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石刻文化刍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辽代论文,石刻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古代的石刻具有重要的文物与史料价值，是珍贵的资料宝库。考古证明，早在相当于殷商时期的江西清江吴城遗址，就有大量的石刻符号（或文字）出土。至东汉之际，我国的石刻文字出现了第一个高峰，不仅屡见丰碑，更有整部古籍雕刻范本出现，诸如竖立于洛阳太学的《熹平石经》就是一例。降至唐辽，我国的石刻文化又有新的发展，出现了第二次高峰。辽朝（公元907～1125年）是以契丹贵族为主体、联合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上层建立的封建政权。有辽一代200余年，北方各族人民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为丰富和发展我国传统的石刻文化做出了卓越贡献。近50年来，由于辽代考古事业的不断发展，刻有文字的辽代石刻不断被发现，更加显示了它的重要价值。
一、辽代石刻的发现概况及其种类
公元1125年，辽天祚皇帝被金兵俘虏，雄踞中国北方200余年的契丹辽朝灭亡了。辽亡后，辽代之石刻便被陆续发现。但辽代石刻大量出土（或被发现）及引起人们的重视则始于清代。清自乾嘉以来，崇尚朴学，注重考据，致经学开始向史学转变。尤是辽朝历史引起人们重视之后，史家便开始依前代之文献，博搜广采，为《辽史》拾遗补缺。但因辽代遗留下来的文献史料极为有限，一些学者便把目光转向地下，开始注意对出土（或被发现）的辽代石刻文字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当然，这也反过来大大促进了辽代石刻的出土和被发现的进程。然而，因当时考古业并不发达，所以，辽代石刻的出土，多属盗墓者的“附产品”，故而出土数量还很有限。至近50年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的考古业有了长足的发展，随着一座座辽代古墓的被发现和有计划地发掘，以辽人“墓志”为主的大量辽代石刻也重见天日，引起了广大史学工作者的高度重视。
刻有文字的辽代石刻，分布地域极为广阔，遍及今北京、河北、内蒙、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及蒙古国等地区。这些地区也恰恰是当年辽朝统治的大致疆域所在，即《辽史·地理志》所记之辽朝疆域：“东至于海（今鄂霍次克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今阿尔泰山、额尔齐斯河上游），北至胪朐河（今贝加尔湖及外兴安岭一带），南至白沟，幅员万里”。出土的辽代石刻有一定的分布规律，即汉文石刻主要分布在长城以南的京津及河北、山西一带，而契丹文石刻则多出土于内蒙东部及辽宁西北部地区。由此亦可大致推断出辽代汉人与契丹人的活动区域及分布规律。
