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经济史面临的挑战——回应《大分流》的“问题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社会论文,意识论文,经济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873（2004）04-0046-07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有越来越走向细密化的趋势。它作为学术深入与学科成熟的体现，是合理的，应该为之高兴。但我以为其中也不无隐忧。比较明显的一点，便是在对“史学宏大叙事”疏离的同时，也表现出了某种对理论淡漠的心理，并有可能导致对整体历史理解热情的消退。我对前此魏德曼发出的警戒颇有同感，史学“意义”的淡出，很可能同时也意味着史学社会责任感的冷却，以及史学的淡出“社会”。正是从这样的背景出发，我认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工作者应该感谢彭慕兰的《大分流》，包括前此翻译出版的弗兰克《白银资本》。因为两书都强烈刺激着中国史学工作者，重燃起了关注理论争论与整体历史评价的热情。
平允而论，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宏观与微观的失衡表现得相对不算典型。但，它面对的却是另一种挑战：当“宏大叙事”已经扩展到了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乃至全球范围比较研究之时，我们在衡定和检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时，需要继续做出哪些改善和努力，以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研究品位？
假若《大分流》对我们有震聋发聩的作用，决不止只是对17—18世纪英格兰与中国江南经济的历史比较给出新的视角，或对明清江南经济给予了高得有些意外的好评。正如一些国内学者多次向读者申论的那样，在这种解释的背后，有一种理念的革新，即是对既有研究“理论范式”——欧洲中心主义的“颠覆”（我个人认为用“震撼”一词或许更好些）。
这种外来的震撼，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意味着什么？如果回溯一下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发生、发展的历程，就比较容易体会，冲击并非仅仅限于若干个具体评估数据或发展水平高低的分歧上，而是直接指向了研究的基本思路，乃至研究的理论支撑。
“全球化”的视野，在中国始于何时？目前仍在争论。但无疑义的，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创建，大约不会早于上一世纪的30年代。敦促它诞生的社会动因，就是在当时的“全球化”大背景下，为寻求“中国向何处去”而展开的中国社会与欧洲社会发展历程的比较。在经济史尚处于襁褓期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关于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评估，论战各方存在严重的分歧，但无一例外，都是从比照欧洲历史的角度去立论的。争论各方都接受了由欧洲输入的社会理论，包括社会变革的方向，也离不开激进与保守对峙的欧洲历史背影。率直地说，我们经济史研究的主流，一开始就是用政治经济学而非单纯的经济学眼光去考察、评估经济事实的，它们是“社会经济史”，而非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史”。
