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对话”思维——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话及其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式主义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思维论文,意义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是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重要思潮，它们之间从理论对抗、融通到对话的过程，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发展有重要启示。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并不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互补，更重要的是一种深刻的思想融通与发展，这种融通与发展在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发展中也有较明显的理论回音。由于各自研究的立足点和取向不同，面对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两种理论思潮，不同的研究者之间会存在复杂的阐释裂隙。在学理层面上深入这两种理论思潮的对话过程，阐释它们之间的“对话性”及各种阐释裂隙所蕴含的思想能量，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当代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 一、殊途与同归：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话的学理特征 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对话，是彼此吸收对方的理论资源与思想观念，在理论与方法的层面相互融通发展，并深入影响对方的理论提升的复杂过程。这两种理论思潮分别具有不同的理论根源、学理逻辑及侧重点，各自具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其理论观念的发展有着很复杂的社会、文化乃至意识形态背景，彼此衍生出了诸多理论支流。那么，它们是在何种意义上、在哪个层面上展开对话的？二者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对话？对这些问题的不同理解往往影响了对这两种理论思潮发展走向及特点的分析，因此，关于它们的理论对话，在哲学逻辑和学理层面上还有很复杂的内容需要认真辨析。 “形式主义”本身是一个涵盖范围较为广泛的概念，它既包含艺术和美学理论层面的意义，也包含文学批评层面上的意义。前者指20世纪初以克莱夫·贝尔和罗杰·弗莱等为代表的艺术和美学理论；后者则通常指20世纪以来以俄国形式主义、语义学派、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等为代表的注重文学语言和结构等审美形式研究的形式主义文论。形式主义文论由于受到“语言学转向”的影响，明显地表现出不同于形式主义美学与艺术理论的语义学批评内涵。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话，同时在美学和艺术理论层面及语义学批评层面上展开。形式主义美学和艺术理论重视审美形式所蕴含的美学价值，形式主义文论则从语言、形式、结构等层面进行深入细致的文学批评实践。它们都强调文学的基本审美感觉经验研究，这与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古希腊神话研究、人类学研究，以及关于“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等现实主义文学批评中所展现出来的审美关切是一致的，这是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话的基点。 托洛茨基曾说：“形式主义竭尽全力地在理论上把自己与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①这个判断曾使各种形式主义文论长久以来备受批评。但托洛茨基的这一观点不免有些以偏概全。实际上，形式主义文论内部在观念和方法上并非完全铁板一块、整齐划一。艾亨鲍姆在回顾形式主义文论的发展时说：“在形式主义者出现时，学院式的科学对理论问题一无所知，仍然在有气无力地运用美学、心理学和历史学的古老原则，对研究对象感觉迟钝，甚至这种对象是否存在也成了虚幻。”②艾亨鲍姆强调，正是由于发现当时的文学理论往往忽略对审美感觉经验的研究，他们才重视审美形式问题。这一点并不与马克思主义文论对立，相反，与马克思主义文论在美学方面的理论追求是一致的。在这个意义上，20世纪以来形式美学的崛起为马克思主义文论走出“历史决定论”的外在批评理论模式找到了一条路径。 按照托尼·本尼特的看法，形式主义最早的理论渊源有两方面，一是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二是康德美学的观念。③这两方面的理论渊源使形式主义研究具有浓重的现代美学意蕴，使之在理论发展的早期突出地强调文学批评内在的文本学研究特征，如兰色姆所坚持的：“如果一个批评家在诗的肌质方面无话可说，那他就等于在以诗而论的诗方面无话可说。”④但是，形式主义文论在发展过程中很快暴露出自身在理论取向上的缺陷。20世纪40年代以后，在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中，形式主义很快衰落。在美国，“结构主义还几乎没站稳脚跟，它的前景便化为乌有”⑤，特别是在“德里达领导的解构之兵，成功地攻占了逻各斯的巴士底狱”⑥之后，形式主义文论所苦心经营的种种批评实绩土崩瓦解，它最初的种种理论期望，如建立所谓的“文本科学”，也就难以实现。不过，就批评理论而言，形式主义文论的内在不足却不失为一种理论发展更新的契机，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话就建立在这种契机之上。形式主义文论的先天不足，使它具备了重新“历史化”的理论阐释空间。