根据出土和已发现情况看，辽代石刻种类比较丰富，形制也较齐全，既有堪称稀世珍宝的石经（如现存北京西南房山县的刻于辽圣宗太平七年至道宗清宁三年的白带山云居寺2730条、四大部石经），也有庙碑（如圣宗统和二十三年《重修云居寺碑记》等）、塔铭（如圣宗统和十四年《马令钦等修塔记》等）、经幢（如道宗咸雍二年《曷鲁墓园经幢记》等）、造像（如天祚帝保大二年《静严寺造像记》等）、哀册（如圣宗太平十一年《圣宗皇帝哀册》等）、墓志（如兴宗重熙七年《耶律元妻晋国夫人萧氏墓志》等）、神道碑（如景宗保宁年间《耶律琮神道碑》等）、石棺（如兴宗重熙七年《胡化石棺记》等）、石函（如天祚帝天庆二年《比丘尼惠净石函记》等）、石匣（如世宗天禄二年《仙露寺葬舍利佛牙石匣记》等）、枕石（如道宗大安三年《萧仪置门枕石题字》等）、桥柱（如道宗大安五年《固安县固城村谢家庄石桥记》等）、井栏（如圣宗太平年间《石城井栏刻字》等、题名（如兴宗重熙二年《节度使聂宗顺造像题名》等）、题咏（如道宗寿昌五年《玉石观音像唱和诗碑》等）、买地莂（如道宗寿昌元年《缙阳寺庄账记》等）、摩崖（如天祚帝乾统八年《石匠山石壁题诗》等）等，绝不逊于汉唐或宋明各朝的石刻。这些出土和被发现的石刻，如今或藏于各地博物馆及其他文博考古部门，或仍存留于发现地，也有些散落于民间为私人所收藏。可以肯定地说，尚有相当数量的辽代石刻至今仍被深埋于地下，有待于人们去发现和发掘。
二、辽代石刻的材质、形状及雕饰艺术
所谓石刻，所用材料当然都是石质无疑。但据考察已出土的部分辽代石刻，发现辽人刻石所用的石头，材质多有所不同。根据笔者所知者，大体上可分为如下几类：[（1）]汉白玉质。如1981年6月出土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院墙内的辽圣宗统和十五年《韩佚墓志》，其碑石即由汉白玉石雕制而成。[（2）]石灰岩质。如1949年6月出土于沈阳市小西边门新新三厂内的辽圣宗开泰四年《李进石棺记》，其石棺即由石灰岩凿成。[（3）]滑石质。如1953年发现于沈阳城南50里陈相屯塔山上的辽兴重熙十四年《沈州卓望山无垢净光塔石棺记》，该石棺就是用滑石凿成的。再如1980年出土于沈阳柳条湖的辽道宗清宁二年《张宁石幢记》，其幢也是用灰色滑石制成的。[（4）]石渣石质。如1954年入藏于北京文物队的辽天祚帝天庆二年《比丘尼惠净石函记》，该石函就是用石渣石凿成的。[（5）]泥灰岩质。如1981年1月出土于辽宁阜新八家子的辽圣宗太平九年《萧仅墓志铭》，该志碑即用泥灰岩雕成。[（6）]砾石质。如1990年6月出土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金厂沟的辽圣宗统和二十六年《耶律元宁墓志铭》，该志碑即由砾石雕成。[（7）]青灰石质。如1976年出土于内蒙古赤峰宁城县的辽道宗寿昌四年《邓中举墓志》，其志碑就是用青灰石雕成的。再如1979年7月于辽宁义县出土的辽道宗寿昌七年《梁援妻清河新氏墓志》，其碑亦用青灰石雕制。[（8）]细砂岩质。如1969年出土于内蒙古赤峰翁牛特旗山嘴子毛布沟的辽天祚帝天庆五年《故耶律氏铭石》即用细砂岩镌成。再如1991年出土于辽宁北镇的辽兴宗重熙二十二年《耶律宗教墓志》及1986年出土于内蒙古哲里木盟库伦旗的《陈国公主墓志》等碑亦由青绿色砂岩雕成。[（9）]水成岩质。如1954年11月出土于辽宁阜新富荣镇的辽道宗清宁四年《白山院舍利石匣记》，该匣即用浅灰色水成岩雕作而成。[（10）]花冈岩质。如1991年于辽宁阜新大板海棠山发现的《契丹小字墓志残石》，即由花冈岩的变种片麻岩雕凿而成。再如1981年发现于内蒙赤峰巴林右旗罕山的《黑山辽碑》亦是由花冈岩雕成。
综上可见，辽人之石刻，尤其是达官显贵们的“墓志铭”所用之石，基本上是“就地取材”，即大多是采用逝者葬地附近所产的石料。这就是说，除辽朝最高统治者契丹皇帝及其后妃之外，其他人的“墓志”所用石料质地并不完全反映死者生前的身份地位（死者的身份地位可反映在墓葬的其他方面，诸如墓室的大小及陪葬品的多寡等）。比如辽代汉官、燕京地主韩佚的“墓志”用石即为材质上乘的汉白玉，而身为契丹皇族的耶律宗教（辽景宗之孙）“墓志”用的只是医巫闾山产的一般质地砂岩而已。同样，以砂岩为“墓志”用石的既有一般汉官如梁援的“墓志”，也有契丹皇族出身的“金枝玉叶”陈国公主的“墓志”等。
