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复合词的论元结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复合词论文,汉语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按照生成语法学的观点，题元关系(thematic relation)由句法结构来决定。此观点虽然可以解释句子层面的题元关系，但复合词内的题元关系透过什么方法来决定？众所周知，汉语的句法和词法有密切的关系，词法结构的关系基本上跟句法结构的关系是一致的，汉语复合词的结构往往可以理解为“微型”的句法结构（Chao 1968，朱德熙1982）。如果这个思路成立，句法学的分析怎样影响词法的题元角色？本文希望透过对汉语复合词的研究，从复合词组合的形式，分析各种题元关系，并且联系轻动词理论，探索轻动词在句法和词法所扮演的角色。
二、题元关系与句法结构
经过Gruber(1965)、Fillmore(1968)、Jackendoff(1972)、Freidin(1978)等学者的研究，论元(arguments)（注：“argument”可以译为“论元”或“主目”。本文按照目前语言学论文一般的习惯，把这个术语称为“论元”。）和动词之间的语义关系在语法研究里成为一项重要的课题，并且成为生成语法学的一个原则，称为“题元理论”(theta theory)(Chomsky 1981)。根据这个理论，在句子里的各个论元从谓语获得一个题元角色，例如“施事”(Agent)、“客体”(Theme)等。（注：在文献里，“客体”又称为“受事”(Patient)。）题元角色是透过谓语指派给各个论元，因此，只有那些跟谓语有密切关系的论元才可以获得题元角色。
在这个基础上，Larson(1988)、Baker(1988)、Grimshaw(1990)等人认为指派题元角色在句法结构里遵守一定的次序，由低至高指派题元角色，形成层级，能够体现在句法结构里，而且在人类语言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比如说，按照(1)的题元层级，右边的“客体”指派给句法结构比较低的论元，左边的“施事”指派给处于句法结构最高位置的论元。题元角色这样的指派方式，正好解释了为什么施事和客体往往分别赋予给句子的主语和宾语，很少会倒过来。
(1)施事＞客体
除了上述(1)所提及的施事、客体等题元角色外，人类语言还有一些为数不多的题元角色。虽然不同学者的分析结果不尽相同，但大致的共识是题元角色的数量不会过多。为什么题元角色的数量不会太多？为什么指派题元角色的层级具有普遍性？要解答这些问题，Hale和Keyser(1993)认为答案跟形式结构有关。决定论元的题元角色并非光靠一个动词，而是要看整个论元结构。简单来讲，出现在某个特定位置的论元，就会获得某个题元角色。因此，题元角色的数量受制于由结构所能提供的论元数量。既然题元角色最终由结构来决定，所呈现的题元层阶自然跟层次有关，题元层级正是结构层次性的“副产品”。为便于讨论，以下集中在施事和客体这两个题元角色。
基于Hale和Keyser(1993)对论元结构的分析，Chomsky(1995)利用“轻动词”（light verb，简称“v”）分析句子结构，Huang(1997)也曾论证汉语句子拥有轻动词的结构。树形图(2)是一个及物(transitive)和使役(causative)的构式。
从题元关系来考虑，位于轻动词短语vP内的“NP1”诠释为施事，（注：使役谓语的主语在文献上也可以称为“使役者”(Causer)，有别于及物谓语的施事主语。）而位于动词短语VP内的“NP2”则诠释为客体。沿着这个思路，我们可以这样说：每个题元角色跟某些特定的结构位置有关。获得客体角色的论元在动词短语之内，而获得施事角色的论元则必需处于轻动词短语之内。反过来说，没有轻动词就没有施事，但没有轻动词却不会影响客体的出现。以下的讨论利用汉语双音节复合词作为研究对象，证明题元角色的指派的确跟结构有密切关系，支持Hale和Keyser(1993)、Chomsky(1995)、Huang(1997)等对题元关系的基本主张。
三、主宾语在复合词的不对称现象