《大分流》的研究风格，很不同于我们“政治经济学”色彩浓厚的“社会经济史”，呈现出的是经济史的“经济学化”，数据的处理更是占了相当篇幅，虽没有明言，但主张去“社会科学化”的隐喻，也是感觉得到的。《大分流》通过纵横捭阖的正反论证，强调问题并不在于欧洲有什么制度或政治、文化上的先天优势，因为经济的发展总究是要依赖于地理环境、资源（特别是能源）、人口、技术等生产要素的结合，而经济发展根本性的突破，更是仰赖于旧的组合能否有新的要素参与，以及新的组合能否摆脱旧有的危机陷阱（如人口、资源的发展瓶颈，或曰：“斯密动力”）。在这里，突破的机率很小，也很偶然。英格兰19世纪之所以能率先实现经济的历史大转折，煤资源的地理有利固然是一个因素，但在作者看来，美洲的发现，美洲、非洲资源的补偿性替代，才是帮助西欧跳出“斯密动力”峡谷的关键之关键。因此，西欧的领先一步，与其说是必然的，毋宁说是借助“全球化”的机遇而侥幸取胜。
如果我的理解没有偏差的话，《大分流》要实践的是这样一种研究路向：经济史的分析，必须摆脱旧社会理论的规范，给经济分析以独立的位置，循着经济自身的发展脉络，尊重经济发展的自主性。
过去我们熟悉的理念是：什么样的社会形态或社会制度，就决定了有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并决定了这种经济发展可能达到的限度。社会经济每次重大突破，必须依赖于社会形态或社会制度的重大变革；欧洲经济的领先开始于资产阶级革命，并由欧洲历史内在的“制度优越”先天性地决定了的。对这种史学范式的质疑，彭慕兰采用的是“证伪”的进路，为此他征引了许多与欧洲中心主义“定律”相悖的欧洲经济新史实、新解析，逐个否定了“必然”的根据，而将历史交给“偶然”去解开谜团，令我这样一个依赖于欧洲史旧教材理解欧洲的外行大开了眼界。
那么，在中国史方面，是不是也存在这种“证伪”的实例呢？《大分流》的论辩，主要集中在对17—18世纪英格兰的经济发展水平并没有高出明清江南的“证伪”方面。其实，在中国史方面，许多与旧的社会理论不相协调的实例很多，只是没有像《大分流》那样，强烈地把这些实例与社会理论的质疑联系起来。这里，我稍作补充，说明这方面的思考还有待深入开发：
每次读司马迁的《货殖列传》，我都感受到一种强烈的精神震撼。战国至秦汉间活跃的长途贸易，私人盐铁工业的雇佣规模，金融货币借贷的早慧，都是我们用东方“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的概念所无法容纳的。更为惊异的是，像范蠡、白圭通过贸易操作，针对市场价格的季节波动和地区差价，以及旱涝丰歉周期，顿悟出了精明且高明的赢利秘诀，简直可以看作是对市场价值规律的成功实践。近20年来的阅读，使我多有感触，历史上许多实例无一不在说明，亚当·斯密说的“利益最大化”倾向，马克斯·韦伯说的经济人“理性”，在中国古人身上并不缺乏。太史公对经济的认识，诸如“人之熙熙，皆为利来；人之攘攘，皆为利往”，“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特别是“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假若隐去其名，用现代语体表达，简直可以冒充“新自由主义”经济观，大叫其绝？！由此可知，对市场需求的感受，对价格波动的认识，对赢利的机智追求，欧洲人并不是先天性地就一定独占“花魁”，别人不能领先染指的（明清的商人书籍可以继续证明这一点）。
再进一步说，自秦汉以来，社会政治体制是建立在农业社会之上的高度中央集权君主制，宣称“以农为本”，但社会经济的整体态势，假若仅仅用“自给自足经济占绝对优势”甚至用封闭保守来形容，则与经济史实大相径庭。只要看秦汉政府已经向农民征收货币赋役，就间接透出一个重要信息：政府不但对物资全国性流通的管理与控制始终饶有兴趣，行政性城市的商品经济发达也不容否认（百万人规模的城市，是当时世界不可想象的），就是农民出售农产品以换取金属货币的乡村集市贸易一定也是相当的普遍（只是在战乱或割据的年代，货币交易才暂时有所萎缩），后者可惜不入古代史家法眼，几乎绝大多数都堙没在历史的尘埃里，不复为后人所知。