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未来的书简——论司汤达作品中的“现代”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书简论文,特征论文,未来论文,作品论文,司汤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献给少数幸福者
与司汤达同时代的人在谈到巴尔扎克、雨果、乔治·桑、夏多勃里昂、福楼拜、莫泊桑、左拉等大名鼎鼎的文学大师和作品时，怕总是眉飞色舞、如数家珍地全倒出来，可要是问到亨利·贝尔，却没有几位读者能回答得上来。因为司汤达与上述作家比较，若他们是光芒夺目的“太阳”，他司汤达只怕连颗小星星还算不上呢。
亨利·贝尔的《红与黑》在1830年11月出版时，就遭到法国当局的恶毒诬蔑和同时代文学家们的误解与批评。法国当局官员、教皇的警察都骂他是“煽动家”、“雅各宾派”、“无神论者”、“危险分子”，并声称《红与黑》是一部消遣性的下流而危险的书。而雨果在谈及《红与黑》时，也认为，他的《红与黑》不能令人勉强读上四页，“孟德斯鸠靠了他的书不朽于世”，而“司汤达先生留下了什么呢？要知道，他可连一分钟也不能想像写作是什么意思。”歌德则说，他被司汤达小说中的“反常性”和“不翔实”弄得茫然不解；左拉责备他在表现人物心理活动时没有写出周围环境；福楼拜则批评《红与黑》无论在人物性格或构思方面，都令人难以理解。即使是巴尔扎克，这位使司汤达十分感激的难得知音，对其创作也颇有微词。他虽泛说《红与黑》如何如何，但就是对被他称做“五十年来最美的书”的《帕马修道院》，在论及风格时，他说“一时动词的时间不相符，有时候又没有动词；一时尽是一些虚字，读者感到疲倦，情形就象坐了一辆车身没有搁好的马车，在法兰西的大路上奔波。”〔1〕
时代的误解封杀了一个天才的作家。司汤达生前默默无闻，穷愁潦倒，甚至他辞别人世也仅有三人为他送葬：科隆，梅里美和屠格涅夫。看到同时代人对自己的冷淡，司汤达说：“要到1935年才会有人读我的作品。”比司汤达年轻二十岁的友人梅里美也在讣告中写道：“也许，二十世纪的某一位评论家会从十九世纪卷帙浩繁的作品中发现贝尔的作品，并且比我们的同时代人更公正地对待它们。”〔2〕由于时代的误解与批评，使司汤达精神上倍感孤独，在他给巴尔扎克的信中，当谈到自己在当时文坛上的处境时，曾沉痛地说：“您怜悯了一个为人遗弃在街头的孤儿。”而司汤达在《红与黑》中用了一句忧郁的英语—— To the happy few作为结尾，更是流露出这种精神上的孤独，而且这句“献给少数幸福者”，也有着极深的内蕴：司汤达缘何被同时代人冷落？他为何又寄希望同时代的“少数幸福者”能读懂他的作品？又为何作出“要到1935年才会有人读我的作品”的超前论断？司汤达的被发现究竟是一种历史的偶然还是艺术本身合平规律的发展？他的创作究竟有何特点？这一切让我们浮想联翩，本文也试图解开这一个个谜团，以求指教。
二、从现代小说对传统小说的艺术革新看司汤达的被冷落与被发现
二十世纪新兴的现代小说与十九世纪的小说大师们的作品相比，两者有着巨大的割裂带。这种割裂“不仅表现在小说的题材、主题、形式、技巧等艺术因素方面，甚至也不仅仅表现为一种个性和风格的不同，而是表现为两个不同的小说世界，显示出在美学和小说观念上的根本变革。”〔3〕
我们知道，如果从整个欧洲文学的大背景作考察，虽然浪漫主义仍很盛行，但作为十九世纪艺术准则的则主要是现实主义。这种艺术准则要求严格地按照生活的真实面貌来描写具体的事件和人物，把具体环境中的人物显示出来，在这种情况之下，小说家要表达自己对生活的全部认知，不能不借助广大的生活场景，通过壮阔的社会生活画面来表现。于是乎，小说场景的描叙越来越细琐，篇幅也愈来愈长，必然成为生活追求的艺术内容。正是这种艺术准则酿就的时代审美风尚的影响，使司各特、夏多勃里昂、莫泊桑、左拉等一大批作家追求对作品生活场景的铺陈渲染和对人物衣饰的细致交代，文学中非本质性的装饰越来越多，并且热衷于展现所谓的“壮阔的社会历史生活画卷。”然而，很少有人意识到，十九世纪辉煌的小说发展高峰，同时从某种意义上意味着艺术更新的停滞。