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约束与经济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中国家论文,经济转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发展是每一个国家所追求的目标。高速增长基础上的全面发展，更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强烈政策诉求。但是，伴随着发展的继续，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对传统发展经济学产生了理论的质疑和现实的否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不仅仅是资源约束、人口约束、资本约束、竞争力约束，而且呈现出制度性的约束。也就是说，由于制度缺陷，国家主导型的发展政策以及这一政策所依赖的制度安排并未在解决行为主体的激励问题上取得成效，从而使经济发展陷入困顿。基于此，新的发展经济学利用新制度经济学、新经济史学、新增长理论等等，提出发展市场经济才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并将此称为“一场发展经济学的革命”。
发展经济学领域的这种“革命”的确反映了很多发展中国家政策选择的现实，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激励，即使获得了经济的一定程度的增长，造成的潜在的交易成本也是巨大的。并且，人为地对旧的制度安排进行改造，往往会产生新的制度冲突，使得新的制度安排迟迟不能形成，这也正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缺乏持续动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当我们认为一种制度安排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的时候，往往也会找到相反的例子。原因在于发展的复杂性。石川滋对发展中国家的特点进行了总结，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初始条件的多样性（发展阶段和资源禀赋方面的差异）、初始条件的特殊性（与工业国发展阶段的差异），即使我们认为市场经济是有效率的，但是决定市场经济发达与否的指标——生产的社会分工、流通所需要的物质基础设施、市场交换制度在发展中国家是欠缺的。[1](P3-14)所以，当发展中国家面临已经存在一批发达国家的狭小的发展空间、存在着计划和市场两套资源配置系统的时候，其发展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了。
我们可以把经济“看作是一个控制系统”[2](P693)，经济发展可以看作是这个“控制系统”发生作用的过程。一种流行的理论认为，把控制理论模型应用于经济决策，认为控制器的结构是给定的，问题是寻求控制变量的值（时间—路径），使得经济系统的功能按照某种判定准则是可以接受的（最常见的是稳定和最优）。另一种则是试图建立描述和解释经济机制的理论，这主要涉及改革或经济转轨中的一些问题，也就是通过“控制过程”来改变“实际过程”。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论述，可以参见《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关于“经济活动的控制与协调(Control and Coordin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词条中的有关论述和相关文献。
本文关注的是第二种意义上的经济控制，即发展中国家如何通过“控制过程”来改变“实际过程”，从而获得可靠的发展。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处于经济的转轨时期，而且从世界范围来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如何在发展中进行经济控制、协调以保持经济持续发展和维护经济安全的问题。而这一框架对于理解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同样是可行的。
经济运行的“实际过程”在一定的时期是既定的，并且带有连续性或惯性。复杂要素组成的经济巨系统，使得这一经济运行惯性在有些时候表现得很强大，严峻的路径依赖可以导致“锁定”，所以，单纯依赖经济运行的“实际过程”可能导致经济运行并不一定按照规律进行①。但是，作为经济的“控制过程”，一方面是技术性的，另一方面则是制度性的。也就是说，制度建设决定着控制过程的有效性。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初始条件的约束是重要的。发展经济学家对此进行了长期的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分工不清晰、专业化程度低、收入低下、资本不足、缺乏外援、人力资本缺乏、技术水平落后、国内地区经济不平衡、人口爆炸、二元结构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制约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进程。而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则形成了发展中国家经济运行的“实际过程”。
一、分工、专业化和技术进步决定的“实际过程”
