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黎芳[1]2003年在《非农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性别分析》文中认为农村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是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我国非农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经历了建国后非农化的萌芽和改革开放后非农化的大规模发展两个阶段。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女性在非农转移中的步伐远远落后于农村男性。这种性别发展差距直接导致的后果是，随着非农化的发展，两性之间的利益差距会随着非农化的深入发展而进一步扩大，从而使农村女性群体重新陷入新一轮的发展资源匮乏，甚至被排斥在发展过程之外。这对于农村妇女的发展和非农化的进一步发展有着消极的阻碍作用。分析和探讨这种性别不平等出现的原因，并寻求促进非农化中性别平等发展的机制，对于农村妇女发展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文以性别分析为贯穿全文的主要分析方法，并以文献调查、定量分析和个案访谈为主要研究方法，从五个部分展开论述。第一部分，回顾了非农化的历史背景和发展历程。从建国后到现在的发展历程中，以改革开放为分界点，分为两个阶段，对两个阶段的非农转移进行性别分析，可以得知性别差异贯穿在两个阶段之中，并随着非农化的大规模发展而更加突出。第二部分，以改革开放后的非农转移为研究阶段，从社区内转移和社区外转移两个方面，对非农化进程中农村女性群体相对于男性的转移顺序和转移后的劳动性别分工进行研究，发现在非农转移中农村女性相对于男性的差距，这种性别发展差距正是性别不平等的体现。第叁部分，对于这种性别发展差距产生的原因进行了由浅入深的逐层剖析，提出其产生的直接现实原因是发展资源的性别不平等；而深层的社会文化原因，是决策因素中社会性别视角的缺乏，和传统社会性别观念的塑造和影响。第四部分，指出非农化中的性别发展差距损害着农村女性群体的利益和非农化的持续健康发展，危害着社会公正的实现。第五部分，从增强农村决策中的社会性别意识，加强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的文化建设，发挥现有妇女组织的支撑作用等方面，提出具体的对策和建议。 本文的特点有叁：一是，把非农转移依据地域分为社区内转移和社区外 转移，归纳出非农化过程中出现了叁类农村女性群体，并由此展开对现象 的描述性研究；二是，在解释性研究中，采用由表及里，层层深入的分析 方法，以此分析出两个不同层次的原因；叁是，把社会性别意识的缺失和 纳入，作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关键。 本文也简约出几个新提法：非农转移中的性别顺序、性别发展差距、发 展资源的性别不平等、发展资源匾乏。
王黎芳[2]2006年在《非农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性别分析》文中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是我国非农化进程的重要特征。运用社会性别的视角,分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过程中的性别转移顺序和劳动性别分工,可以发现这种性别差异是一种性别发展差距,而性别发展差距的实质是性别不平等的体现。这种性别发展差距危害农村妇女的利益和社会公正的实现,而且性别发展差距的存在有着直接的现实原因和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原因。
魏丹[3]2009年在《非农化背景下农村已婚女性家庭地位研究》文中提出随着经济社会的加速转型,农村非农化趋势加强。广大农村地区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尤其以男性劳动力转移为主,农业生产呈现女性化趋势。笔者关注在此非农化背景下福建龙岩农村地区已婚女性的家庭地位状况如何,其影响因素有哪些?围绕这两个基本问题,研究运用问卷调查、个案访谈、实地观察相结合的方法,描述该地区农村女性家庭地位的现状特征,探索家庭地位影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的形成机制,引入社会性别视角进行分析,初步得到以下研究结论:第一,农村女性家庭地位的特点。受家庭结构影响,代际权力淡化,家庭权力转向夫妻格局,并趋向平权化。女性在家庭中拥有一定的自主权和决策权,和丈夫共同享有财产权,拥有对家庭经济收入的支配权。经济发展条件下,女性从部分家务劳动中解脱出来。农村女性积极参与社会生产并成为农业生产的重要力量。家务劳动量受家庭生命周期影响,丈夫成为家务劳动有力的帮手。非农化水平不同家庭女性的发展自主权和部分家庭事务决策权有所差异。第二,影响农村女性家庭地位的因素包括个人、家庭和社会叁个层面。个人资源越丰富,个人社会性别观念越现代,女性在家庭中越处于有利的地位;家庭结构核心化简化了家庭关系,为女性提供了更自由和自主的空间;农村社区从夫居的主要居住方式制约着女性家庭地位的进一步提高;农村生产力发展不足和传统性别文化意识与农村社区亚文化影响制约了农村女性家庭地位的改善。第叁,社会性别理论分析结果。男性在家庭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表现为男性在家庭重大事务和家庭重大支出方面明显优势,女性仍然承担绝大多数家务劳动。第四,从“女性发展角度”提出改善女性家庭地位的途径,即发展社会生产力,培育先进性别文化,鼓励女性参与社会生产的同时提供缓解女性个人家庭压力的途径,通过教育和培训途径改变女性的个人资源劣势,正确评价女性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