因为小说要展现更多的生活信息，要“真实”地描写生活，而这种传统的“写实”原则，只会使作品更多地陷入形式的陈腐和内容的贫弱苍白的误区。在以写实为表现形式的那种为时代所认同的艺术原则和审美风尚下创作的长篇小说，已走到了辉煌的峰顶。也使得“亚里斯多德”的传统美学原则面临着艺术更新的巨大挑战。虽然，继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之后长篇小说仍在继续发展，但在他们所属的那种艺术发展层次上的黄金时代已如昨日黄花（而且十九世纪后半期的陀氏的长篇小说带有现代小说的某些美学特证，诸如语言模式、心理描写等方面）。传统小说亟待着一次艺术更新。正是在此种背景和动因下，二十世纪的长篇小说在美学和小说观念上进行着一场“大裂变”。他们反传统，对以往之文学经验采取否定态度，反理性，认为客观现实仅仅是表象，而主观真实才是本质，重自我表现，认为文艺既非“摹仿”也不是反映或再现，而是表现是创造，其表现的重心就是“自我”。这种在美学和小说观念上对传统小说的背离和反叛，使十九世纪传统小说与二十世纪现代小说之间似乎泾渭分明，甚至是水火不容。就在人们感叹现代小说与传统小说的决裂造成无法真正把握、理解它们之间的艺术联系时，评论家们从历史的帷幕里发现了司汤达的尘封之作。令评论家们惊奇而又尴尬的是，司汤达在某些作品如《红与黑》中，那些曾被同时代的作家雨果、歌德、左拉、莫泊桑和巴尔扎克所批评和表示不理解的小说特征，事实上是包含有现代小说特征的对传统现实主义的艺术创新。原来早就有一位法国作家进行着一场“静悄悄”的艺术革新，只是因超越了传统的艺术发展层次，而不被时人所理解罢了。所以司汤达及其作品的再认识不是偶然的，而是一种合乎艺术本身规律的发展。司汤达以惊人的艺术直觉和卓越的审美判断向世人证明了他作品蕴含的巨大美学价值而获得时代的意义，现代小说艺术更新的一些美学特征在《红与黑》中已初露端倪。这种结果既注定了他在当时的法国文坛和世界文坛上的“陌生人”地位，也成就了司汤达，因为其艺术直觉的超前性在某种程度上正契合了现代小说的美学追求，这使他在今天的文坛上掀起一股股“司汤达热”，并使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评价。
司汤达为未来而写作。高尔基曾写道：“如果可以把司汤达的作品和书简比较的话，那么称他的作品是写给未来的书简倒更确切一些。”〔4〕
三、从现代小说艺术更新的一般美学特征看《红与黑》之特色
殷国明在《小说艺术的现在与未来》一书中，就现代小说艺术更新的美学特征指出了四大特点：现代小说的信息负荷和内容的密集性；艺术视点的“向内转”——对心灵的发现；走向多层次的立体小说艺术世界；神秘的象征和隐喻。如果将其作为参照投射到司汤达的《红与黑》中，就会深切地感受到司汤达的作品的确是“写给未来的书简”。
（一）语码的信息负荷和内质的密集性
萨特在《存在主义美学》一书中曾说：“美不是由素材的形式决定的，而应该是由存在的密度决定的。”〔5〕可是， 如何在创作中最大限度地实现“存在的密度”呢？就萨特的小说创作和美学观点看，文学内容要有象“冰山在海里只有八分之一在海面，还有八分之七淹没在海底下”那样的厚度，而且能够在作品中存在巨大的艺术空间，姑且称之为“缪斯的空间”〔6〕， 在创作时自觉地把读者的审美经验看作自己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样，在艺术欣赏中，读者不仅是被动的接受者，而且可以进行“二次创作”。作品的空白作为一种无形的存在因不同读者的审美经验使解读具有一种不确定性，产生一种恒久的艺术张力，这才是真正的美。这种美学观念必然使现代作家由对外在环境的揭示、前因后果的交代转而趋向大量的心理描写。因为作为现实世界中的活生生的存在，“人”内在的全部丰富性足以涵盖整个世界。而内心意识诉诸语言，必然使语码具有丰富的信息负荷和密集的生活内容。
