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的内讧悲剧
◇王龙
一
熙宁七年（1074年）三月二十日的深夜，北宋三司使曾布彻夜难眠，左右徘徊，面临着一次人生的重大抉择。
这天晚上，他收到了来自皇宫的一道神秘手令，发令者竟然是宋神宗本人。这种越过宰相直接向三司使长官夜下手札的方式本身就极不寻常，而宋神宗手札的内容更令曾布大吃一惊：最近听闻市易务买卖货物，有违朝廷当初立法本意，妨碍百姓经营，致使民怨沸腾，深恶痛绝，现特命你详加调查，尽快上奏。
接到宋神宗的手谕后，摆在曾布面前的只有两条道路：一是遵从宋神宗的旨意，严查市易案，这也意味着与变法派反目成仇，尤其是得罪恩师王安石；另一种选择是对皇帝的密诏阳奉阴违，帮助王安石共度时艰，维护新法。
反复权衡后，曾布决定选择抛弃王安石，和宋神宗站到一起。这样既可以赢得君王之心，增加自己的政治筹码，还可以借此打击压制蛮横骄纵的吕嘉问，可谓一箭双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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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此事，护法心切的王安石感到既震惊又愤怒。他没想到最得力的助手曾布竟然背叛自己，“沮害”新法，而宋神宗为何支持曾布，也令他百思不解。在王安石的再三坚持下，宋神宗只好搞了一个折中方案，令大臣吕惠卿与曾布一起根究此案。曾、吕二人虽未明争，但早已开始暗斗。如今两人同时受命调查市易务案件，神宗支持曾布，王安石信任吕惠卿，很快造成了两套人马各行其是的局面。变法派内部一场政治斗争陷入白热化。
王安石首度罢相离去后，他的副手吕惠卿迎来了人生最重大的机遇。宋神宗任命韩绛为正宰相，吕惠卿为副宰相，继续推进变法大业。
韩绛的建议正好切中宋神宗心思。神宗也发现吕惠卿执政以来，诸多举措引来非议甚多，实难独当大任。朝廷的变法大业，离开了王安石确实寸步难行。宋神宗决心顺势而为，诏令王安石迅速回京主持大局。
二
身处漩涡中心的王安石，终于感到一种无法支撑的疲惫之感。变法以来，他每行一事无不饱受攻击，而今变法派内部的自相残杀，亲痛仇快，更令他心灰意冷。熙宁七年（1074年）四月，当春风又绿江南岸时，王安石终于踏上了那条他日思夜想的归乡之路。在他身后，依然是那个充满明争暗斗的京城汴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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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惠卿是变法阵营的二号人物，被称为“护法善神”。他极有政治才干，又颇富政治野心。从王安石手里接过变法大旗那天起，吕惠卿就雄心勃勃地要开创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
市易务案引起的风波稍有平息，大权在握的吕惠卿开始对曾布穷追猛打。曾布随即以教唆商人作伪证、“不应奏而奏”的莫须有之罪被贬尧州，案件的另一方当事人吕嘉问也被贬常州。
短短半年之内，朝廷百官形成了唯吕惠卿马首是瞻的趋势，御史争相趋附，谏官同声阿谀，各地州县官员更以结交吕惠卿为荣。吕惠卿府邸成了官僚、商贾络绎不绝的朝拜圣地。他还公然提拔重用自己的亲兄弟吕升卿、吕和卿等人，培植私人集团，增强政治势力。
吕惠卿不知道自己飞扬跋扈的举动，已经深深地引起了一位重要人物的不满。他就是顶头上司、同平章事韩绛。眼见朝廷中对吕惠卿的非议不满越来越多，宰相韩绛借机密奏神宗，请求重新启用王安石为相，以稳定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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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关键时刻，一个见风使舵的小人登场了，一下将吕惠卿推到悬崖边上，他就是两面三刀的御史中丞邓绾。他原本受王安石的知遇提拔，王安石罢相后他立即转身投靠吕惠卿。现在王安石复出，朝秦暮楚的邓绾十分紧张，为了将功折罪，他决心在吕惠卿背后插上一刀，再度向王安石表达忏悔靠拢之心。
三
于是一桩震惊朝野的案件被揭发出来。邓绾控告吕惠卿与其弟吕升卿，乘着实施新法之便，与华亭知县张若济狼狈为奸，强借华亭富民朱华等人钱五百万，用以私置田产五百顷。这种假公济私的卑劣行径，已失天下黎民百姓之心。
湟中县法院对犯罪人员进行审理后依法出具法律文书，然后法院将需要进行社区矫正的服刑人员的相关法律文书送至湟中县司法局。司法局的社区矫正科接到法律文书后，联系社区服刑人员到司法局报到。县司法局的工作人员经核对身份信息、拍照登记存底后，将社区服刑人员的完整信息录入西宁市社区矫正人员信息平台，并将法律文书及其他文件材料制作成为该服刑人员的社区矫正工作档案。县司法局联系社区服刑人员居住地所在的康川司法所，送交社区矫正工作档案，交接对于社区服刑人员的矫正工作。康川司法所接到相关文件材料后，联系社区服刑人员来所报到，结合相关材料对服刑人员进行风险评估，并告知其相关社区矫正的工作要求。