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分工是伴随着产业革命和机器大工业的建立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作为分工的一般性的好处，古典经济学家们作出了很好的说明。斯密认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3](P5)“一个国家的产业与劳动生产力的增进程度如果是极高的，则其各种行业的分工一般也都达到了极高的程度。”[4](P7)在斯密看来，分工之所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主要是由于分工使“劳动者的技巧因专业而日进”，避免了时间损失和代替劳动的机械的发明。[5](P8)斯密认为，分工产生的原因是由于人类需要“相互交换”的倾向，也因此，分工受到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即“受市场广狭的限制”[6](P16)。在斯密那里，分工就是职业分离或专业化的发展，增长源于分工，而分工又取决于市场容量。
斯密的分工理论在阿林·扬和罗默等人那里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在扬看来，分工形式是生产迂回程度的增加。这样，分工经济就有了两个含义：专业化经济和多样化经济。扬、罗默、赫尔普曼等对分工的多样化进行了研究。以罗默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主流认为，决定分工的深化和技术进步速度的不是市场容量，而是生产中存在的固定成本。贝克尔、杨小凯等人则继承了斯密的分工等于专业化的思想②，贝克尔—墨菲模型指出分工和技术进步不再具有直接的一致性，限制分工的主要不是市场容量，而是由专业化引起的协调成本的增加和全社会知识存量的规模。
我们无意过多地探讨分工、专业化以及技术进步所构成的内生增长理论，我们更加关注的是在发展中国家中，由于分工不充分、专业化程度低和技术进步缓慢所导致的“实际过程”对于发展的影响。
必须注意到，分工的不充分、专业化程度低、技术进步缓慢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如果我们承认分工与交换是互为前提的，那么，分工使得专业化程度提高，进而可以形成知识的积累，知识积累规模的扩大，也就为技术进步提供了前提，学习过程贯穿于分工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全过程，“边干边学”被内生化了。这样，尽管存在着边际递减，增长仍然可以通过知识的驱动而获得持续的增长。
因此，由分工、专业化和技术进步决定的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过程”可以描述为：由于分工的不充分，最终导致了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缓慢。分工、专业化和技术的落后成为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约束。
比如，我国很多地区都提出了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问题，简单地以产业结构的变化作为发展的标志，这实际上忽略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与其他产业的内在关联性。第三产业只有在内部的专业化完成以后，才能成为经济发展的标志。对此，彼地·T.鲍尔和B.S.亚梅早有阐述。他们针对克拉克和费希尔关于“实际人均收入的高水平总是与第三产业劳动人口的高比例相关……而实际人均收入的低水平又总是与第三产业劳动人口的低比例和第一产业劳动人口的高比例相关”的观点进行了批评，指出：“首先，大部分第三产业产品并不是需求收入弹性较高的奢侈品，相反，有些第一、第二产业产品倒是奢侈品，其总量规模可能还很大；其次，经济发展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大规模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再次，把需求收入弹性概念应用于整个经济产生了加总问题，使得任何关于变化和经济增长条件的平均值变化的一般命题都令人怀疑，而当相对要素价格和收入分配发生变化时，就尤其如此。”[7](P114-115)鲍尔和亚梅的观点是，经济活动的不完全专业化，可以实现第三产业的规模的增大，但是并不必然表现为经济发展。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普遍地喜欢从事商业活动。这是因为，在经济从生存向初步的交换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商业活动可以给人以更大的激励和促进。而这种促进，则可能带来分工的加深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但绝不能认为是经济的真正发展。正如鲍尔和亚梅所指出的：“或许更奇特的是，购买毛皮大衣、牡蛎、鱼子酱、大螯虾、野鸡以及兰花维持了狩猎、捕鱼和畜牧业，这些活动属于第一产业。”[8](P116)
所以，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的初期，需要特别注意分工的作用和意义，必须按照正确的序列来发展经济，形成对经济发展有效的“实际过程”。中国出现过“下海经商”的热潮，苏东国家解体后，最先发展起来的也是边境贸易。这些都体现了贸易的吸引力，而这又不能不加辨别地认为实现了经济增长。当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商业兴旺的时候，暴露出来的恰恰是分工和专业化的缺乏，并将制约技术进步，从而延缓经济发展的步伐。所以，发展中国家政府应该通过对分工约束的解除来获取增长的动力，其政策选择就应该是对知识积累进行补贴，加大教育和研究的投入。显然，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都将有限的资本投入到了一般性的建设之中，而忽视了除非是公共物品的提供，一般性建设是可以通过市场力量自发形成的。
二、资本不足决定的“实际过程”