谢方[4]2008年在《基于产业集群的农村非农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产业集群是提升产业竞争力的有效组织形式,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是促进农村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助推剂。纵观我国珠江叁角洲、长江叁角洲和环渤海湾地区,凡是集群经济发达、人民富庶之地,都是工业与城市的振兴之地,都是非农化的先行之地。在中央政府号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样的背景下,对产业集群与农村非农化之间的关系做深层次的研究,探讨基于区域产业集群成长的农村非农化发展途径,提出良好政策措施以加大产业集群对农村非农化的正面影响,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指导价值。文章的主要内容涉及叁方面:首先是以国内外学者以有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结合我国产业集群发展的实际,对产业集群形成机制、效应,农村非农化相关理论做以回顾与总结,为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次是对产业集群作用于农村经济发展、农民非农化、农村城镇化叁方面的机理进行了分析,并结合宏观统计数据和典型案例对其做出实证研究。最后基于农村非农化的视角对产业集群的治理与发展模式进行了探讨,并从政策层面上提出了若干发展措施。全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导论。本章主要阐述了本文选题的背景、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对国内外相关研究动态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评述,并对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论文创新之处作了说明。第二章,产业集群与农村非农化关系理论分析。本章是全文研究的理论铺垫。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产业集群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向我们展示了集群的六大特征,即空间集聚性、产业关联性、专业分工性、网络组织性、学习创新性、社会协作性。文章从生产要素、需求条件、产业氛围、环境条件、技术创新五个方面总结了产业集群产生与发展的条件,并且将产业集群发展的动力机制概括为压力机制、互补性机制、交易费用机制、知识外部性机制,尤其对我国农村地区产业集群的形成机制进行了分析。在已有的非农化的理解基础上,本文认为,农村非农化主要体现叁个方面,其一,农村经济发展。它主要体现在农村经济总量的增加,工业化水平的提升,叁次产业结构比例的合理化和高级化,特别是农村服务业的不断增长。其二是农民非农化。主要强调的是富裕农民的非农化,即富裕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致使这部分农民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转而从事与农业相关的农产品加工业、服务业、信息流通行业或其它工业制造业等等。富裕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最终结果是转移出去的和留在农业生产领域的两部分群体的收入得到不断改善与提高,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生活内容的丰富多彩,生活方式也逐渐科学化和健康化,更为深刻的转变将是素质素养提升,乡土意识的多元化转变等。其叁,农村城市化(农村城镇化)。城市化过程主要体现在城市人口的集中、闲散资金的集中、农田耕地的集中化,建设用地的节约高效,基础设施的完善系统等。综合看来,农村非农化涉及了经济、社会生活、政治文化的多方面转变。本章最后从经济与社会两个层面分析了产业集群促进农村非农化的效应。第叁章,产业集群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农村经济涉及农村农业经济、农村工业经济、农村商业经济等等叁次产业。因而农村经济的发展也就涵盖了农村各个产业层次的发展即农村农业、农村工业、农村第叁产业的发展,也就是说农村叁次产业按比例的协调发展。为达到农村叁次产业的协调发展,首先应当发展农村工业,与此同时,健全农村市场体系结构,完善其功能,培育农村商业、信息业等第叁产业的发展,以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使之逐步达到合理化和高级化,最终以工业来反哺农业,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发展。文章首先对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产业空间集聚现象进行概括性描述并对其原因进行解析。