司汤达作为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者，其现实主义创作开创了一代新风。他最早在《拉辛与莎士比亚》中提出“文学是生活的一面镜子”这一进步主张。《红与黑》是他实践这一主张的力作。他认为：“描写中世纪的一个农奴的衣服和铜项圈，要比描写人的心理活动来得容易。”〔7〕所以他主张刻划人物的心理变化， 并以“人类心灵的观察者”自居。在《红与黑》中，对司各特所醉心的衣饰描绘以及巴尔扎克式的背景叙述，司汤达表现出“虚化”的态度。“虚化”外界环境和人物服饰，而将人物内心活动凸现出来，造就了艺术从生活真实中突兀、解放出来的美学背景。作品舍去许多附带的插叙，但并不意味着取消了这些描叙的美学意义，而是一种有内容的空白，有意义的存在。它简化了生活的叙述模式，却使语码带上更多的信息负载和生活内容。
以《红与黑》的结尾处理为例。作者对于连即将上断头台的那部分的艺术处理，就让人感觉到传统小说与他的艺术距离。作者摒弃了“全知全能”的叙述模式，也抛却了一般的生活逻辑和理性逻辑的情节处理，而是将于连在狱中临刑前的那些凌乱、跳跃的内心意识流动展现在读者眼前。作者借于连对自由、真诚、虚伪和生命价值的思考，来揭示那个时代的社会和生活的本质。这种艺术处理极为高妙：借主人公的内心意识的投影来反映生活本质，这必然使读者与作者无法完全沟通，语码间“断裂”的存在，造成客观上的“间离”效果。因而要解读《红与黑》于结尾处留给读者的“缪斯的空间”，就必然注重对语码的解读。在那些散漫素朴的文字背面，凝聚着司汤达的“惨淡经营”。他对于艺术手段的驾驭表现为能从最深层的意义和最大限度的表现力上自觉运用文体和语言，从而使《红与黑》达到无与伦比的艺术高度和历史厚度。
司汤达能在《红与黑》中体现出“语码的信息负荷和内容的密集性”这一现代小说艺术更新的美学特征，这是弥足珍贵的。他摒弃附带的插叙，将笔触直指向人的内心世界，并提出“镜子说”，拓展了“现实主义”的内容。只有深刻理解艺术表现和创作过程的独特美学意义，了解艺术中美的规律，才能从十九世纪那种风行的对小说观念和美的认识包围中，开辟出新生之路，并把这种更新同整个社会生活的发展趋势统一起来。司汤达能够以一种前瞻的审美眼光和创作观念指导创作，就突出地显示出他作品的现代特征。
（二）艺术视点的内敛性——“人类心灵的观察者”
现代小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远离历史的客观性，而亲近着人的心灵；也比任何时候都突出地表现着现代人心灵发展变化的历史。作家的审美眼光已更集中地聚焦于人的心灵——深深潜到人的精神灵魂所在，通过对人物心理的透视和强调，揭露心灵深处最隐秘的活动和最深刻的孤独，以及内心蛰伏的本能和欲望。从思维流程看，这是由己及人的“自我”的表现，带有浓厚的主观心理色彩。
司汤达曾自言是“人类心灵的观察者”〔8〕。 这是一种“自我主义的回忆”——通过认识自己从而推及到了解整个“人类心灵”的独特艺术手法。他说，“对我来说，真诚的自我主义就是描写人类的心灵。”茨威格也评价司汤达的心理描写，“司汤达的心理学总是来源于自己，又总是复归于自己，但是这条围绕着个人的路，却占有了人类灵魂的所有空间。”
司汤达的心理描写与现代小说心理描写比较，仍然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心理描写特征。比如心理描写具有客观性和社会性，是“特定情势下的人物内心活动”；人物内心活动的“分析性、逻辑性和层次性”；叙述方式的“外探性”〔10〕。但如果将司汤达的心理描写与一般不以心理描写为主要特征的传统现实主义作家的手法相比，贝尔作品中的心理描写又有十分明显的主观性特征。如《红与黑》“夜深一点”的章节中关于于连收到拉莫尔小姐的密信并决心赴约的心理描写。这段描写直指向于连的精神本质，刻画出他内心深处潜藏的最深刻的本能和欲望。拉·莫尔小姐身上聚集了所有他关于对巴黎上流社会的迷梦，在内心深处的那种无法掩藏的向往跻身上流社会的勃勃野心，但其敏感多疑、脆弱自尊的“平民”性格又使得他举棋不定，显示出他与整个上流社会作战的精神上的困境，而拿破仑式的冒险精神又最终燃烧起那颗不屈的灵魂，他终于用梯子攀进了玛蒂尔德小姐的卧房。小说进行心理描写时，采用的是客观——主观——客观——主观的格式，充分说明他笔下的心理描写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交融。但是，他已逐渐从表现生活外在真实转向内心心灵的描绘，其心理描写的叙述方式正处于“外探性”向“内敛性”的转型期。