发展中国家存在着普遍的资本不足问题，资本形成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对麦迪逊和丹尼森等人的研究成果进行比较后可以看出：资本投入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发展中国家要大于发达国家，而资源配置效率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发达国家要大于发展中国家。[9](P157)尽管这种“唯资本论”受到了批评，但是仍然获得了大多数发展经济学家的赞同，而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实践也支持了这一观点。尤其是在扩大资本的含义，引入人力资本概念的情况下，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是要素（资本和劳动）投入量的增加。
在资本不足的约束下，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实际过程”面临着困难。在封闭经济中，资本形成的来源单纯地依赖于储蓄的增长，即储蓄转化为投资。但事实上，储蓄转化为投资能否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是投资效率，即资本—产出比。当资本—产出比不是固定的（不变的），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就面临着困难。尽管索洛—斯旺模型通过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性而解决了哈罗德模式的不稳定性，并在扩展的索洛—斯旺模型中加入了技术的长期变化，但技术仍然被认为是外生的、偶然的，因此不能解决长期增长问题。新增长理论对于技术内生化进行了研究，并用AK内生增长模式消除递减收益，成为解释经济长期增长的主流理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前述的各种关于增长的理论仍然是适用的，尤其是通过国际经济交往，不仅引进了资本，而且可以通过技术的引进以及技术的“外溢效应”(spill-over effect)来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不足约束。
但是，资本形成绝不仅仅是靠几个模型就能加以说明的。储蓄是资本形成的主要来源，但是储蓄转化为投资需要条件：健全的货币制度、储蓄倾向和预期，而发展中国家恰恰在这些方面存在着缺陷。另外的问题正如新剑桥增长模式所批评的，由于资本家和工人的储蓄倾向不同，或者说不同收入类型的储蓄倾向不同，因此，在现实的资本形成过程中，经济增长就独立于工人的储蓄倾向。也就是说，由于经济增长越来越取决于劳动力的增长率和资本家的储蓄倾向，这将进一步导致对工人不利的收入分配，收入分配的失调反过来会影响经济增长。这样，要获得稳定的经济增长，就必须调整不同收入阶层的储蓄率。而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制度条件往往是有利于高收入人群的，尤其是资本家作为一个整体的时候，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有的利润的比例高，经济增长就取决于资本家的偏好。这样的情况在中国也有反映，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主体是工薪阶层，而工薪阶层的储蓄除非受政府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影响而转变为投资，否则，储蓄者主动投资的积极性是受到抑制的。或者说，由于各种生存压力的存在，工薪阶层大多数属于“风险厌恶者”，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投资行为。而在我国现行的体制下，由于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对货币政策不敏感，从而导致对投资效率的轻视，经济增长中的过度投资就时常发生，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增大。
另外，扩大了的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在发展中国家也是不足的，这部分地因为历史的原因导致发展中国家教育和技术水平低下，还由于人力资本的形成和技术的进步需要一个长时间的连续过程，而发展中国家往往不具备这样的连续过程。以中国的情况为例，从教育的角度（人力资本形成的主要因素）看，教育资源的配置是不均衡的，教育集中在城市尤其是大中型城市，使国民整体教育水平长期不能得到提高，再加上缺乏“干中学”机制，技术进步受到制约（在我国主要表现为高级技术工人的缺乏和科技成果转化困难），收益递减无法被克服，进一步增加了经济增长的长期不稳定性。而对于俄罗斯等转型经济国家来说，一旦它们实现了转型期的制度稳定和克服了资本不足的约束，人力资本和技术的优势就得以发挥，经济就呈现高效率的增长。
所以，发展中国家在资本约束下的经济增长的“实际过程”，就表现为各种资本的不协调。从技术内生的角度说（如果将人力资本和技术在同样的意义上使用的话），这种不协调主要表现在单纯的资本不足上——不是资本总量的不足，而是资本结构存在缺陷，并会经常性地出现过度投资的现象，经济增长就会持续地出现“冷”、“热”交替的现象。
三、农业发展、产业协调困难决定的“实际过程”
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发展目标是在农业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工业化是一个长期持续的经济结构的变化过程。对于农业发展，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这种重视在两个不同发展方向上得到体现：由于农业人口众多，为提高农民收入以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必须大力发展农业；为了加速实现工业化，必须尽快地“消灭”和降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这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农业发展悖论”。
