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杨度民国初年的君主立宪主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君主立宪论文,民国初年论文,杨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89X(2003)01-0061-05
杨度是民国初年政坛上为人注目的人物。他力倡君主立宪政体，组织筹安会，效劳于袁世凯的洪宪帝制活动，故梁启超把杨度等人的筹安会活动斥之为“鬼域出没”[1]；袁世凯洪宪帝制活动破灭之后，杨度被作为“帝制祸首”通缉、惩办。由于上述原因，对杨度民国初年的君主立宪主张史学界无不予以全盘否定。把杨度或称之为“帝制余孽”，或视之为“投机善变”。对于杨度在民国初年力倡君主立宪说究竟如何给以实事求是的评说呢？笔者认为不能全盘否定。拙文冒昧重评民国初年杨度的君主立宪主张，不妥之处，祈盼时贤匡正。
对于杨度的君主立宪主张的评论，离不开对其提出该主张动机的考察。
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杨度在共和立宪政体确立四年后又重提君主立宪说呢？有的论者简单地归结为袁世凯的“指使”、“授意”。其实，杨度力倡君主立宪说，既有政治上的原因，更是他忧国忧民的反应。早在筹安会成立前的四个月，即1915年4月杨度撰写了《君宪救国论》一文。在这一篇文章中，杨度以“答客问”的体裁，系统表露了他的“君宪救国”思想。文章开头有这样一个对话：
客有问于虎公（杨度自号——引者）曰：“民国成立，迄今四年，赖大总统之力，削平内乱，捍御外侮，国以安宁，民以苏息，自兹以往，整理内政，十年或二十年，中国或可以谋富强，与列强并立于世界乎？”虎公曰：“唯唯否否，不然。由今之道，不思所以改弦而更张之，欲为强国无望也，欲为富国无望也，欲为立宪国亦无望也，终归于亡国而已矣！”[2]
接着，杨度逐一分析论述“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国无望”的理由。杨度正视了袁世凯统治下的中国国内“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的种种现状，认为只有实行君主立宪政体才能救国。他指出：“平言之，则富强、立宪之无望，皆由于共和；串言之，则富强无望，由于立宪无望，立宪无望，由于共和。今欲救亡，先去共和，何以故？盖欲求富强，先求立宪，欲求立宪，先求君主故也。”[2]（第569页）杨度的结论是：“非立宪不足以救国家，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立宪则有一定法制，君主则有一定之元首，皆所谓定于一也。救亡之策，富强之本，皆在此矣。”[2]（第573页）
诚然，杨度对袁世凯统治下出现的种种问题，是非判断未必完全正确；把由于袁世凯种种倒行逆施造成的恶果归咎于“共和”，有失偏颇。但是，出于求中国富强之术，求中国救亡之途，重新提出“君宪救国”说，不能说是毫无意义的，更不能说是反动的。以“救国”为动机，提出某种救国主张，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多少应给予某些肯定。
1915年8月，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六人发起组织筹安会。在筹安会的宣言书中，再次表达了杨度等人力倡君主立宪政体的救国动机。宣言书中称：“我等身为中国人民，国家之存亡，即为身家之生死，岂忍苟安默视，坐待其亡？”[3]
杨度的“君宪救国”说在遭到社会舆论一致批驳之后，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1915年9月7日，有人询问杨度对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有何看法时，杨度表示：“予之宗旨非立宪不能救国，非君主不能立宪，虽举国反对，予必一人坚持，无论何种利害祸福皆非所计。若反对仅出于文字语言，更不必计较。”[4]
有的论者认为杨度在洪宪帝制前之所以如此表现，是因为他“追求个人权势”[5]，否定他的救国动机。我认为，这种评说并不完全符合杨度当时的思想实际。这一点，在帝制取消后的1916年5月1日，杨度与《京津太晤士报》记者的谈话是最好的说明。如果杨度确是为了“追求个人权势”而力倡君主立宪说的，那么，在袁世凯帝制破灭后他必然会改变自己的说法，或承认自己的错误，或把责任推向袁世凯，以求得宽大处理。但他一如既往，坚持“君宪救国”说，且“态度安闲，词意坚决”[6]。杨度对记者说：