此时，沉寂已久的反对派又乘势出山了。张方平、吕公著等朝廷大员再度借机弹劾新法，奏请神宗迷途知返，尽快停止变法。宋神宗心力交瘁，疑虑丛生。一颗天生的帝王疑心使得宋神宗性情大变，高深莫测，他不再相信任何臣子。眼下变法已经退居其次，如何剪除王安石和吕惠卿日益坐大的党羽才是他的心腹之患。
听到这个消息，原本春风得意的吕惠卿顿时如同五雷轰顶。
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距首次罢相仅仅十个月之后，王安石重新恢复相位。君臣二人一别经年，再度重逢感慨万千。王安石对神宗说：“今陛下复召用臣，臣所以不敢推辞者，乃为报答陛下知遇之恩，希望能为陛下的盛德大业再尽一点绵薄之力。然臣年老力衰，恐怕不能久事陛下左右了。”
这是变法七年来发生的最大一桩以权谋私案，而且事涉主持变法的领军人物。在富国强兵的口号掩盖下，变法者却暗渡陈仓，中饱私囊，怎么能指望这种自私自利的人去肩负振兴大宋的重任？宋神宗极为震怒，立即下诏立案追查，涉案者被悉数逮捕入狱，朝廷百官战栗，草木皆兵。变法派几乎人人都要经受勘审，随时准备接受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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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王安石的预感应验了。他重登相位后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变法派内部的矛盾分裂。最大的敌人出现在自己的阵营中，那就是曾经视王安石如父如师的吕惠卿。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王、吕两人的矛盾冲突，给了许多心怀叵测的人趁势进攻的机会。熙宁八年（1075年）七月，御史蔡承禧突然发难，率先弹劾吕惠卿结党营私，任人唯亲。平时早就不满吕惠卿所作所为的官员们纷纷响应，一场揭发控诉吕惠卿罪状的怒潮不可遏止。
于是在华亭案尚未完全查清的情况下，宋神宗突然开始了对王安石、吕惠卿两派势力的打压贬逐：陈升之、韩绛、王安礼先后被贬官外放，变法派的中坚力量几乎被放逐殆尽。而对矛盾漩涡中的焦点人物吕惠卿，不但面临反对派的攻击，同时还有变法派的嫉恨。宋神宗只好将他贬任陈州知州，还在罢免手诏中严厉批评他“不能以公灭私，为国司直”。
熙宁九年（1076年）六月的一天，京城闷热的空气中弥漫着一丝不祥的氛围。宋神宗紧急召见王安石，以少有的严肃面容递给他一封厚厚的奏章。王安石尽管已经预感事情不妙，但当他接过奏章迅速浏览完毕后，仍然不禁大惊失色，五脏俱裂。这是吕惠卿从任所陈州火速传来的奏书。在洋洋达数十页的奏书中，吕惠卿反戈相向，痛责王安石父子勾结朝廷谏官，“弄权矫令，罔上欺君”，对他进行栽赃陷害。最为可怕的是，奏书有理有据，居然指出王安石之子王雱为了串通他人诬陷吕惠卿，还私下偷取了宋神宗的御批作为定罪依据。
宋神宗虽然表面上原谅了王安石的失职，但是内心却留下更加浓重的阴影。恰在此时，本来就体弱多病的王雱经过这一场风波，深为自己帮了父亲的倒忙而感到羞愧，最后竟然一病不起，以致而立之年便英年早逝了。
风云突变，祸不单行。痛失爱子对王安石的打击无以复加，他的精神迅速垮了。王雱才华横溢，二十四岁就高中进士，是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助手。如今老年失子，王安石的伤痛无以平复。
五
王安石辞相之后，宋神宗从幕后走上前台，直接主持变法事业。尽管他雄心勃勃，试图开启一个新时代，但变法的进展却并不顺利。他把国家大权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不许讨论和更改已经实行的变法措施，只需要大臣们像工具一样忠实执行诏令。而大臣们都牢牢吸取王安石屡违圣意的教训，不敢再进任何忠言，只一味顺从神宗旨意。朝政退回到从前那种因循守旧的状态，宋神宗如同盲人瞎马，独自驾上大宋朝这架马车冲向危险的悬崖。
用典者为了表达 “越权办事或代作别人的事情”之意时便决定运用《庄子·逍遥游》中的“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这一语典，由于用典语境的不同，为了符合诗文语境的需要，用典者根据这一语典创造出了 “庖代”“代庖”“越俎代庖”三个典面，其中“庖代”为主谓结构，“代庖”为述宾结构，“越俎代庖”为状中结构。
王安石变法链条断裂的关键一环，不是来自政敌的阻挠攻击，而是内部错综复杂的倾轧斗争。千难万险也不曾压倒的王安石，最终却被自己人的权力斗争送上悲壮的祭坛。变法阵营自毁长城的分裂举动，导致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寿终正寝。
（摘自《文史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