按照一般文献上的分类，汉语复合词（或称为复合式合成词）内部的结构大致上可以分为述宾式、述补式、偏正式、并列式和主谓式五种。虽然这五种类型都是汉语常见的复合词，但是它们的分布却并不平均。
汤廷池(1989)指出，主谓式复合词的形成远远比不上其他四种结构。他还发现以形容词为谓语的主谓式复合词，在词性上多属于形容词，例如“心烦、性急”。至于以动词为谓语的主谓式复合词，在词性上多属于名词，是一个离心（exocentric，汤廷池译作“异心”）构式，例如“冬至、兵变”。只有主谓式复合名词或形容词转类才有动词的用法，例如“他常头痛”等。
此外，关于汉语的新造复合词，汤廷池(1989)发现汉语常以偏正式来造名词，表达新奇的事物、概念、事态或现象，例如“帅哥、干洗”；而常以述宾式复合词来创造动词，表达新奇的动作或行为，例如“飚车、跳槽”。这两类占了新造复合词的绝大多数。而以主谓式、述补式、并列式等造新词的机会较少。至于那些主谓式新词，汤廷池(1989)认为也有可能把部分的例子分析为偏正式，例如“脑死、胎动”等。
汤廷池(1989)的观察基本上可以得到其他研究的证实。周荐(2004)根据他从《现代汉语词典》所收集的32,346个“双字格”汉语复合词，统计出以下的数字：（注：周荐(2004)原文使用“定中格和状中格”（偏正）、“支配格”（述宾）、“陈述格”（主谓）、“补充格”（述补）等术语。这里的“其他”即包括他的“递续格”、“重叠格”和“其他”。）偏正式：16,411(50.7%)，并列式：8310(25.7%)，述宾式：5,030(15.6%)，主谓式：380(1.2%)，述补式：300(0.9%)，其他：1,915(5.9%)。从这个统计数据我们可以发现，除了述补式以外，主谓式在众多复合词当中属于“少数派”。比较周荐(2004)的统计和汤廷池(1989)的观察，两位相同之处，就是发现汉语的主谓式复合词相对地比较少，而偏正式和述宾式复合词相对地比较多。
朱彦(2004)从《汉语水平考试词典》、《现代汉语新词词典》和《现代汉语词典》三本辞书收集了4,236个双音节复合词，并且对这四千多个复合词作了详细的分类。根据她所收集的语料和分类，我们把各类复合词的数字重新整理，发现主谓式复合词只有51个，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一。（注：朱彦(2004)的分类里，主谓式和述宾式基本上分属于她的“支配型谓词在后式”和“支配型谓词在前式”。）相比之下，述宾式复合词的数量就多得多，一共有564个，约占总数的百分之十三。主谓式和述宾式的差异，反映了复合词里主宾语不对称的现象。
复合词的主宾语不对称现象，可以在第一语言习得的研究得到印证。汤廷池(1989)根据所记录的儿童习得的语料（4岁4个月至4岁11个月），发现在213个双音节复合动词中，符合主谓式的复合动词只有一例“脚疼”，其他的例子主要是述宾式和述补式复合动词。
从历时角度来看，主谓式复合词一直是汉语的“少数派”。根据程湘清(2003)的研究，主谓式在复合词当中历来都是占最少的。他指出主谓式复合词在先秦刚刚出现，数量极少。东汉《论衡》的2088个复合词当中，主谓式只有14个，占不到百分之零点七。南北朝《世说新语》的1686个复合词当中，主谓式只有17个，占百分之一。《敦煌变文集》的3317个复合词当中，主谓式只有40个，占百分之一点二。
综合上述学者的调查和观察，可得出结论：汉语复合词主谓式的数量远远比不上述宾式，明显呈现主宾语不对称的现象。换言之，复合词有宾语的机会比有主语的机会大得多。
四、主谓式复合词的题元关系
本节考察汉语复合词的“少数派”——主谓式，看它们所呈现的题元关系。首先把朱彦(2004)所收集的51个例子罗列于下，以便讨论。语义关系的名称和分析引自她的原文。
(3)主谓式复合词的语义关系（朱彦2004）
a.主事—动作：质变，日食，月食，位移，地震（共7个）
法定，内参，国营，军用，面对（共12个）
户产，户办，国产（共3个）
b.事物—性状：气短，胆怯，锋利，水荒，心寒（共17个）
c.施事—动作：民用，民主，官批，目睹，自聘，身入，心入，自律，自激（共9个）
d.遭遇—动作：肠断，下痿（共2个）
e.领事—关系：国有（共1个）