辽代石刻的形状，因种类（用途）之不同而各异。这里仅举辽代石刻中几个主要种类说明之。辽代石刻中主要一大类是“墓志”。根据已出土的“墓志”形制看，辽人“墓志”主要有方形和长方形两种，而在这两种中又以方形为多。辽代方形“墓志”的边长尺寸大小差距也比较大，一般来说，小者约在40～50厘米之间，大的则超过100厘米，最大的在120厘米左右。墓碑的厚度，一般都在13～16厘米左右。长方形“墓志”的宽、高尺寸也各不一，其大者，如重熙六年的《韩橁墓志》高为148厘米，宽达157厘米。其小者宽、高大约在50～70厘米之间。辽代“墓志”多附带方形盝式志盖，即中间厚、四边薄的覆斗形。其边长尺寸与方形志石的边长相等。比如陈国公主的“墓志”为方形，边长85.9厘米，志盖亦为方长、盝顶，志盖边厚7.5厘米，盝顶边长50厘米，斜刹宽22.5厘米，厚16厘米。辽人“墓志”中极个别的也有其他形状的志盖，如1975年出土于内蒙古赤峰阿鲁科尔沁旗昆都乡乌苏伊肯村西山的辽兴宗重熙十年《北大王墓志》志盖即为上圆下方，呈圭形，中高94厘米，侧高70厘米，宽61厘米，厚7厘米。
石棺也是辽代石刻中的主要一类。辽代石棺形状与传统的木棺相似，分大、小头，两头宽、高尺寸不等。如在沈阳出土的李进“石棺”即为大头小尾式，长、宽、高各以中部平均计算，长140厘米，宽、高各为70厘米。再如发现于沈阳城南卓望山无垢净光塔内的石棺，棺高22.6厘米，棺盖为平顶四周斜坡形，长43.5厘米，前宽35.2厘米，后宽25.5厘米。
石经幢是辽代石刻中的另一大门类。辽代石经幢的式样大体一致，均为塔式八面柱形。如1977年6月出土于北京房山县城西南40里之北郑村辽塔内的辽穆宗应历五年《北郑院邑人起建陀罗尼幢记》，幢高3.12米，平面作八角形，由盖顶、身、基座三部分组成。辽代也有些经幢分层较多。如辽兴宗重熙年间的《车轴山寿峰寺经幢》即为八角七层。辽代经幢的八角（八面）及奇数分层均是其与佛教有关的缘故。
在辽代石刻中，有不少石刻在辽代匠人的精心雕凿下，使其具备了较高的雕饰艺术价值。比如“墓志”，辽代有很多“墓志”都具有较高的雕饰艺术价值。而这种较高的雕饰艺术又多体现在“志盖”上。如著名的辽陈国公主“墓志”，在其盝形志盖顶上即雕有双栏框两个，在双栏内框与外框之间，各边均刻有3朵云纹，四角各刻1朵四叶团花；志盖外侧4个斜面上用细线雕有十二生肖图像；四个斜角上各刻1朵叶片宽大的牡丹花；四边还刻有缠枝草叶纹。整个志盖刻工精细，布局严谨，雕饰艺术价值很高。再如梁援及其妻子的“墓志”志盖上，亦均刻有牡丹与卷草花纹，样式独特，形象逼真。耶律宗教“墓志”盝形志盖四刹亦线刻十二生肖人物图像，头戴巾帻，身著圆领长袍，手持笏板，形象生动，栩栩如生。类似的十二生肖图像雕饰，在辽代其他一些“墓志”中亦有发现。这种现象的出现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即辽代契丹人已经使用十二生肖历纪年。据考证，契丹人的十二生肖信仰源于唐，唐代墓碑志盖即常常雕有十二生肖动物画像或人身兽首、手执兵器的十二生肖神像。辽代契丹人借鉴、吸收了唐时十二生肖神信仰，也便在“墓志”志盖上雕以十二生肖像，其排列顺序一如唐碑。如《萧仲恭墓志》盝顶式志盖四周，上方（北）正中为鼠位，下方（南）正中为马位，左方（西）正中为鸡位，右方（东）位正中为兔位，与唐碑无异。