巴赫金、杰姆逊、阿尔都塞、马尔库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整合结构主义、符号学、意识形态批评等方面的理论成果，重新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诗学问题以及基于审美形式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批评理念，使审美形式研究不完全限定在文本自身的范畴内，强调审美形式研究具有某种沟通社会和历史的理论潜质，从而展现审美形式研究蕴含的“文本间性”特征。这代表了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话的主要理论成果。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话并不是一种单纯的继承或接受的关系，而是体现了不同批评方法的相互影响渗透，这也说明了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话离不开它们在哲学美学与理论逻辑上的一些基本的暗合之处，二者在不同语境中的理论与方法转换以及间离与呼应的关系，正是理论对话的基本形态。 二、审美之维：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话的理论路径 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理论对话存在着阐释上的多种可能性与路径。巴赫金的社会学诗学理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批评、杰姆逊的辩证批评与马尔库塞的形式批评，分别代表了这种理论对话的不同路径。 巴赫金在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话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他是最早将形式主义提到方法论层面而不仅限于语言技巧层面上来研究的文学理论家，同时，也是最早将形式主义文论的理论遗产进行批判性整合的批评家。在以沃洛希诺夫名义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中，巴赫金抛弃了索绪尔封闭的语言观念，强调语言符号的意义和反映的对象是一种“对话性”的生成关系，认为正确理解意义的生成机制，是语言的结构性转换发挥作用的关键。在后来的《文艺学中的形式方法》中，巴赫金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在文学史中已经得到运用，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诗学却没有产生，甚至至今仍没有出现。而且甚至没有人考虑过这一问题。”⑦他不认为语言存在着专属文学或日常生活固定领域的状况，提出语言的符号、结构和意义的作用的发挥有赖于说话者和倾听者之间的对话关系。巴赫金将语言的这种属性引向文学史以及文化史上关于文本的社会学阐释，探索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在承认一切思想现象包括诗学结构及其所有纯艺术性的审美形式都具有充分的社会意义的前提下，既消除形式主义方法对作品的盲目崇拜，又防止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诗学观念把文学变成某种意识形态的普遍形式，进而从整体社会文化语境入手，为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话建立了有效的话语联系。 正像托尼·本尼特所说的那样，“巴赫金不但被形式主义遗产深刻影响，而且重组了这份遗产，在将它们融合进自己的理论思考的过程中积极地影响和转变着形式主义的概念”⑧。巴赫金对形式主义文论最大的理论发展在于复活了语言学研究的社会语境，从而使形式主义文论走出了由诗歌语言、实用语言以及语言符号的结构性内涵所构成的封闭状态，为形式主义文论尽可能多地从社会关系语境中汲取对话性理论资源奠定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础，也为马克思主义有效地介入形式主义的语言学研究开辟了一条重要的道路。如果说，巴赫金的研究使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对话在理论的层面上成为可能，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则在批评实践层面上使这种对话变为现实。阿尔都塞、杰姆逊与马尔库塞在文学理论研究上的发展很大层面上就行进在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对话过程中。尽管他们在思想内涵与理论方法上差异甚大，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他们都是在佩里·安德森所说的“形式的转移”⑨中有所作为，从而实现了杰姆逊所说的“一种现代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应该能在形式本身之中证实它的机制”⑩。这既是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殊途同归的表现，也是现代西方文学理论发生重大理论转向的表征。 由于强调美学与文化研究特殊的时代症候和意识形态语境，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形式”概念的理解体现了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阿尔都塞就强调：“艺术作品与意识形态保持的关系比任何其他物体都远为确切，不考虑到它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特殊关系，即它的直接的和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效果，就不可能按着它的特殊美学存在来思考艺术作品。”(11)在他看来，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关键在于，要在科学的层面上实现意识形态视域与文本间的理论转换，他的解答方式是在文学艺术、意识形态和科学的本体意义之间搭起桥梁，展现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实践机制是如何既塑造意识形态又暴露意识形态的。在这个过程中，阿尔都塞没有忽视语言与审美形式的功能，可以说，语言和审美形式方面的考虑构成了他所坚持的文学艺术、意识形态和科学“三元关系”的重要理论支点。