。但是，现实的研究规模注定是有限的，尤其是转基因的研究，尽管科研人员会尽可能地严谨，由于实验周期、经费、研究对象的特点以及技术条件等的限制，许多实验在统计规模上是做了很多妥协的，这就带来了不确定性。
基于科学的严谨态度对实验提出质疑，这与支持或反对转基因无关，只是作为科学工作者负责任的一种态度。所以，无论是对转基因有利还是有弊的实验，由于其本身的不确定性，受到广泛质疑是正常的。
非专业人士谈不了转基因的问题，而专业人士又谈不清楚或者不能得出令科学界广泛信服的结论，这导致了这场争论历时长久而激烈，无休无止。
有的学者认为转基因首先不是科学问题，而是政治经济方面的问题[11]。但是，从科学的不确定性来看待这一问题，转基因首先是一个科学问题。正是由于转基因在科学上的不确定性，这才使得转基因在政治上具有巨大的可操作空间，或者说，是由于转基因首先在科学上的不确定性，衍生出其在其它诸多方面的问题和争论。试想，如若转基因一开始就已有科学上的定论，或者转基因是一种害人毒物，则人类早已弃之，更不可能有某某国家政府利用它来兴风作浪；或者转基因被确定安全有益，则政府和民众都不会为此纠缠，没什么好说的，大力发展就是了。
所以，转基因问题首先是一个科学问题，假如抛开转基因本身来谈其它问题，则争论永无休止。
三、如何面对转基因
转基因这一问题本身在科学上的不确定性在短期内是难以消除的，所以，这也注定了关于转基因的这场争论目前难有结果。但是，我们该如何去面对转基因这一不可回避的问题呢？
既然转基因在科学上是不确定的，那么，对待转基因问题持谨慎态度是值得认同的。毕竟，转基因所带来的后果无法预知，有可能是灾难性的。人类没有必要拿自己的未来作为赌注。但是，尽管许多普通民众对此态度谨慎，由于是否对转基因农作物进行商业推广的决策权并不在普通大众手里，并且支持转基因商业推广的跨国公司或者科学家有极大的公共资源可以利用，甚至足以影响政府的决策，这让对转基因抱谨慎态度的民众感到焦虑。民众的焦虑反过来更加促使排斥情绪的加强，从这一点来讲，对待转基因的谨慎更有必要。
慎重并不意味着态度的模糊。在涉及安全领域尤其是人类自身的生命健康安全时，应该旗帜鲜明地反对转基因进入食品领域。例如有人试图在食品领域推行转基因，对此应该坚决抵制。不能因为转基因的不确定性而有所犹豫，因为谁也没有权利拿人类和子孙后代的命运作实验。可以说，对于转基因的一切态度都是来源于其不确定性，包括大众的犹豫。但是，大众在面对转基因问题时，不能完全地态度模糊，在涉及某些重要安全领域时，应当态度鲜明，否则就等于放弃了自己的选择权。
尽管转基因有着科学上的不确定性，由此人们应当在重要的安全领域坚决反对，但是作为一种新兴的前沿科学技术，人类不能因噎废食。况且，假如永远一味地排斥转基因，那么这一科学技术永远无法前进，其不确定性也永远不会消除。转基因本身的确有着一些独特的优势，转基因抗虫棉已证实这一点[12]。所以，我们对于转基因在实验室的科学研究是应该并且很有必要提倡的。而在现实应用方面，在某些非安全领域应该允许转基因的小规模推行，比如棉花等。但绝不能贸然在食物领域推行，因为这样的风险太过巨大，威胁到了人类以及其它生物的安全，谁也没有权利这样做。而且，即使是在非安全领域，也要强调是小规模可控的。
一方面我们应该谨慎对待转基因，尤其是在安全领域，另一方面，其实我们把转基因看得太过重要，以至于转基因吸引了大众更多的精力和注意力，这反而导致某些非转基因问题缺乏关注度。就以与转基因关系最密切的农业领域来说，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其重要性未必低于转基因，但是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普通民众眼中，其热度均不及转基因。转基因可能有它的潜力，但其它农业科技也有巨大潜力，也需要同样的投入和挖掘，我们对农业科技的理解不应该仅仅局限在转基因方面。比如说杂交水稻和传统水稻品种混栽，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同时，还大大降低了农药化肥的使用量，同时也让农民增收。水稻强化栽培体系，拥有高产、节水、省工、低耗等方面的优点[13]。这个例子表明，农业生态学还有极大的科研和推广潜力，而同时没有转基因在生物安全方面的不确定性。甚至基因科技本身也不局限于转基因，比如标记辅助选择可以更加深入地研究数量性状遗传，和常规育种配合，同样可以极大地提高育种效率[14]。
对待转基因的态度其实与对待核问题颇为类似。同为科学进步带来的问题，在为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为人类带来忧患。既然人类在面对核问题时能够达成一致，为什么在面对转基因时就不能呢？的确，从科学的不确定性来讲，核问题在科学上的不确定性相比转基因要小得多，所以，关于核的争论就远不及关于转基因的争论。只不过，核问题的危害是现实可见可感的，人类已经领略过原子弹的威力，所以从内心里怀着恐惧。但是，转基因这种潜在的或有或无的危害，人类尚未领略，而且由于生物学本身的特点，单个个体或许根本无从感受到转基因带来的影响。这使得人类有了一点底气。这种底气既不是来自科学，也不是来自经验，而是来自无知与未知。
在还没有转基因的时候，中国就用占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百分之二十的人口，这是举世皆知的，这说明人类完全能够养活自己，即使没有转基因。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要在一切尚未有定论之时，抛弃谨慎而选择冒险？
四、这场转基因争论的意义
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有一种著名的“辩无胜”学说。该学说以庄子为代表，认为靠辩论获取的胜利没有意义。庄子说：“即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吾胜，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与若不能相知也。”[15]大意就是：我和你辩论，你胜了，我输了，我说的就一定错误吗？我赢了，你输了，我说的就一定正确吗？其实无论辩论结果如何，我俩谁对谁错，或者都是对的，或者都是错的，仍然无法断定。
庄子的“辩无胜”受到诸多批判，甚至后人列此为著名悖论，最为著名的一种反驳即别人反问主张“辩无胜”的人：如若你主张的这一理论是错的，那么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辩无胜”，如若你主张的是对的，那么你胜了，这显然与“辩无胜”又矛盾了。
显然，这一经典的反驳和悖论，其实是对庄子“辩无胜”思想断章取义的曲解。从庄子原文来看，庄子所主张的“辩无胜”是符合唯物主义的，或者说，庄子的本意是指事实胜于雄辩。
因此，可以说，辩论对于事实本身是没有影响的。辩论最大的意义，并非在于谁胜谁败，而是在辩论的过程中，将问题反映得更全面、更深刻。今之转基因的辩论同样如此。
从转基因本身在科学上的不确定性来说，在短期内，其不确定性无法消除，所以关于转基因的争论不可能有一个压倒性的结论。本来辩论对于事实本身是没有影响的，但是事实却能影响辩论，而在转基因这一问题上，由于其科学上的不确定性，即在事实上的不确定性，导致辩论的激烈和长期性，这可以看做短期内的“辩无胜”。但是，这样一场争论却将转基因这一问题的很多方面都反映出来，比如通过转基因问题所反映的霸权主义、政府信息透明以及公众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等。更重要的是，将大众对于转基因的态度体现了出来，大众通过这样一场争论使自己的发言权得以实现。这场罕见争论的意义正在于此。对于那些在转基因问题上有着决策权的部门机构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