在辽代除“墓志”外，颇具雕饰艺术价值的还有其他石刻门类。如发现于内蒙赤峰巴林右旗罕山的《黑山辽碑》，从其整体雕刻造型上看，亦有较高的艺术价值。《黑山辽碑》的造型为螭首龟蚨碑。螭首为四龙浮雕，分左右各二头沿周边下垂。碑座的龟跌头颈由壳中伸出，微昂首，颈部刻饰平行的浮雕弧线；四肢曲伸着地，呈负重状；尾弯曲，紧贴臀部；背部之壳，饰有六角等边形的浮雕复线纹；壳下采用圆雕手法，在两侧的前后肢中间，又以浮雕手法各饰一朵涌浪纹。其造型创意及雕凿刀工，均堪称绝妙。再如李进“石棺”，其雕饰艺术水平也很高，石棺的四侧均有半浮雕的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四神像，各托以流云、莲宝花纹；棺盖上亦饰刻花纹，刀法细腻，线条流畅，颇具观赏价值。
三、辽代石刻的文字、书法艺术及史料价值
有辽一代官方文书及对外文谍均使用汉字，但契丹民族也有他们自己的语言文字。因而，辽代石刻中所用之文字以汉文为主，也有一些使用的是契丹的民族文字——契丹文（包括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此外，因辽人崇佛，所以辽代石刻文字中也有外来文字——梵文。
辽代石刻用字以汉字为最多。契丹民族是个比较开放的民族，非常善于学习、吸收先进的汉族思想文化，契丹族统治者也积极重用汉族知识分子为本朝制定各种典章制度。相比较而言，辽朝汉族文人的数量要比契丹族文人多，汉族知识分子的文学素养也比契丹人高得多。因而，辽代石刻文字的撰刻者，多为汉族文人，这就决定了辽代石刻文字以汉文汉字为主。据粗略统计，已出土和被发现的辽代石刻中，汉文汉字约占百分之九十七以上。
辽代石刻文字中使用契丹文的约占百分之二左右。并且，据已出土的石刻情况看，使用契丹文的石刻主要为契丹贵族人士的“墓志”、帝后的“哀册”等，而且多数是契丹文与汉文混用，或一墓内同时埋入汉文与契丹文两通志石。辽代契丹族文字创制于建国之初。据《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契丹》载：神册五年（920年）正月，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命耶律突吕不等在汉族文人的帮助下创制契丹文字，“汉人教之以隶书之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这种字即契丹大字，于是年九月正式颁行。辽代石刻中使用契丹大字者，如1964年出土于辽宁朝阳县五家子乡柏树沟村西的辽圣宗统和四年《耶律延宁墓志》即是。该“墓志”使用的文字既有契丹字也有汉字，“墓志”上半部刻的是19行契丹大字，下半部则刻24行汉字。
契丹大字颁行数年后，大约在天赞年间（992～926年），阿保机又命其弟迭剌用回鹘文参照汉文制成了另一种契丹文字，即契丹小字。因为契丹小字使用起来比契丹大字简便易学，所以，后来契丹人大多习用契丹小字。反映在石刻上，据已出土和发现的契丹文石刻看，大多使用的是契丹小字。如1991年出土的《耶律宗教墓志》，志盖内即阴刻契丹小字36行，计千余字。再如1983年出土的《耶律仁先墓志》，志盖内刻契丹小字“墓志铭”70行，计约5000字。此外，辽庆陵出土的契丹帝后“哀册”及阜新海棠山《契丹墓志残石》等，也都用的是契丹小字。
由于契丹文字在辽代使用范围不广，且辽代书禁甚严，加之受辽末战火烧损，因而，辽亡后契丹文的图书未能保留传世。后世人只知辽代有契丹文字，但却不知是什么样子。而地下契丹文石刻的出土，才使人们真正目睹了契丹文字的“庐山真面目”。可以说，辽代石刻契丹文字的发现，使一种历史上本来存在的、后来又消亡了的民族古文字“失而复得”，这对深入研究“辽史”及“契丹民族史”意义相当重大。