阿尔都塞的理论后来在法国的马舍雷、英国的伊格尔顿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影响广泛的“阿尔都塞学派”。在他们的研究中，借助语言问题，意识形态研究的审美形式转换特征非常明显。在意识形态批评以及“症候阅读”中，形式的踪迹在包含若干空隙/空白的非有机整体的文本中若隐若现。由此，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批评也成为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理论对话中一种具有理论先导性的观念。 杰姆逊在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话中的研究路径也非常明确。在被称作“马克思主义三部曲”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语言的牢笼》《政治无意识》中，他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马克思的辩证法观念、阿多诺的历史转义理论以及卢卡奇和萨特的学说作出了综合阐释。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全部运动，正是由表层到基础现实，从一种表面自主的客体到这客体证明是其一部分或接合部的更大基础的这样一种运动”(12)。他既对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整体性观念予以重视，又对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用言语和语言关系替代个别与整体关系的反历史主义原则作出了深入批评，其目的就是要复活一种基于马克思主义“内在形式”的“辩证批评”，并以此“协调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基本原理”(13)。杰姆逊所谓的“辩证批评”，是由形式走向历史的马克思主义“内在批评”，以及由历史走向形式“诠释学”的辩证运动构成的。由此，他在马克思主义和形式主义之间建立了复杂的理论联系，从他的形式“诠释学”中生长出的，是基于特殊微观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的“内部形式”概念。杰姆逊的辩证批评观念大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的理论对话进程。 阿尔都塞和杰姆逊都坚持把文本放到特定历史语境中去考察，在他们的阐释中，并不存在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对垒，而只存在形式主义与历史哲学的融合发展，由此，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话”才落到实处，即文本阐释的历史语境与文本“内在形式”的辩证批评运动，这正是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话所蕴含的思想能量。马尔库塞遵循的则是另一条审美形式本体研究的路径。杰姆逊强调的是一种从“外部形式”向“内部形式”运动的“辩证批评”，马尔库塞则干脆取消了这种“内部形式”的时间性和运动性，直接将审美形式上升为一种本体批评，强调以审美形式的本体功能构建艺术活动本身。在马尔库塞那里，无论是形式主义的语言学观念还是“陌生化”方法，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内部形式”概念，最终都演化成了一种形式本体，所以，他提出：“艺术正是借助形式，才超越了现存的现实，才成为在现存现实中，与现存现实作对的作品。”(14)艺术本体在于审美之维的构建，由于这一本体论设想，到了马尔库塞这里，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话实际上已经“终结”了。但“终结”并非预示着对话的消失，而是一种对话思维的重新阐释。 三、融通与超越：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话的理论意义 从巴赫金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杰姆逊、马尔库塞，他们都从不同层面吸收了形式主义有益的理论元素，使马克思主义批评得到发展。这种对话和发展改变了形式主义文论局限于语言文本研究的单一性理论困境，也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找到了与审美形式研究相融通的理论路径。巴赫金曾说：“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与形式方法是在它们共同的主要问题和最为迫切的问题——特性鉴定问题的基础上相遭遇并发生冲突的。”(15)形式主义文论所重视的文学语言、结构、句法、叙述等审美形式要素研究必然面临社会语境与意识形态批评的压力，而马克思主义批评要想避免偏重文学外部研究的理论责难，就得时时回望文学审美形式研究有哪些有价值的理论特质值得汲取，这两方面的辩证考虑最终指向的，正是巴赫金所说的文学研究的“特性问题”。巴赫金意义上的“文学特性”问题，并不意指一种封闭的形式观念，而更多地体现为文学作为社会文化整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美学阐释价值。在这个问题上，既要警惕传统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历史决定论”的弊端，更要避免形式主义的“方法论优先权”的尴尬。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对话正是呼应了这一深层次的问题，从而体现了一种深刻的理论反思意识。马克思主义批评将会更有效地根植在“历史”与“形式”缔结的文化“原形式”之中，这也正是巴赫金心目中理想的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批评”。(16) 从20世纪以来文学批评理论发展的角度看，经过了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话研究，“形式”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变得更加动态，文学研究中的“内外之争”问题也得到了有效的化解。