纯粹从数量上考虑，(3a)的“主事—动作”一类最多。所谓“主事”，是“非自主动作谓词所联系的动作主体”，即该动作的“发出者”或“发生者”（朱彦2004:57）。第一组例子（即“质变”组）的动作没有指向一个动作的“牵涉者”，第二组例子（即“法定”组）隐含了一个动作的“牵涉者”，而第三组例子（即“户产”组）则隐含了一个“结果”，即“事物的活动或事件的发生发展造成的结果”（朱彦2004:61）。除了这些分别外，这三组例子的主语都是所谓“非自主动词”的“主事”。按照题元角色的划分，应该属于客体角色。(3b)的“事物—性状”的关系是说明“事物和事物的性质或状态”（朱彦2004:169）。按照题元角色的分类，所谓“事物”应该属于客体角色，作为表示“性状”的谓语所陈述的对象。(3d)的“遭遇—动作”的“遭遇”，往往有一种“不好的影响”，这种“不好”的意义来自表示“不可自控的遭受义”的“非自主动词”（朱彦2004:58）。虽然这一类复合词的谓语和前文提及的“主事—动作”的谓语都是“非自主动词”，但唯一不同之处是主语有没有那种“遭受义”。按照题元角色的分类，“遭遇”和“主事”同属于客体，只不过前者有一种“不好”的意义，而后者没有。(3e)的“领事—关系”只有一例“国有”，“国”是“领事”，是表示领属关系谓语“有”所涉及的主体事物（朱彦2004:58,184）。领属关系往往表现为偏正式（定中）的名词或名词短语。如果按照题元角色，“国有”的“国”应该拥有领属者或客体角色。(3c)的“施事—动作”的“施事”，是自主动作谓语所联系的动作主体（朱彦2004:57）。在主谓式复合词当中唯一拥有“施事”的例子，只有九个。相对于其他以客体作为主语的主谓式复合词来讲，属于“少数派”。既然主谓式在汉语复合词里已经属于“少数派”，那么，“施事—动作”就是“少数派中的少数派”。
事实上，“施事—动作”的“施事”是不是真正的施事角色呢？“身入”和“心入”是佛家用语，无论《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还是《国语词典》都没有收录这两个词，应该不属于现代汉语的常用词汇。“民主”一词来自日语，用来翻译英语的“democracy”，而该词来自希腊语的“demos”（人民）和“kratos”（统治），看起来像主谓式。然而，“民主”在古汉语的原意是“民之主宰者”（《尚书·多方》：“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显然不是主谓式。至于“目睹”的“目”，可以理解为状语，表示方式，用来修饰谓语，不是真正的施事（汤廷池1989,Chung 2006）。“自聘、自律、自激”的“自”，是一个反身代词，意义上是客体，但形式上却作为状语。“民用、官批”的“民、官”虽然看起来像施事，但这两个语素在现代汉语似乎有一种“区别、修饰”的作用，分别表示“民间的”和“属于政府的或公家的”（《现代汉语词典》），或许我们可以把“民用、官批”重新分析为偏正式。（注：利用“民～、官～”来造词似乎很普遍，跟英语形容词“civil、official”的用法差不多。张庆文向笔者指出“人造、人为、人治、海侵”的“人、海”似乎可以理解为施事，然而，我们认为这些词的“人、海”表示方式，应该有修饰的作用。）
如果我们上述的分析是正确的话，主谓式复合词的主语（即所谓“主事、事物、遭遇、领事”）基本上属于客体。至于以施事作为主语的复合词，从使用频率来看，显然是极少数，而且很多的例子都不属于主谓式和真正的施事。如果我们站在一个极端的立场，甚至可以这样说：以施事为主语的复合词在汉语是不存在的。既然如此，那么：一、为什么没有以施事作为主语的复合词？二、为什么以客体作为主谓式复合词的数量相对比较少？以下的两个小节会分别解答这两个问题。
五、施事与主谓式复合词的形成
为什么以施事作为主语的复合词在汉语不存在？我们认为这个现象的产生并不出奇，正好用来印证有关题元角色与轻动词关系的主张。我们曾经在前文指出，题元角色的指派跟结构有密切关系。只有轻动词的出现才有施事角色，没有轻动词就没有什么施事。如果汉语没有以施事为主语的复合词，我们自然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汉语复合词没有轻动词。既然复合词没有轻动词，也就没有施事。（注：石定栩(2003)、何元建(2004)等列举了一些以施事作为主语的多音节复合词，例如“旅客休息室、知青养猪场、敌机空袭目标、警察追捕对象”等。我们认为这些例子都属于短语（吕叔湘1979），拥有轻动词，允许施事主语的出现，而且有比较复杂的结构（顾阳、沈阳2001），跟本文所讨论的双音节复合词的地位不同。）