或许应该感谢印刷术的发明，宋以后有关乡村集市、城镇的史料逐渐多了起来，到明清地方志和私人笔记梓刻成风，方大引人注目，以至我们有理由怀疑它们起于宋朋的判断，有史料存废的偶然因素在内，未必就能说明此前农村集市一定非常的稀罕。总之，与我们过去相信的社会科学教科书不一样，在所谓“自给自足经济占优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家庭型农业经济大树的旁边，始终有活跃的城乡商品经济相陪衬。农民兼业工商，贩夫走村穿巷，富商巨贾活跃，也包括飘洋过海者，宋元开始，史载已不绝如缕，这是不争的事实。
此外，史家基于旧的社会进化理论，多认为：自秦以来，中国实行的是封建专制主义体制，经历了兴起、发展、衰微，到明清必然地走向了没落，按照“发展”的逻辑，社会经济也必然地会与之同步盛衰，逐渐下滑，进入危机和崩溃期。因此，自宋以后，因专制主义的强化，明清经济衰落、停滞的论断在经济史研究领域里占绝对的上风，直到最近才受到强烈质疑。现在有充分的证据说明，明代的经济发展水平超过宋代，而清代也仍然保持着经济发展的势头，有所前进。这里，我稍要补充的是，与彭慕兰想像的不一样，晚清到民国的经济虽然无法与同期西欧伦比，但也并非如《大分流》所断言，它深陷“斯密动力”峡谷不得动弹，相反，19世纪60年代起，现代经济成份的成长和工、商、内外贸的发展速度都是前此千年不能比拟的，经济状况要比人们主观推定的远为好得多——尽管政治状况确实很不如人意。因此经济“长期停滞论”不仅不适用于明清之前，更不适用于近现代。在这种史实重新澄清和反拨的过程中，学者自然要反思：旧的政治史的分期在多大程度能取代或支配经济变迁的历史叙述呢？
我的体会，《大分流》给我们示范的是这样一种方法论：当“社会理论”过分成熟以至显得臃肿虚浮之时，史学有必要消解这种过重的负担，通过事实的梳理，给出新的史学陈述。没有疑问，欧洲中心主义的知识体系是从欧洲历史的归纳中抽象出来的。在这种抽象的过程中，因果关系的梳理始终是一道关键的整理工序。反过来，这些经归纳过滤产生的结论又构成为知识体系的内核——但应该看到，这种“整理”多半是以牺牲或筛洗掉不合其胃口的信息为代价的，历史信息量是减少而不是增加。而且，以社会递次进化或进步为标识的近代社会科学，从孔德起，就始终有熔铸世界历史于一炉，以锻造普适性的“发展定式”为终极追求的雄心。这种乌托邦式的努力，由于舍弃了历史多元发展的复杂性，还产生了类似边际效率递减那样的“信息悲剧”。
然而，当我们获得冲破旧的理论樊篱的某种愉快感时，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冷静地思考一下：欧洲社会科学所归纳的因果关系是否完全是虚假的，或者完全不适合用以分析其它地区的经济发展？《大分流》用以分析的重要理论框架依然不离亚当·斯密以来的欧洲经济分析工具，也多少说明了这一点。在笔者看来，更为紧要的是，《大分流》对经济发展相关的内外制度的分析，明显有搁置甚至虚化的倾向。这是我大不理解的地方。因为据我所知，在欧洲和美国，都有制度经济学派起而抗争纯经济学的学术变革，它们不仅用以解释欧洲史，也有说服力地解释了非欧洲地区的经济事实（如张五常的“租佃理论”）。能把这种由经济学内在理路产生的变革（即补其以前之不足，再往前走一步的变革），也用一顶“欧洲中心主义”的帽子盖死吗？
是的，经济史的深入，说明原来的“制度”概念与事实之间有偏差，特别是关于“社会形态”许多死板的规定（最典型的就是斯大林的做法）像一层薄纸那样容易被捅破，但这些都构不成充足理由，认定“制度分析”必须进“历史博物馆”。笔者认为，更有意义的不单是破坏（“反驳”），也必须有所建设（新的“猜想”）。我们还是需要对经济、政治、文化的整体性关联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作更深入的探究，或者用布罗代尔的话，更需要往“海洋深处”去具体地探究“结构”——包括由各不相同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规则所构成的“社会结构”，是以何种方式、何种影响与经济发展相关联的。