这种理论对话的影响也提示我们，无论对马克思主义还是形式主义，都要超越以往那种单一性的理解方式和理论话语的阐述形式，当代马克思主义批评也不应满足于历史与审美的二元逻辑，而要积极寻求一种整体的文化视野与辩证批评观念，在更广阔的理论空间与更具理论启发的问题意识中彰显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把握审美文化现实的能力和品格。而对当代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建设而言，我们更应重视的是这两种理论思潮展现出的“对话思维”，从更辩证的方向把握具体的研究对象和理论问题。这种对话思维对马克思主义批评和形式主义文论都有着重要的价值，从马克思主义批评的角度看，正像托尼·本尼特所说：“如果我们着手开展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对话，重新发现形式主义丢失的遗产，那是因为我们相信这将是对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有积极意义的帮助，使其能够克服目前面临的一些困难。”(17)而形式主义文论更应感谢马克思主义批评给它带来的理论拓展，如果没有巴赫金、阿尔都塞、杰姆逊、马尔库塞等人对形式主义文论的批判性发展，形式主义也不会成为“当代最有影响的批评模式”(18)。 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话遵循了不同的理论路径，当然，理论路径的差异往往也显示出了不同的理论阐释方式，更提出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中诸多具体的新问题，比如形式的意识形态性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文本间性批评问题、形式本体问题以及审美意识形态批评方法与原则问题等。由于这些文学批评具体问题的出现，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批评方法与思想观念上也有着丰富的理论发展和理论阐释空间。以“对话思维”深入这种理论阐释空间，重申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话价值，对改变传统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一些缺陷具有重要的理论启发，同时，也有利于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在审美形式研究中找到与当下社会美学相互缔结整合的理论形式，进而能够以一种审美批判和文化探究的视角深入把握当代审美文化经验的走向与发展，这对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与建设无疑也是一种非常可贵的理论契机。正如托尼·本尼特所说：“没有必要‘要求’和‘创造’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话，这种对话已经进行。”(19) 注释： ①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刘文飞等译，第150页，外国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②艾亨鲍姆：《“形式方法”的理论》，茨维坦·托多罗夫编选：《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蔡鸿滨译，第2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③⑧(17)(19)托尼·本尼特：《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曾军等译，第16页，第79-80页，第81页，第80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④兰色姆：《纯属思考推理的文学批评》，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卞之琳等译，第108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⑤莫瑞·克里格：《批评旅途：六十年代之后》，李自修等译，第17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⑥马克·爱德蒙森：《文学对抗哲学》，王柏华等译，第125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 ⑦(15)(16)巴赫金：《文艺学中的形式方法》，邓勇等译，第45页，第54页，第54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版。 ⑨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等译，第65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⑩(12)(13)费雷德里克·杰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李自修译，第7页，第341页，第340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11)路易·阿尔都塞：《一封论艺术的信》，陆梅林编：《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第537页，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 (14)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李小兵译，第11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8)魏伯·司各特：《西方文艺批评的五种模式》，蓝仁哲译，第83页，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标签：形式主义论文; 巴赫金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辩证关系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辩证思维论文; 美学论文; 哲学家论文; 文学批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