西蒙·库兹涅茨在1961年发表的《经济增长与农业的贡献》中，提出了农业部门对经济增长所具有的贡献：产品贡献（包括粮食和原料）、市场贡献、要素贡献（包括剩余资本和剩余劳动力）以及国内农业通过出口农产品而获取外汇收入的贡献。1984年，印度经济学家加塔克和肯·英格森特将库兹涅茨归纳的最后一项贡献定名为“外汇贡献”，并把传统农业的技术停滞归因于缺乏适宜的替代技术、农民对技术缺乏知识和了解、承担风险的能力很低、投资资金缺乏、现代投入品供给不足、传统制度障碍等六个方面。由于传统农业的技术停滞和农业的“四大贡献”，使得在工业化过程中，农业发展更是成为支撑工业化的力量，而对于农业自身发展来说，则是长期的农业生产力低下和农民的生活贫穷。
日本农业经济学家速水佑次郎和美国农业经济学家拉坦在20世纪70年代初共同提出了“诱导的技术与制度变革理论”，以消除农业发展的技术进步和制度约束。他们认为：“在一个国家中，若一种要素相对于另一种要素比在第二个国家更昂贵，则创新努力将被引导到节约这种昂贵的要素”[10](P389)，并提出了诱导的技术变革模型。同时，他们也指出，“由技术变化引起的经济关系的不均衡是导致制度变化的主要源泉”[11](P398)。但是，这种模型对于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发展显然存在着缺陷。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的传统性特点在于农业劳动力的要素价格极低，因此缺乏技术替代劳动的动力，除非政府通过补贴甚至政策强制要求采用先进技术，否则就不会出现廉价要素对昂贵要素的替代，恰恰相反，由于农业劳动力的极大过剩，任何机器的使用都会出现昂贵投入品替代廉价投入品的现象。而发展中国家农村中所特有的等级和家族（宗法）制度及其稳定性，又极大地排斥了所谓的“制度变革”。
“农业发展悖论”的存在往往以“消灭”或降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作为解决方案，工业的发展由此获得了农业的支持。可是，人们希望的在工业发展起来以后对农业的“反哺”却迟迟无法到来，这与工业发展的自身规律有关。由于发展中国家基本上都是开放的，因此，工业的发展或者工业化的标准必然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系，工业发展对于技术持续进步的依赖程度比农业要高，正是由于这两个原因，工业化的过程始终是“眼睛向外”的，并且由于技术的进步对农业依赖的减少（随着工业的扩张导致对土地的掠夺和农业产出的下降，工业所需要的农业原料可以更多地从国际市场获得），工业的发展路径就与农业的发展路径难以重合。另一个原因是，工业组织是一个标准化的时间序列组织，而农业组织却是一个自然组织，工业对农业的反哺，除非这一农业与工业发展具有紧密的联系，否则就难以实现。从现实看，所谓的“公司＋农户”的生产组织形态，也只是由对农产品的深加工而形成的，看似是对农业的反哺，事实上农业仍然处于依附和弱势地位。所以，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发展悖论”的存在以及工业与农业发展路径的差别，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始终处于缓慢的低层次发展状态。基于此，城市工业中的失业现象和农村的过剩劳动力之间的冲突难以避免，以城市化作为提高农民收入的措施也难以在短期内实现。即使农村劳动力转为经营商贸，其收入水平的增加也十分有限，因为这无非是对可能的农业通过技术进步而发展的一种替代，农民的生存状态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由“转行”而获得的比务农高出的部分收入是十分有限的，而生活方式的转变使农民的支出结构发生了变化，也就使得无论是仍然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还是已经不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增收的部分仍不足以进行资本品投入或者进行自身的培训，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长仍然是缓慢的。
与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缓慢相伴随的不仅有资本投入的不足和技术进步激励的缺乏，还包括对人力资本投入的不足。但是与教育的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相比（教育在人力资本形成中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医疗、卫生等条件的改善却可以快速地提高人力资本中的某些次要方面——人均寿命的延长。也就是说，在对农业的资本投入不足和农业技术的进步缓慢的基础上，与农业生产率增长缓慢平行发展的还有普遍的“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再加上普遍较高的农业人口增长率，农业的发展又面临着新的约束——有效甚至是初级劳动力的减少，而不是“劳动力的无限供给”。
所以，在农业发展和工业发展协调困难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实际过程”又呈现出这样的特征：工业化的进程不是主要地来自于技术进步的缓慢，而是在于技术内生化难以在全社会实现，也就使得改变“二元结构”的种种努力只能获得暂时的成效。
四、城市化和失业问题决定的“实际过程”
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城市化水平被看做是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同时，城市化也是经济发展的措施，被认为是解决发展中国家“二元结构”的重要途径。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这样的选择是可行的。但是，在发展中国家是否行得通？或者，什么样的城市化才行得通？