政治运动虽然失败，政治主张绝无变更。我现在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之一人，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减。十年以前，我在日本，孙、黄主张共和，我则著论反对。我认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药石，人民讳疾忌医，实为国家之大不幸。……除君宪外，别无解纷已乱之方。……梁任公是我的老同志，他一变再变。……国体问题，我应负首责，既不委过于人，亦不逃罪于远方。……报载我已‘窜’，你看我窜了否？俟正式政府成立，我愿赴法庭躬受审判。……且退一步言，政见不同，亦共和国民应有之权利。[7]
1917年7月张勋复辟大清帝国，杨度致电上海《时报》及孙中山等人，一方面反对张勋复辟清帝，一方面再一次表露他“君宪救国”思想。他说：“度认公等所为，与君主立宪精神完全相反。如此倒行逆施，徒祸国家，并祸清室，实为义不敢为。……所可痛者，神圣之君宪主义，经此拳匪牺牲，永无再见之日。度伤心绝望，更无救国之方。”[8]
也许有人会说，杨度等筹安会六君子“救国”言论是官样文章，不足为训。笔者认为，杨度、严复等人救国理念是真诚的。就拿杨度来说，他早年留学日本，在留学期间，广泛结交革命人士，并与孙中山讨论过救国方案。1904年回国后投身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1907年在日本创办《中国新报》，鼓吹君主立宪救国主张。在晚年，他怀着救国救民的革命热情，投身于火热的反帝反军阀斗争，并在周恩来的批准下加入中国共产党。毋庸置疑，杨度真诚的救国思想是一贯的，而民国初年的“君宪救国”说及其“筹安”活动，反映了杨度虽有救国之志，但无救国之方，更无救国之效。
由上可知，民国初年，杨度提出并企图推行救不了国的救国方案——“君主立宪”政体。但我们不应该因其救国方案救不了国而一笔抹煞其“救国”之志。
杨度力倡君主立宪说，是基于对中国国俗民情的认识和判断。对此，我们不能绝对地说杨度力倡君主立宪毫无客观依据。
在洪宪帝制前，杨度无论在文章、谈话或在筹安会宣言、通电中，都一再强调共和立宪政体不合中国国俗民情，适合中国国俗民情的政体只能是君主立宪。在发起筹安会宣言书和通电中都这样指出：“我国辛亥革命之时，人民激于情感，但除种族之障碍，未计政治之进行，仓卒之中，制定共和国体，于国俗民情之适否，不及三思。”[3]（第585页）在1915年8月的一次谈话中这样指出：“共和成立太骤，并未听国民之自由研究，而以少数人之武力成之，实于我国历史及国俗民情甚多不适，将来能否维持永久，若不能维持，将有何等祸乱，皆为极重要之问题。”[9]
这里，杨度既认识到辛亥年间，在革命的推动下，在当时复杂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特殊历史条件制约下，在推翻以满族为主体的清王朝统治后，建立共和立宪政体的不可避免性，又指出了在近代中国国俗民情下建立共和立宪政体不能持久性。这种看法是颇有见地的。
应该承认，杨度从研究中国国俗民情入手，探索何种资产阶级政体符合中国实际，这是科学的态度。在这一点上，杨度比此时的梁启超要高一筹。
在杨度看来，中国的“历史与国俗民情”不适宜在中国实行共和主宪政体。杨度所认识的中国国俗民情主要集中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国民文化素质低下，国民普遍缺乏民主意识，缺乏参与政治意识。
杨度认为：“中国人民，程度甚低，当君主时代，当兵者常语曰：‘食皇家饷，为皇家出力耳’。今虽去有形之皇家，代以无形之国家，彼不知国家为何物，无可指实，以维系其心。”[2]（第567页）又说：
共和政治，必须多数人民有普通之常（道）德常识，于是以人民为主体，而所谓大总统行政官者，乃人民所付托以治公共事业之机关耳。今日举甲，明日举乙，皆无不可，所变者治国之政策耳，无所谓安危治乱问题也。中国程度何能言此？多数人民不知共和为何物，亦不知所谓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诸说为何义？骤与专制君主相离而入于共和，则以为此后无人能制我者，我但任意行之可也。其枭桀者则以为人人可为大总统，即我亦应享此权利，选举不可得，则举兵以争之耳。[2]（第568页）