司汤达对“人类心灵”的观察不是静态的，他主张刻划人物的心理变化来真正展现人物的灵魂史。我们看一看德·瑞那夫人对于连爱情的心理变化。这是他这一主张的成功实践。小说以细致入微的心理刻划，描写德·瑞那夫人无意中发觉爱上了于连。于连火热的吻和激情的拥抱，使她领略到什么叫做爱情，那种情难自禁的情愫使她内心溢满了欢乐。然而，作为已婚的贵族妇女，传统的家庭观念和伦理道德使她感到这是在犯罪。所以当她背着丈夫和孩子们和于连在一起偷情时，脑海里浮现的是可怖的念头：“奸淫！”“万恶淫为首”，这种“不贞洁”的观念像恶魔缠住了她的思想，甚至她的孩子生病了她也看作是上帝对她通奸的惩罚。精神的自责使她几乎向她丈夫坦白出去。不过，德·瑞那夫人又担心她的忏悔会伤害于连，而她也不愿失去于连。所以她内心极度痛苦，甚至充满了“急风暴雨”般的斗争。司汤达将这位已婚贵族妇女在找到真正幸福和爱情时又为“不贞洁”的念头困扰时的复杂心态，昭然若揭地展现出来，使我们不能不叹服文学巨匠那心理刻划能力之高超。
应该指出的是，虽然现代小说中的心理描写，显示出一种非理性的哲学和心理学特征。但是，即便在意识流小说家那里，也并非绝对不承认人的意识有任何内在逻辑联系。“自由联想是被预先决定的，而不是随意的。”那些表面上看来意识凌乱、跳跃、不合逻辑的意识流实际上是作者精心策划、着意追求、严格选择和剔除的结果。”〔11〕所以，就此观之，司汤达的心理描写与现代意识流的心理描写有着某种姻亲关系。因为在追求扩大小说信息负荷和内容密度上，司汤达和现代作家们达成共识，都将笔触径指向“人的心灵”的发现，表现出在艺术标准和审美观念的趋同性特征。这表明，司汤达的《红与黑》在艺术视点上与同时代的传统小说比较，更具现代的美学内涵。
（三）开放的时空构筑呈现多轨和多层化的态势
与传统小说比较，现代小说一个很显著的美学特征就是时空呈现多轨和多层化的态势。传统小说那里，时空是一种带有界定性的封闭构架。因为，传统小说都必须按故事的真实性和既定性的准则来加以深思熟虑，使故事的设地，人物的行动，情节的发展，都严格遵循客观生活的因果关系和逻辑秩序，掌握于理性手中。这必然使它的时空构架带有封闭性特征。而这种企望在封闭时空构架上获得终极解释生活的“令人沉醉的美丽的庙堂”，却使现代小说家们无法忍受。他们的作品为多反传统，反理性，其时空也没有明确的界定，而是随自己的美学意图来变换自己的叙述角度，加快作品内部节奏，营构多轨和多层化的时空，把多层次的艺术涵义在表现生活中建立起来。
司汤达对传统的封闭性时空，就流露出不满。他在《拉辛与莎士比亚》中就曾发表对传统的“三一律”的意见。他说，“遵守地点和时间的两个单一律是一种法国习惯，根深蒂固的习惯，我们难以摆脱的习惯。因为巴黎是欧洲的沙龙，一向是颐指气使。不过我说，在产生强烈的感情和真正的戏剧效果上，这些单一律是毫无必要的。”〔12〕为了产生强烈的感情和真正的戏剧效果，他强调要重视作品的内在节奏。为了增强作品的节奏感，他善于从不同的艺术视角来调动叙述角度的活跃，他时而冲到故事前台来调动人物出场次序，时而又隐在幕后，让人物用“自省”的眼光来看待时事发展，而且司汤达还擅长以人物心理时间来结构小说；甚至当人物谈话的时候，也“应该用节奏来表现不同的性格，找出适宜表达不同的情感节奏来。”〔13〕作品内在的节奏运动，使小说的时空多姿多彩，或颠倒错乱、或并行发展，显示出一种“历时性”与“共时性”共存的多轨时空网络。
如小说描写于连离开神学院动身前往巴黎前来到维立叶尔市市长家里这一节。小说的时空在写到于连半夜敲开德·瑞那夫人的窗子与她相聚时，其时间就由“历时性”变成“共时性”的多轨状态。文中有对离别之前触景生情的回忆，有对离别后种种情况的叙述，也有未来图景的展现。现在、过去和未来，三者时空互相浸渗交融，织成一幅多轨的时空网络。司汤达有意识地对真实时间加以“整合”，以便体现出“感情的速度，生活的速度”。于是，行动的顺序被打乱，叙述的顺序发生颠倒，对阅读者来讲，阅读时间和上面两个时空不相协调。于是，这种时空的变换，使恋人久别相见时痛苦、幸福、矛盾等种种感情浓烈地凸现出来。