契丹人崇佛，而外来的佛经均是用梵文书写的，因而，在辽代石刻文字中，就出现了另一种文字——梵文。辽代石刻中使用梵文的，基本上都是与“佛”有关的“经幢”或“石棺”上的文字，并且多是梵文与汉文混用。如1954年出土于辽宁阜新县富荣镇乡贝利户村水泉沟屯西山残塔地宫中的辽道宗清宁四年《显州北赵太保寨白山院舍利塔石函记》，函盖顶中部镌有记文，下面汉字中间即夹有部分梵文。再如1955年出土于辽宁辽阳县望水台乡大林子村的辽道宗寿昌二年《王翦妻高氏石棺铭》，汉文、梵文均刻于石棺盖内，汉文5行，楷书刻于右侧；梵文10行，刻于左侧。此外，发现于河北永清县茹荤村大寺的辽道宗大安二年《郑□为亡人造经幢记》，经文汉文中间亦夹刻有梵文。
辽代石刻文字中，大多为正书楷体字，包括一些契丹文的石刻在内。在这些用正楷体镌刻的文字中，有不少堪称书法艺术之佳品。如1979年发现的辽天祚帝乾统七年《朔县杭芳园栖灵寺碑》上的文字，即书写秀丽，刻工颇佳。再如乾统七年《三河县重修文宣王庙记》中的正书楷体字，颇似颜真卿所书之《多宝塔》。这些石刻文字字体端庄精美，镌刻艺术高超，刀法遒劲，线条流畅规正，均为极难得的书法艺术珍品。
在辽代石刻文字中，只有较少部分为行书草体，如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出土于北京一菜圃中的辽太宗会同九年《陀罗尼经幢记》上的文字即是行书。再如辽天祚帝乾统十年的《云居寺供塔灯邑碑》亦为行书体。
辽代石刻文字中亦有称奇者，即在同一篇石刻文字内，楷行相间，正草互杂。如1988年于山西朔州城区东南出土的辽乾统十年《朔州李谨建幢记》即是书体精美、行楷相间的一例。再如1989年8月于内蒙赤峰巴林左旗杨家营子镇石匠沟出土的辽圣宗统和二十七年《大契丹国夫人萧氏墓志》，其刻字计1062个，书法近柳体，但其中的水、永、于、处、虞生、箧、先、汉、寿、秋等字却是行草体，实属绝少。辽代“墓志”志盖上的“墓志铭记”均为篆书，尚未见有其他字体出现。
辽代石刻文字的史料价值是颇为重要的。契丹原起松漠，崇武少文，虽然后来在中原汉族文化的影响下，其文化有长足发展，但由于政府书禁甚严，不仅严禁文字出境，而且民间私刊书籍亦以死罪定论。因而，有辽一代文献流传极为有限。至辽末，女真、蒙古起于北方，五京兵燹，缣帛扫地，辽朝有限之典籍文献亦散佚殆尽。这样，造成的不良后果是严重的：一是由于缺少流传下来的辽代文献资料，给今人研究辽代历史，造成了极大困难；二是由于缺少流传下来的辽代文献资料，使元人修《辽史》时已无直接文字可依，只能求助于宋、金人的间接记载，于是，就使得《辽史》从它脱胎之日起，就存在有严重的先天不足：史事缺漏，舛讹百出。这同样也给人们研究辽代历史带来了极大不便。于是，从近世以来，辽史学者便开始重视地下出土的辽代石刻文字。镌有文字的辽代石刻，尽管有些已石残句缺，但是现存的辽代石刻文字所涉及的内容仍很丰富，这些文字不仅能补充和纠正《辽史》等文献中的诸多缺略和谬误，而且为研究辽代的政治经济、典章制度、人物事件、战争交聘、宗教文化、历史地理、城镇建设、民族关系、民风民俗以及文字语言等提供了丰富可靠的资料，并且，今后随着对辽代石刻的深入发掘、整理，在“辽史”、“契丹民族史”和“边疆史”研究领域必将出现新的突破和发展。当然，出土的石刻资料也并非百分之百的“信史”，尤其是一些“墓志铭”，亦存在有隐恶扬善、谀颂粉饰的毛病，使用过程中，应当加以认真甄别。
四、辽代石刻的集大成者：《辽代石刻文编》