此结论符合理论语言学基本观点。轻动词属于功能词(functional word)，只出现在句法的层面而不出现在词法的层面。除非词法允许像(2)那样的结构，否则，由词法所产生的复合词不可能拥有施事角色（位于NP1的位置）。有轻动词的(2)是一个句法结构，不是词法结构。只出现在句法层面的功能词，不能进入词的内部结构，这种限制可用“词汇完整性假设”(Lexical Integrity Hypothesis)（Chomsky 1970,Huang1984等）解释，即词的内部不受句法的影响。
我们在前文曾经总结指出，汉语复合词明显地呈现了主宾语不对称的现象，即主谓式的数量远远比不上述宾式。假如我们有一个没有轻动词的结构，例如(4)，动词V和名词N形成了一个述宾式复合词。作为宾语的N可以理解为客体，轻动词存在不存在并不影响N的题元关系，获得客体角色跟轻动词没有关系。即使复合词缺乏轻动词，也没有影响到复合词内的客体角色。因此，述宾式的大量产生也就不足为奇。
(4)
(4)跟前文(2)的动词短语VP部分相似，相同之处都是同属“述宾”，当中的“宾”获得了客体角色。不同之处是(4)是一个词，由词法形成，属于词法结构；(2)的VP是一个短语，由句法形成，属于句法结构。虽然汉语的词法和句法非常相似，但根据我们的讨论，两者的划分仍然很清晰：词法纯粹是词汇词(lexical word)／词根(root)的组合，形成新词，没有功能词的参与；句法是不同类型的词和短语的组合，包括词汇词和功能词（例如轻动词）的组合，形成复杂的结构。因此，没有功能词的(4)是词法结构，有轻动词的(2)只能是句法结构。
事实上，我们的分析可以在双音节短语的词汇化方面得到印证。李慧(2007)发现，相对来说，主谓式双音节短语的词汇化比述宾式的词汇化少得多、困难得多。在94个双音节短语词汇化的例子当中，述宾式有47个，但主谓式却只有4个，而且主语都不是施事（包括“眼红、脸红、心跳、头痛”）。在我们的分析里，这些现象很容易解释：既然“述”与“宾”在述宾短语之间没有任何功能词（例如(2)的“V”与“NP2”的关系），由短语变为词的可行性比较大；然而，施事主语和谓语之间给轻动词阻挡（例如(2)的“NP1”与“V”的关系），碍于“词汇完整性假设”，这样的短语不能直接变为词，因而不能进行词汇化。
六、客体与主谓式复合词的形成
为什么以客体作为主谓式复合词的数量相对比较少？过往学者认为属于名词的主谓式复合词是离心构式（例如“冬至、兵变”），跟那些属于向心(endocentric)构式的述宾式、述补式、偏正式和并列式不一样（Chao 1968，汤廷池1989等）。离心构式或许是造成主谓式的数量比较少的原因。然而，“离心构式”说有几个问题。第一，虽然Chao(1968)认为所有主谓式都是离心构式，但汤廷池（1989:160脚注15）指出，大多数以形容词为述语的主谓式在词性上属于形容词，例如“面熟、心烦、性急”，勉强可以说是向心构式。如果主谓式形容词属于向心构式，为什么这种复合词的数量仍然是那么少？第二，汤廷池(1989)认为主谓式是汉语“唯一”的离心构式，Chao(1968)却在别的复合词里仍然找得到很多离心构式的例子，例如“本分、外行、四海、买卖”。为什么其他复合词可以有离心构式，但对整体数量却没有影响？我们先从形式方面探讨主谓式复合词的问题。主谓式的内部结构可以用树形图(5)来表达。
(5)
由主谓式所形成的关系是“主谓关系”(predication)。树形图(5)的主语“N”和谓语“V”直接结合，没有任何功能词。Stowell(1983)曾经提出主语可以直接跟谓语结合，不需要透过任何“中介”的功能词。虽然Bowers(1993)以至近年Dikken(2006)等主张主谓关系必须有功能词，但(5)的结构原则上是可行的。第一，功能词只出现在句法层面，因而复合词不能有功能词，否则违反了前文提及的“词汇完整性假设”。第二，汉语提供了证据（例如名词谓语句），证明没有功能词的主谓关系更符合人类语言的经济原则（Tang 2001，邓思颖2002）。