杨度基于这种国俗民情的基本认识，认为民国初年中国只能采取君主立宪政体。
笔者认为，20世纪初年，中国绝大多数国民缺乏文化教养，缺乏民主意识，缺乏参与政治的意识，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也确实是中国的民情之一。当时中国真正懂得共和是何物的人是极少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多数即使留过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共和真谛的了解亦是皮毛。就是像孙中山这样的先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一个时期把“共和”仅仅理解为保存一个《临时约法》，维持一个国会。孙中山先生不是曾为争到形式上的“共和”而发起了要求段祺瑞恢复《临时约法》的护法运动吗？孙中山的共和观念不过如此，更不要说中国普通老百姓了。事实上，当时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不懂也压根儿不想去懂共和是何物，不管你中央实行共和立宪还是实行君主专制，老百姓不去过问，漠视国家政治，考虑的是如何谋生。就是当时震惊全国的袁世凯洪宪帝制活动，各地老百姓也漠不关心。据当时几个外国人在中国实地了解，中国的老百姓没有参与政治意识。在陕西，“没人对袁世凯恢复帝制当皇帝这事感兴趣，他们关心的是赋税不断增加以及如何谋生”[10]。在山东威海卫，“这些地区的人民对北京的政治，丝毫不感兴趣，总统上升到皇帝这事，一点也打不动他们”[11]。
毋庸讳言，在20世纪初年的中国，国民普遍无文化，缺乏民主意识，缺乏参与政治的意识。而文化素养的提高、民主意识与参政意识的提高，不是一两次暴力革命所能奏效的，必须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不断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准才能实现。沙滩上建不成高楼大厦，文盲充斥的国度里确立不起共和立宪的政体。平心论之，20世纪初年的中国，是实行不了共和立宪的政体的。以往不少论者对于一说到近代中国国民“缺乏民主意识，缺乏参政意识”，就斥之为污蔑、丑化中国人民。这太感情用事了，采取不承认主义并不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说：既然如此，孙中山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错误的选择，辛亥革命也是没有必要的了。这是一种机械的逻辑推理，是不可取的。笔者认为，在辛亥年间特定的阶级斗争与国内民族矛盾的条件下，在推翻清帝后只有选择资产阶级共和立宪政体。我们不能不切实际地要求以“反满”为口号的革命派在推翻清帝后，再拥立一个满族皇族成员为皇帝，实行君主立宪政体。所以，可以这样说，资产阶级共和立宪政体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选择，是符合当时政情的选择，但又是一个脱离中国国俗民情的尴尬选择。这种尴尬选择，也是20世纪初年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最佳选择。我们这样评说这段历史，无损于辛亥革命的历史功勋。
第二，“定于一”的传统观念。
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历史的国家，皇帝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国家一切政事定于皇帝一人。“定于一”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它是儒家“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说教的概括。“定于一”的政治思想，经过几千年来的潜移默化，在国民思想中形成了“定于一”的观念。
民国初年赶走了皇帝，从美国移植进“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在这历史的一刹那，结束了“定于一”，来一个“三权分立”，这对于绝大多数中国国民，包括像严复这样的中西学问深厚的先进的知识分子来说，是难于接受的。“定于一”观念，是中国国民传统和现实的政治心理，无疑也是中国的国俗民情之一。