《大分流》对“欧洲中心主义”主要是用证伪的方式来反驳的。同样，《大分流》将制度、包括政治制度分析搁置起来的做法，在解释中国史方面也会遇到强烈的证伪。
例如《大分流）只是着眼于明清，若往前看，学界早有人说“战国秦汉就已经有资本主义因素”（傅筑夫）。自战国以来的商品经济、市场贸易的早育或早熟，在经典性的社会科学教材里确实是找不到答案的，只能从中国历史自身的特殊性中去找到合理的解释（战国时期的解释见拙著《中国历史通论》）。秦汉以后，有曲折，但长途贸易的发达，始终存在；宋的商业发达，早为国外学者瞩目（故日本称宋以后为“近世”）。要说中国历史的最大特殊，就是在公元前221年就完成了幅员辽阔的领土一统，建立起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度，从此政治是大国的一统政治，经济是大国的一统经济，许多经济现象都与“大国制度”和“大一统”有密切的关联。有两份史料很特殊，一是西汉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一是明代王士性的《广志绎》，两位史家都曾用生动的笔调，逐个描述了东南西北中，各个物资、民生、风俗不同，经济发展参差不平衡的区域状况，合起来简直就是一幅“全国经济区域分布图”；与此同时，也未尝不可以把它看作是“全国市场分布及其形势图”。这种由行政统一创造的跨区域行政联系路线，在为各级政府上供或下发物资的同时，也就成了现实的和潜在的市场联系路线（因此商路往往与驿道同一；漕运促成商机）。这是“中世纪”欧洲历史所难以想像的。明清江南特殊的棉丝贸易，正是借助这张全国商品交易的联络图，方能获得活泼泼的发展生机。因此把江南从“大中国”中孤立地“抽样”出来比较，不联系中国的整体制度环境，无论如何是有悖于中国历史实际的。
我不想掩饰自己对《大分流》有不满意的地方，因为彭慕兰在将江南与英格兰比较时，并没有能完全放弃用欧洲史的眼光来看待中国江南的习惯性思维。他叙述中国史，是把精力全部集中到了只想证明17—18世纪江南尚未陷入“过密化”的数量计算上（在我看估计是偏高了，另文讨论），以便佐证英格兰不是先天地比江南优越；然而当他完成了对英格兰靠“空间的大转移”实现历史性突破的创新解释后，他已经被“大分流”的预定命题束缚住，几乎不假思索地沿袭了欧洲中心主义一贯坚持的近代中国“停滞论”和“落后论”，向黄宗智的“过密化”假设投降，宣告“和好如初”（这一倾向在彭氏答辩黄氏的长文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从《大分流》自身逻辑上说，或许是可以理解的：只有坚持19世纪江南陷入“过密化”泥潭，才能圆了“英格兰没有变成江南”的假设。然而，彭慕兰可能没有意识到，当他为了自身逻辑论述的完整性，把中国江南经济用“19世纪”一刀横切成长短两截时，破坏的是中国江南自身发展延续性的内在脉络，因而他实际上放弃了他原来值得骄傲的论点：“通往现代化的道路比我们以前认为的要多：其中大部分是可行的……更认真的分析表明，并没有一条唯一的通往20世纪的西欧道路”，也与他在《中文版序言》最后表达的对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的赞叹和期望不相呼应。因此，我曾在一篇短文里带点玩笑似地批评彭慕兰是“半截子革命家”。
生存的压力，始终是下至平民百姓（生活之源），上至国家政权（财政支持、社会稳定）所必须面对并予以适时解决的难题。这就是我所理解的经济发展自在的，有时甚至与政权性质无涉的（亦即任何政权都不能不做的），永动而无法停下来的动因。假若说微观经济往往仰赖于资源（特别是能源）的新开发而“豁然开朗”，那么宏观经济则更多地要靠空间流转宽度和深度的扩展而“海阔天空”。因此，我对《大分流》用“全球化视野”的大空间观解开西欧突破之谜，禁不住击节叫好——即便万事俱备，没有“进军美洲”开拓新的资源和产品市场（还有金银货币），就不可能产生由西欧领头经济“全球化”的精彩，犹如缺了东风，演不成“火烧赤壁”。然而，彭慕兰可能不了解，明清江南经济的独特发展及其发展所受到的限制，也只有在大空间里，才能得到比较合理的解释——拘泥于斯密公式，斤斤计较明清江南一隅的人均产量、人均工时收入，很可能始终是一团理不清的乱麻（有关该时段数据精确方面难以逾越的难度，容另文详说）。