其次将农村经济发展的内涵概括为农村工业化水平的提升、农村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农村市场体系的健全叁方面。第叁,分别解析产业集群对农村工业化水平提升、农村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农村市场体系健全的作用机理。最后,为了更加具体和有针对性地分析产业集群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各种有效路径,笔者选取了陕西省户县渭丰乡纸箱产业集群为研究范例,进行了实证性地考察与分析。第四章,产业集群提升农民非农化水平的作用机理。通过对农民非农化、农民市民化、农民现代化的意旨的阐述,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市民化是非农化的一种方式,非农化涵义的外延要大于市民化;非农化是解决农业生产人口相对过剩的一种途径,非农化实质性的目的是要使从农业生产中转移出去的农民和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的生产、生活、价值观念更加高效、科学、健康,从而不断适应现代化社会发展,跟上时代发展的脚步。本文认为产业集群是使农民非农化进而实现现代化的有效模式。本章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指出农民非农化的实质,并且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民增收、农村人力资本的积累、生产生活方式与意识形态的转变四方面对集群促进农民非农化的作用机理进行了全面系统分析。最后利用浙江省市块状经济统计数据对产业集群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第五章,产业集群与农村城镇化的互动机理。产业集群这种有效的产业组织形式在自身发展壮大的同时,集聚了各种社会资源,如产业劳动力、资金、土地、信息、技术等,给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创造了条件,为城镇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产业的支撑,使城镇居民的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改善了居民的工作、生活、娱乐条件。首先,通过对产业集群在农村城镇化进程中所产生的各种集聚效应的分析,认为集群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农村城镇化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即集群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其对农村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作用越大。基于此,给出反应集群经济发展与农村城镇化增长关系的一般理论模型。其次,在研究产业集群发展对农村城镇化的作用影响时,笔者发现,某地区农村城镇化水平不仅受到产业集群发展的影响,还受当地政策环境因素的制约。产业集群发展程度制约着产业集中的程度和人口集中的程度。为此,本文设定五个变量即产业集群发展水平,政策环境因素,产业集中度,人口集中度,城镇化水平,并建立起五个变量间因果关系的路径模型图。再次,对产业集群与农村城镇化的良性互动关系机理进行深入分析。最后,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典型相关分析方法对产业集群与城镇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量化分析,得出有效结论。第六章,基于产业集群成长促进农村非农化的相关措施。只有在良性的协调关系与相对完善的运作机制下,集群才能产生正的外部经济效益,创造更多的集群剩余。通过大批学者对我国农村地区产业集群发展过程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出由于技术负外部性而导致的各种问题影响了农村产业集群的持续发展与创新,进而影响了农村非农化的进程。为此,文章将基于产业集群成长,提出了若干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农民非农化、农村城镇化的措施。
张银银[5]2015年在《农户非农化对农地流转决策的影响研究析》文中研究指明土地和劳动力是乡村发展的两大要素,也是乡村改革的主要着力点。保证这两种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是使其合理配置、充分利用,发挥更高效率的必然选择。当今我国乡村正发生着的劳动力大规模从农村和农业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以及农地流转现象,就是很好的验证。理论和实践均证明了乡村家庭非农化(尤其是劳动力非农化)会增加农地流转需求;同时乡村农业现代化的推进也指出要走农地流转这一路径。因此,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当前乡村发展的突破口在于农地流转。然而在实践中,随着农户就业的多元化,农地流转多以不规范的方式发生着,农地资源不能有效集中,农地流转滞后于非农化,不利于乡村发展。