司汤达的《红与黑》虽然没有像现代小说那样完全摆脱传统的物理时间格局，但他以心理时空来组织小说，相对于传统小说对小说中“时间”的认识，的确前进了一大步。他抓住“心灵时间”的特性〔14〕，或把动作拉长，造成人们感觉上的时间延伸，或者通过浓聚将时间缩短。我们看一看时间延伸的例子：
于连第一次潜入德·瑞那夫人房间那一夜。他痛苦地盼望深夜两点钟的快些来临，却又祈求这一刻永远也不要到来。当两点钟来临时，他豁出去了！按常理，他的房间与德·瑞那夫人房间仅几步之遥，可举足而至。但对于连来讲，“他打开自己的房门时，周身战栗得厉害，他的双膝软了下去，使他不得不靠在墙壁上……他痛苦极了，比走向死亡的路还要痛苦千倍。他走进小小的走廊，由这里可通到夫人的卧室。他用一只战栗的手打开房门，弄出可怕的响声。”这段“心灵时间”，于连行动时的心理感觉是漫长而又艰难地捱过去，叙述者的叙述是沉滞而又缓慢地流过去，而阅读者则焦急而又紧张地等待着。这充分体现了“心灵时间”的延伸性能，作品也借此取得了很好的心理效果。
司汤达在《红与黑》中所表现的时空意识，具有现代小说时空的美学特征，体现了传统美学时空意识向现代时空意识的过渡。
（四）神秘的隐喻和象征
只要读过卡夫卡的《城堡》，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等现代小说大师的作品，便可感受到隐喻和象征已成为作品中的普遍存在。与传统小说对隐喻和象征上的说教和带有图解的意味不同，现代作品的隐喻和象征作为某种神秘的氛围和意绪的存在，在内涵上有着太多的不确定性。
《红与黑》曾被誉为是一部“哲理性的政治小说”，确非虚妄之说，它里面也充满了神秘的隐喻和象征。其一，《红与黑》这书名就极具象征和隐喻色彩。国内曾围绕“红”与“黑”展开了一场争论：有的认为“红”代表拿破仑时代，“黑”为1815—1830年法国社会；有的说“红”是革命的色彩，“黑”是宗教道袍的色彩，代表反动势力；也有说“红”代表于连对“真、善、美”的追求，“黑”为当时黑暗腐朽的社会风气。各执其端，莫衷一是。人们对《红与黑》这一书名的争论，此举行本身就说明“红”与“黑”具有不确定的象征力量，包容了司汤达对整个社会和人生的高度抽象的认识和总结。
其二，对于连这一形象。固然，于连是“一个叛逆平民的悲惨角色，是生活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法国王政复辟时期典型环境中的‘这一个’”〔15〕，但是典型中仍有“类型”的影子，具有象征色彩。让我们看一看“典型”的定义：“典型这个词应该理解为就是一个人物，在这个人物身上，集中了那些多少和他类似的人们的性格特征；典型就是某一类人的典范。”〔16〕于连就是那个时代有着野心的青年的象征，通过这个形象可以窥探路易十六和查理第十执政下的青年一代的共同追求和历史命运，巴尔扎克曾感慨地说：“巴黎就像一座诱人的碉堡，所有的外省青年都准备向它进攻……在这些才能、意志和成就的较量中，有着三十年来一代青年的惨史。”〔17〕
其三，关于作品中“高墙”和“梯子”的描写。美国司汤达研究专家马丁·脱涅尔指出，这部伟大的作品所描写的就是高墙“内”“外”的斗争。墙内是德·瑞那市长、德·拉莫尔候爵等贵族特权阶层，墙外是于连这样的平民阶层。高墙“外”的平民三番四次地发起向高墙“内”的特权阶层的进攻。而“梯子”则是得以逾越“高墙”的工具。于连曾三次使用梯子。梯子是于连攻入“高墙”征服德瑞那夫人和拉莫尔小姐的进身阶梯。于连对拿破仑的崇拜，也使他相中了梯子。无疑，“高墙”和“梯子”明显带有隐喻和象征性的政治色彩。
其四，《红与黑》中有段心理描写：……一个猎人在树林里放了一枪，他的猎物落下来，他奔过去抓住它。他的靴子碰到了个两尺高的蚁巢，毁坏了蚂蚁的住处，把蚂蚁和他们的卵踢得四散……在那些蚂蚁中间，即使是最富有哲学头脑的，它们也永远不能理解这个巨大而可怕的黑东西——猎人的靴子，它以难以置信的速度闯入了它们的住处，事先还伴随着几束微红色火焰和一声可怕的巨响……
这是于连在狱中的一段内心独白，做为就要上天国的人思考着如此古怪的自然现象确实让人费解。就连巴尔扎克也称这段话有着“谜语”般的哲理意蕴。司汤达用一种超越了具体生活和观念的范畴的语言模式——超然的非现实的小说形态，使作品从象征的时间、空间意象出发，使这段内心独白具有了与表现主义和象征主义相近的哲学意味。这段心理独白是于连对人世间被称为具有伟大哲学意义的命题——自由、真诚、虚伪、宇宙的自然法则和人生价值的寓言式总结。