17—18世纪江南经济优势区位的取得，靠的是丝、棉及其纺织制品向外部空间的扩展，也就是说，城乡兼业的家庭手工业经济模式，在市场上赢得了发展的先机，抢占了当时国内谁也无法与之相敌的市场最大的份额。当然，这种优势的获得决非是完全的偶然，细究起来有历史积淀（至少从宋开始的技术、经验、人口向南方转移的密集优势）、气候土壤、地理位置、技术进步、城镇培育、文化氛围、商业经纪、交通设施等等的前提条件，但假若缺乏了市场空间这一关键要素，只是就地产销、就地消费，江南先进的经济地位根本就无从谈起。
江南的丝、棉产品，有两个大市场圈。一个是全国性的市场圈，主要的消费对象有两类大户，一是全国各地官僚、地主、豪富乃至边远地区少数族的酋长、头领（故松江棉布销售点扩展至西北、塞外）的私人性家庭或家族消费，一是政府以定购、采购方式用以行政、军事（池田温、西昫定生就揭示过这方面的状况）、赏赐、朝贡的“财政性”集团消费。另一个就是海外市场圈，继《白银资本》后，《大分流》也关注这一类，唤醒了中国学者的注意（其实梁方仲、全汉升研究在前）。两者各占多少份额，在近代之前，很难有比较可靠的数据估算，但我还是相信，在“海通”之前的17—18世纪，前者的消费总额要大得多，后者受到极大的限制，其中政府财政性的集团消费和变形而来的官僚消费比例不容低估。评估国内市场的经济效果，必须看到一种欧洲史很难理解的特殊性，即江南重赋——政府、官僚高财政费用——巨额的集团消费、官僚消费——江南棉丝收益——江南重赋，这样一种特殊的产品货币间的循环回流，加上吏治的法外勒索，决定了江南小农家庭和工商业者投资能力的增长非常有限，生产者人均收入决没有《大分流》估计的那么高（这一点特别紧要，将另文详论）。此外，还有两方面的疑惑，《大分流》不曾注意到，也提出来供进一步思考。
17—18世纪当西欧市场对中国江南丝、棉产品需求正旺、依赖甚大的年代，中国何以不能直接掌握海外贸易的主动权，抢得经济发展的先机？假手葡萄牙、西班牙、英国乃至亚洲（菲律宾、日本）中间商，不说是“为别人烧香开庙会”，至少从利润收益最大化考量，明显是非常不上算的。为什么中国政府不鼓励并支持船队直接经营至西欧的海外贸易，掌握主动权，然而从出超中赚取更多的“白银资本”（大家知道，江南是政府财政收入的大户，棉丝贸易收益的提高，肯定能改善政府年财政不断增长的危机），改善政府财政的同时也改善江南的技术条件，以谋跳跃式发展呢？记得布罗代尔在他的名著《15—18世纪的资本主义、经济和物质文明》中也曾感慨过：假若郑和的船队越过好望角，直奔大西洋，世界历史转折的枢纽——海洋霸权的手杖，不就操在中国人手中了吗？既然江南的发展水平以及可能陷于“斯密峡谷”的压力与英格兰相同，中国公私各方没有把握住“空间大转移”、向海外寻求“山外青山楼外楼”的机遇，是缺乏强烈的经济冲动，还是因为有制度缺陷方面的障碍？很明显，沿海走私商（海盗）的活跃说明民间并不缺乏经济的冲动，无论是从造船水平，还是远洋航海的种种技术要求来看，当时中国都居先进地位，恐怕也是不会有多大疑义的。近几年有关谁首先发现新大陆，国内外都有郑和先到达美洲的“新论”，沸沸扬扬，证据真假莫辨。但也可以追问：即便我们在国内也发现了明代远洋航海地图，上载有美洲的地名，即便是郑和，甚或不是郑和，而是中国走私海船率先到达了美洲，有人住了下来，对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会产生像英国那样的影响吗？因此《大分流》从一个角度是圆了彭慕兰的逻辑：英格兰靠了发现美洲的“偶然”赢得了领先世界的发展先机；但从另一角度拷问：这样的“偶然”为什么中国没有抓住？为什么中国非得在世界贸易中扮演被动、陪衬的角色呢？我认为，其中大有缘故，而这些也正是被《大分流》所忽略了的。