刘易斯模式的一个有益的分析是将工业化和城市化结合在一起，这样，劳动力从传统部门（农业部门）向现代部门（工业部门）的转移就是城市化的过程。他将劳动力的职业变化和人口的地域迁移看做是一个过程，因此，在刘易斯看来，加速城市化发展和加速“乡—城”人口流动成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的重要途径。刘易斯还分析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涌入的原因，包括城乡收入差别扩大、加速发展的学校教育和对发展方面的支出过分集中于城市。刘易斯也坦陈农村人口向城市空前地涌流，大大超过了城市的吸收能力。[12](P92)在1979年的论文中，刘易斯承认，在一个人口密集的国家，现代部门的扩张虽然是传统部门的生命线，但是，“不管现代部门的就业增长有多快，失业仍将增加”[13](P151)。问题的出现是由于现代部门的规模不够大，而传统部门的规模又过大，所以这种转移过程将是长期的，解决的方法是加速现代部门的发展。与刘易斯的分析不同，托达罗则在自己的模型中指出：“如果不集中努力使农村生活变得更有吸引力，要想大幅度地减少城市传统部门的规模是极为困难的。”他提醒人们，只要城乡实际收入差别继续增加，城市“相当高的长期收入的诱惑会吸引农村迁移者源源不断地流入越来越拥挤不堪的城市贫民窟。这种日益扩大的城市失业大军的潜在政治、社会和经济后果是不应该等闲视之的”。[14](P212)
于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过程又陷入了这样一种“实际过程”：在工业化过程中，工业部门所创造出的就业岗位被技术进步部分地抵消了，一些新的就业岗位要求较强的技术性，限制了农村劳动力的进入；收入差距则成为对农村劳动者的重要吸引因素，在农业发展缓慢的情况下，它对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吸引力更强。城市失业的增加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涌入和滞留产生了两个结果：一是城市不堪重负。集中地对城市进行投入，出现城市的过度扩张或过度城市化，这又进一步增大了对农村的吸引力。二是导致农业劳动优势人口的丧失，使农业发展更加缺乏人力资本的支持。中国的“农民工”生存状态引起了各方面的广泛关注，但是更应该考虑的是如果“农民工”在城市安家可能带来的后果。
五、“控制过程”的有效性与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
发展中国家在面临专业化约束、技术进步约束、资本约束、产业协调困难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对城市就业的挤压这五大困境的情况下（这应该是制约发展中国家发展最重要的方面），经济发展的“实际过程”就变得异常复杂。直接的后果是，对复杂的“实际过程”进行控制成为一道难题，控制器的选择、变化和设计在现实中表现为不断的试错过程。
是否可以建立一个较为简便的模型来说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运行过程，并依据独立模型实施控制呢？这应该是十分困难的。发展经济学家们已经建立的模型在修正了他人缺陷的同时，自身又存在着缺陷。也就是说，不同的模型只是解决了部分的问题，而发展中国家发展过程的复杂性，通过纯粹的技术手段，似乎很难获得一致性的结论。或如缪尔达尔所说的：“制度研究不能依靠普通经济文献所使用的概念，或从发达国家的研究中借用诸如收入、储蓄、供给、需求和价格之类的概念，这些概念统统都在市场之内，统统以总量或平均形式而表现。这些概念不足以说明不发达国家的现实。”[15](P156)作为制度经济学家的缪尔达尔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激进的制度改革”，“这将为较高程度的平等和经济增长的双重目标服务。这两个目标是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这意味着与发达国家的根本区别，在发达国家，这两个目标是可以而且经常分开来追求的”。[16](P156)缪尔达尔认为，发展中国家（他的研究视角是南亚，而且是在36年前完成的，但这并不影响其思想的深刻性）成为“不发达”国家的原因除了产出和收入水平低、生产方式落后等原因之外，重要的是“存在着不适宜的各种制度——从国家一级到控制家庭和四邻的社会和经济关系的各种制度”[17](P305)。这一观点与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不谋而合。不同的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革是为了适应市场机制，因此要求减少政府干预，而缪尔达尔的制度变革更多的是通过政府干预来弥补制度缺陷。
缪尔达尔的观点可能更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现实，至少是部分的现实。因为，发展中国家在存在着前述五个不适应市场解决的困境的同时，文化、政治制度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可能更加深远。“所有这些制度的缺陷与公众态度的缺陷紧密相连。这些态度通常支持制度，同时也得到制度的支持。两者对低下的生产率和低收入负有责任。而低生产效率和低收入反过来又使低识字率和教育水平难以改进，这些又使社会制度的缺陷永久地存在。”“在缺乏政策的情况下，一个社会体系，作为我们上面讨论的最初变化和所有条件的内部作用的结果，或者停滞，或者发展到更高的水平，或倒退到更低的水平。但是，如果有计划，就有旨在达到或加速发展的政策调整。”[18](P307-308)缪尔达尔的建议是实施滚动计划，也就是短期的具有不同目标的计划，这成为倾斜政策的理论依据之一。邓小平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和缪尔达尔的建议是相契合的，尽管我们不能确定二者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联系。