因此,本研究以农地流转为主题,以农户非农化为切入点,以苏北地区农户为样本,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深入研究农户非农化对农地流转的影响,辨别对农地流转决策产生显着影响的农户非农化因素,把握其具体的影响方向、程度以及机制,为积极引导农地流转,实现农业现代化以及乡村发展提供依据。现有文献多侧重于对农户非农化和农地流转各自系统的研究,对于两者的综合研究较少,尤其是两者的内在作用机制研究更少,以宏观视角为主,且缺乏一定的系统性与针对性。农户作为有限理性"经济人",其决策是在众多约束条件下的最满意的选择,而不是绝对效益上的最优,因此动机决定其决策。本研究从动态的、微观的视角构建农户"动机—行为"决策逻辑变迁路径,并作为理论分析框架。发现农户的生产动机遵循"生存型→利润型→质量型"更替跃进规律,其决策基础逐渐由家庭分工向社会分工转变,生产目标上将出现农业与非农业的分化,最终实现高水平的专业化。农地流转决策包括流转方向决策与流转模式决策。流转方向指的是农户是转出、转入还是不参与农地流转;流转模式则指农地流转交易活动的具体实施方式,包括交易的主体、规模、交易费用、形式等。农地流转是诸多宏观和微观要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借鉴相关基础理论及现有研究,本研究认为农户在流转模式的选择上更多是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诸如交易双方的协商、市场租金行情、交易成本等),而在流转方向上,则以农户的主观决策为主。因此,本研究构建农户非农化的程度、主体、空间和质量四大非农化因素对农地流转方向决策影响的Logistic模型,剖析农户非农化对农地流转方向决策(转出、转入以及不参与)的影响情况,同时归纳总结样本区域农户在非农化下催生的农地流转模式,得到如下结论:(1)农户劳动力完全非农化对农地流转具有显着影响,劳动力的兼业化对农地流转影响不确定,非农历史对转入行为具有显着正相关性;(2)男性劳动力的非农化显着促进农地转出;(3)非农化的经济质量显着影响农地流转;(4)非农化空间对农地流转影响不显着;(5)现状流转模式不利于农业现代化,样本区域存在四种具体模式:①村委会介入的"反租倒包"模式、②农户主导的承包地向大户流入的"大户"模式、③农户委托代耕的"人情"模式以及,④主干家庭内老人耕种的"父辈"模式,以"人情模式"和"父辈模式"为主。(6)现状非农化农户的决策动机以非农业的经济追求为主。
王黎芳[6]2006年在《非农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性别分析》文中认为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是我国非农化进程的重要特征。运用社会性别的视角,分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过程中的性别顺序、劳动性别分工和非农职业收入的性别差异,可以发现这种性别差异是一种性别发展差距。这种性别发展差距危害农村妇女的利益和社会公正的实现。性别发展差距的形成有直接的现实原因和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原因。直接的现实原因是发展资源的性别不平等;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原因是决策过程中缺乏社会性别意识以及传统性别观念的塑造和影响。
葛晓巍[7]2007年在《市场化进程中农民职业分化及市民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农民市民化的过程一般要经过叁个阶段的演变：首先是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由此逐步形成了日益细化和清晰的社会分工和职业分化，产生了新的农民和农村阶层；其次是实现向城镇的流动，寻找合适的发展机会；最终是落户城镇，实现人口迁移和市民化。当前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较多的劳动力走过了第一步，少数地区走过了第二步，对于第叁步，因我国特有的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的限制，往往难以完成，只有极少数融入城市生活主流，实现了真正的市民化，即放弃土地承包权，落户城镇。农民的市民化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人成功，有人失败，那么，其内在的原因是什么?虽然在理论上，发展经济学对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劳动力转移和乡城人口迁移问题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我国的具体状况与发展经济学经典理论背景有着重大的区别，国内学者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民阶层分化和农民市民化有极为丰富和深入的研究。不过将农民市民化这一整体进程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将针对这一过程中的不同群体进行分析，从职业分化的角度，尝试着回答上述问题，并期望能够探索一条适应中国国情的劳动力转移道路。本文的研究主要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文献综述，包括第二章。这一部分首先回顾了经典的劳动力流动理论和社会分层理论，然后从五个方面叙述了中外学者对我国劳动力流动和社会分化相关问题的研究。