同理，当中国在19世纪中期被迫向世界开放后，如果我们不再被旧的社会理论——中国与西方二元对立思维模式遮蔽的话，不难看到中国江南，而且也不限于江南，在开放的贸易中虽然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但无可怀疑，也因此获得了前此未有的发展经济机遇，外贸拉动了当地经济的上升势头，在全球化经济空间中决不只是单纯受损的一方。很明显，茶、丝的出口额迅速上升。据海关方面统计，自开埠到1862年，上海出口总货值增长30余倍。1850年，在总出口商品中丝占52％、茶占46％，到1858年，上海港年出口生丝货值较开埠初增长13.2倍；1860年，丝出口数量已经占总出口额的66％，茶下降为28％（注：详参黄苇：《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研究（1843-1863）》，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以及《上海对外贸易》（上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原先不从事蚕桑、生丝生产的县乡为外贸经济利益所吸引，陆续都把自己的粮食经济比例缩小，向外向型经济靠拢（新增者不仅有江南范围内的江阴、无锡、镇江等县乡，而且拓展到了浙东、浙南、苏北外围乡村）。棉花的命运不像生丝那样顺利，但旧有的研究过分夸大了西欧棉布输入的事实（实际前期几乎是不成功的），忽视了中国棉花输出量的不断增长，以及植棉区域的扩大。有足够的资料表明，江南原有的植棉生产区域仍在扩大（延伸到了浙东地区），华中、华北、西北的扩展更为明显，而华中地区的原棉主要是通过上海海关输出的。在向英美输出量减少后（印棉的竞争与美洲自身的发展），日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了中国原棉的最大输出国。即使在日本大量向中国输出棉纱的同时，也仍然大量从中国输入原棉，说明中国的原棉生产不仅没有低落过，而且还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增长。如果以上情况只是17—18世纪“江南模式”面与量的扩展，那么随着市场开放，中国人接受了“煤铁联合”的机械动力，不也在突破“斯密动力”吗？由于世界市场产品竞争的压力，在广大家庭纺织手工业之外，机器缫丝、纺纱、织布以及其它纺织制品的现代工厂数百成千地在江浙、广东、武汉等地诞生，赫然写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史上”（对此，杜询诚有系统的研究），历历在目。因此，仅从这一方面说，我们也没有理由说19世纪中期市场开放、现代化驱动后的中国，包括江南，其经济状况反倒陷入比17—18世纪更为困难的境地。
如果转换一个角度，放在全球化的市场竞争里考察中国的发展，其发展的限度或不足，也确实值得总结。这里我想举出中日之间的差距，因为这很能说明问题。17—18世纪与中国同处“亚洲贸易圈”的日本，其时国内丝棉生产水平明显落后于中国，且依赖于中国技术的传播。然而，到19—20世纪之交，日本完成了由“移植”到“创新”的飞跃，在生丝、棉纱、棉布的出口方面都超过了中国，在世界市场的竞争中胜出。以美国市场为例，19世纪下半期中国丝在美国进口的生丝总额中还能占到50％的比例，但到1903—1913年，日丝已经上升到65％，华丝则降低到22％，到1931年，日丝竟高占82.9％，华丝更下落到11.7％。棉花方面的情况更是令人一唱三叹。一方面，日本在进口印棉、美棉的同时，仍大量进口中国原棉。1912年，中国对外输出的原棉总额中75％是出口到日本的，占当年中国输日商品总金额的21％。1918年，在中国向各国输出商品中占第三位的原棉出口中，80％是输出到日本的，占中国输日商品的第一位（这是历年中最高的数据）。另一方面，日本输入到中国的棉纱、棉布的数量却逐年在增加。1905—1913年之间，日本输华棉纱量以年平均6.47％的速度增长，棉布输华金额的年平均增长率则达到26.33％。（注：娄向哲所著《民初中国对日贸易》，对这一问题有详尽的讨论，包括技术细节和社会原因的分析，很有见地，特此推荐。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其中日本输入中国的棉纱，一部分是由印棉加工转运过来，一部分正是由中国原棉经加工后回流的。另外，《马关条约》后，日本获得了在华开设纱厂、纺织厂的权利，利用中国廉价原棉、劳动力生产的棉纱、棉布，挤走了中国棉布在欧美、特别是东南亚的市场份额。