不过，严格来讲，树形图(5)的结构仍然有问题。从句法来考虑，主语一般出现在指定语(specifier)的位置。按照目前句法学的合并(Nerge)理论(Chomsky 1995)，光有指定语而没有补足语(complement)的短语是不允许的。如果指定语和补足语的概念一样能适用于词法，那么(5)就是一个只有指定语而没有补足语的结构（因为中心语V的后面没有补足语）。
要确保(5)的N出现在中心语的前边，其中一种办法就是把N附接在V之上，形成一个附接语(adjunct)。（注：按照Chomsky(2000)的术语，形成指定语和补足语的合并叫“集合合并”(set-Merge)，形成附接语的合并叫“成对合并”(pair-Merge)。Kayne(1994)基于理论内部的考虑，曾提出把主语分析为附接语。）如果复合词的客体最终分析为一个附接语，究竟树形图(5)的N和V形成主谓式还是偏正式？说它是主谓式，主要基于语义的考虑：表示客体的N是V所陈述的对象；说它是偏正式，主要根据形试的考虑：附接语是一个“附加”的成分（即“偏”）。由此可见，“主”和“偏”的分野在这种复合词里的界线似乎“模糊”起来。（注：英语“The tomatoes grow”的主语是客体，它也可以作为名词的定语，例如“the tomatoes' growth”。）
假若凡是作为附接语的成分都分析为“偏”，那么，(5)的所谓主谓式就应该重新分析为偏正式。按照这个思路，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非常有趣的结论，那就是汉语词法的所谓主谓式复合词在形式上都应该分析为偏正式。关于这个结论，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复合词的主谓关系和修饰关系是一个功能的问题，不是形式的问题。“N＋V”复合词究竟是主谓关系还是修饰关系？以“目睹”为例，朱彦(2004:127)理解为主谓式（主谓关系），但汤廷池(1989:157)却理解为偏正式（修饰关系），Chung(2006)甚至把这种复合词的“N”分析为“名转副词”(denominal adverb)。把“N＋V”理解为主谓关系，显然着重“V”的陈述功能；把“N＋V”理解为修饰关系，显然着重“N”的修饰功能。主谓式和偏正式的关系密切，正好回应前文提及汤廷池(1989)把部分主谓式新词分析为偏正式的可能性。
又例如“N＋A”复合词，例(6)一般分析为主谓式，而例(7)一般分析为偏正式。它们主要的差别，就是例(6)的形容词具有陈述的功能，跟名词形成了主谓关系，例(7)的名词具有修饰的功能，跟形容词形成了修饰关系。
(6)眼红 手软 胆小
(7)火红 冰冷 雪白
如果从形式来考虑，上述两组的例子都应该拥有(8)的词法结构，“N”作为“A”的附接语，在形式上没有差异。因此，“偏正式”一词在本文纯粹表示一种形式结构，无论主谓关系和修饰关系的复合词都可以分析为偏正式，偏正式也不应该只用来描述表示修饰关系的复合词。表示语法关系的概念（如主谓关系和修饰关系）应该跟表示形式结构的概念（如偏正式）分开来，不能混为一谈。
(8)
第二，如果把主谓式复合词分析为偏正式，那么，主谓式数量之少，也许跟“N＋V”偏正式相对不太普遍有关。Chao（1968，根据丁邦新的中译本）曾经指出，以动词为谓语的偏正式，“N＋V”偏正式的“导生力仅仅是中等而已”，比不上以形容词和副词为修饰语的偏正式多。显然，形容词和副词比较容易做状语，所形成的偏正式复合词比较多；名词做状语比较少，因而所形成的偏正式复合词也比较少。（注：“N＋V”的“N”在意义上有一定的限制，基本上局限在表示工具和方式（透过隐喻）的名词(Chung 2006)。）
第三，即使“N＋V”和“N＋A”复合词都分析为偏正式，“N”在形式上是附接语，“N”也不能理解为施事。正如前文的结论所指出，没有轻动词就没有施事。显然，树形图(5)和(8)没有轻动词的出现，“N”也就不能获得施事角色。至于客体角色（或者其他的题元角色，例如工具等）跟轻动词无关，“N”理解为客体也不足为奇。因此，从语料的使用频率来考虑，以客体作为主谓式／偏正式的情况跟以施事作为主谓式／偏正式的情况在本质上是不同的，施事的出现是一个“有”或“没有”的问题，客体的出现是一个“多”或“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