根深蒂固的“定于一”观念，不是一朝一夕能破除的。在国民“定于一”的观念之上确立一个“三权分立”的体制，无疑是不能长期存在下去的。因此杨度强调，只有顺应国民“定于一”的观念，建立“定于一”的君主立宪制，才能达成“国本既立，人心乃安”[2]（第571页）。
民国初年，尽管在表面上在思想界进行过“定于一”与“三权分立”两种思想的激烈争论，但是，可以这样说，那些主张“三权分立”的人，其思想深处仍或多或少地保留着“定于一”的观念。就拿孙中山来说，二次革命后，他逃亡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他规定所有党员都要绝对服从孙中山一个人；在后来的护法运动中，孙中山力主建立以他为大元帅的大元帅制军政府，一旦改为总裁会议制军政府，他成为七总裁之一，便愤而辞去。这些做法，尽管有其他种种政治原因，但不能不说“定于一”的观念无形地制约着孙中山。
由此可见，在民国初年，结束封建专制统治以后，建立一个带有过渡性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政体，是比较适合于国人“定于一”的观念。
第三，“思安望治”观念。
思安望治观念可说是人类普遍存在的观念，但中国百姓尤为强烈。这种观念植根于封建社会的耕织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观念也是民国初年中国国俗民情之一。
杨度认为，中国老百姓有强烈的“思安望治”观念。顺应“思安望治”观念，国家政治体制上必须采取“君主立完”制。他说：实行共和制，竞争国家元首，“国家永无安宁之日”；“元首有一定之人，则国内更无竞争之余地”；“予以为不改君主则已，一改君主，势必成立宪。共和之世，人人尽怀苟安，知立宪亦不能免将来之大乱，故亦放任而不为谋。改为君主以后，全国人民又思望治，要求立宪之声必将群起，在上者亦知所处地位不与共和元首相同，且其君位非由帝制递禅而来，乃由共和变化而成者，非将宪政实行，无以为收拾人心之具，亦不能不应人民之要求也。且既以君主为国本，举国上下必思安定国本之法，则除立宪又无他术。”[2]（第571页）
杨度还以近世一些共和制国家因竞争总统而带来国家战乱，更坚定了他的“君主立宪”主张。他说：“近者南美、中美二洲共和各国，如巴西、阿根廷、秘鲁、智利、犹鲁卫、芬尼什拉等，莫不始于党争，终成战祸。葡萄牙近改共和，亦酿大乱。墨西哥自爹亚士逊位，党魁拥兵互竞，胜则据土，败则焚城，卒至五总统并立，陷国家于无政府之惨象。我国亦东方新造之共和国家，以彼例我，岂非前鉴。”[12]
有趣的是，梁启超反对改变共和政体，也出自“思安望治”观念。梁启超认为，袁世凯已成为终身大总统，并制定了总统继承法，国家能长治久安。他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中这样写道：“主张变更国体者最有力之证据，则谓当选举总统时易生变乱。……今幸有兹事既得有比较的补救良法，盖新颁之大总统选举法，事实上已成为终身总统制，则今大总统健在之日，此种危险问题自未有发生，所忧者乃在今大总统千秋万岁后事耳。……现行大总统选举法，规定后任大总统应由前任大总统推荐，预书其名，以藏诸石室金匮。使今大总统一面崇闳其功德而巩固其威信，令国人心悦诚服，虽百世之后，尤专重其遗令而不忍悖；一面默察将来易于酿乱之种子在何处，思所以预防维而消弭之，……更一面慎择可以托付大业之人，试以大任以养其望，假以实力以养其威，金匮中则以其名居首，而随举不足重轻之二人以为之副而已。如是，则当启匮投票之时，岂复有丝毫纷争之余地？代代总统能如是，虽行之数百年不敝可也。”[13]
杨度注重“思安望治”的民心，企图通过君主立宪政体，既结束封建专制统治，又避免共和制下因竞争总统而带来的战乱，此种考虑不能说是毫无道理的。杨度当时还预言，如果中国不改共和政体，那么，“此中国竞争大总统之战乱，必致数年一次”[2]（第567页）。这一预言为以后的历史证实。袁世凯帝制破灭后，中国虽然维持了形式上的“共和”政体，然而各派军阀政治集团为争夺大总统职位，内乱、战争频频发生。而梁启超认为：辛亥八月以来政治制度方面发生多次微小变化，已造成“全国民彷徨迷惑，莫知适从”；而今变更政体，更是“无风鼓浪，兴妖作怪”；目前，袁世凯已为终身大总统，并推荐继任大总统，此法已是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万全之策。梁启超这些想法似乎太天真幼稚。前些年来有些论者撰文赞颂民国初年梁启超维护共和如何坚决，似乎有拔高之处。