《红与黑》在对象征和隐喻的艺术技巧的处理上，显示出司汤达老到而高超的艺术功底，那些被称为“谜语”的象征和隐喻，有的至今仍无定论，这与传统小说在象征和隐喻上的说教和图解迥然不同，更显示出其优越性，久远性。
以现代评论家的眼光看，司汤达堪称十九世纪最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之一。他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是“联系着现代小说和十八世纪小说的真正环节”〔18〕，在美学和小说观念上都开创一代新风，并被称为“近代小说”之父。然而，司汤达作品中的现代性特征，却使他与同时代的艺术标准和审美观念格格不入。正是这种现代意识，使他一度被误解、被掩藏，然而，也正基于这种有巨大美学价值的现代意识，使他的作品像烈焰中复活的不死鸟，背负着司汤达那“献给少数幸福者”的夙愿，由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向二十世纪默默过渡。那“写给未来的书简”终于被历史启封。
注释：
〔1〕《巴尔扎克论文选》，李健吾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 188页。
〔2〕梅里美：《亨利·贝尔——札纪与回忆录》， 载《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一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
〔3〕殷国明：《小说艺术的现在与未来》， 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1页。
〔4〕高尔基三十卷集第二十六卷，1953年莫斯科版，211页。
〔5〕萨特：《存在主义美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231页。
〔6〕缪斯为古希腊神话中的九位文艺女神今人将缪斯作为“文艺”的代称。
〔7〕阿尔达莫诺夫：《司汤达》，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23 页。
〔8〕段宝林编：《西方古典作家谈文艺创作》， 春风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284页。
〔9〕茨威格：《艺术家》， 载《外国文学名家论名家》华东师大出版社1985年版。
〔10〕许光华：《司汤达比较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170页。
〔11〕《司汤达比较研究》，199页。
〔12〕司汤达：《拉辛与莎士比亚》，载《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三册，84页。
〔13〕《西方古典作家谈文艺创作》，285页。
〔14〕爱因斯坦在论述他的相对论时，举例说：“一对恋人交谈一小时的时间，远比一个烦闷的人坐在火炉前十分钟为短。”这句话精辟地道出了“心灵时间”的伸缩性、延展性特征。
〔15〕杜光远：《对于连形象复杂性的再认识》，《外国文学研究》1987年第11期，63页。
〔16〕普什科夫：《法国文学简史》，盛澄华、李宗杰译，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110页。
〔17〕引自巴尔扎克：1848年版《〈幻灭〉第三部序》。
〔18〕左拉：《论司汤达》，载《外国文学名家论名家》，华东师大出版社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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