被专业化约束、技术进步约束、资本约束、产业协调困难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对城市就业的挤压五个技术层面的困境制约的发展中国家，实际上还存在着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内部约束——制度约束。尽管制度已经被内生化，但是对于更加具体的五个技术层面的困境而言，制度仍然是外生的，当然，企业制度不在此列。这种制度内生化得以实现的主要方面在于收入分配制度，所以，一旦收入分配制度获得了改进，技术层面的问题才可以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得到解决。
杨小凯简要总结了两种转轨：与宪政规则的转轨相结合的市场导向型改革（东欧和俄罗斯模式）及缺乏宪政秩序条件下的市场导向型改革（中国和越南模式），后者被认为是在执政党制定的游戏规则下实施的。杨小凯得出的结论是：“一些中国问题专家确认的市场失败不是由私人市场经济固有的无效（像外部性和公共财产）所造成的，这些所谓的市场失败实际上是由国家强加的意识形态约束所造成的。”[19](P456)“中国的双轨制并没有提供世界其他地方制度试验不曾提供的多少新信息。它恰好再次验证了成功的经济发展不仅需要市场，还需要宪政秩序和法治来保持个人权利并提供对政府权力的有效制衡。适当的道德准则、行为规范以及打破执政党的政治垄断是宪政秩序形成的根本。”[20](P457)
杨小凯的总结并不是没有道理的，问题的关键是，由于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和制度传统，纯粹地按照发达国家路径进行改革，似乎并不能说明现实问题。在这里，需要再次引用缪尔达尔的观点：“理论不过是关于所研究的社会现实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问题，必须强调的是，所有的知识，以及一切愚昧，往往都是机会主义的，而且它们越少受到针对经验事实的坚实研究的检验和完善，其机会主义性质就越强。”[21](P10)
事实上，发展经济学家们虽然对收入分配制度以及收入差异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却没有将收入分配作为一条真正贯穿于经济发展或经济增长过程的主线。应该注意到，无论是什么样的增长或者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模型，最终的目的都是实现收入的均衡和福利最大化。只有收入分配制度及其形式得到改善，才会真正解决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困境。当然，很多人会对此提出异议：收入制度不外乎是受到宪政约束或经济增长率影响的“衍生”问题。可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思考，这一异议是同样成立的：难道宪政和经济增长率不是为收入分配来服务的吗？
六、简要的结论
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普遍存在着一个方法上的误区：将总结发达国家的经验而形成的理论模型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措施，而忽视了这一经验总结的历史性和特殊性。我们知道，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是“自然”的增长过程，相比较而言，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是一个“跳跃式”的增长过程，增长的路径是不同的。现代发展经济学理论是对发达国家经验的总结，将这种总结当作一般性的政策指向，必定会给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造成障碍。例如，城市化是发达国家经济现代化过程的结果，而在发展中国家却普遍地将“城市化”作为推进经济增长的措施；农业产业的特殊性，使得获得农业现代化必须缩小农民数量，而发展中国家却认为工业发展可以反哺农业，并将未来的工业反哺农业作为鼓励农业向工业贡献的诱饵；分工导致市场规模的限制，扩大市场规模，尤其是开拓国际市场是必然选择，发展中国家却将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完全忽视了发达国家的消费本身是世界性的；等等。正是在这样一系列的认识“误区”诱导下，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过程”不仅形成了积重难返的局面，而且在国际分工中始终处于低端，发展的空间受到限制，而这一“瓶颈”的形成，恰恰是盲目地接受发达国家经验的结果。所以，根据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诉求的特殊性，根据已经形成的困难重重的“实际过程”，尽快探讨一种可行的“控制过程”，无疑是摆在广大发展中国家面前的重要课题，对于发展中国家摆脱“发展陷阱”是具有长远意义的。
注释：
①当然，我们总是假定经济运行的“实际过程”大多数遵循的是自然规律或技术规律。这在实物客体状态改变的直接生产过程中是存在的。但是如果将经济运行的“实际过程”应用于更大的系统，比如国民经济系统，就不一定是有效的。这是因为，“实际过程”也依赖于“控制过程”，在国民经济系统中，“控制过程”表现为很多的决策是由不同的控制机构作出的，这与在市场中企业或厂商通过分散决策的“控制”不同，这种外部控制（决策或政策）会内化为微观组织的新的规则，从而使“实际过程”发生偏差。
②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文献可以参见杨小凯：《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标签：经济转型论文; 发展中国家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城市经济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投入资本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要素市场论文; 人力资本理论论文; 经济学论文; 人力资本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