辽代石刻文字对研究辽代历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然而，由于辽代石刻出土或被发现的时间不一，出土及存放地点又极为分散，再加上大多数石刻文字缺损、剥蚀、泐漫不清及无标点断句等等，也给史学研究者带来诸多不便。鉴于此，自清代以来，已有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对辽代石刻文字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如在朱彝尊、钱大昕、孙星衍、王昶、王颂蔚、武亿、吴式芬、缪荃孙、端方、陆增祥等人的有关著述中，都有关于辽代石刻的论述。迨至近代，更有专门辑录辽代文字（包括石刻文字）的著作刊行于世。如缪荃孙的《辽文存》、王仁俊的《辽文粹》、黄任恒的《辽文补录》、罗福颐的《辽文续拾》以及陈述的《辽文汇》、《全辽文》等，这些著作中所收录的石刻文字，为治辽史者多有借助，推动了“辽史”、“契丹民族史”的研究。然而，因于种种缘故，以上诸家的著作中所收录的辽代石刻文字与已经出土的石刻文字相比，显然差距很大，并且在已收录者中还存在着许多错误（诸如标点断句错误等），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值得庆贺的是，辽史研究学者向南研究员历10余年的艰辛搜集、拓抄、考证和整理，一部收文300余篇的《辽代石刻文编》已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辽代石刻文编》是到目前为止收录辽代石刻篇数最多、最全的集大成之作，是一部辽代石刻总集，很有特色。辽人所撰石刻文字，均没有标点断句，今人阅读有一定的难度。向南先生在整理、校订、考证这部石刻文集过程中，对每篇石刻文字都进行了认真的标点断句，为使用者扫除了阅读障碍。同时，对前人所收录的辽代石刻文字中出现的谬误，也根据原石或拓本进行校订，使石刻文字力求准确。在编纂过程中，作者又将每篇石刻都按撰刻年代进行了顺序排列，以王朝分篇，这样一来，也极大地方便了读者的查阅。作者还在每篇石刻之前加了简要说明，以便于读者对每篇石刻的了解。此外，辽代石刻文字中涉及了大量辽代人名、地名、机构名称、人物世系、职官制度、官衔爵位等等，向南先生在该书中都参照其他文献进行了认真的考证或注释，言之有据，简明扼要，起到了探微索引的作用。
当然，是书之编纂，也有其不足之处。尽管编纂者对自近代以来出土的辽代石刻进行了广泛搜集，但因某种原因，仍有不少出土石刻未能收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另外，辽代契丹人因受汉族文化影响，契丹皇帝既有契丹语名，同时也有汉名，并且，对契丹皇帝的汉名，辽人必须避违。这在辽代石刻中有大量反映。最为明显之处，即是对避违之字以缺末笔来进行刻字。比如辽太宗汉名耶律德光，辽代石刻中，凡“光”字均缺末笔，成“
字。再如辽兴宗汉名耶律宗真，石刻中凡遇“真”字亦均缺末笔，成“
字。但可能因排版打字印刷技术问题，该书中所收录的辽代石刻文字中的缺笔讳字，均未能反映出来，失去了石刻文字的原貌，也影响了人们对辽朝避讳制度的研究。概由同样之原因，出土的辽代契丹文石刻也未能收入是书，这也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冀望是书再版时能有所补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