仅以上述一例说明，若论所谓人口、资源关系紧张造成的“斯密峡谷”，日本比中国江南的严重性不知要高出多少。世界市场机会的获得，中日在时间上也差不多同期。然而在利用世界市场机会，改组、改善生产要素和追求技术革新方面，日本比中国都要更主动、更灵活、更有效。日本的例子说明，西欧的突破固然是“偶然”（正确地说是具有一定的或然性的），但它成功的经验和条件是可以通过“信息”和“市场”传播的。“大分流”这一名词，我的感觉，它有表达不妥的“预定性”缺陷，即目的论的色彩。如果把它理解为一道打不破的欧亚屏障或鸿沟——在19—20世纪之交，日本不是靠许多因素（当然也包括战争与对中国的“条约”优势）在亚洲率先成功地实现了所谓“脱亚入欧”的变革吗？可见，机遇确实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当机遇到来后，也有利用得好、利用得不好的差别——这时关于经济发展的分析必须回到它自身的经济发展环境和脉络中去寻求解释。日本的例子很值得深刻反思：中国的发展，在哪些方面、因何种原因，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落后并落后挨打？
附带也说一下人口问题。从史料看，明清江南人口密度之高，是当时生活于其中的人无不强烈感觉到的（我查看了明后期至清前期多任江南巡抚、地方大员数量不少的奏折，说明洪亮吉的“人口论”既非最早，更非绝唱。）。然而，人的生存能力，谋求改善生存的欲望，都超出书本的想像——江南的经济水平、生活水平无疑地要高于其它人口密度低得多的地区，这是为什么？当然彭慕兰关于那时的人口数量还没有越过“临界点”也是一种解释，但多少显出了为招架而招架的那种被动（数据的获得与处理都有某种“预定论”色彩）。是的，晚清以来人口仍在继续增长之中，但经济也在继续发展之中，没有理由认为劳动者的生活水平比以前有所下降，这又怎么解释？是不是说“临界点”原先估计得低了，还得提高标准？直到现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仍然有促进发展中地区经济增长的势能，也已经为“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证明了的。今天，中国的人口已经到了13亿，江南人口不知是明清时期的多少倍了，其它地区的人口还在挤涌到这里，情况又怎样呢？我注意到了彭慕兰在《中文版序言》里，对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期待。虽然此时与彼时的经济状态有了极大的变化，但其中的前因后果，仍值得琢磨。我并不否认人口盲目增长有成为经济发展“瓶颈”、甚至造成生存灾难的可能，但许多历史的和现实的事例说明：相比于原有的理论，经济发展在消解“人口危机”方面可能有的创造能力，应对方法的多种多样，也包括不同的人生存标准的悬殊，对此我们的估计都非常不足。
当我们完全沉浸于史实的海洋里，往往会产生一种感觉：生活本身要比概念丰富得多，事实要比理论更具有活跃的生命力。然而，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没有概念作为演绎工具，即便是单纯的史料编纂也做不起来，没有理论的归纳与提升，何论历史学诠释的发展？因此，随着经济史研究纵深的发展，内部细节越来越具体地呈现，我们的困难，不仅仅有像《大分流》，揭示的理论过剩的问题，也有理论不足和理论偏颇的问题。