通过文献综述，我们发现，我国的劳动力流动依然处于钟摆式的流动；从影响其流动的因素看，主要集中于微观个体的因素，但针对不同的流动主体，所得的结论又不一致。从研究的内容看，现有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探讨如何配置劳动力资源，而停留在农民在农业与非农职业之间的转移方面，而在社会学领域，则主要集中在农民的分化和在城市从事非农职业农民的生活状况方面，将农民流动作为一个整体的研究还较少见。第二部分，是对农民职业流动的一个整体概述，为文中的第叁章。在这一部分，首先探讨了农民的初职、现职和未来职业的选择情况，考察了农民职业的流向和对农民从事职业结构的影响。同时对农民在职业流动过程中的转换工作次数、从事工作的时间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农民首先进入农民工和雇工行列，经历了一个过渡期后选择第二个非农工作趋于稳定并且此工作的职业声望也较高。这个过程中，农民工和雇工是农民向高声望职业转移的中转站。总的来看，职业的流动使得农民从事非农职业的结构向合理的“橄榄型”发展。第叁部分，针对农民选择非农职业的情况、选择非农职业农民的进一步分化意愿以及已经定居城镇农民的决策这叁个阶段的样本的特征、农民进行决策的原因(包括：选择非农职业、回流、在城镇定居)、影响各阶段决策的因素进行了分析。这一部分包括文章中的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第四章，研究了农民脱离土地后的非农职业选择的相关内容。分析结果表明，户籍制度是影响农民从事非农职业的主要因素。户籍制度松动前后，农民从事职业的结构、选择非农职业的渠道均有不同。增加收入并涉及到赚钱娶妻和为以后发展积累资金等是农民外出从事非农职业的主要目的。阻碍农民从事非农职业的原因主要为自身的家庭状况，父母和孩子需要照顾在所有因素中最为突出，而城里人歧视外来人并不能阻碍农民外出从事非农职业。第五章对部分人员的回流状况和没有回流的人员是否想在城镇定居的意愿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回流后选择的职业与回流前从事的职业有显着的相关关系，但回乡投资并不是回流的主体。重新选择经营农业的原因和一直从事农业生产的原因相类似，父母和孩子需要照顾的原因表现较为突出。对定居意愿有显着影响的变量有地区、是否有入伍经历、家庭类型和受教育的年限及年龄。较高年龄段的人员，表现出了强烈的在城镇定居的愿望。这是因为，年龄较长者已经有了一定的财富和经验的积累，也具备了在城镇定居条件。第六章，对从事非农职业农民定居城镇的决策进行了讨论。在城镇定居的样本的特征表明，定居者年龄较大，并有一定的资本和社会关系积累，他们的文化水平较高。在对定居影响的因素中，性别、文化水平、在回流前的婚姻状况、社会关系、职业经历和户口等因素的影响表现显着。对于职业经历来说，从事职业为农民工、个体工商劳动者农村管理者和私营企业主在城镇定居的概率较高。从定居城镇样本从事的职业来看，有约1／3的样本都有私营企业。因此，收入高已经不是从事非农职业的农业定居城镇的主要原因，相对应地追求生活上的高标准和获得教育机会，才是从事非农职业农民定居城镇的目标。本章最后还对定居城镇农民的社会融入问题做了简单的分析。第四部分，是本文的结论和政策含义，为第7章，主要是对本文的研究结论进行总结，指出结论的政策含义。
何小凡[8]2008年在《非农化进程中农村已婚妇女的就业选择及影响因素》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非农化是当前我国社会转型的一个显着特征。在这一进程中,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各项制度的不断改善,农村劳动力有了更加广泛的就业选择空间,就业结构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然而,不同性别之间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对此,以往的研究给出了合理的解释。尽管已有的各类研究都从不同角度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性别差异进行了分析,但所关注的主要为是否从事非农工作或迁移与否的行为。事实上,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结构变化不仅表现为非农就业人数的持续增加,兼业化程度也呈现出上升趋势。对于农村女性而言,未婚与已婚也存在很大差别。已婚农村妇女由于受到家庭分工、劳动力市场的性别选择及外出就业心理成本等因素的影响,就业决策不仅要以家庭效用最大化为目标,而且面临更多的约束条件。因此,研究已婚农村妇女的就业选择及影响因素,不仅是对以往研究的进一步补充,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江苏省较早的农地制度改革与近年来实施的新型户籍制度,进一步打破了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为城乡之间人口和要素的合理流动疏通了渠道。在这种制度约束相对弱化的情况下,江苏省内具备了较为宽松的就业政策和环境,制度以外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以及区域特征对已婚农村妇女就业的制约作用更加明显。