从杨度认识到的中国国俗民情三个方面来看，中国不宜实行共和立宪制，较宜实行君主立宪制。民国以后三十多年中国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资产阶级共和国道路在中国行不通。既然如此，作为当今的史学工作者，如能冷静地思考历史，我想不会全盘否定当年杨度君主立宪政治主张，至少对他的救国动机和从国俗民情出发研究问题这两点不应全盘否定。
有的论者认为，杨度组织筹安会，力倡君主立宪，这是复辟倒退。是的，我也认为对搞复辟倒退的人不应作肯定的评价。但是，笔者认为：君主立宪与共和立宪同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体，两者无本质的区别。在“共和立宪”名存实亡的情况下，作为忧国忧民的中国知识分子重新提出“君主立宪”问题亦未尝不可。即使把共和立宪制改为君主立宪制，也不能简单地视为复辞倒退。当然，我也承认“君主立宪”制与“共和立宪”制虽同为资产阶级政体，但共和立宪比君主立宪的民主程度高一点。然而，美国式的共和制确实不适合20世纪初年的中国国俗民情。不适合中国土地生长的东西偏要移植过来，这不免太为难这块土地上辛勤劳作的四万万中国人民了。
笔者认为，杨度在民国初年救国动机及注重中国国俗民情而力倡君主立宪有可取之处。但是，笔者认为把“君主立宪”主张直接效劳于袁世凯的洪宪帝制是不可取的，应予否定。也就是说，君主立宪主张已脱离民国初年的政情。脱离民国初年阶级斗争实际的君主立宪主张是必然失败的。
民国初年的政情是什么呢？概而言之，袁世凯为确立其反动独裁统治，对外出卖国家权益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对内打击、铲除异己政治势力，加紧对人民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正如黄兴所说的那样：袁世凯政权“内虐人民，外媚强敌；威权所有，公理无存。横暴奸邪，祸我邦国，抑何酷也”？[14]如此倒行逆施，袁世凯不仅不能充当“君主立宪”政体下的皇帝，连共和制下的大总统也没有资格再担任下去。基于这种政情，全国人民的任务不是将“共和立宪”改为“君主立宪”，而是拿起革命的武器，尽快结束袁世凯的反动统治。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基于对民国初年的政情的认识，进行二次革命、护国运动，代表了近代中国革命的发展的方向。
作为“君主立宪”论者的杨度，把袁世凯倒行逆施所造成的社会问题片面地归咎于“共和”政体，从而把君主立宪主张实施于袁世凯政府，严重脱离了中国的政情。杨度的“君主立宪”主张，直接效劳于袁世凯的洪宪帝制，为全中国人民早已兴起的反袁斗争火上加油。杨度直接效劳于洪宪帝制，成为当时舆论界攻击的主要对象，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杨度组织参与筹安会活动，为袁世凯称帝起了摇旗呐喊、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错误。但我们认为杨度这一错误是认识问题，是一时迷失政治方向的错误。那种把杨度和袁世凯绑到一起，从而称其为“帝制余孽”，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应有的态度。
杨度以“君主立宪”救国之动机，引出了乱国、祸国之后果，这是他始料未及的，这也是旧中国怀有救国救民之志的知识分子的悲剧。杨度民国初年活动告诉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光有救国的动机，没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指导，救国的目的是达不到的。1919年五四运动后，杨度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他的救国思想和救国活动进入了新的阶段。
收稿日期：2002-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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