先说理论偏颇的问题。学术前辈吴承明主张“史无定法”，我是深为敬服的。我的体会，这里至少包含有两层意思：一是每种理论或方法都有它使用的前提和合理的边界，不是放诸什么场合都“普遍皆准”的，越过边界也可能变成谬误。计量统计比一般定性更准确是没有问题的，然而17—18世纪中国的GDP或人均收入，既缺乏足够可信的数据统计条件，仅以某些个别情况的数据大胆推算，就有些强自为之。类似的还有水稻、棉花、棉布平均产量、工作日计算与工作日报酬，就是江南这么一个“小”的范围，高低相差甚大，丰歉悬殊，其它相关环节与因素也多，“平均值计算”的条件具备吗？说给我家乡农民听，他们笑道：“城里人不懂，即使现在上报的数字也不准。”目下17—18世纪的经济史有动不动搞“大课题”计量统计的新风，又不加说明是“示意”，我以为不够谨慎。另外，《大分流》以为经济发展与生产者的人均收入提高一定是同步关联的，这多少也是太迷信原有理论的假设。二是复杂的社会现象，包括经济现象，往往需要从多种侧面、从不同视角去反复考察，因此使用的理论也可以是多样灵活的，什么合理就用什么，不必死守一家一派，不应有门户之见，更不必矫枉而过正。“反欧洲中心主义”是学术变革的进步，但把不同于自己主张的理论统统加上这顶帽子，就不是宽容和开放的态度。“反欧洲中心主义”的意思，应该是不要唯欧洲是从，并非不要与欧洲论长比短。中西互动比较是必要的。这种比较，不只是经济的比较，还必须进行整体历史环境，特别是制度环境的比较。以谁为“中心”这话本来就不妥，但相对的强弱优劣，在历史上是客观存在的，不过是各有千秋，随时而变罢了。我对《大分流》不满意的地方，也在这里。例如，从发展经济、提高经济效率的角度去比较，欧洲的某些制度（例如对工商和城市的政策）确比中国好——不论是17—18世纪之前还是之后——难道就可以因“欧洲中心主义”的理由弃之不顾了吗？这对帮助中国经济进步有什么好处呢？
我说的理论不足既是针对过去有些理论对事实的说服力不强，也包含了有许多史实需要用理论加以新的归纳。例如“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原来用以支撑的理论概念，如雇佣劳动、手工工场等，作为表识经济“超越”的时代界碑，大家已经感觉到有问题。雇佣劳动，战国秦汉就有，说有强制性，现代的雇佣劳动就一点也没有强制性了吗？美国现代史上的黑奴劳动，怎么说？更明显的，家庭手工业与现代经济的相容性，不仅为17一18世纪中英经济史所证明，也为19世纪以后的经济史所证明，它们同样可以成为现代经济大家庭的一员，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起飞过程之中。到过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的人都会有强烈的感觉：家庭小手工业，同样可以闹出大市场。当然地包含有从“全球化”的世界里汲取各种自己所没有的新资源、改善自身结构的问题，同时这种发展又不得不回到自身经济发展的延续性上来。转型是变革，但所有的变革都必定是延续中的变革，新旧并用，桔变枳，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不可避免的，也可以说是正常的。因此，我们在评价经济史上一些现象时，用“进步”、“落后”来盖棺论定，或许会犯“无辜杀戮”的罪名？甚至用哪个年代来个“刀切豆腐两面光”，可能多少有点弄巧成拙的味道，用老子的说法，叫做“破坏自然”。当然上面的一些反问都是消极性的，那么积极的解释方案应该是什么呢？这就需要创新。
本文只是因受《大分流》的启发，提出一些问题供讨论。我觉得，在今天，中国社会经济史确实有发展创新的很大空间。此时，既要充分关注和尊重世界学术的新潮，但也没有必要率意切断自己的学术传统，包括“政治经济学”的色彩。我们有数千年中国独特发展的经济史经验材料，特别是百年以来，直至今日正在深入的经济改革实践，总结历史经验，并善于从现实生活中汲取营养（而不是疏离现实），依靠理论与实证的双重推进，有理由相信，中国社会经济史有能力应对世界学术界的挑战，做出我们自己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