此外,江苏省苏南、苏中、苏北的经济水平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分别代表着较发达、中等发达和欠发达地区,通过研究江苏省并由此得出的结论将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本文以江苏省农村地区已婚妇女的问卷调查为基础,以家庭效用最大化为理论依据,利用多元Logistic模型,对农村地区已婚妇女的就业选择进行了计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农村已婚妇女就业选择的过程中,丈夫的就业选择对已婚妇女的就业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已婚妇女接受培训的类型、受教育程度及其对相关法律的认知程度对就业选择也有显着影响,总体而言,接受培训类型越倾向于非农类培训、受教育程度及认知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妇女的兼业和非农就业;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当地拥有工业企业个数越多、非农就业机会越多,越有利于妇女的兼业、非农就业,但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非农化与城市化的滞后,当地工业企业的发展与妇女的非农就业成负向关系;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年龄已不是制约妇女做出何种就业选择的重要因素,而在欠发达地区,年龄越轻的妇女越倾向于从事兼业和非农就业;家庭人口的多少、家里是否有幼小或读书的孩子需照顾不是影响妇女就业选择的重要因素,且这种影响存在地区差异。基于以上结论,结合地区实际情况,本文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童玉芬, 朱延红, 郑冬冬[9]2011年在《未来20年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的潜力和趋势分析》文中研究指明农村劳动力非农化是城市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学术界对此研究很多,然而由于对农村非农化劳动力的概念以及基本数据等方面存在不统一等问题,因此一些基本研究存在较大的争议,而关于未来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的潜力则缺乏专门的系统定量研究。本文通过未来农村劳动力人口的变动预测、农业劳动力需求预测以及劳动力非农化转移的趋势分析及综合比较,测算了中国未来20年内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潜力,研究发现,未来中国农村每年农业剩余的劳动力规模将逐年减少,到2030年农村剩余总的劳动力将在1亿～2.5亿之间。而近期内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存量还有一定的增长空间,但因为其在今后10年内将超过总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潜力,从而增长将会趋于停止,同时农村剩余的可供转移的劳动力也将在5～10年内趋于零。
周春芳[10]2008年在《非农化进程中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性别差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实际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了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中的性别差异,从经济视角分析了这种差异存在的原因,并提出了增加农村女性人力资本投资的路径。
参考文献：
[1]. 非农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性别分析[D]. 王黎芳. 中共中央党校. 2003
[2]. 非农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性别分析[J]. 王黎芳. 甘肃理论学刊. 2006
[3]. 非农化背景下农村已婚女性家庭地位研究[D]. 魏丹. 华中农业大学. 2009
[4]. 基于产业集群的农村非农化研究[D]. 谢方.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8
[5]. 农户非农化对农地流转决策的影响研究析[D]. 张银银. 南京大学. 2015
[6]. 非农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性别分析[J]. 王黎芳.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7]. 市场化进程中农民职业分化及市民化研究[D]. 葛晓巍. 浙江大学. 2007
[8]. 非农化进程中农村已婚妇女的就业选择及影响因素[D]. 何小凡. 南京农业大学. 2008
[9]. 未来20年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的潜力和趋势分析[J]. 童玉芬, 朱延红, 郑冬冬. 人口研究. 2011
[10]. 非农化进程中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性别差异研究[J]. 周春芳. 农村经济.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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